《美国8大名案》 第1章 01赫普曼有罪 初春三月的新泽西州乡间，乍暖还寒。尽管有母亲安妮和保姆蓓蒂的悉心照料，一岁零八个月的小查尔斯·林勃还是感冒了。小查尔斯是查尔斯和安妮·林勃夫妇的长子，昵称查理。这天天刚擦黑，两个女人给查理喂过药便哄他早早地睡了。她们在查理的法兰绒内衣外面又套了一件连衣裤，再盖上厚厚的绒毯。为防止孩子夜里蹬开被子，她们用别针把绒毯别在床垫上。外面下着大雨，蓓蒂关好了两扇窗户，可不知什么时候墙角那扇窗户的窗闩坏了，安妮过来帮着蓓蒂一起关也没关上，只好随它去了。安妮在7点半回到起居室，一边继续写作，一边等丈夫回家。她自小就想当一名作家。蓓蒂又在查理的房间里忙活了一阵，于7点50分左右离开。 8点5分，查尔斯·林勃上校回到家里。晚饭后夫妻俩来到起居室。大约9点半左右，查尔斯觉得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他对安妮说：“我好像听见了木头断裂的声音。”但谁也没有出去察看。也许是风雨刮断了树枝吧，这事以前发生过。 10点，安妮上楼沐浴准备就寝。蓓蒂来到查理的房间插上电热器。她感觉那屋里异常的安静，因为她没有听见查理的呼吸声。蓓蒂伸手摸摸孩子的小床，绒毯还在，可孩子没了。蓓蒂拧亮灯，在屋里各处找了一遍，然后惊恐万状地闯进安妮的卧室。安妮强作镇静地说，查理可能跟他父亲在一起吧。 蓓蒂跑到楼下图书馆：“林勃上校，你有没有抱走孩子？” “没有，当然没有。他不是睡了吗？” “可他不在床上。肯定是你抱走了。你可别逗我。”蓓蒂差点哭出了声。 查尔斯、安妮和蓓蒂一起回到查理的房间。但见墙角那扇窗户敞开着，窗下的箱子和地板上各有一个泥水脚印，窗台上搁着一封信。查尔斯告诉两位女人不要碰这些东西。他冲进主卧室从壁橱里抓出一支来复枪，一边推枪栓一边奔向楼外。四周烟雨茫茫不见一个人影。 查尔斯对安妮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儿子。”这句话成了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 查尔斯马上吩咐管家向当地警署报警。那时候电话还不是很普及，在这个叫做霍普威尔的小村子里，除了林勃家以外，只有农场和镇上的商店有电话，而且通常是几家合用。夜班接线员一看这个号码就知道是索兰山下梭罗岗新建的林勃庄园打来的。电话转到霍普威尔警署，值班警员乔斯·威廉逊从话筒里听到林勃府上那位英国男管家平静而呆板的声音：“林勃上校的儿子被绑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赶快来一趟。” 查尔斯本人又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他的律师亨利·布勒京里其，另一个给新泽西州警署。 10点5分，乔斯·威廉逊和警长哈里·沃尔夫到达林勃庄园时，林勃上校正手持来复枪等在大门口。 他带着他们来到屋子外面查理房间的窗户下，一串脚印从这里往西南方向而去。在大约75英尺处有一截折断的木梯，不远处又有两截，大概是绑匪抱着孩子从二楼的窗台下来时梯子断掉了，这也许就是查尔斯在起居室里听到的声音。梯子做得很粗糙，一看便知是自制的，但设计得还不错，每一截都比下面一截稍窄一点。梯子上的踏板，依林勃的看法，“好像是用木箱上拆下来的木板做的”。据后来木材专家亚瑟·寇勒的检验结果，木梯上第16块踏板的木质与整架梯子的其他木料不一样，很可能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拆下来的。三个人还在木梯旁边的泥地上发现了一把凿子和一只用来把两截梯子连在一起的接合销。窗户底下的黏土墙上有两个坑，地面上也有两个坑，显然是将梯子靠在墙上时留下的。他们很小心地不去触摸这些可能的现场物证。 快到11点时，州警署的几名警官冒雨赶到梭罗岗。他们告诉林勃上校，州警署总部已向各分署发出警报，要求在各地设置路障，检查过往的行人车辆。警署还派出大批人员挨户叫醒霍普威尔镇的居民了解情况。林勃和他们一起再次查看了木梯和脚印，并顺着脚印追踪到了一条叫做菲塞贝德巷的小路，在这里，脚印终止在两道车辙旁边。 查尔斯与众人来到查理房间，他指着窗台上的信封告诉警方人员说，那肯定是绑匪留下的。信封封了口，上面什么都没写。一名警员奉命拆开信封。查尔斯猜得没错，那是一封赎金索取信： 亲爱的先生！ 准备好5万美元，面值0元的.15万，10元的1.5万，5元的1万。二至四天后我们将通知你把钱放在何处。 我们警告你此事不许张扬更不许报警。我们会照顾好孩子。 我们所有的信都会有如下的标志和个孔。 信是用蓝色的墨水笔手书而成。所谓标志即两个蓝色的比5美分硬币稍大的圆圈，圆圈相互重叠处有一个5美分硬币大小的红色实心圆，圆的中央有一个方形穿孔，另外两个方形穿孔分别在两个蓝色圆圈的外面，个孔水平排列。从信中特殊的措辞与拼写方式判断，执笔者应该是德国人或斯堪的那维亚人。比如，“不”(not)被拼成note，“好”(good)写成gut，等等。 至此，林勃幼童绑架案正式立案，日期是19年月1日，星期二。 0世纪0年代的美国和现在比起来可以说是一个乱世。自19世纪末兴起的禁酒运动终于在1919年迫使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对宪法第18款的修正案。新法律禁止在美国境内制造、销售、运输或进出口任何种类的酒，包括烈酒、果汁酒甚至啤酒。最初，那些嗜酒如命的酒徒醉汉们悄悄在家里支起烧酒锅。很快，地下作坊、非法酒店和黑酒市场应运而生。就像在毒品交易中一样，大大小小的黑帮组织也相继出现。很多后来著名的黑手党家族都是当年靠黑酒生意起家的。不到十年，黑酒的制造、销售、走私和与此相关的黑帮活动遍及全国，犯罪率居高不下，令警方和政府十分头痛。于是又有人呼吁废除第18款修正案。(此项修正案后来在19年得以废除)。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一桩举世震惊的历史事件，即199年10月9日纽约股市大崩溃及接踵而至的经济大萧条。六个月内，全美有400万人失业。到191年年底，失业人口激增到150万。上千家公司倒闭，几百家银行关门，数以万计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农场、作坊和房屋，即使那些仍能勉强维持一份工作的人，工资也降到原先的一半甚至更低。 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绑架案骤增。股市大崩溃以前，绑架主要发生在黑帮之间的争斗、火并和黑酒交易，被绑架的人质多为成人。到191年年初，绑架成了一大挣钱的行当，目标大多是富有家庭，而且被害者蔓及到儿童。但像小林勃绑架案这样成为全美乃至世界若干国家头条新闻的却并不多见，这是因为他有一位在当时名声极为显赫的父亲。 查尔斯·奥古斯图·林勃于190年月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小镇利托菲尔斯。他的祖父母来自瑞典，外祖父母来自英国。林勃的父亲也叫查尔斯，是一位农场主兼政治家，曾当选过国会参议员。他与妻子依婉琪琳·蓝德虽从未离婚，但很早就分居了。查尔斯·林勃是随母亲长大的。就像所有的孤儿寡母一样，依婉琪琳对查尔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她几乎从不与儿子亲昵，母子俩互道“晚安”时只是握手。 查尔斯长成了一个害羞的大男孩。他很少与姑娘们接触，也从不沾烟酒，唯一的坏习惯就是飙车——汽车和摩托车。查尔斯在18岁时考入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两年后辍学转入飞行学校。他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恐高症，七个月后成为一名飞行员。 那时候的飞行员大概就像现在的宇航员一样凤毛麟角。莱特兄弟发明的第一架飞机上天是在190年，距查尔斯·林勃当上飞行员不过0年。194年1月，查尔斯加入美军并进入军事航空学院。一年后，他在全班104位学员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名列该届19名毕业生之首。当时美军中还没有正式的空军，军队也不需要常备飞行员，但林勃还是被空军后备队破格授衔少尉。 从此，飞行便成了查尔斯·林勃的第二生命。196年4月，他被圣路易斯一家公司录用，成为第一批运送航空邮件的飞行员之一。同年秋天，他听人说起纽约旅馆业大亨睿蒙·奥泰格在195年设立了.5万美元奖金，准备颁发给第一名只身直航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员，一年多来竟无一人接受挑战。林勃忍不住要一试身手，他四处奔波寻求资助，建造了他的座机“圣路易斯之魂”。 197年5月0日凌晨，5岁的查尔斯·林勃驾驶着“圣路易斯之魂”从纽约长岛的罗斯福机场出发，向法国首都巴黎飞去。这架噪音很大的单引擎飞机上没有无线电，查尔斯只能靠一只罗盘、一张折叠地图和天上的星星辨别方向。他为这次飞行准备的全部食品只是五片三明治和一些水。 世界许多国家的媒体——当时只有报纸和广播电台——通过跨越大西洋的电缆跟踪报道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经过小时9分钟，穿越75英里，查尔斯·林勃于次日到达法国上空，绕埃菲尔铁塔旋转一周后降落在巴黎郊外的那波盖特机场。十几万法国人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了这位一夜成名的英雄。 当他回到美国时，整个纽约为之沸腾。查尔斯·林勃被空军后备队授予上校军衔，被国会授予荣誉勋章和杰出飞行十字勋章。邮电部为他发行纪念邮票，电台播放着为他作的歌曲。人们称他为“幸运林迪”、“孤胆雄鹰”。他当选为《时代周刊》的第一位“年度新闻人物”，并被若干刚创办或正在筹建的航空公司聘为技术顾问。直到1999年，他还被提名为《时代周刊》的“世纪人物”。 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林勃作为合众国的友好特使飞往世界各地访问兼开辟航线。他在墨西哥遇到了未来的林勃夫人，安妮·司班瑟·莫洛。安妮的父亲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银行家。0岁的安妮业已显示出她的写作天赋，大学时期她曾在校刊上发表过诗歌小说，还两次获得学校的文学一等奖。 查尔斯和安妮于199年5月7日结婚。次年月，怀孕的安妮考取了飞行执照，并成为查尔斯的副手、无线电操作员和导航员。4月，夫妻俩以14小时45分钟的成绩打破了从洛杉矶到纽约的飞行纪录，他们也被媒体誉为“蓝天第一情侣”。 190年6月日，在她4岁生日那天，安妮生下了小查尔斯·奥古斯图·林勃。报纸在头版报道这条消息时，称这个著名的婴儿为“鹰宝宝”和“小林迪”，因为他的父亲叫“孤胆雄鹰”、“幸运林迪”。“鹰宝宝”刚过了一岁生日，林勃夫妇把他留在外祖父母家里，然后双双飞往远东，考察开辟美国到中国的航线。可惜由于安妮父亲病故，这一项目未能完成。 查尔斯和安妮都不善应酬。为了躲避记者们的追踪，他们挑选在远离闹市的清静小镇霍普威尔附近的梭罗岗安家。林勃家的新居共有14个房间，整座庄园占地400公顷。绑架案发生时，房子尚未完全竣工。所以从头年10月搬入以来，林勃一家只在梭罗岗度周末，星期一早晨工匠们上班以前离开，查尔斯去纽约上班，安妮带着孩子和保姆回新泽西州英格坞的娘家，一家人在那里一直住到下一个周末。 但这个规律在19年月9日这一天被打乱了。由于小林迪感冒，林勃和家人没有如往常一样在这个星期一的早晨离开霍普威尔。第二天，如查尔斯·林勃多年后在自传中写道：“一场永远改变我们生活的悲剧发生了。我们的儿子小查尔斯遭绑架……他二十个月大，亚麻色头发，蓝眼睛，刚开始学说话。” 越来越多的警方人员赶到梭罗岗，州警署署长诺曼·西瓦可普上校也到了，他是60年后指挥1991年波斯湾战争“沙漠风暴”的西瓦可普将军的父亲。在短短的几小时内，林勃庄园里聚集了不下00人，差不多每个人都要亲自到各处查看一遍。但不知何故，没有任何人丈量脚印的尺寸，或拍摄照片，或用胶泥印下鞋底的花纹（至少后来警方的报告中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警方也没有在现场各处，包括所有的物证上发现任何指纹，可见绑匪作案时戴了手套，也说明这是一桩经过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天刚蒙蒙亮，林勃庄园四周已云集了无数的记者和围观者，大大小小的路上停放的车辆首尾相接，延绵将近一英里。霍普威尔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西瓦可普上校指挥近百名军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现场警戒起来，但绑匪留下的一些线索到此时可能已经面目全非，甚至荡然无存。 另一件让西瓦可普上校伤脑筋的事，是他和林勃上校意见不合。作为全州警方的第一把手，他要求尽快缉捕凶犯归案。但作为父亲的另一位上校却坚持要保全儿子，查尔斯甚至不在乎凶犯逃出法网，他对警方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小查理平安归来。争论的结果是西瓦可普上校让步，一切都按林勃上校的旨意行事。 月日，消息通过收音机和报纸传遍全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各地军警和民众自发行动起来，协助搜寻小林迪和绑匪。从新泽西州到纽约的所有桥梁和隧道都设立了关卡，纽约附近所有进出港的船只都必须靠岸接受检查。在后来的几天里，警方接到了数以万计的电话和各种形式的报告，有人声称看见小林迪和陌生人在一起，也有黑帮互相指责诬陷对方涉嫌此案。有一个人开着一辆新泽西州牌照的车去加利福尼亚，路上竟被警方迫停107次！ 与此同时，林勃庄园外，记者们用帐篷等支起了临时住所，因为霍普威尔镇上唯一的旅馆已经爆满。林勃庄园内，警方搬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各种仪器，把车库变成了现场指挥部，起居室则是新闻发布会场，怀孕四个月的安妮还得不时让出主卧室供办案人员们开会。饭厅和楼道里摆放着大小不一的各式床垫睡袋，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0多架电话机不分白天黑夜地响，还有三名警员专管拆看信件，以寻找与案子有关的线索。 由于是林勃的案子，与新泽西州相邻的各州警署，如纽约、宾夕法尼亚等，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联邦调查局、联邦经济情报局、税务局和邮检局等政府机构也主动提供合作，但统统被西瓦可普上校谢绝了，他不希望别人插手他职权以内的事。 关于本案一开始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林勃上校认为此案系专业绑匪或黑帮所为，因为当时黑社会极为猖獗，涉及黑帮的绑架案多不胜数。但据西瓦可普上校的推断，作案人应是与职业绑匪或黑社会无关的本地人，其理由是，尽管5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不算小的数额，但职业绑匪或黑帮的赎金要价比这高得多。西瓦可普上校所在州警署的首席侦探凯顿中尉，则把目标对准林勃府和安妮娘家莫洛府内的上下人等，以及为林勃家修建新宅的工匠们。种种迹象表明，作案人应该是有内应的。比如说，绑匪知道因为孩子着凉，林勃一家没有如往常一样，在星期一早晨离开霍普威尔去英格坞安妮的娘家。 林勃上校严格限制向警方通报的信息以及警方的行动，他不想吓退了绑匪。林勃自己还组成了某种形式的委员会或核心小组，包括他本人、他的律师和好朋友亨利·布勒京里其、西瓦可普上校和后来曾竞选纽约州长的比尔·唐诺凡。四人小组首先在各地方报纸和某些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发布了一条关于小林迪饮食的消息。案发时孩子正在生病，他必须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进餐。 四人小组做的第二件事是通过秘密渠道与黑社会联系。在此之前曾有一宗绑架案，被一伙黑帮绑架的人质，百万家产继承人妮儿·多尼利，被另一伙黑帮救出，不但免去了赎金而且毫发无损。林勃希望他也能碰上这样的奇迹。很快，四人小组接到不少黑帮团伙开出的价码，但林勃上校的这一举动也受到许多宗教组织的谴责。更糟糕的是，他们激怒了绑匪。 月4日，四人小组收到寄自纽约布鲁克林的第二封赎金索取信。和留在窗台上的第一封信一样，信是用蓝墨水笔写成，右下角有个圆圈和个孔的标志，而且其语言与拼写风格也与第一封信相同。根据信的内容判断，绑匪并非黑道人物。 亲爱的先生：我们曾警告过你不许张扬也不许报警，现在你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就是说，我们决定暂且不把孩子送还给你。在警方和报界平静下来之前，我们将不再与你打交道……我们本来只要5万美元，但现在看来我们需要再增加一个人照顾孩子。所以赎金的总额将增至7万美元。 月5日，绑匪又寄来第三封信。除了重复第二封信的内容外，还说孩子被照顾得很好，按报纸上提供的食谱进食，等等。信中要求林勃物色一位中间人，通过他与绑匪联系。 7岁的约翰·f·康顿博士曾任纽约布郎克斯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兼体育教练，退休后仍每周两次在福德汉大学授课并经常给报纸投稿。月8日，他写信给当地的一份小报《布郎克斯家乡新闻》，说他乐意做林勃与绑匪之间的中间人，并表示愿意出资1000美元加进赎金中。这封信发表在《布郎克斯家乡新闻》的头版。第二天，月9日，康顿博士收到一封信，信封里有一张纸条和另一个信封。条子上说： 亲爱的先生：如果你乐意做林勃一案的中间人，请务必严格按我们的要求行动。亲自将这封信交给林勃先生，信中自会向他解释一切。此事不可告诉任何人。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向媒体或警方泄密，所有的行动将被取消，交换计划将再次推迟。当你从林勃先生处拿到钱后，在《纽约美国人》报上登四个字：钱已备好。见字后我们将给你进一步的指示。别担心，我们不会要你的1000美元，你自己留着好了。 但一定要严格按吩咐办事。每天晚上6点至1点请务必在家里等候——我们将在这段时间与你联系。 条子的背面画了一张用于装赎金的盒子的草图，并标明盒子的尺寸为7times;6times;14英寸。 康顿博士后来说，他压根儿就没想到绑匪会读这么一张小报，更不曾想他们真的会挑中了他。康顿先打电话到林勃庄园，然后和一位朋友星夜赶往霍普威尔。经四人小组鉴定，这封信确实出自绑匪之手。为了躲过记者们的耳目，四人小组为康顿取了一个假名珈夫瑟，念起来很像他名字的缩写j·f·c。林勃上校让他的律师亨利·布勒京里其送康顿博士回布郎克斯，并住在康顿家里。 广告登出的同一天绑匪的电话就来了。康顿博士觉得对方听上去口音很重，像是德国人或斯堪的那维亚人。他还在背景中听到了意大利语。第二天晚上，一位出租车司机约塞夫·庇隆，给康顿博士送来一张字条。庇隆说有人拦下他的车给了他1美元让他送这张条，他记不清那人什么模样。条子要康顿到一个地址去取另一张条。（未完待续） 第2章 按照第二张字条的指示，康顿博士于月1日夜晚来到林坪公墓正门，但他并没有带钱来。在大萧条时期，即便如查尔斯·林勃这样的大款，要筹到7万美元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他得卖掉他将近五分之一的股票。而且康顿博士认为，首先要拿到孩子还活着或孩子确实在这伙绑匪手里的证据才能付钱。康顿的朋友奥尔·瑞奇开车送他到林坪公墓时打趣他说：“他们今晚要是毙了你，埋起来倒省事。”康顿谢绝让瑞奇留下等他，自己一个人在大门口踱了好半天，才远远地瞧见有人朝他挥动着一条白手帕示意。来者自称“约翰”，说他只是绑匪中的一员。他同意寄一件孩子的衣服给康顿博士，以证明小林迪平安无事。为与自己的名字“约翰”相区别，康顿后来管那人叫“墓地约翰”。 月16日，康顿博士收到小林迪的连衣裤。林勃上校乔装打扮亲自到康顿家鉴认，那确实是月1日晚上查理睡觉时穿的。小衣服里还夹了一张纸条，指示珈夫瑟——康顿博士在赎金准备好后再登一条广告：“货收到，钱已备齐。”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绑匪摁了小林迪的指纹寄来，与他在玩具上留下的指纹比较。后来的专家们认为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疏忽。 准备赎金花去了两个多星期。最初，林勃上校拒绝警方提出的记录钞票号码的建议，但财政部官员坚持要求必须这样做。赎金中的绝大部分使用了金圆券，这是一种可以兑换黄金的货币，它和相同面值的一般货币看上去几乎完全一样，只多一个黄色的圆形印记。当时联邦政府正逐步从民间回收金圆券，收银员收到金圆券后都交到银行，不会再作为零钱找补给顾客，所以这种货币在市面上越来越稀少。赎金中所有钞票的号码都互不相连。几位财政部工作人员和银行职员用了整整8小时记录全部纸币的号码，用小号字体打印成册后共57页。之后，5万份这样的号码册被秘密发送至全美各地每一家银行。 按“墓地约翰”所言，赎金分成两包，一包5万美元，其钞票的面值及数量与留在窗台上的第一封赎金信要求完全一样。另一包万美元，因为绑匪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所以警方在里面放进了更容易追踪的面值50美元的金圆券。 这期间，不时有一些行迹可疑的“推销员”找到康顿家，他们只敲康顿的门，而不去其他邻居家，显然是绑匪成员在监视珈夫瑟——康顿博士。林勃上校坚持不许警方调查这些“推销员”以免打草惊蛇。 又经过若干广告和邮件的交流，终于，在4月日这天傍晚，林勃上校和亨利·布勒京里其开着奥尔·瑞奇的车从银行取出两包赎金来到康顿家里。7点45分，一位出租车司机给康顿博士送来一张纸条。康顿的女儿刚好回娘家串门，走到门口接了条子，她并不知道内情，所以没有记下出租车的牌照等线索。康顿和林勃立即带着赎金出发，由林勃开车，按条子上的地址找到一家花店，从一张桌子底下抽出另一张纸条，再根据上面的指示来到韦特摩街。 韦特摩街是一条僻静的泥泞小路，紧靠雷蒙德公墓南端。林勃把车停靠在街角处，康顿博士按绑匪字条的吩咐，下车穿过马路到街对面，然后顺着灯光昏暗的小路往前走。他一直走到公墓的尽头也没见一个人影，于是他又返身回到林勃停车的地方，隔着马路大声说：“这儿好像没有人。”就在此时，从康顿身后的墓地里传出一个声音：“嗨，博士，这儿，在这儿。” 康顿博士循声走进夜色朦胧的雷蒙德公墓，恍惚看见一个身影在墓碑间穿行。他跟着那个影子走了大约5分钟，忽听得灌木丛中传来一声“哈罗”，又是那位“墓地约翰”。康顿说他没有带钱，他需要一张字条说明孩子一切都好，而且在见到小林迪之前，他只能先付5万美元。这些话似乎并未引起“墓地约翰”的不快。15分钟以后，他拿着一张条子回来。康顿博士带着字条回到车里取了钱交给他。“墓地约翰”临走时告诉康顿，小林迪在一条叫做“尼利”的船上。他还交给康顿博士一个信封，说信里详细地说明了如何找到“尼利”。但他警告康顿要过了6小时才能看信。 康顿把“墓地约翰”的信交给了林勃上校。迫不及待的林勃等车刚开出一英里左右就把信拆开了。信上说“尼利”是一条8英尺长的小船，停泊在马萨诸塞州伊丽莎白岛海岸的马颈海滩和盖赫德之间。船上和小林迪在一起的两个人是无辜的，请不要为难她们。 第二天凌晨，在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部队的鼎力协助下，林勃驾驶海军的水上飞机——一种可以停靠水面的飞机——从康涅狄格州桥港市的海军基地出发，与水面上数艘海岸警卫部队的舰艇一起，开始了整整两天的搜寻，但最终也没有找到那条或许根本不存在的小船“尼利”。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介入林勃幼童绑架案。他们一边找约翰·康顿博士谈话，一边派出大队人马搜查雷蒙德公墓，结果只在一块墓石上发现了一只脚印。虽然当时将这只脚印拍了照并印了胶泥模，但后来却没有作为物证提交法庭。 愤怒和失望并没有使查尔斯·林勃死心，他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企图再次与绑匪接触。更多的人自愿要求担当牵线搭桥的中间人，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名人，也有乘人之危的骗子。 5月1日，绑架案后的第7天，林勃正在一条搜寻船上休息，他的助手们接到新泽西州警署署长诺曼·西瓦可普上校发来的加急电报。没有人拆开电报，但大家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那条令人心碎的消息。助手们犹豫着谁也不愿意将电报送进林勃上校的舱房里。 那天下午点15分，两名卡车司机，威廉·艾伦和奥维尔·华生，开车到霍普威尔送货。他们把车停在离林勃庄园约两英里处的普林斯顿-霍普威尔公路旁，威廉需要方便一下。天上下着细雨。威廉走进路边的树林，当弯腰钻过一枝低垂的树枝时，他看见地上有一个像骷髅一样的东西。威廉顺手捡起一根棍拨开覆盖其上的树叶，只见一具已经腐烂的婴儿尸体脸朝下躺在一个浅浅的坟坑里，尸体用一块布毯包裹着，尸身上爬满了小虫子。威廉吓得赶紧跑回车里，和奥维尔一起赶到霍普威尔镇。他们在一个理发店找到了警员乔斯·威廉逊。 保姆蓓蒂和查尔斯·林勃先后确认了小林迪的遗骸。辨认的特征包括牙齿的数目、亚麻色的头发、两个叠在一起的脚趾、还有法兰绒内衣和尿布等。第二天，林勃上校在警方的陪同下，将小尸体送到新泽西州临顿火葬场火化。此时距两名卡车司机发现尸体不到4小时。 因为警方指定的验尸官关节炎发作，那具小尸体只在火化前由一位殡仪馆主任草草地作了一下检查。 他发现孩子的颅骨上有四处裂痕和已经变质的血痂，由此推测查理死亡的原因应是头部受到重击而造成颅骨骨裂。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死亡时间很可能就是绑架案发生的当晚。估计当绑匪抱着小林迪从窗台上爬下来时，因木梯断裂孩子掉到了地上。警方认为作案人并非有意要加害于小林迪，这只是他们行动中的一个意外事故。 但不管怎么说，对林勃夫妇而言，结果都是一样。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警方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们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搜查绑匪，但可能为时已晚。 5月日，新泽西州州长哈里·摩尔宣布，悬赏.5万美元缉拿本案凶犯。赎金索取信的拷贝也发往各地警署和监狱，以与在押犯人的笔迹对照。警方还请来心理学专家达德利·肖菲尔德医生分析罪犯特征。肖菲尔德医生认为，绑匪系德国人，40岁左右，已婚，个子与身材和林勃上校相近，曾有犯罪前科，患精神分裂症，性多疑。他甚至推测在“墓地约翰”交给康顿博士的最后一封信中，执笔者曾下意识地写下了“岗赫路”的头几个字母，后来又改为“盖赫德”。“岗赫路”是当时纽约布郎克斯的一条主要街道。 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新泽西州警署首席侦探凯顿中尉率领警员们集中盘查林勃和莫洛庄园里的工作人员，重点怀疑对象一是查理的保姆蓓蒂，一是莫洛庄园的女佣微俄莉特。蓓蒂是最后一位看见小林迪活着的人。那天傍晚在孩子失踪之前，她的男朋友曾往林勃庄园给她打过电话。警方经反复查证，最后确定他俩是清白的。 微俄莉特的疑点在于她的说辞前后不一。19年6月10日，警方打电话到莫洛府通知她去警署谈话。微俄莉特听说后立刻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不去！我不去！”然后冲出屋外。等人们再看见她时，她已服氰化钾自尽。后来警方终于查明，微俄莉特惊恐的原因是她和她的男朋友涉足黑酒生意，与绑架案无关。这桩人命官司震惊了公众，美国和英国的报纸纷纷载文，要求惩罚将微俄莉特置于死地的凶手。 约翰·康顿博士也一度被列为警方的怀疑对象。一名找他谈话的警官一口咬定康顿和他的同伙私吞了赎金，然后编出“墓地约翰”的故事来蒙骗众人。实际上，康顿博士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1.万多美元的“差旅费”，先后到各地警署辨认了上百名嫌疑人和.7万多张照片。 19年8月16日，安妮生下了林勃家的第二个儿子乔。这个知名的家庭在收到无数祝福的同时，也接到不少威胁要绑架乔的恐吓信。 林勃幼童绑架案唯一的正面效应是促使国会通过了绑架案法，亦称林勃法。在小林迪遭绑架时，联邦调查局尚无权过问此案，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绑匪已经离开新泽西州。按照林勃法，如果被绑架人质一周内还未返回，则可假定罪犯已跨越州界，联邦调查局即可出面参与破案。一年后，林勃法修正案进一步授权联邦调查局可在4小时后介入，而且一旦人质遭到伤害，罪犯将被处以极刑。 随着案情的发展，侦破工作的区域重点逐渐从新泽西州转入纽约，这是诺曼·西瓦可普上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一开始，他甚至拒绝向纽约警署提供赎金索取信样品等资料。 在赎金交付后的第三天，19年4月5日，第一张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曼哈顿上城区西部的东河储蓄银行。糟糕的是，这条消息第二天就被记者披露于报端。到19年年底，先后共有张0美元、4张10美元和1张5美元的赎金钞票出现在市面上，但究竟何人使用的这些钞票却始终是个谜。纽约警署主持此案的詹姆斯·棼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大张“作战地图”，每当出现一张赎金钞票，他便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摁一颗图钉。 19年4月5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布一道行政命令，作为应付大萧条时期通货膨胀的特殊经济对策之一，要求中央银行在同年5月1日之前回收市面上所有总额为100美元以上的金圆券、金币等可兑换黄金的现钞或债券。也就是说，5月1日以后，一次使用或兑换金圆券的总额不得超过100美元。这将迫使绑匪尽快出手赎金中的金圆券钞票。 在5月1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5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位于曼哈顿的化学银行，还有50张10美元和50张5美元的被曼哈顿的制造业基金银行回收。但和以往一样，谁也不知道兑换这些金圆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因为是在办理完兑换手续之后，才由专人将回收的金圆券逐张与赎金钞票的号码册查对，所以银行职员们在经手时并不知道哪些金圆券来自赎金。 5月1日，回收期限的最后一天，中央银行纽约分行一下子收到98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兑换表格上填写的姓名为j·j·福克纳，而地址据后来查证是假的。但那位经办的银行职员还是没记住兑换人的模样。 在詹姆斯的“作战地图”上，赎金纸币使用的区域渐渐显露出来了。最密集的是曼哈顿上城区的雷克星顿路，以及德国人集居区约克维尔。詹姆斯亲自走访了每一位经手人、银行职员和商店收银员。大多数人不记得持币者的模样，而记得的人所描述的却相差无几：白人，中等个子，蓝眼睛，瘦削的脸型，高颧骨，尖下巴，穿深色上衣，戴软毡帽，帽檐压得很低。当时的著名漫画家简蒙·巴里曼根据这些描述和约翰·康顿博士的记忆，为该嫌疑人画了模拟像。 19年11月6日，洛意斯·谢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小姐收到一张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当时的电影票是55美分一张，影院一般很少收到金圆券。就在西西·芭迟疑的那一刻，一个浓厚的德国口音说：“怎么呢？这是金圆券。”接到西西·芭的报告后，詹姆斯·棼在开映之前赶到洛意斯·谢里丹影院，但直到电影散场，那个座位还是空的。 从194年1月起，就再没有人见到过5美元的赎金纸币。这一年的6、7、8三个月，没有任何关于赎金钞票的报告。直至9月，10美元和0美元的又重新开始在曼哈顿和布郎克斯出现。 194年9月15日，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一辆190年的深蓝色道奇轿车来到雷克星顿路和17道交界处的一家加油站，车主掏出一张10美元的金圆券付5加仑汽油钱共计98美分。加油站的工人瓦尔特·莱尔怕这张面值不算小的钞票是假币，便顺手把道奇的牌照号码写在了纸币边上——4u1.41。 9月17日，布郎克斯的科恩交易银行将这张钞票连同另一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一起交到了纽约警署。 詹姆斯·棼马上通过纽约市机动车辆管理处查到，深蓝色道奇轿车的车主名叫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男，5岁，木匠，生于德国，无犯罪记录。赫普曼的家庭地址是布郎克斯东道179号，离约翰·康顿博士与“墓地约翰”第一次见面的林坪公墓仅隔六个街区。房子坐落在道和一条步行小路尼旦巷相交的街角处，赫普曼和他的妻子安娜及九个月大的儿子租住二楼，另有两家人合住一楼。 9月18日这一天，60多名便衣警探从早到晚在赫普曼家附近转悠。他们将要逮捕布鲁诺·赫普曼，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在行动之前，警方想搞清楚赫普曼是否携带枪支等武器。 第二天，9月19日，星期三，早晨8点15分，赫普曼从房子里走出来。他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简蒙·巴里曼所画的嫌疑人，亚麻色的头发上扣一顶软毡帽，体重大约180磅左右。赫普曼穿过尼旦巷，从对过的车库里开出那辆深蓝色道奇，三辆黑色轿车立即紧紧尾随。行至东萃孟街附近，当深蓝色道奇跟在一辆笨重的清洁车后面缓缓行驶时，警探们跳出黑色轿车，将深蓝色道奇团团围定。 据说当时布鲁诺·赫普曼的反应，只是怔怔地看着几位警探，然后按照他们的吩咐，机械地将道奇车驶到路边，停靠、熄火。警探们没有从赫普曼的身上和车里搜出枪支，但却在他的皮夹子里找到又一张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在警探们的再三追问下，被这一系列突发事变搞得惊慌失措的赫普曼语无伦次，怎么也讲不清楚这张钞票的来历，这更使警方相信他们抓对了人。 作家诺尔·贝恩在其所著《林勃绑架案》一书中指出，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布鲁诺·赫普曼唯一的疑点就是用了一张赎金纸币，但这并不构成犯罪。詹姆斯·棼和警方其他办案人员后来承认，在拘捕赫普曼时，“他们已经认定赫普曼犯有绑架杀人罪”，所以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并不是试图确定赫普曼是无辜还是有罪，而是如何证明他有罪。 毕竟，这件万众瞩目曝光率极高的案子已历经两年有余，而且随着赎金钞票的越花越少，破案的希望也愈加渺茫，警方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不少人担心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鲁诺·赫普曼可能会被公正对待并得到公正的裁决吗？ 赫普曼被带回家中，十几名警探正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安娜流着眼泪问丈夫发生了什么事，赫普曼安慰她说没什么，大概是为了前几天赌博的事。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在赫普曼的家里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却从房东太太那里拿到了赫普曼本月刚交的房租——两张10美元的赎金钞票。 在纽约警署的审讯室里，办案人员对赫普曼进行轮番轰炸，他们常常不允许他睡觉，甚至不给他食物和水。有一次，赫普曼被连续审讯1小时，还有一次0多个小时。当他的证词不能授警方以把柄时，警察们便开始揍他。他们还强迫赫普曼几小时不停地写。赫普曼的书写样品被送到笔迹鉴定专家阿尔伯特·奥斯波手里。第一次奥斯波说，他无法确定这是否和赎金索取信出于同一手笔，于是又要了一些样品。奥斯波在凌晨4点打电话告诉诺曼·西瓦可普上校，说他相信赎金索取信不是赫普曼写的。而警方的反应是给奥斯波送去更多的赫普曼的笔迹样品。 赫普曼一口咬定他没有向林勃勒索赎金，更没有绑架杀害小林迪。警方给了他一串日期和时间，要他回忆交代当时的行踪。事隔两年半，许多记忆都已经开始模糊了，但赫普曼非常肯定地说，有三个日子他记得很清楚。一是19年月1日，星期二，即查理被绑架的那天，他在曼哈顿的梦佳丝蒂公寓从早晨7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下班后坐地铁到布郎克斯，再开车去安娜工作的面包房。安娜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上晚班，赫普曼便去那里和妻子一起吃过晚饭再回家。月1日那天晚上，赫普曼在7点多钟到达面包房，夫妻俩9点半左右离开后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当赫普曼乘地铁到梦佳丝蒂公寓上班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小林迪被绑架的消息。后来警方从梦佳丝蒂公寓查到了赫普曼那天的工作时间卡，证明他讲的是实话。 另一个日子是19年4月日，星期六，那天晚上约翰·康顿博士把赎金交给了“墓地约翰”。赫普曼说，他记得那一天是因为那是他在梦佳丝蒂公寓工作的最后一天，而且他和他的朋友汉斯·克罗宾总是在每月的第一个周六聚在一起演奏乐器。那天晚上汉斯和往常一样在赫普曼家玩到半夜。 第三个日子是19年11月6日，一个操德国口音的客人在洛意斯·谢里丹电影院用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买了一张电影票。那天刚好是赫普曼的生日，他和安娜请了好些朋友在家里开派对。 办案人员同时在两间不同的审讯室里提审汉斯和安娜·赫普曼，他们的供词相互吻合。（未完待续） 第3章 当警方问及赫普曼经常没有工作，但日子过得似乎并不那么紧巴时，赫普曼回答说他一直都在做股票并且手气不错。这点后来也得到证实。而且，赫普曼又说，他还和一个朋友埃塞多·费奇，一起倒腾毛皮生意，警察在他家搜出的海豹皮就是他俩共同拥有的。埃塞多·费奇于19年1月初回德国过圣诞节，第二年月9日因患肺结核在那里去世。 赫普曼甚至向办案人员承认了他是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但在两件事情上他却撒了谎，一是说他不曾有过犯罪记录，二是否认他还有更多的金圆券。 警方继续在赫普曼的住所搜查。一名警探注意到车库墙上有一块木板似乎与整体格局不太协调，“也讲不出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对劲。”这位警探后来说。木板被撬开了，里面藏了两个小包，一个包里是10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另一个包里有8张。 这个新发现使办案人员兴奋不已。他们掀翻了整个车库，又找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有1个小包，共计1190美元，全部都是赎金金圆券！加上后来再找到的840美元，一共是1.46万美元，占全部赎金的将近三成。办案人员认为，这就叫做“证据确凿”了。 赫普曼对此又作何解释呢？他给了一个警方称之为“费奇故事”(fischstory）的说法。“费奇”与英文中的“鱼”(fish)发音接近。fishstory（鱼的故事）的原意是讲，一个人去钓鱼回来总是吹嘘他钓的鱼有多么大，但是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因为美国人钓鱼只是为了娱乐，等鱼上钩后又放回到水里。赫普曼说，埃塞多·费奇赴德国探亲之前，曾在他家里寄放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毛皮、一个箱子和一只鞋盒。他们当时把鞋盒放到厨房柜子的最顶上一层，后来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赫普曼被捕前三周，194年8月底下了一场大雨，厨房的屋顶漏水，赫普曼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搬出来时，才又看见那只鞋盒。赫普曼恐怕里面装了什么不能沾水的东西，打开一看，竟是满满的一盒美金现钞。埃塞多·费奇临走之前欠下了赫普曼7500美元，赫普曼思忖再三，觉得可以从中取走属于自己的部分，于是他便开始使用费奇留下的金圆券。赫普曼说，这件事他从没对安娜透一丝儿口风，只是自己悄悄地把钱重新包好，藏在了车库里。 办案人员自然是不愿意相信赫普曼的供词。但当时的情形是，赫普曼在讲这番话时已经被连续逼供近0小时。口齿不清，神志不清。干警察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几乎无人能“编”出如此不说是天衣无缝也可算说得过去的“谎言”，何况赫普曼所言在被捕前三周左右开始使用这些钞票的说法，和194年9月赎金纸币在市面上重新出现的事实相吻合。除了警方，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 不久，从德国方面传回的消息又揭穿了赫普曼的另一个谎言。 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于1899年11月6日生于德国与现捷克共和国接壤的边境小镇莎可森尼一户农家，他一直长到14岁才进学校念了几年书，然后就拜师学徒做木匠。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姐姐随婆家去了美国，三个当兵的哥哥都在一战前线打仗。当他年满18岁也被征兵时，两个哥哥已经阵亡，另一个不知下落。父母都舍不得把最后一个儿子送上前线，但赫普曼却从残酷的战争中活过来了。他曾两次负伤，一战结束的那一天他正躺在医院里。后来，布鲁诺失踪的哥哥也回到了老家。 战后德国的经济恐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困境。在短短的几年里，布鲁诺·赫普曼因偷盗抢劫如食品、煤炭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而两次被捕。第一次他在监狱里蹲了四年，第二次侥幸逃出后，赫普曼打定主意去美国。身无分文，他只能偷偷混上轮船。不幸的是，他两次被人发现，其中一次甚至已经踏上了美国国土，但最后还是被遣返回德国。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赫普曼终于在第三次偷渡成功。他住进了纽约的德国区，结交了不少朋友，还找到了一份工作。198年，他娶了在餐馆做女招待的安娜，两口子克勤克俭，拼命挣钱。不久，赫普曼因精湛的技艺而被接纳为木工工会会员。 和所有的非法移民一样，赫普曼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去招惹警察。在他和埃塞多·费奇打交道之前，他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费奇路数极多极野的传说，有人甚至讲费奇与黑社会有什么瓜葛。但赫普曼到底还是和费奇合伙做起了毛皮生意，而且由于费奇的神通广大，他们的生意做得还很不错。后来——在赫普曼被处以死刑之后——警方查出埃塞多·费奇经常利用他与黑道的联系买“黑钱”，即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买入卖主的不义之财，再按面值使用。这当然必须得十分小心，否则一旦被逮着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据说布鲁诺·赫普曼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费奇的“黑钱”坑了的人——如果那些赎金钞票真是费奇的。 出租车司机约塞夫·庇隆是第一个指认赫普曼的证人，尽管他以前曾说过记不清让他给康顿博士送条子的人是什么模样。在警署辨认的时候，赫普曼的两旁站着几名人高马大身着便衣的警察，庇隆一眼就认出了他。西西·芭，那位电影院的售票小姐，以及瓦尔特·莱尔，加油站工人，也先后在相同的情形下指认赫普曼为持币者。只有约翰·康顿博士始终不敢确定赫普曼就是“墓地约翰”。 一天，警方拿来一根木条，说是从赫普曼儿子房间的小储藏室里拆下来的。木条上面有用铅笔写下的约翰·康顿博士的电话号码。赫普曼始终不承认那是他写的，甚至怀疑木条是否真的取自他家。在赫普曼被判处死刑之后，有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证实，一位名叫汤姆·卡撒地的记者写下了这个号码，最初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有关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为赫普曼减刑或赦免。多年后有人提出质疑道：一个人若是家里没有电话，他怎么可能会把电话号码写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子里？ 查尔斯·林勃始终未曾与绑匪谋面，他只在两年前的4月日夜晚听到那一声“嗨，博士”。据约翰·康顿博士说，他听到的是“嗨，博士，这儿，在这儿”。当警方请他辨认声音时，林勃一开始坦承当时他隔了一条马路坐在车里，距离讲话的人大约00多英尺，差不多有一个街区之遥，听得并不是十分真切。但当办案人员让赫普曼说“嗨，博士，这儿”时，林勃马上说，这就是墓地里传来的那个声音。 至此，布郎克斯法院自认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布鲁诺·赫普曼接受和使用赃款。但诺曼·西瓦可普上校则希望将赫普曼引渡回新泽西州受审，为此警方必须证明赫普曼涉嫌绑架杀害小林迪。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把赫普曼与绑架案连在一起。赫普曼的律师已经从梦佳丝蒂公寓拿到了他在19年月1日的工作时间卡，证明在小林迪遭绑架那天，赫普曼确如他告诉警方的那样，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不在现场的证据。 新泽西州自始至终参与了纽约警署侦破此案的一系列行动，包括追查赎金金圆券、逮捕、鉴认，和审讯赫普曼以及搜查赫普曼住所等。当新泽西州警探路易斯·波曼第二次到赫普曼家时，他认准阁楼地板的木料和绑匪留在林勃庄园的木梯上第16块踏板相同，而且非常肯定地说地板上缺了一块。这种说法的牵强附会和荒唐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试想，赫普曼本人是一个木匠，他若是想修只梯子，完全可以顺手从随便什么地方找一块料，何苦要拆自家的楼板呢？再说，绑匪对此案的策划细心到连指纹都没有留下，又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大个破绽？但当时警方的急于求成，舆论的一边倒，再加上林勃上校的名声和小林迪的悲惨结局，使公众不去追究诸如此类的细节。人们只想尽快抓到一个不管什么人替查理偿命，哪怕是只替罪羊呢。当被告方律师要求查看阁楼时，警方一手遮天根本就不允许他们踏进赫普曼家门一步。 新泽西州警署的另一个“突破”是终于找到了一个“目击者”。米拉德·怀特住在梭罗岗一间破房子里。绑架案发生后，警方和记者曾多次找他了解情况，他一直说他从没在附近见到过一个生人，无论是案发的当日，或当夜，或前后几天。米拉德·怀特在邻居中的口碑不是特别好，他好吃懒做，“说谎话就和别人说真话一样顺溜”。事隔两年，米拉德突然想起在小林迪被绑架前，他曾看见一个相貌与赫普曼相似的人开车经过。多年后有报道说，米拉德试图向警方要钱，因为办案人员曾许诺给他00美元让他按照他们所吩咐的话出庭作证，但后来只给了他0美元。 有了这两个证据和证人，新泽西州警署成功地把罪犯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引渡到了自己的领地。 新的证据证人还在继续出现。同时，办案人员开始走访那些可能为赫普曼出庭作证的证人，多半是赫普曼的邻居和熟人。结果是，除了赫普曼夫人安娜和少数几位挚友，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人都改变了证词，或拒绝出庭。多年后，这些人声称他们曾遭到警方公开的恫吓、威胁和连续不断的骚扰。 在0年代的美国司法界，靠栽赃编织罪名的事时有发生，但像林勃-赫普曼案这样公开作弊漏洞百出的实属罕见。更离谱的是，新泽西州检察长办公室发出传票，要求被告方律师将本案有关证据送去验证，结果连同梦佳丝蒂公寓工作时间卡在内的0多件物证一起不翼而飞。据说此事令布鲁诺·赫普曼的首席辩护律师爱德华·雷立十分沮丧，他就此认定这将是一场必输的官司。 195年1月日，轰动一时盛况空前的“世纪审判”（thetrialofthecentury）在霍普威尔所属的亨特登地区首府佛明顿开庭。那天下着大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里一下子涌进了000多辆车和6万多人。所有的旅馆早在个月前就已全部订满，一家报社包下了整个乡村俱乐部。餐厅的菜谱上列着“林勃冰激凌”和“韦伦兹烤豆”，韦伦兹即本案首席公诉人戴维·韦伦兹。商店里陈列出售的纪念品包括微型木梯模型，和装在玻璃盒子里的据说是小林迪的亚麻色头发。人们冒着严寒每天天不亮就挤在法庭大楼前的梅因街，为的是一睹那些前来旁听的著名影星、球星和政治家的风采。 以州检察官戴维·韦伦兹为首的公诉方一共有三人。被告方首席律师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和酒鬼爱德华·雷立，还有三名新泽西州的本地律师。 按照惯例，首先由戴维·韦伦兹代表公诉方致开场发言。韦伦兹说，根据新泽西州法律，如果一个人在进行抢劫时杀了人，就应判一级杀人，即预谋杀人罪。公诉方将证明，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绑架谋杀了林勃家的孩子，书写了那些赎金索取信等，并从约翰·康顿博士手里取走了赎金。韦伦兹向法庭陈述了公诉方重构的作案经过：“他带着木梯到了那里，把梯子靠在墙上。他按照预先所策划的，翻窗进入小林迪的房间，偷走了孩子和他的衣服。”接下来，韦伦兹叙述了发现小林迪尸体、拘捕赫普曼以及在赫普曼的住处和车库收集到的证据。他指出，赫普曼作案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钱、钱、钱”。最后他要求陪审团裁决赫普曼有罪。 依照案情的发展顺序，公诉方传唤的首批证人是案发当时在林勃府上的人。那天中午休庭的时候，没一个人出去吃午饭，因为谁也不愿意错过下午出庭的第一位证人——自小林迪绑架案发生后一直保持低调的林勃夫人安妮。证人席上，安妮在戴维·韦伦兹的引导下，一点一点地追忆了在那个可怕的风雨之夜所发生的一切。轮到爱德华·雷立交叉取证时，他什么也没问，只是起身向着证人席深深地鞠了一躬。 本案审理期间，查尔斯·林勃上校风雪无阻天天到庭。他在证人席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整个事件，当他谈到与约翰·康顿博士的合作时，戴维·韦伦兹问： “19年4月日晚上，你在雷蒙德公墓附近把赎金交给约翰·f·康顿博士之前，据我所知，你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嗨，博士’。从那以后，你又听到过那个声音吗？” “是的。” “上校，请问那天晚上你在雷蒙德公墓附近听见的那一声‘嗨，博士’是谁的声音？” “那是赫普曼的声音。”林勃上校一字一顿地回答。 “你第二次听见这个声音是在什么地方？” “在纽约布郎克斯，地区检察官佛利的办公室。” 法庭内一片哗然。等众人安静之后，雷立起身作交叉取证。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英雄，他能说什么呢？雷立甚至不敢指出查尔斯·林勃证词中的破绽，问他怎么可能记得两年零九个月前听到的声音，何况当时他坐在车里连后半句话都没听见。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爱德华·雷立是查尔斯·林勃上校的崇拜者。据说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一直放着一张英姿勃勃的林勃肖像，即使在经手这件案子期间也不例外。不过以下这段关于林勃上校在绑架案发生当天的行踪的对答却颇有点意思。 “请问你能否告诉法庭，你在星期二那天都去了什么地方？” “星期二的白天我在纽约市里。” “哪儿？” “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我想我去过泛美航空公司办公室，也许是大陆航空公司。有一段时间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然后，据我所能想起来的，我去了一趟牙医那里。”爱德华·雷立最初的想法只是试一试林勃的记忆力，但这段对话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林勃上校怎么可能不记得儿子被绑架那天所发生的事？ 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林勃作证的消息被排在罗斯福总统向全国的年度讲话之前。 当小林迪的保姆蓓蒂出庭的时候，爱德华·雷立以为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对蓓蒂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加以剖析攻击，好像她才是本案的真凶。这是雷立办案的特点和特长，在他多年的律师生涯中屡试不爽，并使他获得了“进攻型防守”的声誉（英文中的“辩护”——defend——也有“防守”之意）。但是现在，这一招却不再灵验。雷立因为“故意刁难”证人而引起陪审团成员的不满。 这就是那场“世纪审判”中的情景。在观众的眼里，公诉方和被告方就像舞台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前者的发言经常博得众人的喝彩，而后者却灰溜溜的，不管说什么都引起大家的反感。 除米拉德·怀特以外，公诉方还传唤了另一位证人作相似的陈述。86岁的阿曼杜·霍奇玛住在菲塞贝德巷的拐角附近，在那里，从查理窗下延伸的脚印被两行车辙所代替。这位证人说，19年月1日上午，他看见一辆装有折叠梯子的墨绿色轿车在菲塞贝德巷他家的门口拐了个弯儿，然后顺着小路朝林勃庄园驶去。赫普曼的车辆登记资料表明，他的那辆深蓝色道奇轿车曾经是墨绿色的。霍奇玛还说开车的人朝他看了一眼，并指认被告席上的赫普曼就是那位司机。 正在此时，法庭内的灯光突然熄灭。黑暗中爱德华·雷立大声地说：“这是谎言冒犯了天威！”但是在交叉取证时，被告方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质疑这位八旬老翁的视力。事实上，早在19年6月，阿曼杜·霍奇玛因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而被诊断为法律意义上的失明，即他视力减退的程度使他可以享受联邦政府为失明者提供的福利。但不知何故，这张诊断证明直到本案审判结束之后才被人发现。 赫普曼家的一位邻居作证说，那年月，赫普曼夫妇去了什么地方回来时，赫普曼的一条腿被摔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一直坐在旁听席上默不作声的安娜·赫普曼此时失声叫道：“你撒谎，阿契巴赫太太。”法官托马斯·特理查正告安娜，不可在肃穆的法庭上作如此举动。安娜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然后哽咽着说：“但有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无法忍受。” 撒谎的人还不止这些。原先相信赫普曼不曾写过赎金索取信的笔迹鉴定专家阿尔伯特·奥斯波在法庭上作证说赫普曼是这些信的作者。他的翻供成了报纸关于本案的又一则头条新闻。除他之外，还有三位笔迹和文件鉴定专家为公诉方出庭。 当时社会上有流言说，在树林里发现的婴儿尸体实际上并不是小林迪。那位验尸的殡仪馆主任基本上不具备法医学方面的经验，他甚至连死者的年龄和身高都未加说明，其检查结果自然不能作为正式的验尸报告呈交法庭。关于这一点，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又做了一件令众人惊异不已的事。公诉方传唤了数位证人出庭，无非是想证明那具尸体确实是小林迪，而雷立居然没有就他们证词中的若干漏洞向这些证人提问。当他宣布说被告方对此毫无疑问时，赫普曼的另一位辩护律师罗伊德·斐歇尔起身道：“你这是存心要把赫普曼送上电椅！”然后愤然离去。 由于约翰·康顿博士在警署辨认赫普曼时并不是十分地肯定，公诉方也无法预料他将在法庭上提供什么样的证词。那天到庭旁听的人特别多。康顿博士在证人席上宣誓之后，先向陪审团讲述了他多年的教书生涯，然后由戴维·韦伦兹以提问的方式引导他回顾了19年4月日在雷蒙德公墓的冒险经历。韦伦兹接下来问，谁是“墓地约翰”？康顿答曰，“墓地约翰”与布鲁诺·赫普曼是同一个人。话音刚落，记者们蜂拥而出，不到十分钟，康顿的证词通过电话和电报传遍全国。 许多当年记得或不记得持币者模样的银行职员和商店收银员纷纷为公诉方走上证人席。洛意斯·谢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再次指认被告席上的赫普曼曾用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从她那里买了一张电影票。她的证词对被告方的打击非常沉重，因为19年11月6日埃塞多·费奇尚未去德国，而赫普曼告诉警方，从他家里抄出的那些赎金钞票是费奇在那年1月临行之前才给他的。 公诉方还传唤了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证人。康顿博士的熟人、时装模特儿西黛嘉·亚历山德告诉法庭说，19年月的一天，她在布郎克斯火车站看见赫普曼跟踪约翰·康顿博士。 梦佳丝蒂公寓一位总管出庭作证，说19年的月1日和4月日，赫普曼没有到该公寓上班。 几位来自德国的埃塞多·费奇的亲属告诉陪审团，费奇是在贫困中谢世，他身后没有留下一分钱。事实上，他还欠了赫普曼7000多美元。 一名财政部官员证实，在赫普曼家查抄到的金圆券是赎金的一部分，而且自赫普曼被捕以后，赎金纸币再也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未完待续） 第4章 在公诉方传唤的87位证人中，还有出租车司机约塞夫·庇隆，及若干办案人员等。最后为公诉方出庭作证的是木材专家亚瑟·寇勒。他认定在绑架现场发现的木梯上，第16级踏板和赫普曼家阁楼的楼板原本是一块料，有人把它给锯开了。他还说他曾作过多次实验，将那只梯子折叠起来放进赫普曼的道奇轿车，车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毫不费劲地把梯子架在前后座的靠背上。被告方律师在交叉取证时强调指出，因为有关当局一直拒绝被告方查看物证，第16级踏板和那块阁楼的地板完全有可能是警方伪造的。 公诉方的听证结束之后，罗伊德·斐歇尔代表被告方致开场发言。他说被告方将就本案中的三个重要日期为赫普曼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被告方将证明公诉方某些证人的证词自相矛盾，或与事实有出入；被告方将向法庭出示有关赫普曼在股市赚钱的证据，以解释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被告方聘请的笔迹鉴定专家将质疑公诉方专家的某些说法和结论，但是他们的专家证人将比公诉方少得多，因为被告出不起那么多的钱。此外，被告方还将证明，由于在过去的两年里警方做了手脚，那架木梯作为物证已完全失去了意义。而且，斐歇尔接着说，新泽西州警署对整个案子都做了手脚，“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桩案子被警方弄得如此的面目全非！” 这听上去像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事实上他们做不到这些。一位原先表示愿意为他们提供梦佳丝蒂公寓工作时间卡副本的证人，突然告诉被告方律师那份资料没有了，而且和许多其他证人一样，拒绝为他们出庭作证。好几位证人是直到最后一刻才匆匆通知法庭，他们因种种理由无法出席。 第一位出庭的是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本人，他操着不熟练的英语在证人席上作证达17小时，本来就已水泄不通的法庭更加拥挤，大家争先恐后地想亲眼目睹这位被舆论渲染为“魔鬼”的德国木匠。在听证的过程中，雷立通过若干提问让布鲁诺向法庭讲述了他的身世、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以及他与埃塞多·费奇的交往等等。雷立问他有没有写过那些赎金索取信，有没有见过小林迪的连衣裤，有没有制作那架木梯，赫普曼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否定的回答。 戴维·韦伦兹的交叉取证对法庭内的听众而言多少带一点戏剧性。赫普曼和韦伦兹都是移民，一位来自德国，另一位是犹太族裔。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反德情绪盛行于美国，而排斥犹太人的倾向则在欧洲随处可见。此刻，这两个在历史上严重对立的民族的成员对簿公堂，韦伦兹抓住赫普曼曾就赎金金圆券和他来美国前的犯罪记录对警方撒谎一事穷追不舍，以图降低赫普曼证词的可信度，但他最终也无法诱导赫普曼承认他犯有被指控之绑架杀人罪。 作为不通英语的非法移民，赫普曼居住在属于社会下层的棚户区，几位为他出庭的证人都因为曾有过犯罪前科，或参与黑酒生意，或有精神障碍等等，而在交叉取证时被公诉方说成是不可信的，或不够资格的证人。比如奥维特·卡司特朗和鲁易·凯斯分别作证说，19年月1日晚上，他们看见赫普曼在安娜工作的面包房里。但卡司特朗曾犯过偷盗，而且精神不太正常，凯斯则经常出入于地下酒店。陪审团成员认为，他们的证词和他们的人品一样不值得信任。 餐馆老板阿古思蒂·梵亨克于同一天晚上在面包房附近的加油站看见赫普曼，他还记得赫普曼牵着他的狗。梵亨克也是个喜欢狗的人，他一边加油一边和赫普曼聊了几句关于狗的话题。但阿古思蒂·梵亨克的证词也不管用，因为他的餐馆里曾倒卖过黑酒。 还有一位叫卢·哈丁的筑路工人。19年月1日上午他正在路旁挖沟，一辆蓝色轿车停在他身边，车上的两个人向他打听到林勃庄园怎么走，交谈之间他注意到车里有一架木梯和一只棕色箱子。绑架案发生之后，卢·哈丁曾向警方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被带去林勃庄园，在那里他确认那架断掉的梯子与他在车里瞥见的是同一物件。卢·哈丁在法庭上作证说，赫普曼并非蓝色轿车中的两人之一。但因为他以前曾两次被拘捕，其证词同样不为陪审团所接受。 出租车司机飞力浦·摩西于19年4月日晚在雷蒙德公墓附近看见三个人站在一辆陷进泥坑的绿色轿车旁。摩西将三人送到另一条街，他们在那里上了一辆灰色轿车。但在交叉取证时，公诉方律师迫使他承认，黑暗中他没有看清三个人的脸，他的证词自然毫无意义。 被告方也确有几位极具说服力的证人。普林斯顿大学生本杰明·卢匹卡说，19年月1日傍晚6点左右，他在林勃庄园附近看见一辆装有梯子的车，开车的人不是赫普曼。在公诉方的再三追问下，本杰明·卢匹卡承认那人的轮廓与赫普曼有几分相似。 赫普曼的朋友汉斯·克罗宾在证人席上说，他每月的第一个周六都去赫普曼家。没错，19年4月日那个周六他也在那里，和往常一样，他和赫普曼一起演奏了乐器。还有几位朋友作证说他们参加了19年11月6日赫普曼的生日派对。 只有一位笔迹鉴定专家约翰·腾德利，愿意为被告方出庭。公诉方的专家们侧重的是赫普曼的书写笔画与那十几份绑匪条子的相同点，而约翰·腾德利则着力于它们的差异。他指出，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总体来讲，赫普曼的书写相对规矩，赎金索取信等则比较潦草。至于那些特殊的拼写与语法，在日耳曼裔的美国人中非常普遍，并不是赫普曼所特有的。 木质专家乔斯·戴彼丘的职业之一是为家具制造商配木纹。他在法庭上出示了大量的木材样品，说明来自不同树木的木料也可能有相互匹配的纹理。他认为，作为作案工具的木梯上的第16级踏板和赫普曼家阁楼的地板并非同一块料。 被告方还聘请了指纹鉴定专家鄂拉斯图·米德·哈逊博士，他从那架木梯上查出了上百个指纹，但没有一个是赫普曼的。 在传唤了总共16名证人之后，历时六个星期的听证结束。 爱德华·雷立代表被告方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总结性发言中指出，事实上，所有这些人证和物证并未提供任何证明赫普曼参与绑架谋杀小林迪的证据。被告赫普曼与本案的唯一联系只是那些赎金钞票。但由于警方急需一只替罪羊以了结此案，他们并不在乎赫普曼是否真的有罪。雷立最后说，他与其他被告律师坚信，布鲁诺·赫普曼是无辜的。 首席公诉人戴维·韦伦兹在这六个星期里已一举而成为全国性的明星人物。他在作总结性发言时显得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他甚至说单凭赫普曼的长相和性格就可以断定他有罪。 195年月1日，1名陪审团成员聆听了法官托马斯·特理查的指示后，于上午11点0分步入审议室，一位法警在他们的身后关严了大门。审议室刚好在赫普曼单人牢房的楼上。下午点左右，陪审团要求法官允许给他们送进去一只放大镜，说是要比较赎金索取信和写有约翰·康顿博士电话号码的木条上的字迹。 傍晚时分，法庭四周聚集了7000多等候着听最终裁决的人们，他们不停地高叫：“杀死赫普曼！杀死那个德国佬！杀死赫普曼！” 晚上10点7分，法庭的钟声终于敲响了。10点半，等陪审团成员在陪审席上一一就座后，戴着手铐脚镣的被告人布鲁诺·赫普曼被带上法庭。他面呈死灰色，右手腕与一名法警的左腕铐在一起。听众席上，赫普曼夫人安娜也是脸色惨白憔悴不堪。 待法庭大门锁定，法官托马斯·特理查示意法庭文书开始。 “陪审长先生，请问陪审团裁决被告——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有罪或无罪？” “有罪。”陪审长照着手里的纸条缓慢而清晰地念道，“我们裁决被告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被控之一级（预谋）杀人罪成立。” 几名记者马上起身往外跑，无奈门已上锁。特理查法官击槌警告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法庭文书继续问是否所有的陪审团成员都同意这个裁决，陪审席上的八男四女逐一点头称是。 托马斯·特理查命被告方起立，他又重复了一遍陪审团的裁决，然后说：“本庭依法判处你，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死刑。”特理查法官暂定在195年月18日那个星期的某一天执行死刑。 这时，有个人爬上一人多高的窗台，打开窗户冲着外面大喊：“有罪——死刑！”顿时，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四起。 10点50分，赫普曼被带回到自己的单人牢房，他扑倒在帆布床上无声地抽泣。与此同时，还留在法庭里的安娜也在她的座位上失声恸哭，直至工作人员请她离开。 记者打电话到林勃庄园，林勃家族的发言人告诉他，查尔斯·林勃上校将不对此事作任何评论。林勃听到他们在电话上的对话，立即拧开图书室的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法院大门外的梅因街现场直播，背景是一片人声喧嚷。只听得播音员的声音说：“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审判刚刚在这里落下帷幕。被告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被裁决犯有绑架谋杀罪……”听到这里，安妮马上请求丈夫把收音机关掉。 几位记者开车到布郎克斯约翰·康顿博士的住地。康顿夫人说她将向丈夫转告这一消息，但康顿博士不会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或接受记者的采访。 第一夫人依琳娜·罗斯福是当时少数几位敢于公开对本案的裁决表示怀疑的名人之一。这位总统夫人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演说家，后来还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她认为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布鲁诺·赫普曼犯有绑架谋杀罪。罗斯福夫人对记者说：“整个审判过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并不是同情赫普曼，但我一直在想，也许他真是无辜的。” 《纽约时报》对赫普曼一案的裁决作了如下评论：“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在霍普威尔的那个悲惨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团。只有作案人的交代或新的证据的出现才能帮助我们澄清事实的真相。” 此时的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已是一贫如洗。爱德华·雷立说，他仍然对赫普曼的无辜坚信不移，但是没有钱就一切免谈。于是，罗伊德·斐歇尔代替雷立成为被告方首席律师，他与原四人律师团中的弗里得利克·玻普继续免费为赫普曼辩护。同时，安娜·赫普曼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蒙菲尔德奔走各地，多半是德裔集居区，和那些相信赫普曼审判是一宗冤案的人们一起，以各种方式为本案的上诉募捐。一战之后，德国因挑起战端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人中反德情绪十分普遍。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德裔社区的人们认为，赫普曼和他们一样，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赫普曼始终坚称自己与林勃幼童绑架案毫无关系。在被判刑的第二天，他对记者说：“我从未见过林勃家的孩子，也从未收受赎金……在上帝面前，我是绝对无辜的。”另一次采访中他说：“即使他们现在对我说，只要我将事情和盘托出他们就赦免我无罪，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 《纽约时报》记者远渡重洋，到德国采访布鲁诺·赫普曼70高龄的老母。老太太说：“我知道我的儿子是无辜的。但林勃希望这样的结局，于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愿发展。” 其实不少业内人士也有同感。查尔斯·林勃上校在为时天的庭审中天天到场，这无疑给陪审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他们几乎不可能作出其他的裁决。法官托马斯·特理查在主持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明显的语言偏向，以及原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的不尽职，都使得赫普曼难以获得公正的审判。基于这种种理由，赫普曼新的两人辩护小组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上诉。案子被依次递到新泽西州上诉法庭和联邦最高法庭，均被一一驳回。赫普曼的死刑执行日期随之一推再推，这时已改期到196年1月17日。 作为最后的努力，罗伊德·斐歇尔和弗里得利克·玻普于195年1月日将本案递交新泽西州赦免法庭，以图把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当时的州长豪诺得·霍夫曼是该庭七名成员之一。196年1月11日，赦免法庭以六比一否决了被告律师的申请，唯一的一张赞同票是霍夫曼州长投的，他的理由是，一本案不可能是一人所为，二舆论对本案的影响过大，用他的话说，是“报纸审判和裁决了赫普曼”。 此时离赫普曼的死期只剩下几天了。豪诺得·霍夫曼亲临牢房探视，在与赫普曼一席长谈之后，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限再次推迟赫普曼的行刑日期，并宣布将亲自主持本案的重新调查。霍夫曼说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案情能***。孰料此举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报纸争相撰文谴责新泽西州州长的倒行逆施，霍夫曼的政治对手们甚至准备伺机对他进行弹劾，可想而知，调查工作阻力重重。更糟糕的是，霍夫曼为该项调查而起用的首席助理、警探长埃利斯·帕克在办案过程中因涉嫌绑架逼供而被捕。结果豪诺得·霍夫曼不但没能拯救赫普曼，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州长连任竞选中败给对手。 196年4月日晚8点47分，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在电椅上被处以死刑。 多年来，美国的司法界和法学界一直在争论，林勃-赫普曼一案到底是不是一起冤案。侦破及审判过程中的若干细节和疑点被逐一提出来广加讨论，比如赫普曼的英语不行，但法庭没有为他配备合适的翻译，使他在证人席上常常答非所问。再如陪审团成员没有与外界严格隔离，他们在一日三餐和住宿的旅馆里常常能听到人们对本案的议论。又如在纽约的中央银行分行兑换了980美元赎金金圆券的j·j·福克纳，为什么警方没有将他的笔迹与赫普曼的比较？等等。 赫普曼被送上电椅后，人们不断地获悉有关本案的新发现，比如有的证人是被花钱买来的，而另一些证人则遭到了威胁恐吓；又如有的证据是人为安置的，而原始的物证却无端消失；再如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庭审期间经常在午饭时喝酒，以致他下午在法庭上的表现明显地受到影响，等等。关于本案最重要的进展当属000年月，由来自联邦经济情报局和美国陆军部的笔迹及文件鉴定专家们组成的联合小组正式确认，布鲁诺·赫普曼不是那些赎金索取信的作者。但总的来讲，真正对案情有价值有突破的线索却一直没有出现。 被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被告方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在本案开庭之前，一家当时很大的报纸《纽约日报》与赫普曼做了一笔交易，由该报买断媒体对安娜·赫普曼的采访权，并用这笔钱支付爱德华·雷立的律师费。当时赫普曼夫妇同意《纽约日报》预付雷立的全部费用。后来有专家认为，因为钱已到手，所以爱德华·雷立作为首席辩护律师在赫普曼一案的审判中没有尽到他所应尽的职责。整个办案过程中，他与委托人布鲁诺·赫普曼谈话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不到40分钟，比州长豪诺得·霍夫曼探监的时间还短。两年后，雷立因患精神分裂症而长期住院治疗。不少人相信他还患有三期梅毒。据说他在佛明顿期间，每晚必有妓女到他的旅馆房间。 在布鲁诺·赫普曼临被处死之前，他曾对州长豪诺得·霍夫曼说：“他们以为只要我一死，这桩案子就会了结，就像一本书被合上了。但是这本书，它将永远不会合上。” 事实应验了他的预言。70多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本案的研究和调查，许多人因此而成为林勃-赫普曼案专家。 也许布鲁诺·赫普曼只是绑匪中的一员，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辜的。无论事实的真相如何，正如著名律师、法学教授亚伦·德肖威兹所说：“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否认对赫普曼的审判是不公正的——无论是用现在的标准，还是用0年代的标准。” 最近，一些著名的法医学专家们重新查阅了本案。以下是他们列举的林勃-赫普曼一案的要点与疑点： 1.林勃家的狗平日见到生人就叫，可为什么在绑架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却一声未吭？ .案发现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警方人员、记者，甚至围观者任意出入查看，致使许多宝贵的证据和线索毁于一旦。 .现场未发现任何指纹。用现代的激光和新化学法可能会帮助鉴定出潜指纹。 4.警方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对现场脚印的勘查，也没有任何人将这些脚印与赫普曼的作比较。 5.木梯第16级踏板和赫普曼家阁楼的楼板是否取自同一棵树？现代的dna鉴定法可以帮助确定这一点。 6.林勃府上整幢楼里只有一扇窗户的窗闩是坏的，绑匪怎么会碰巧就找到了那一扇？ 7.折叠式木梯是绑匪自制的。他(们)如何得知林勃家二楼窗户离地面的高度？木梯有多重？一个人能扛得动吗？ 8.一名警察把木梯底下的两只脚重新插入绑匪留在地面上的两个坑里，这不仅破坏了木梯上的证据，而且改变了两个坑的形状与大小。 9.庭审之前，被告方没有看到警方的调查报告和公诉方将要提交法庭的证据。被告方的专家证人也没有机会亲自检验那些物证。 10.那具婴儿尸体被发现后很快就火化了。没有正规的验尸报告，没有准确详尽的死因说明，也没有重新开棺验尸的可能。 11.在那块楼板被取下之前，警方不允许被告方查看赫普曼家的阁楼并作相应的调查和记录。 1.被告方曾获取案发当日赫普曼的工作时间卡。卡上显示赫普曼那天在纽约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不可能开车去新泽西州中部。 1.关于那具树林里发现的婴儿尸体，没有请正式的法医验尸，甚至连身高和年龄也没有作明确的交代。为什么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不在法庭上就这些问题质疑公诉方的证人？他的这一举动甚至激怒了其他被告律师。 14.没有人对小林迪房间的泥水脚印拍照或做其他鉴定，也没有人将这些脚印与屋外地上的脚印做比较。 15.作案现场有没有发现使用工具的痕迹？如有，是那把凿子留下的吗？ 16.窗户下的黏土墙上只有两个坑，说明作案人事先已经知道哪扇窗户没有关上。 17.没有人就窗台上发现的第一封赎金索取信的信封和信纸作任何调查或说明。 18.没有人调查第一封赎金索取信所使用的墨水（红色和蓝色），追查它们的出处。警方是否在赫普曼家或林勃家里查找过笔？ 19.是否有人调查过赎金信上作为标记的个孔是用什么工具打的，以及工具的来源？ 0.小林迪房间那个窗闩坏了的印记是新的还是旧的？ 1.19年，茚三酮指纹鉴定法已经问世。为什么没有用这种当时的新方法检验木梯、凿子、信封和信纸上的潜指纹？ .有人比较过第一封赎金索取信和后来其他绑匪字条上的笔迹、墨水和纸张吗？有人试图查找过这些墨水和纸张的来源吗？ .包裹小尸体的布毯并非林勃家中之物。在随尸体一起火化以前，警方或那位验尸的医生是否曾试图从那块布毯上查寻线索？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 4.在赫普曼家查抄到的那只装赎金钞票的鞋盒上有指纹吗？是否有人调查过鞋盒的来源？（未完待续） 第5章 查尔斯与安妮·林勃夫妇后来又有了一共五个孩子。他们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几乎从不在家里提起小林迪。林勃上校因淋巴癌晚期于1974年8月5日在夏威夷逝世。 安娜·赫普曼在丈夫被处死后一直生活于贫困之中。她毕生都在为赫普曼的平冤昭雪而多方奔走，并得到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的帮助。安娜在1981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要求新泽西州有关当局重新立案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安娜于1994年10月10日去世。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本案的当事人、证人、办案人或者作案人尚在人世，也已经是百岁老人。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也许这是历史留下的一个永远的谜。但不管怎么样，林勃-赫普曼案已经作为一桩冤案载入了某些美国历史书册。 0瓦拉奇备忘录 笔者第一次读到约瑟夫·迈可·瓦拉奇这个名字，是在一本关于美国意大利黑手党的书中，一段题为“瓦拉奇的合同”的章节。作者在那本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书里并没有提到后来为人们熟知的瓦拉奇备忘录，只说这是一起被美国司法界人士和研究黑手党的专家们认为是该组织刺杀行动的经典范例，还被选入了某些警官学校的教科书，云云。 约瑟夫·瓦拉奇是当时纽约黑手党露其亚诺家族的成员。不消说，露其亚诺是老板查理的姓氏。在黑手党的老巢纽约市，这样的家族一共有五个，共计000余名成员，占全美黑手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6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从约瑟夫·瓦拉奇的口中第一次确证了这个被外界称为“黑手党”的犯罪集团的真实存在。该组织问世于0世纪初叶，其意大利名称为“科沙·诺斯卓”，用英语直译就是“我们的事业”或“我们的行动”。“科沙·诺斯卓”下分若干家族（family），亦称集团（group），每一家族掌管一片区域。按英文字母的顺序，一些重要家族所在的区域依次为：波士顿、巴菲罗、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丹佛、堪萨斯城、洛杉矶、诺瓦克、新奥尔良、纽约、费城、匹茨堡、旧金山等等。另外还有几块“开放区域”：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和1959年古巴革命前的首都哈瓦那。所谓“开放”，即任何家族都可以在这些区域拥有人马或开设生意。 家族的首领称“老板”，“老板”之后还有“二老板”，往下便是数目不等的“纵队长”。每个“纵队长”统领一支“纵队”，“纵队”的成员叫“兵士”。兵士中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兵士可以直接由老板调遣，有的兵士可以自己接单做买卖。所有“科沙·诺斯卓”的成员，无论老板或兵士，都必须是纯正血统的意大利人。但其外围组织中可以有其他族裔——犹太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法兰西人、英国人等等。 自191年以来，“科沙·诺斯卓”不再设“大老板”或“老板们的老板”(bossofallbosses）一职，尽管不少人都在梦想着为自己加封一个类似的头衔。一个由9至1名老板组成的“委员会”或“董事会”统筹全国性的运作并协调各家族之间的事务。 “瓦拉奇的合同”是约瑟夫·瓦拉奇在其0余年的黑手党生涯中曾参与过的数十起人命案之一。“科沙·诺斯卓”内部把分派给属下的刺杀任务称作“合同”。 195年9月初，约瑟夫·瓦拉奇的纵队长安东尼·本德尔约他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罗科斯餐厅一起吃晚饭。几句寒暄之后，安东尼便直切主题。据新近获知的消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尤金尼奥·契亚尼尼是联邦毒品局的“线人”。 “这家伙给毒品局通风报信，”安东尼告诉瓦拉奇，“老头子已经得到了查理·露其亚诺的口谕。查理说，契亚尼尼非常聪明，他和毒品局勾搭已经不是三年五载了。我们必须把他和他周围的人做掉。” 老头子叫维克多·靳诺万斯，是当时露其亚诺家族门面上的老板，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在196年被捕后判刑50年，并于1946年被放逐回意大利老家拿玻里。 尤金尼奥·契亚尼尼确实是联邦毒品局的眼线。194年他因贩运海洛因被捕，收监15个月。之后，他一边继续黑社会的活动，一边在必要的时候有选择地向毒品局举报一些同伙，通常是其他家族的成员。但这些“情报”都只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毒品局一直不知道“科沙·诺斯卓”的存在，以为契亚尼尼不过是在跟几个贩毒团伙打交道。每当契亚尼尼犯在了警方手里，他便会亮出自己的线人身份。警方有时很难权衡，这些线人提供的情报是否值得他们对其犯罪活动睁只眼闭只眼。 1950年，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了一趟欧洲。他此行负有两项使命：从美国带去战后欧洲市场紧俏的药品和美金现钞，再从法国贩回海洛因。当时中东地区盛产鸦片，鸦片膏子运到法国马赛，经加工制成海洛因后售价为每公斤500美元，而走私到美国的海洛因的平均终极售价，或人们常说的“街头价”则高达每公斤.5万美元。据当时的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带给美国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的纯收入为.5亿美元。如此高的利润后来也吸引了其他族裔的犯罪团伙，如黑人帮、波多黎各帮和古巴帮，但黑手党出让的部分只是那些高风险的街头销售。 在拿玻里逗留期间，契亚尼尼几次主动与流放中的查理·露其亚诺接触。与此同时，联邦毒品局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契亚尼尼欧洲之行的真正目的，但为了从他那里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而一直没有惊动他。 然而，不明就里的意大利警方却以走私药品美元的罪名逮捕了契亚尼尼。契亚尼尼在等待审判期间设法带出了一封信，交给联邦毒品局的欧洲部。但毒品局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的意大利同行交涉，因为他们获悉，契亚尼尼在狱中还安排了将10公斤海洛因成功地偷运到美国。他们想让契亚尼尼再多吃点苦头。 契亚尼尼又带出第二封信，为了争取官方的救援，他在信中向毒品局报告了查理·露其亚诺的情况。 约瑟夫·瓦拉奇后来说，他不知道查理是如何得知这条消息的，但他确信“科沙·诺斯卓”拥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指认契亚尼尼的关键证人突然翻供，药品美元走私案因证据不足而撤诉。契亚尼尼回到纽约后自感性命难保，遂请求联邦毒品局予以保护。 安东尼·本德尔对瓦拉奇说，按照惯例，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由路琪赛家族自行处置。但是，一、契亚尼尼几乎从未出卖过本家族成员；二、由于这一层关系，反倒使毒品局不时地对路琪赛家族网开一面。路琪赛家族当时是纽约五大家族中走私毒品最猖獗的。 “这次既然欺负到了我们头上，那就算是给了我们开杀戒的口实。”安东尼说。 瓦拉奇认识契亚尼尼，事实上，就在契亚尼尼去欧洲之前，他还问瓦拉奇借了钱。如果契亚尼尼做了枪下鬼，瓦拉奇跟谁去讨还这份饥荒？ 瓦拉奇于是说：“可是，他欠了我两千块钱。” “是的。”安东尼说，“我听说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瓦拉奇，那意思是说，正因为这样我才约你来吃这顿饭。 瓦拉奇明白，这件事他是脱不掉干系了。如果让上峰派了别人去“做”契亚尼尼，一旦失手，自己就会被怀疑向契亚尼尼走漏了消息。 见瓦拉奇不吭气，安东尼又说：“你知道，契亚尼尼刚从意大利回来，但是他东躲西藏，我们一直找不到他。如果你有他的消息，告诉我一声。”说罢便起身要走。 瓦拉奇没有别的选择了，他赶紧硬着头皮自告奋勇道：“好吧，我会找到他的。”“找到”的意思当然就是“做掉”。 “不急，等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老头子。”安东尼·本德尔不冷不热地丢下一句，兀自扬长而去，只留下神情沮丧的约瑟夫·瓦拉奇。 第二天安东尼·本德尔通知他，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同意让瓦拉奇接“合同”。 瓦拉奇很容易就找到了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他在晚上10点左右往契亚尼尼家里挂电话，说你从欧洲回来也有些日子了，咱们是不是该把账结结。瓦拉奇并没有自报姓名，他只是在言谈中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是黑道中人的基本联络技巧，为防电话被警方监听。 瓦拉奇最后说：“咱们街角见。”这也是一句让外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但契亚尼尼却心知肚明。瓦拉奇指的是布郎克斯的城堡山庄和西彻斯特路交叉口，瓦拉奇在那里有一间“丽都夜总会”。 契亚尼尼说：“我0分钟到。” 约瑟夫·瓦拉奇黑着灯站在丽都夜总会他的办公室窗前，他看见契亚尼尼开车过来，另一辆车也相跟着停在了不远处的路旁。契亚尼尼一见到瓦拉奇便开始说他手头真的有点掰不开，等谁谁谁的货款到了立马连本带利送过来。瓦拉奇用手势叫他打住，带他到了一个角落，说：“咱们先不谈钱。我想你被人跟踪了。你知道是谁吗？毒品局还是警察？” “老天爷！他们是冲你来的吧。”契亚尼尼一脸惊异。 “也许是吧。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我过两天给你打电话。” 契亚尼尼原路返回。果然，等他的车一启动，另一辆车也尾随而去。 说瓦拉奇着手的是一桩黑手党经典刺杀案，是因为所有真正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在案发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刺杀指令来自查理·露其亚诺，他本人却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意大利拿玻里。警方也休想在犯罪现场查找到“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和安东尼·本德尔的踪迹，就连“合同”的具体执行者约瑟夫·瓦拉奇，也不会在自己身上溅上一滴血。 瓦拉奇接了“合同”，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至于他如何操作，这就不是他的上司们想关心或打听的事了。瓦拉奇可以把案子交给本家族或其他家族成员，也可以找组织以外的人。顺便说一句，按规定，黑手党成员执行“合同”是没有报酬的，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不得报销执行过程中的任何开支，包括雇用职业杀手的费用。但如果“活儿”干得漂亮，今后自然少不了从老板那里得到诸多的照顾和好处。 这一次，瓦拉奇采用了最经济的办法。他找来三个哈伦东区的“毛孩子”——他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三个正在排队等候，急巴巴地想被接纳进入露其亚诺家族的“候选人”。其中两人是亲兄弟，约瑟夫和派特·帕咖诺，还有一个是瓦拉奇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 执行这样的“合同”，无论如何小心都不算过分，更何况“目标”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已被跟踪。两天后，约瑟夫·瓦拉奇把契亚尼尼约到“丽都”附近的卡斯吧酒家，这次他带来了约瑟夫·帕咖诺。瓦拉奇说这叫一箭双雕，既让“毛孩子”认准“目标”，又使他们彼此熟识，所以下一次契亚尼尼再见到帕咖诺们时才不会心存戒备。其实还有第三个目的，瓦拉奇没有把约会地点定在“丽都”，是想进一步查证契亚尼尼被跟踪的情况。 根据约瑟夫·瓦拉奇后来的回忆，交谈过程中契亚尼尼突然说：“昨天晚上我不知怎么地，老是觉得特别恐惧。” “你什么意思？”瓦拉奇问。 “我也搞不懂，就是感觉有人可能要对我下手。” “你干吗说这些话？别胡思乱想了。” “我确实有一种感觉……”契亚尼尼喋喋不休。 这不是一个好话题。瓦拉奇赶紧叫来一位曾经在“丽都”工作过的小姐，付给她一张百元美钞，说是务必请她让他的“哥儿们”契亚尼尼快活起来。 事后小姐向瓦拉奇汇报说，契亚尼尼提到要去哈伦赶一个什么牌局。 三个“毛孩子”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查到，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的是街和东11道交叉口附近，一种叫做“掷骰定点”的地下赌场。每天开局之前，由庄家掷骰子确定赌博地点。玩牌的人先到达某指定处，经验证没有问题后，再由专人护送到某某旅馆的某某房间，一般有半个街区之遥。为了不引起警方注意，牌客们在散场时一个一个单独离开，每两个人之间间隔几分钟。 “有人跟踪他吗？”瓦拉奇问。 “我们没发现。”“毛孩子”们答。 “好，就是它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瓦拉奇很快得知，那个地下赌场的主人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为防范可能引起的家族间的纠纷，瓦拉奇觉得有必要向上级报告。 安东尼·本德尔在曼哈顿中城区开了一家“金钥匙夜总会”，但据说这家店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常有便衣在四周转悠。瓦拉奇把车停在距离两个街区的地方，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过去。他不希望被警方抄下牌照。 没容得瓦拉奇开口，安东尼便开始发难：“你怎么一直按兵不动？这件事早该了结了。难不成还在琢磨着要回你那几个钱？” “安东尼，你听我说，这家伙总有尾巴跟着……” 等瓦拉奇讲完来龙去脉，安东尼承认他的考虑不无道理，答应替他到老头子那里讨一句话。 很快，安东尼传回话来，说老头子ok了约瑟夫·瓦拉奇的行动方案。 195年9月19日晚，三个“毛孩子”到达预定的埋伏点，那是在东11道上的一栋大楼附近。这栋破旧而巨大的居民楼横贯整个街区，楼里有一个通往111道的后门。居民楼的前门从不上锁，后门的门闩可以从里面打开。这绝对是一条非常理想的撤退路线。瓦拉奇事前亲临现场反复察看，以保证所有的细节都万无一失。 按照瓦拉奇制定的计划，接应的车停在东111道那栋居民楼的后门外，司机留在车里，两名枪手则埋伏在契亚尼尼的必经之地。虽然赌博的地点经常换，但契亚尼尼的泊车处和牌客们的接头点却基本上是固定的。因为有专人接应契亚尼尼进赌场，所以他们要在那里一直等到“目标”单独离开时再动手。 瓦拉奇临走时对他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交代说，他将在街和东114道交界处的一家餐馆里等候他们的消息，并讲定在电话中称契亚尼尼为“女孩”。瓦拉奇还关照他们，完事后开车经过街的东河桥时，务必记住把手枪扔进河里。 为了给自己编派好不在现场的证明，瓦拉奇请来了三位朋友一起在那家餐馆吃晚饭。 半夜1点左右，费奥利来电话说：“那女孩没来。” “知道了，”瓦拉奇说，“我先回去。”他回到丽都夜总会。 凌晨4点，第二通电话。费奥利说：“我们看见她了。”意思是，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已经被做掉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度假。” “好。”瓦拉奇挂断电话。他想，我现在回家还不算太晚。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年9月0日凌晨6点左右，东107道1号的一位居民在门前路旁的水沟里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经查证，死者为尤金尼奥·契亚尼尼，4岁，家庭住址：西4道8号。死因：头部数处枪伤。作案人：不详。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案发地点实为街和东11道交叉口。死者生前曾多次被捕。有可靠消息来源证实，此人乃联邦毒品局线人。） 后来，约瑟夫·瓦拉奇听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地下赌场的黑帮成员们说，他们在离赌场不远处的人行道上发现已被击毙的契亚尼尼，为了不至于招来警方在附近搜查，他们把尸体转移到了东107道。但赌场里的另外两名年轻人说，他们看到契亚尼尼的时候以为他还有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发现契亚尼尼已经断气，就把尸体扔了出去。（未完待续） 第6章 联邦毒品局始终不承认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之死与他的线人身份有关。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契亚尼尼从意大利偷运出的10公斤海洛因到达美国后，因分赃不均而导致了同伙间的争斗，契亚尼尼于是派他的妻弟悄悄去意大利，又带回了6公斤海洛因。他的妻弟在契亚尼尼遇刺前一个月被捕。所以毒品局认定契亚尼尼死于贩毒团伙之间的内讧。 笔者后来知道，以上的一大段便是出自瓦拉奇备忘录，亦称瓦拉奇档案，或瓦拉奇文件。 何为瓦拉奇备忘录？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约瑟夫·瓦拉奇黑手党生涯的综合资料，包括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毒品局的审讯记录、瓦拉奇本人的交代和在参议院作证时的证词，以及后来在美国司法部的敦促下撰写的回忆录。 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对瓦拉奇备忘录的评价是，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与国内黑社会恶势力的战斗中最重大的情报突破”。 在瓦拉奇备忘录之前，执法机关看到的是一个个孤立的，表面上互不相干，却又层出不穷的谋杀案、绑架案、失踪案、毒品案、纵火案、爆炸案……瓦拉奇备忘录将所有这些零星案件，连同它们的作案人和幕后操纵者一起，摆放在了一张巨大的，精心编织的恶势力网络图上。 在瓦拉奇备忘录之前，举一个例子，联邦调查局纽约地区的办公大楼里，“黑帮处”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和一间办公室，而“共产党处”却有400多人，占据了整整一个楼层。瓦拉奇备忘录之后，“黑帮处”人数激增，并在60年代末跃升为那里最庞大的部门之一。 瓦拉奇备忘录问世后十年左右，70年代初期，在美利坚大地上生殖繁衍了70余年的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土崩瓦解。尽管纽约五大家族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残部或散兵游勇仍在继续负隅顽抗，但曾盘踞于各大都市中的0多个家族从此不复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瓦拉奇备忘录并非这位黑手党“老兵”——0余年来，约瑟夫·瓦拉奇在“科沙·诺斯卓”中的级别一直没有超过“兵士”——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结果。事情的起因纯属偶然，皆因其当事人犯下了一个在正常状况下不可能犯的错误。 196年6月日早晨7点半，正是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早饭后放风的时间。最近，监狱里的几座房子需要维修，工人们把拆下来的垃圾废料等物堆放在操场的角落。狱方并不是特别在意那些可能被用作武器的砖瓦棍棒，因为这座监狱里关押的都是非暴力犯人。 忽然，第8811号囚犯，因涉嫌贩毒而被收监的57岁的约瑟夫·瓦拉奇从地上操起一根两英尺来长的铁管，朝一位背对着他的犯人冲过去。只眨眼的工夫，那人便血流如注，颓然倒地。 瓦拉奇马上被带进了禁闭室，俗称“蹲小号”。当沉重的铁门在他身后砰然关闭后，他居然由衷地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安全，接着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他已经好几天不敢吃东西了，总害怕有人会在他的饭菜里下毒。 瓦拉奇的好心情很快便荡然无存。看守过来告诉他，医生说，那个被他用铁管撂倒的约翰·约瑟夫·绍普生命垂危。 瓦拉奇倒并不在乎那个人是不是生命垂危。但是，“约翰·约瑟夫·绍普？”瓦拉奇一下子懵了，他记得他那一杠子明明是砸在了约瑟夫·狄坡勒摩的头上。 在此之前几个星期，瓦拉奇已经预感到了将有大祸临头。另一名和瓦拉奇因同一案子被捕的囚犯指控他向联邦毒品局告密。也就不过一夜之间，瓦拉奇发现他成了他自己曾成功地实施多次的黑手党暗杀计划的目标。 瓦拉奇的一生中先后1次被捕，为了换取较轻的惩罚，他确曾向有关当局通报过一些毒品走私方面的消息，但和死在他手中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一样，瓦拉奇从来没敢透露过半点有关“科沙·诺斯卓”的情报。 进入6月以来，瓦拉奇已侥幸逃脱了三次险些让他丧命的袭击。第一次是有人给他送放了毒的食物。第二次是一帮狱中的黑手党分子把他赤身裸体地堵在了澡堂子的角落。第三次是故意让他卷入到一场殴斗之中，再趁乱朝他捅刀子。 当时，“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也在这里。50年代初期，因查理·露其亚诺返美无望，老头子便遂心如愿地登上了老板的宝座。按规定，他们的家族应更名为靳诺万斯，但人们背地里还是称露其亚诺家族。1959年4月，维克多·靳诺万斯因“策划贩毒阴谋罪”被捕，判刑15年。 约瑟夫·瓦拉奇是在196年月来到亚特兰大联邦监狱的，老头子不仅盛情邀请他搬入他的房间——那间8个人的牢房里只住了5个人——而且亲自出面找看守通融。多年前，维克多还做过瓦拉奇婚礼上的男傧相。就在那场殴斗后几天，据瓦拉奇备忘录所述： 一天晚上在我们的牢房里，维克多开始对我说什么，你到市场上去买了一筐苹果，里面有一个烂的，你怎么办呢？当然要把烂苹果拿掉，不然到后来整筐苹果都会烂掉。 我一直想打断他的话，但他摆摆手要我住口。我实在忍不住了，说：“如果我真是做错了什么你就明说，然后给我一粒药丸，”指氰化钾，“我当你的面马上吞下去。” 他说：“谁说你做错什么了？” 我没话可说。 他又说，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要送你一个吻，为了我们过去在一起的那些好日子。 我心说，ok，我也送你一个吻，就回吻了他。 他问我：“你有几个孙子？” 我说：“三个。你呢？”我记得他说六个，我说：“你挺有福的。”我的意思是让他知道，如果他对我的孙子感兴趣，我也会对他的孙子感兴趣。 我上床睡觉，听见邻床的绕夫·瓦格纳轻轻地嘟囔了一句：“死亡之吻。”我明白他是在警告我。我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可是，谁睡得着呵？ 我不相信什么“死亡之吻”的鬼话，但是我知道，每次要“做”掉某人之前，就会对那个人特别友好，这样他就不会防备。按老早的习惯，当你见到另一位成员时要相互在脸上亲一下。后来查理·露其亚诺当了老板就改成了握手。“但是，”查理说，“在外面，比如餐馆里见了面，还是要打kiss的。” 6月16日，约瑟夫·瓦拉奇走出了自卫的最后一步，他要求看守把他关进禁闭室里。问其理由，瓦拉奇说：“有人要杀了我，或者被我杀掉。这个理由够充分吧？”瓦拉奇在禁闭室里指名道姓要见联邦毒品局的乔治·伽弗尼，此人原为毒品局纽约办公室的负责人，现任毒品局总部执行主任，是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最大的政府官员。瓦拉奇带给他的口信是：“我打算都告诉你。” 然而，远在纽约的乔治·伽弗尼却迟迟没有回音，瓦拉奇又不愿意“告诉”监狱里的官员们，“你们不懂。”他对他们说。后来，在瓦拉奇备忘录里，他承认他当时并没有真正打算交代什么，只是想再和乔治·伽弗尼做一笔交易，用几条情报买一张去别的监狱的路条。几天后，瓦拉奇被送回了和老头子同住的牢房。 瓦拉奇只能背水一战了。他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只是琢磨着如何拉上几个垫背的。他在心里圈定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约瑟夫·狄坡勒摩。6月初的一天，一向和他没有什么交往的狄坡勒摩突然递给他一份很不错的牛肉三明治，说是从厨房为老头子开的小灶里偷出来的。瓦拉奇没有接，因为他觉得蹊跷，也因为他从来就讨厌这个成天鞍前马后围着老头子瞎转悠的小喽。果然，瓦拉奇后来发现约瑟夫·狄坡勒摩悄悄地把三明治扔进了垃圾桶里。 瓦拉奇不打算干掉老头子，他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了。他知道老头子在家族内部的种种劣迹，特别在查理·露其亚诺远走拿玻里后。维克多做掉过不知多少与自己不和的下属，尔后又栽赃他们是警方的线人。瓦拉奇知道不少家族成员都对老头子恨得咬牙切齿，也知道若要在“科沙·诺斯卓”内部处置一位老板级的人物是必须经过审判的。瓦拉奇相信迟早会有这样一个对维克多·靳诺万斯进行公开清算的机会。 然后就到了6月日早上。自打从“小号”里出来后，瓦拉奇只能以他能搞到手的寥寥几只食品罐头充饥。厨房里有黑手党囚犯，他刚来时就听说了。他们不仅敢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给老头子开小灶，也敢明目张胆地往饭盒里搁砒霜。瓦拉奇甚至不敢去洗澡，连上厕所也是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又是差不多一宿没合眼，瓦拉奇觉得头重脚轻，走起路来就像一个机器人，因为饥饿，因为没睡觉，更因为紧张。他尽可能远离人群，但又不敢靠角落太近。就在他神经兮兮的时候，据瓦拉奇备忘录的叙述： 我忽然看见三个人正盯着我交头接耳，他们离我大约50码，然后开始向我这边走来。 我慢慢地后退，一边看了看身后。那堆垃圾旁边的地上有一根铁管。我弯腰去捡铁管，听见有人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说：“哈罗，约瑟夫。”我抬眼看时，那人已经转过身，好像正在和那三个人打什么手势。他的背影太像约瑟夫·狄坡勒摩了。 ………… 典狱长在禁闭室门上的小窗口亮出一张照片，问：“你认识他吗？”我说：“不。”他说：“是吗？他就是你打伤的人。” 我一下子堕进了云雾山中。 两天后，那个被瓦拉奇误伤的名叫约翰·约瑟夫·绍普的倒霉蛋死在了医院里。他犯的是盗窃邮件和伪造文件罪，与黑手党全无关系。 联邦调查局特派员詹姆斯·福林后来认为，这起“误杀事件”促成了瓦拉奇一生的转折。“瓦拉奇对他所做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只除了这一次。他绝对不能原谅自己错杀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多年的信念、意志，可能还有自尊和自信。倘若那天他杀掉的确实是一个企图袭击他的黑手党人，就像他真正打算做的那样，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瓦拉奇备忘录了。”在联邦调查局负责审讯的官员中，詹姆斯·福林和瓦拉奇相处的时间最长，他深得瓦拉奇的信任，成了他无话不说的“知己”。 瓦拉奇终于离开了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在等待约翰·绍普凶杀案审判的同时，他通过法庭为他指定的律师们再次与纽约方面联系。7月17日，亚特兰大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瓦拉奇终身监禁。同日，联邦毒品局出面将他秘密递解回纽约，用“约瑟夫·迪马可”的化名关押在西彻斯特地区监狱的隔离区。 约瑟夫·瓦拉奇是铁了心要和“科沙·诺斯卓”作对了。其实在他的心目中，那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已经被具体化为“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仇人。在他的言谈中常常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我反正已经活腻了。但凡我在这个世界上多混一天，就要给维克多那个老小子多添一分堵。”或者，“我这可不是在出卖谁，是维克多不仁不义，是他先背叛了我。”或者，“你不是一直都对那些老板们不服气吗？现在你就可以毁了他们。”很明显，瓦拉奇“决定与联邦政府合作”的真正目的，是要报复他原先的主子们。 但他有的时候又很消极悲观：“我是什么人？一个小兵卒子。谁会听我的？谁会相信我？”“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有什么用？‘科沙·诺斯卓’太庞大了，它的地盘远远超出了美国，它整个就是一个‘第二政府’。” 不管怎么说，在瓦拉奇不间断地喷云吐雾的过程中——在被提审期间，他每天要抽掉包骆驼牌香烟——联邦毒品局从瓦拉奇嘴里获得了比他们所预料的多得多的情报。一旦审讯和交代的内容超出了毒品走私的范围，早有风闻的联邦调查局便迫不及待地插手进来。到196年9月底，瓦拉奇已经被完完全全地置于联邦调查局的“监护”之下。詹姆斯·福林和他的同事们每周四次到西彻斯特监狱提审瓦拉奇，每次三至四个小时。 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官员们都说，瓦拉奇有着惊人的、摄像机般的记忆力，他对许许多多往事的印象堪称“记忆犹新”，他在述说过程中几乎从未弄错过诸如姓名、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等等细节。根据瓦拉奇备忘录所提供的第一手——瓦拉奇本人亲历的——和第二手——“那小子告诉我的”——材料，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先后澄清了几十件悬置多年的冷案。 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审讯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这期间，瓦拉奇“叛变”的消息传到了“科沙·诺斯卓”内部，几个家族为瓦拉奇的人头联合标出10万美元的价格。追究起来，皆因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案子一手遮天，联邦毒品局惟恐他们的功绩被无端抹杀，于是故意透出口风，着意强调是他们发现了瓦拉奇这颗重磅炸弹。不久，黑手党得知瓦拉奇已经被转移到了纽约，但他们以为他是在曼哈顿的某一个旅馆里，于是派出大批人马在那一带搜寻数月。 经美国司法部批准，联邦调查局决定将计就计，让约瑟夫·瓦拉奇到国会公开作证。按照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的要求，国会专门成立了以参议员约翰·麦克列兰为主席的“集团犯罪及毒品走私调查委员会”，也叫“麦克列兰委员会”。 196年9月9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由军事警察押送，乘专用直升机到达华盛顿特区监狱。第二天，便穿戴一新地出现在那座古老的参议院办公大楼里。瓦拉奇坐在证人席上，他的面前，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政治家们，和对准他目不转睛的电视摄像镜头。日复一日，瓦拉奇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的骆驼牌香烟，他的故事，也裹在那浓浓的烟雾里，一段接一段地从他的两唇之间源源不断地流出。那些听似平淡、甚至麻木的语言，一层层地揭去了黑手党的神秘面纱，一件件地抖落出了他们黑暗而肮脏的秘密。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民众从一个亲口承认涉嫌起谋杀案的黑手党人嘴里听到了“科沙·诺斯卓”，听到了家族和老板，听到了血誓和合同，还有那些他们以前也略知一二的刺杀、绑架、毒品走私、收买警方、贿赂官员等等真相。 瓦拉奇详尽地讲述了“科沙·诺斯卓”的内部结构、等级制度、操作规程及行动方式，讲述了纽约的五大家族，和与之仅一江之隔的新泽西州诺瓦克家族，讲述了作为“科沙·诺斯卓”支柱产业的贩毒、赌博、彩券交易、高利贷、劳工工会以及在禁酒令废除之前的黑酒生意，并就警方名单上8个黑道人物中的89人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情报。 这里有一些例子。譬如高利贷，任何不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贷款的人，都可以找“科沙·诺斯卓”借钱，利率一般是每周1%。许多人由此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被迫不断地借钱仅仅是为了偿还利息。等到濒临破产时，他们的房屋、产业、生意等便名正言顺地转到了“科沙·诺斯卓”手里。原纽约市水电委员会的简蒙·马可斯，便是因为借了年息105%的巨债而最终沦为了“科沙·诺斯卓”的“上层走狗”。高利贷带给“科沙·诺斯卓”的年收入是以几十亿美元计算的。 关于“科沙·诺斯卓”如何操纵劳工工会，也有一个例子。纽约五大家族之一的老板弗兰克·科斯蒂罗每天去曼哈顿一家宾馆洗桑拿。某日，值班经理对他说，客人们见到他都很紧张，请他能不能不要经常光顾。第二天，该宾馆的女佣、招待、清洁工、电梯工、厨师等等全员罢工。几小时后，总经理亲自打电话，不仅毕恭毕敬地请弗兰克·科斯蒂罗回来洗桑拿，还给他免费优待。 约瑟夫·瓦拉奇在回答参议员们的提问时说：“怎么说呢，当一个人习惯了这些被你们称为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的勾当后，他就不觉得他是在犯罪了。譬如我，我有一些吃角子机器，我从来不认为那是违法的，因为大家都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跟你讲清楚。我有夜总会、服装厂还有几匹赛马。人人都在倒彩票……得，我要怎样说你才能明白呢，参议员先生？” 另一位参议员埃德蒙·摩斯基问，“科沙·诺斯卓”和黑手党是否同一团体？ 瓦拉奇答曰：“参议员先生，在我待在里面的0多年里，没有人管它叫黑手党。”“黑手党，那是外人的叫法。” 这里应该略为解释一下。据史料记载，19世纪末叶，美国出现的第一个意大利黑社会组织确实叫“黑手党”，其名源于该组织寄出的恐吓信中，落款处总画有一只狰狞的黑手。当时的纽约警署颇下了一番功夫，才于1910年将“黑手党”肃清，但其名称却在美国民众中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如果不需要特别的精确，按一般人的常识，“黑手党”和意大利黑帮是同义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或者说主要指的就是“科沙·诺斯卓”。 听证会上也有一些让瓦拉奇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卡尔·柯梯斯想了解黑手党在该州的情况，那是中西部一个比较偏远的州。柯梯斯参议员的问话中提到了那里最大的城市俄马哈。瓦拉奇想了想，又和身边的司法部官员耳语了几句。电视机前的观众以为，参议员提出的一定是一个十分关键、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谁知瓦拉奇对着麦克风说出的话却是：“这个俄马哈到底在什么鬼地方？” 1964年6月底，鉴于瓦拉奇证词的重要性，司法部要求他以回忆录的方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成文，以免遗漏掉在审讯和作证的过程中可能被忽略的细节。瓦拉奇只有七年级的文化水平，一位华盛顿地区的报纸编辑自愿担当了他的助手。此后的1个月里，瓦拉奇磨坏了几十支圆珠笔，在司法部提供的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0多万字，共计1180页。当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瓦拉奇对他的“助理编辑”说：“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比刚开始时更棒了，你说呢？”（未完待续） 第7章 司法部负责瓦拉奇专案的威廉·亨得利评论说：“瓦拉奇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庞大犯罪集团的存在……但是瓦拉奇提供的情报甚至具体到了一个个的名字……一句话，他让我们真正看清了敌人的面孔。” 1904年9月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出生在曼哈顿上城的哈伦东区——一个贫穷而混乱的意大利移民集居区。瓦拉奇的父母，多米尼克和玛丽雅都来自拿玻里，他们一共有过17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了6个，瓦拉奇是其中的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瓦拉奇的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早先还推着小车卖蔬菜水果，算是小本生意吧，后来喝酒把小推车喝进了当铺里，自己便去做了垃圾工。 以下便是约瑟夫·瓦拉奇讲述的故事。在合适的情况下，笔者将尽可能引用瓦拉奇的原话。 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至少我们周围的人都过得比我们强。……我们租住的公寓里有三间房，没有热水，没有洗澡间，厕所在公用楼道里。家里唯一暖和的地方就是厨房的灶台。我们得从垃圾堆里捡柴禾和煤块，然后就堆在我们三个男孩子睡觉的房间里，别提多脏了……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嫌我们脏，但不管我怎么洗，就是没法把自己弄干净。 ……到了人家都开始交女朋友的年龄，我是连想都不敢想那档子事。 按说我应该上学的，说实话，我很少去。11岁那年，我用石头砸了一个老师的眼睛，我并不是故意的，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她，结果被送进了天主教的少年管教院。那里的管教都称为兄弟，有的人还可以，有的人就特别恶劣。有一个阿贝尔兄弟是最厉害的，成天没事就找茬儿整人，不管你有没有做错事他都有理由揍你一顿，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有一天他死了，举行悼念仪式时让我们排着队向他的遗体告别。大约有00多人吧，我排在队伍靠后面的地方。等我走到棺材跟前一看，差点儿没吐了。阿贝尔兄弟的胸襟上全是唾沫。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也啐了一口。 从管教院出来我已经14岁了，又到学校上了几天课。等我一满15岁就进了我父亲工作的垃圾公司，管收东河附近107道一带的垃圾。每个周末我父亲都把我的工钱一起领走，我跟他急了好几次。没办法，我只好纠集几个人晚上出去抢商店。我总得有自己的零花钱，是不是？ ………… 有一天，我弟弟强尼死在了大街上，警察说是被车撞死的。可是有人看见了，警察带他到局子里问话，出来时他就已经死了。他们把他扔在大街上，血肉模糊。他是被活活打死的。我的哥哥叫安东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疯人院里。 后来，瓦拉奇的祖母和两个妹妹也先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瓦拉奇在国会“麦克列兰委员会”作证时说，他第一次犯罪实际上是在9岁的时候。他和强尼从附近的杂货店里偷了香皂，再廉价卖给街坊们。他还记得香皂的牌子，叫法尔丽。 等瓦拉奇长到18岁时，他已经辞掉工作，专事打劫。他的那个团伙人称“分秒帮”，以形容他们行劫时动作之迅速。“分秒帮”通常在后半夜行事。那时的纽约市政府为了节约用电，每天凌晨点到5点将市内的交通灯关闭两小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逃跑时他们可以畅行无阻，而不必担心红灯。这个从早期犯罪生涯中获得的经验使瓦拉奇受用了一辈子。后来他在“科沙·诺斯卓”里做“合同”时，首当其冲的考虑就是作案之后的撤退路线。 “分秒帮”的作案手法原始而有效，他们几乎不带任何工具，只从人行道上捡一只牛奶瓶或操起一个垃圾桶什么的砸破商店的玻璃橱窗。瓦拉奇们做过试验，从商店的“福尔摩斯系统”警报铃响到警方赶到现场，最快需要5分钟。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短于5分钟的时间内把一切都搞定。瓦拉奇是“分秒帮”的司机，开一辆二手的皮卡，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坐在路边不熄火的车里，等到办完事一踩油门就走。后来他有了女朋友，遇到打劫珠宝店或服装店时，有时候他也会跟着进去。多年后瓦拉奇还记得，他有一位女友的腰身是1号，所以每次他都会挑几件这种尺寸的衣裳带给她。 前后四年的时间里，“分秒帮”作案逾百，也终于有了闪失。1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记得是在布郎克斯的东萃孟街和177道，事前他们侦察了两个星期，那家丝绸店连“福尔摩斯保安系统”都没有。他们平日里唯一担心的就是刚好有警察在附近巡逻，可就偏巧遇到了这样的事。当时他们一个人在里面取货，两个人在外面接应装车。突然，路口放哨那小子撒开腿往这边跑，瓦拉奇赶紧按喇叭让他们快撤。这时候，三辆警车一起堵了过来。肯定是有人告的密…… 尽管被警察一枪打在了胳膊上，瓦拉奇还是带着他的同伙们左冲右突，总算是冲出了重围。警方很快通过皮卡的车牌号码719864，查到了瓦拉奇。0年代，路上跑的车辆并不多，犯罪分子基本上没有可能偷到车，所以牌照也都是货真价实的。同年8月，瓦拉奇以“抢劫未遂罪”被捕。 我还不满1岁，所以法官可以把我送到埃尔米拉少管所蹲18个月，或是在新新监狱里关15个月。律师告诉我，这里头有一点小窍门。少管所的18个月是实实在在的，而新新监狱的15个月，不仅包括了我等待审判时在布郎克斯监狱里已经被关了的日子，如果表现好的话，还可以减刑，9个月就能出狱。 我当然愿意去新新了。我看得出法官对我的选择非常恼火，我记得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以为你得逞了？你想去哪儿我就送你去哪儿，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要是能早点出来，也就会早点又回来见我。” 也许是吧。管它呢。 新新监狱位于纽约州北部，是美国最著名的监狱。纽约市的犯罪分子管进新新监狱叫做“去上游”。 新新监狱的真正名字叫“奥新宁”，印地安语，意即“石头叠石头”。 瓦拉奇在监狱里闲来无事，跟着几个“难友”迷上了练肌肉，用现如今的时髦话叫“健身”。日子过得飞快，转眼9个月，瓦拉奇又回到了纽约。 但是，重获自由并不意味着能“重操旧业”。在瓦拉奇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分秒帮”又有了新的司机。鸠占鹊巢，瓦拉奇只得另起炉灶。他先是纠集了几个“毛孩子”自己干，并很快攒足了钱又买了一辆二手派卡车。鉴于上次的教训，瓦拉奇在注册时用了一个假名。不久，在一次抢劫布郎克斯毛皮仓库的行动中，瓦拉奇头部受重伤。 我听见一声枪响，有人叫道：“他死了！怎么办？”我后来听说，他们把我扔在东河边上的114道，又朝空中连开六枪，假装是打群架，和毛皮仓库的案子没关系。过了约摸一小时，他们跑回来看，我还躺在那里，还没有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抬到一个“开黑店”的医生家里。医生往我嘴里灌了几口威士忌当麻醉药，把子弹取出来了。医生说：“这小子不会死，他壮得像头牛犊子。”那都是新新的功劳。 瓦拉奇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毛孩子”们作鸟兽散。等他又能出门走动时，瓦拉奇带着他的车投靠了一个爱尔兰人组织的七人团伙，里面也有犹太人和意大利人。 爱尔兰人特没规矩，简直是一帮活土匪。他们不单抢商店、抢东西，还抢人。 有一次，记得是去的一家服装店，我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在里边，只留了两个在外面放哨。等我扛着一大包西服出来时，看见那两个小子大概是太无聊了吧，居然扣下了六七个行人，用枪把他们抵到墙上，正在掏人家的钱包呢。我马上中止了所有的行动，命令全体撤退。 我很火，对那两个家伙嚷嚷道：“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蠢事吗？抢人（robbery）和抢东西（burglary）完全不是一回事，你们懂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些人会认出我们。” 真的，我不喜欢这种玩法。 更糟糕的是，每当有爱尔兰人和其他意大利人发生冲突时，便有意大利的帮主们派人来找瓦拉奇的麻烦。“其中一位叫奇若·泰兰纳瓦的，人称‘洋蓟王’，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牌的帮主。他有本事垄断了全市所有的洋蓟。我听说凡是运到纽约的洋蓟都必须卖给他。他把它们保存起来，再自己定价出售。你知道，意大利人是离不了洋蓟的。”洋蓟是一种保存期较长的西洋蔬菜。 不久，瓦拉奇又栽到了警察手里。这一次倒是和爱尔兰帮没关系，瓦拉奇是从一个叫“豁嘴”的手里接的活儿。 豁嘴是绰号，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听说是某个组织里的小头目。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一间曼哈顿的绸缎庄。“那里没有‘福尔摩斯系统’。”豁嘴说。情况他都已经摸清楚了，他找到我是因为我有车。我去看了看，一辆车绝对不够，豁嘴又找来了约瑟夫·盖利亚诺，他也有一个绰号，叫瞎骰子，因为他掷骰子的时候总是闭着眼。另外还有两个人。 一开始做得很顺利，直到我们看见街角的电话亭里恍惚有个人影，就派了两个人带着铁棍子过去。那个人一边跑一边叫唤，说他已经报警了。得，赶紧撤吧。但是我那辆该死的派卡不知怎么的，死活点不着火。火烧眉毛了。我们一起挤进瞎骰子的林肯车，屁滚尿流地跑掉了。 警察倒是没有查到我，那车不是我的名字嘛。但是他们贼精，他们让派卡一直停在那里。有个小子偷偷跑去看过几次，没有动静，就来跟我要钥匙。你知道，我脑袋里刚取出过一颗子弹，不是那么好使，就把钥匙交给他了。我妹妹也跟着他一起去。结果，让警察给盯上了。 195年4月，瓦拉奇二进新新，刑期三年零四个月，另加上次被减刑的四个月，共计三年零八个月。 一天，我听人从报纸上读到，和我一起在爱尔兰帮的弗兰克·拉普马被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手下的人做掉了。没过多久，也是爱尔兰帮的荷兰人哈根进了新新，他被判了0年。这就是喜欢玩枪的下场！他打伤了一个警察，自己也受了伤。我去监狱医院看他，我们聊了过去的事。 我说：“你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 “我知道，”他说，“你是对的，约瑟夫。” 他接下来说的话简直让我不敢相信。“他们出卖了你。”他说。我说我不懂你在讲什么。“他们达成了协议，”他说，“条件就是要做掉你和弗兰克两个意大利人，由奇若·泰兰纳瓦的人做。”荷兰人哈根嘱咐我要多加小心，他们既然能够做掉弗兰克·拉普马，就能做掉我。但是我没往心里去，我想新新应该是安全的。 我错了。 就在这次谈话后没几天，瓦拉奇在他自己的牢房里被人捅了一刀，凶手是同监的彼特·拉坦帕。刀子从左后背插入，一直捅到心脏下端，差点儿要了瓦拉奇的命。伤口一共缝合了8针。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瓦拉奇没有说出彼特·拉坦帕的名字。但彼特心虚，主动向狱方投案后被转到了其他监狱。 瓦拉奇后来一直说新新监狱是他的学校，有两层意思。一是他终于在那里完成了七年级的学业。“我从新新出来时，已经能够识文断字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虽然没有教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至少我能够阅读了，而且还多少明白我读的内容。在我第二次进新新之前，我认大街上的路牌都得费点劲。其实我在那里受到的真正教育是关于，怎么说呢？关于人，关于人的本性，或者说，关于社会的。实际上是关于另一个社会。真的，新新监狱是另一个社会。” 对瓦拉奇影响最大的要数他在监狱里遇到的另一个犯人，亚历山卓·沃列诺，早年纽约布鲁克林最著名的意大利黑道人物之一，因谋杀罪被判无期徒刑。但是真正使瓦拉奇产生兴趣，是因为被亚历山卓杀掉的那个人是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亲哥哥。亚历山卓对瓦拉奇讲了意大利黑帮中的两个派系——拿玻里人和西西里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仇恨。他说：“我们拿玻里人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和一个西西里人交往了，比如说，0年，成了特别铁的哥儿们。但假若有一天你得罪了另一个西西里人，你的那个铁哥儿们立马就会跟你翻脸。也就是说，永远不要相信西西里人……在你离开这里之前来见我，我会让你去找一个拿玻里人，他的名字叫阿尔芬斯·卡普利，跟我一起在布鲁克林干过，后来去了芝加哥。” 瓦拉奇在亚历山卓·沃列诺那里进修了意大利秘密黑社会的基础课。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组织叫“科沙·诺斯卓”。但当他试图深究时，亚历山卓便打住了，他说：“别着急，小子，到时候你自然一切都会明白的。你知道，有些话我现在不便告诉你。” 198年6月15日，当瓦拉奇第二次从新新监狱“毕业”时，又碰到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问题：无“帮”可归。原先的爱尔兰七人帮（加上瓦拉奇一共是八个）中，一个在监狱里上吊自杀，第二个失踪，第三个因为杀死了一名警察而被送上电椅，第四个，弗兰克·拉普马，被洋蓟王的人做掉了，另外两个死得最莫名其妙，酒后互戕，只剩下了瓦拉奇和还在新新蹲监狱的荷兰人哈根。 虽然亚历山卓·沃列诺给了他卡普利的联络方式，但瓦拉奇不愿意只身一人去人生地不熟的芝加哥。 他留在了纽约。 我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是洋蓟王的想法，他是不是还在打算追杀我。我直接找到他的司机兼保镖弗兰克·利沃赛，也没有转弯抹角，就实话实说：“我刚出来，想知道你们老板……”等等等等。过了几天，弗兰克·利沃赛回复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人也该干什么干什么。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会有人还翻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 我回头再去找当年116道的那些伙伴，嗬，几年不见，一个个都出息了，即使没有混进去的，也都挂在了某个家族的名下，没有人还在干偷盗抢劫之类的勾当。我是没办法，我哥哥进了疯人院，父母都要靠我养活。我又拉了几个人，每周打劫个三两次，能弄到1500美元左右，但是一平均下来，每个人到手的也没有多少。 199年年初，豁嘴从监狱里出来了。他是197年因为抢劫进去的。我对豁嘴说我也想入伙，他说这得等。他说你老实呆着，我来替你安排。 就在我等着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父亲去世了。那天我看见老爷子在我的房间里拖地板，就给了他10块钱，说去买瓶酒吧。傍晚豁嘴来找我的时候，老爷子已经躺在地板上醉得不省人事，样子很滑稽。我和豁嘴指手画脚地笑了一阵，一起把他抬到床上就出去了。等我半夜里回来，老爷子还是我走时的姿势，但嘴上多了一圈泡沫。我赶紧跑到警察局里要急救车。晚了，老爷子那一醉就再没醒来过。5岁就走了。 还有就是，我有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她叫梅，在15道上彩虹花园的舞厅里工作，犹太人，挺好看，也挺温柔。我们交往了六个星期，有一天她忽然说，她在布郎克斯租下了一套公寓，还订购了家具。我说不行，我连固定的收入都没有。她说没关系，她有工作。我就说：“ok，哪天要是不乐意了，你尽管回娘家。”梅的最好的女友是弗兰克·利沃赛的太太，我们经常走动，都成了好朋友。 ………… 豁嘴引荐我认识了巴比·多义耳。他鼻梁塌塌的，一看就是打架给打坏的。但是他举止斯文，讲话很慢。有一天他问我：“你的那几个人怎么样？”等等，又问我能不能尽快找到六七个不错的小伙子，我说没问题，我这就能给你找来一打。他又问我和弗兰克的关系，就是弗兰克·利沃赛。我说：“他这个人没说的，我从新新出来后就是仰仗着他才和方方面面都搞定的。你问这干吗？” “没事，随便问问。”他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不是随便问问。 巴比·多义耳是西西里人，我想起了新新监狱里亚历山卓·沃列诺说的话，心里不踏实，就去找豁嘴。豁嘴说：“你想到哪里去了，都什么年月了还讲这些。拿玻里人和西西里人之间的那些老账早就没人算了。大家不都在一起混吗？” ………… 又过了一段时间，巴比忽然说，要带我去见汤姆·卡里亚诺。我当时只知道汤姆是一位大腕人物，不知道他就是瑞茵纳家族的二老板。汤姆身材魁梧，稍微有点秃顶，穿着举止都非常体面。他是一位大商人，手里攥着好几样生意，别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也做建筑业，因为从前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那次汤姆说某某建筑工会的两个小子跟他捣乱，要我和一个跟我一起干打劫的小伙子去把事情给摆平了。汤姆本来是要付我钱的，我说我不图钱，只想结交他这个朋友。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必须认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才能跳出偷盗抢劫这个行当。你得让别人了解你的为人，当你是条汉子，所以不能要钱。 这天我见到汤姆·卡里亚诺，他说：“空气中充满着动荡，恐怕要出乱子。我想和你的一些仇家有关。”我问谁，他提到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还有另外几个名字。我说：“我干。”他又问我愿意为他们杀人吗，我反问：“你们的人愿意为我杀人吗？”他说是的，我也说是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只是感觉到乱子一定不小。但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尽快找到另一个落脚点。抢劫是不能再干了，报纸上说，市政府正在考虑给警车装上无线电通话系统。还有交通灯，以前不是在凌晨三点关掉吗？现在要改成4小时通亮。假如我屁股后面跟了一辆警车，再闯一红灯，好家伙，你就瞧着吧，马上就会有上百辆车追我！ 我的棘手之处在于，我是不喜欢洋蓟王，但是如果我和他作对，就等于和弗兰克·利沃赛作对。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过了两天，巴比·多义耳给我送来了第一份“合同”：杀弗兰克·利沃赛。我说：“不，我不能接。”心里暗骂巴比是个西西里小人。其实多年后我也明白了，这倒不见得是巴比在算计我，“科沙·诺斯卓”里边的合同都是交给哥儿们、朋友，甚至亲戚去做，一是不至于引起“目标”的怀疑和防备；二是老板想试试你到底是看重他还是看重朋友。“科沙·诺斯卓”讲得最多的就是忠诚。（未完待续） 第8章 我跑去找豁嘴，告诉他我不能做弗兰克。豁嘴说，那就和巴比摊牌吧。豁嘴买单在彩虹花园请我和巴比·多义耳。豁嘴说了半天，我又说了半天，巴比才说，他能理解。但是他马上把豁嘴扯到边上，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讲悄悄话。我心里很不痛快。等豁嘴回来时我问他，他说：“没事，巴比只是担心你会给弗兰克报信。我告诉他这事包我身上了。” 但是我不能让弗兰克完全蒙在鼓里。我对他说，如果有一天我搬出布郎克斯公寓，就意味着有人找过我。他明白我的意思。我等到豁嘴把事情都抹平时，就搬了出去。在后来那段动荡的日子里，我和弗兰克即使在大街上走个对脸，也就稍微点点头，从不搭腔。 瓦拉奇所说的**，是指190年初纽约黑手党大火并，在“科沙·诺斯卓”内部叫卡索兰蒙战争。 此后长达数十年里，尽管美国的官方和警方知道这次黑社会政变，也知道这一事件在黑社会史上的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了解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瓦拉奇备忘录首次披露了这场风波的若干具体细节，尽管只是片断和局部。 190年以前，美国黑社会占绝对优势的是爱尔兰帮和犹太帮，连波兰人的影响都在意大利人之上。意大利的黑道组织一直只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经营的不外乎娼妓和赌博这两大传统行当。191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即禁酒令，成了意大利帮崛起的契机。虽说所有的黑帮组织都瞄上了黑酒市场，但意大利人却是得天独厚。这不光因为意国地处欧洲南部，盛产葡萄，酿造业十分发达，而且，不管有没有禁酒令，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中经营家庭烧酒作坊者甚众。如此雄厚的群众基础使意大利黑帮靠着黑酒生意迅速发展壮大，很快便超过了其他族裔的帮派，在黑社会中独占鳌头。 意大利黑帮内部也有聚合分离，后来居上的马赛里亚家族将原先称霸布鲁克林的阿尔芬斯·卡普利挤到了芝加哥。到190年末期，在纽约的黑手党家族共有四个，依实力从强到弱的排列为：马赛里亚、玛然詹诺、瑞茵纳和敏利奥。 事实上，这四大家族的划分也不是十分清晰。意大利人乡土观念重，各个家族成员虽然各事其主，但又和其他家族中的“老乡”们有着千丝万缕或明或暗的联系。来自同一地区、同一城镇甚至同一村庄的人们组成了类似“同乡会”的帮中之帮，帮间之帮，其中最大的便是由来自西西里岛卡索兰蒙镇的同乡们组成的“卡索兰蒙帮”，该帮的头领即玛然詹诺家族老板萨尔瓦多。 玛然詹诺本是第二大家族，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又靠了卡索兰蒙帮将势力扩张到了其他家族内部，从而形成了对第一家族马赛里亚的威胁。 马赛里亚家族的老板叫乔瑟普·马赛里亚，人称乔老板。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于190年初策划剿杀玛然詹诺家族及卡索兰蒙帮。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卡索兰蒙战争。 黑社会史学家认为，打响卡索兰蒙战争的第一枪是谋杀瑞茵纳家族老板托马斯·瑞茵纳。乔老板曾试图说服托马斯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但托马斯深知乔老板的秉性，算准了他的如意算盘无非是先借刀杀人，再过河拆桥。乔老板遭到拒绝后，派手下做掉了托马斯·瑞茵纳。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0年月6日晚8点10分，托马斯·瑞茵纳在离开位于谢里丹路15号的办公室时，遭到一不明身份男性枪手的袭击。凶手持自动步枪，朝被害人连开两枪。托马斯·瑞茵纳，男，白人，40岁，家庭住址：布郎克斯罗单比路18号。） 多年后，托马斯·瑞茵纳的女儿嫁给了约瑟夫·瓦拉奇。 托马斯·瑞茵纳谋杀案后，乔老板派来他的心腹约瑟夫·频佐罗接管瑞茵纳家族。六个月后，该家族原二老板汤姆·卡里亚诺和几位纵队长，包括季坦诺·路琪赛和豁嘴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密谋处死了约瑟夫·频佐罗。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0年9月9日晚9点左右，有人在纽约百老汇1487号，布洛考大楼1007号房间办公室的地板上发现了约瑟夫·频佐罗的尸体。死因：颈部及左胸多处枪伤。1007号办公室的承租方为加利福尼亚干果进口公司，承租人季坦诺·路琪赛。） 警方逮捕了季坦诺·路琪赛，但不久便撤诉。据瓦拉奇的说法，真正的凶手是巴比·多义耳。他曾亲耳听见巴比对人讲起这件事，说：“我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活儿。我刚好撞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之后，汤姆·卡里亚诺就任老板，更名卡里亚诺家族，直至195年因健康原因离任后，由季坦诺·路琪赛接任。本文一开头被瓦拉奇做掉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便是路琪赛家族成员。 与此同时，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和他的卡索兰蒙帮也在行动，他们的目标是马赛里亚家族的一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彼特罗·墨里洛。瓦拉奇后来听说，干掉彼特罗的是一位芝加哥卡普利家族派来助战的神枪手，名叫小鬼头，当然是外号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大学生，”瓦拉奇回忆说，“他在小提琴盒子里藏了一挺机关枪。小鬼头跟我说，这个彼特罗特别不屈不挠，身上挨了好几颗枪子还满屋子乱窜。小鬼头说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不相干的人，但是他也只好连他一块儿干掉了。” （纽约市第区警察分署案件号码16：190年8月15日下午点0分，彼特罗·墨里洛在其位于东116道6号的办公室里被一不明身份的枪手击毙。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其客户靳斯匹·帕里亚诺。彼特罗·墨里洛，年龄：50岁，家庭住址：新泽西州帕利沙德市阿卡丹路1115号，死因：多处枪伤。） 这两起刺杀行动互不相干。瓦拉奇说：“当卡里亚诺家族听说彼特罗被gan掉时，他们清楚不是他们的人做的，所以自然想到一定还有别的人和乔老板有仇。后来他们知道，是萨尔瓦多的玛然詹诺家族。”两个家族由此秘密结盟，约瑟夫·瓦拉奇参与了他们的第一次联合行动。而另外两个家族，马赛里亚和敏利奥也已经走到了一起。 我当时还在排队等待被卡里亚诺家族接纳入伙，他们让我住进培尔翰街的一栋公寓，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说，敏利奥家族的二老板沙缪尔·斐任诺在这里租了一套房。他们要我搬进去是因为没有人认识我。而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是否打算从我的房间射杀沙缪尔。他们说不会的，只是监控。等掌握了沙缪尔的确切行踪后，再开车在路上干掉他，但说好了到时候由我开车。那时候会开车的人并不多。 公寓里有好几栋楼。我的房间在二楼，窗外是院子，窗口正对着沙缪尔·斐任诺那栋楼的大门。 我们盯了一个月也没见到沙缪尔的影子，我说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说不会的，这个沙缪尔有好几处地址。又过了一个星期，那天我正和芝加哥小鬼头在屋里，另外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看见沙缪尔了，他就坐在公寓前门外面的椅子上。小鬼头抓起家伙就往外冲，我说：“且慢，要我开车可以，但是如果看门老头儿对我招手，你就得把枪放下，否则我就停车。” 小鬼头说：“你疯了？我们等了一个多月。” 我说：“误了事要打要罚都算我的，但是我不想为了这个再进监狱。” 果然，小鬼头正在瞄准，看门老头儿就看见我了。他对我招招手，我也对他招招手。 小鬼头够意思，他把枪放下了。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后来小鬼头去见“老头子”，就是萨尔瓦多·玛然詹诺——我们经常管老板叫“老头子”——回来跟大伙儿说，老头子说我的考虑有道理，来日方长，没有必要冒险。 几天后，我从外面回来，走到公寓门口时看见两个人正从一辆车上下来。我差点儿叫出了声，他们是乔老板乔瑟普·马赛里亚和沙缪尔·斐任诺。上峰让我们每个人都仔细看过乔老板的照片。他们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你知道，那一带是犹太区，他们看得出来我不是犹太佬。他们跟着我进了院子，我应该往右拐，我知道他们应该往左拐去沙缪尔的住处，可是他们跟着我进了我的楼，又跟着我进了电梯。我问他们去几层，他们说：“按你的。” 我住在二楼，但是我按了六楼。我们靠着墙面对面地站着，谁也不说话。到了六楼，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出去，他们还在里面。等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我撒腿便朝二楼跑，我冲进屋大叫：“乔老板！乔老板！我看见他了。” 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都说乔老板怎么会到这里来。我正在急赤白脸地争辩，一个靠窗的小子看见乔老板和沙缪尔穿过院子。他也大叫道：“老天爷！真是他们！” 那天晚上，我开始后悔了。我的房间里人来人往，乱七八糟，这也罢了。他们居然还派了枪手两人一班轮流盯在窗口，那阵势只要乔老板一露脸他们就开枪。我说这可不行，不是讲好了不从我的房间开枪吗？ 芝加哥小鬼头说：“约瑟夫，你听我说，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要不这样，如果今天晚上他不出来，明天我们另租一套房。”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祈祷乔老板不要出来，他真的就没出来。不但他没出来，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去了，大约0多个吧。看样子是在开什么会。 第二天，巴比·多义耳租下了一楼的一套房，他们是打定主意要从那儿开枪了。中午散会以后，开会的人两人一组地离开，但一直没见乔老板出来。后来知道，他决定最后一个走。算来那些人都快要走光了，小鬼头有些急。这时就看见沙缪尔·斐任诺和另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巴比·多义耳立刻说他认识这个人，是敏利奥家族的老板阿尔弗莱德·敏利奥。他们觉得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巴比、小鬼头和尼克·卡布兹三个人一起开枪，把阿尔弗莱德和沙缪尔打成了蜂窝煤。 事后，小鬼头走出了一个街区左右，看见一个警察。小鬼头说刚才那边响了好几枪，警察马上朝他指的方向跑，小鬼头朝另一个方向跑。 我也离开了纽约，去丹乃摩拉看我哥哥。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0年11月5日下午点45分，阿尔弗莱德·敏利奥和沙缪尔·斐任诺，又名司蒂文·斐任诺，在离开培尔翰南街759号，沙缪尔·斐任诺的公寓时，遭到不明身份枪手的致命枪击，二人当场毙命。枪手射击地点为培尔翰南街760号c-1单元，警员们在那里发现了三支冲锋枪。） 几天后，我从丹乃摩拉回到培尔翰街。看门老头儿对我说，你一走就出大事啦。他绘声绘色地告诉我阿尔弗莱德和沙缪尔是怎么怎么被杀的，还说警察上上下下地盘查房客，好多人都搬出去了。 我说：“是，我能想象。出了这种事这公寓就算给毁了，我也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租了一间储藏室把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里面。 我回到纽约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人和我联系。我去以前经常出入的地方找他们，一个人影也不见。这天我正在哈伦东区的雷克星顿路闲逛，一辆车突然在我身边急刹，开车的人是卡里亚诺家族的一个兵士，叫弗兰克·卡拉赛，外号鸡崽。他招手让我上车，说：“我的天哪，你还真敢在大街上走？知不知道我们都上了乔老板的黑名单？你能活到今天真应该好好感谢上帝。” “哦，是吗？”我说，“我一直就这样走来走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去丹乃摩拉看我哥哥了。” 鸡崽把我领到布郎克斯的一套公寓，尼克·帕多瓦诺和沙利·西利坦尼也在那里，他们199年和我一起干抢劫，卡索兰蒙战争开始后缺人手，我就把他们介绍给了汤姆·卡里亚诺。 “别到处走动。我要带你们去北边见老板和其他的人。”鸡崽说，“等我的消息。” 两天后，鸡崽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赶90英里的路呢。”鸡崽开车。我们三个人，我、尼克和沙利，都有些紧张，我们大致能猜到此行的目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反正在乡村。一座老式房子，白色。我们是晚上到的，看不见周围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子。进去以后，鸡崽让我们等在一间小屋子里，芝加哥小鬼头和一些我在培尔翰街认识的人进来和我们闲扯了几句。后来又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终于，一个人推门进来，我忘了是谁，对我扬扬手说：“约瑟夫，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很大很大的房间，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只除了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大约5英尺宽，0英尺长，铺着白色的台布，所以看不出是一张还是很多张桌子拼起来的。桌子上摆放着杯盘刀叉等吃饭的家伙。 围着桌子坐了40多个人，有玛然詹诺家族的，也有卡里亚诺家族的，好多人我都不认识，认识的全是老板、二老板和纵队长们。我一进去，大家都站了起来。 我被领着经过他们身边，走到桌子的另一头。带我进来的那个人用一种很正式的方式介绍说：“约瑟夫，这是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先生。在**结束之前，他将统领我们所有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萨尔瓦多，他俨然一位银行大亨。不知底细的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他是黑道人物。 萨尔瓦多·玛然詹诺转向众人，说：“这就是踏板车约瑟夫。”这里我得多说两句。所有入伙的人都有一个绰号，比如豁嘴、鸡崽、小鬼头等等。这首先是为了掩警方耳目，二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美国的意大利人名字转来转去就那么几个，约瑟夫、弗兰克、安东尼……你去开一个比方十几个人的派对，能碰上至少三个约瑟夫。我们意大利人的姓氏又特别长，有时候四五个音节，外人很难念清楚。我叫“踏板车”是因为小的时候，我特别会用旧木板拼做踏板车。你现在要去“科沙·诺斯卓”那里打听，说约瑟夫·迈可·瓦拉奇，没什么人知道。说踏板车，知道的人就多了。就像那个芝加哥过来的小子，到死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大家都叫他“小鬼头”。等你做到纵队长或老板，就没人叫你外号了。譬如季坦诺·路琪赛，就是现在路琪赛家族的老板，外号“三指”，因为他左手只剩下了三个指头。我就从来没听人敢当面叫他“三指”。 萨尔瓦多让我在他右手的空椅子上坐下。我一坐下，大家都跟着坐下。有人过来把一支手枪和一把刀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记得那枪是点三八口径的，刀是双刃匕首。萨尔瓦多又示意我们起立，众人举手，萨尔瓦多嘟嘟囔囔念了一大段意大利文，众人坐下。萨尔瓦多转向我，还是用意大利文说了些关于枪和刀的话，我能明白那意思大概是说：“这意味着你生，将与刀枪为伴，死，将为刀枪所致。” 萨尔瓦多又问：“你哪个指头扣扳机？” 我伸出右手食指，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他让我把两只手捧在一起，做成一个杯子的形状，我还是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他拿过一张纸在我的手心里塞作一团，再划一根火柴点燃了。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狼狈，一面将那团火球不停地在两只手上颠来倒去，一面跟着他用意大利语念：“如果我出卖了‘科沙·诺斯卓’的秘密，我就将像这团纸一样被大火烧成灰烬……‘科沙·诺斯卓’至高无上，它高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国家。” 萨尔瓦多说：“目前正值**时期，我就长话短说。有两点你必须牢牢记住，刻骨铭心地记住。一、背叛‘科沙·诺斯卓’，杀无赦。二、与其他成员的妻子有染，杀无赦。看看他们，”他用手指划过一屋的人，“你要学会敬重他们，学会像他们一样生活。”后来我听说，这第二点是因为从前有几个老板和纵队长，看上了某下属的老婆，就变着法儿地把老公给杀了。他们说这种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有一次就足够了，是吧？ 萨尔瓦多对众人道：“全体起立。从零到五，出拳。” “哗——”所有的人齐刷刷地甩出右手。有人一个指头，有人三个指头，也有人是巴掌——五，或者拳头——零。萨尔瓦多从他左边的第一个人开始数数，数到——我不记得是多少了，比如说，48，那是约瑟夫·勃纳诺的指头。他就是现如今纽约勃纳诺家族的老板，绰号“香蕉约瑟夫”。 萨尔瓦多笑了。他向我招招手，说：“嘿，约瑟夫，过来拜见你的教父。” 约瑟夫·勃纳诺也笑了。他走过来对我说：“把那个指头给我。”我知道他说的是扣扳机的指头。他用一枚针在我的右手食指尖上扎了一下，挤出血来。 萨尔瓦多高声道：“这鲜血将我们结为了一个家庭。”他又对我解释了一些帮中的礼节和规矩。比如我和一位“科沙·诺斯卓”的成员在一起，遇到了另一位成员，但是他俩互不认识，我在介绍的时候就说：“哈罗，约翰，这是杰姆，他是我们的朋友。”但如果有一个人不是成员，只是一般的朋友，我就说：“哈罗，约翰，这是杰姆，他是我的朋友。” 仪式完毕，众人一改庄严持重的神情，露出了微笑。我估摸着前后共花了十分钟吧。 我换到另一个座位上。下一个是尼克·帕多瓦诺，然后是沙利·西利坦尼。 等他们收走了手枪和刀，萨尔瓦多吩咐上菜，还有好多好多的酒。我们三个新成员，我、尼克和沙利坐在一起，兴奋地谈论着加入“科沙·诺斯卓”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 等喝完咖啡，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站起身来说：“大家今天聚在这里，是因为乔瑟普·马赛里亚先是宣判了我们所有卡索兰蒙人的死刑，后来又枪杀了你们的老板托马斯·瑞茵纳……你们中的‘枪手’将被安置在全市各处的公寓里，‘探子’则分布于各个街区。 “你们都有总部的电话号码，总部也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号码。比如说，总部接到电话，某探子在布郎克斯瞧见了谁谁谁，我们就会通知布郎克斯所有公寓的枪手，你们接到电话后必须立即行动。每一位新成员都要有一名认识对方的人带领，当然我们还会给你们看乔老板的照片，他是我们的头号通缉要犯……我还想告诉你们，上次的培尔翰街事件把他们给闹糊涂了，他们弄不懂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们在那里开会。这是一个对我们很有利的信号，因为他们已经被搞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我们要集中精力干掉他们的大头儿，不要跟下面的小兵卒子们纠缠。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乔老板，擒贼先擒王嘛。我们和乔老板之间不可能坐下来谈什么条件，或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我们不除掉他这个人，这场战争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那次会议以后，豁嘴让我和沙利搬进了布郎克斯利维街的一所公寓。（未完待续） 第9章 这一段恐怕是约瑟夫·瓦拉奇执行“合同”最频繁的日子。不到一年，他参与了大大小小、成功或不成功的行动近十次。他还记得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通知是在凌晨5点，有人在一家餐馆里看见马赛里亚家族的两个纵队长。他和沙利·西利坦尼赶到时“目标”们正要上车离去。情急之中沙利举枪瞄准，但是忘了拉开保险销。瓦拉奇连开四枪，结果只打中了其中一个人的屁股。(“我在特别愤怒的时候瞄不准。”瓦拉奇后来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时候，餐馆里的人都跑了出来，瓦拉奇两人只好撤退。从此以后，瓦拉奇再也不愿意与沙利为伍，不久便从利维街公寓调到玛然詹诺总部，在那里他结识了不少后来成为老板级的黑手党人物。 还有一次，瓦拉奇和一位自称“认识对方”的老兵司蒂文·让尼利正开着车在哈伦东区的大街上转，司蒂文突然说，他在刚刚开过去的一辆林肯轿车里看见了卡罗·甘毕诺。瓦拉奇马上掉转车头追上去，在经过林肯车时司蒂文举枪射击，才发现看错人了。林肯车里坐着的是卡罗·甘毕诺的弟弟保罗，兄弟俩长得极像。好在后来得知，保罗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左耳被打缺了。卡罗·甘毕诺在1960年末成为黑手党最具影响的老板。也是在这次以后，瓦拉奇不再搭理司蒂文·让尼利。 有一天，芝加哥小鬼头问我：“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贝克约瑟夫的？” “认识。”我不知深浅地说，“这人挺不错的。” “千万别让老头子听见你讲这话。”小鬼头说，“贝克约瑟夫劫持了老头子几辆运酒的货车，老头子都快气疯了，发出话来说，见到他格杀勿论。” 贝克约瑟夫真正的名字叫约瑟夫·卡坦尼亚(贝克即英文baker的音译，意即烤面包师傅——笔者注），他是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侄子。这么一想，我心里就坦然了。我说：“既然老头子发了话，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1月的一天早晨，小鬼头带着我和另外两名枪手来到布郎克斯福德汉区的一套空公寓里，窗外马路的斜对面有一间保释金担保人事务所。连续好几天，有人看见贝克约瑟夫每天上午进去，呆上五到十分钟，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棕色牛皮纸包。这里显然是他收取保护费的一个点。“我们今天只是来核实一下情报是否准确。”小鬼头说。果然，10点左右，贝克约瑟夫从街角处拐出来，步行约八英尺的距离，走到事务所门口，然后推门进去。十分钟后，他拎着纸包出来，拐过街角便消失了。 此后一个星期，贝克约瑟夫风雨无阻，天天进出那个事务所。我们的问题是，贝克约瑟夫每天都从同一个街角出来，走过同样八英尺的距离，再原路返回。小鬼头说，这段距离太短了，他根本来不及瞄准。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房间在五层，小鬼头认为射程太远，超出了射击的有效范围。 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我注意到一楼有一套房子好像没人住，我们不妨在第二天早晨贝克约瑟夫到达之前破门而入，从那里下手。 等我们冲进去了才发现，房间里有三个工人正在刷油漆。这下子惨了，我们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小鬼头守在窗口，我和另外两个人端着枪看住工人们。小鬼头突然叫我：“约瑟夫，快过来，看看那女人是谁。”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刚好看见贝克约瑟夫和那女人推门进事务所。“上帝呵，那是他太太。”无论如何，我们今天都必须干了，不会再有下一次机会了。谁知道那三个工人会对人说些什么？我赶紧出去发动车。几分钟后，我听见了枪声。 小鬼头事后告诉我：“他和他太太一起走出来，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接吻。我当时看着特别着急，心说两个人要是一直黏在一起就没法开枪了。结果他转过身一个人朝街角走去。我开枪的时候他太太还站在那里瞧着他呢。我想我是干掉他了，我看见他中弹的时候扬起的尘土。” “按说真不该当着他太太的面下手。”我说。 “我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别的选择。” 话是这样说，小鬼头还是一直忐忑不安。他射出了第一枪贝克约瑟夫便应声倒地，后面几枪是否命中、是否致命，他都不清楚。直到那天下午传来的消息说，贝克约瑟夫死在了医院里。 （纽约市第46区警察分署案件号码1：191年月日上午11点45分许，约瑟夫·卡坦尼亚在克雷森街647号前的人行道上行走时，身中六弹，后于福德汉医院去世。临终之前，被害人不曾、或不愿向警员提供任何有关作案人的情况。约瑟夫·卡坦尼亚，又名贝克约瑟夫，男，白人，9岁，家庭住址：布郎克斯贝尔蒙路19号。） 贝克约瑟夫之死标志着马赛里亚家族的衰落。其实在此之前，瓦拉奇们已风闻马赛里亚家族因卡索兰蒙战争的巨额花销而入不敷出，否则也不会派了贝克约瑟夫冒着生命危险劫持玛然詹诺家族的酒车。191年月底，传出乔老板要求讲和、被萨尔瓦多拒绝的消息。与此同时，马赛里亚家族的中下层成员纷纷弃暗投明。瓦拉奇们当时不知道的是，月底或4月初，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和他的几位心腹与乔老板的两员大将，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在布郎克斯动物园秘密会晤，作为对后者保证取乔老板首级的回报，萨尔瓦多同意停战。 4月中旬的一天，查理·露其亚诺在科尼岛的斯卡琶餐馆请乔老板吃午饭。那是乔老板的最后一顿饭。 （纽约市第60区警察分署案件号码1：191年4月15日下午点0分，乔瑟普·马赛里亚在布鲁克林科尼岛区西15街715号的一家餐馆里被数名不明身份枪手击毙。凶手们当即逃离现场。乔瑟普·马赛里亚，又名乔老板，家庭住址：纽约市街65号，死因：头部及背部多处中弹。） 当警方赶到时，查理·露其亚诺还在现场。据查理提供的证词，午饭后他请乔老板一起玩牌，大约过了45分钟，他起身去卫生间。查理是在洗手的时候听见外面“有动静”，出来看时，乔老板已扑身倒在了桌子上。 案发时在现场的其他人——大多是餐馆职工，只有几位客人——均不能提供任何有关作案人的情况。 据瓦拉奇后来听到的说法，除了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外，枪手中有他的两个老朋友，弗兰克·利沃赛和约瑟夫·斯卓西。 停战以后，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在布郎克斯华盛顿路的中央大厅里召开大会。那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冒出来四五百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大家人挨人地站着，根本就没有地方坐。萨尔瓦多站在一个台子上，背后立了一个钉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大厅的墙上贴了好些宗教的画。通知我们开会时就说了，要穿戴整齐，万一有人问起，就说是去参加一个宗教仪式。那当然是为了应付警察的幌子。 萨尔瓦多讲了很久，用意大利语。一上来先数落了乔老板一大堆的不是，大家听了使劲鼓掌。萨尔瓦多又说：“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和原来不一样了。”在新的“科沙·诺斯卓”中，他就是“老板们的老板”。各家族也要重新调整，所有家族的编制都要一致，设老板、二老板和纵队长。至于我们这样的兵士，萨尔瓦多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将被指定给一位纵队长，他会让你认识纵队里所有的人。” 又有了很多的新规矩。例如兵士想要见老板，必须先请示纵队长。如果纵队长觉得确实有必要，由他安排预约见面的时间地点。萨尔瓦多认为，这样行事比较专业正规。 又有了一些新的戒律。除了原先的两条“杀无赦”外，新增加了“不得与妻子家人谈及‘科沙·诺斯卓’的内部事务”和“不得以任何形式违抗命令”。 另外，“科沙·诺斯卓”的内部审判制度也对老板以下的人开放。原先若是有人犯了错误，只有一种惩罚：杀。现在则可以拿到他们私设的公堂上去理论一番，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做掉。这种情况多用于解决一些家族之间的纠纷。 当年在玛然詹诺总部时，我听约瑟夫·普罗法赛讲过萨尔瓦多的身世。他生在卡索兰蒙，一战后来了美国。他是个真正的文化人，会七国语言。人家在老家可是念过大学的，神学。我还听说他特别崇拜恺撒大帝。他家里有一间屋子，里面什么别的都没有，全是关于恺撒大帝的书。他就是从那些书本里才想出了这些编制、规矩、戒律等等的。 重新调整之后，纽约一共有五个家族，萨尔瓦多指定的老板是：查理·露其亚诺、汤姆·卡里亚诺、约瑟夫·勃纳诺（香蕉约瑟夫）、约瑟夫·普罗法赛和凡森特·曼嘉诺。作为“老板们的老板”，萨尔瓦多将分享所有家族的财富，还将拥有一支“宫廷卫队”。他在会上说：“凡是在战争中跟随过我的人，都可以参加到我的宫廷卫队。有愿意参加者，请举手。” 我最早是从卡里亚诺家族进到“科沙·诺斯卓”的，后来又去了萨尔瓦多直接领导的总部。我可以回到卡里亚诺家族，也有资格加入宫廷卫队。我倒并不是想攀高枝，但是自从我到了总部以后，汤姆·卡里亚诺和季坦诺·路琪赛好像对我不冷不热的。我真的就是一时冲动，就举了手。这时我看见卡里亚诺家族的另外两个人，巴比·多义耳和司蒂文·让尼利也举起手来，我一下就后悔了。自从那次错认了卡罗·甘毕诺后，我一直腻味和司蒂文在一起。不过还好，沙利·西利坦尼没有举手。 事后，季坦诺·路琪赛跟我说：“你干吗要进宫廷卫队？” 我说：“你们从来没找过我，我以为你们不想要我了。” “我们一起去见老头子，告诉他你搞错了。” “不去，丢不起那人。” 我当上了萨尔瓦多的司机兼保镖，而且芝加哥小鬼头也在宫廷卫队里，我心里踏实多了。特别是那次在布鲁克林为萨尔瓦多举办的盛大宴会之后，那就相当于他的登基庆典，帖子发往全国各地，0多个家族纷纷出高价购买宴会票，连芝加哥的阿尔芬斯·卡普利都出了6000美元，总共11.5万美元。等到宴会那天晚上，来宾们入场时把他们的贺礼放在门口的桌子上。哇！我一生中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 ………… 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的门面生意是进出口和房地产，他在46街和派克路的中心大楼有几间办公室。9月初，他告诉我们不要带枪进他的办公室，因为内线传出话来说，警方随时可能抄袭那里。我是保镖，我不喜欢这种安排。小鬼头问为什么，我说：“说不清，反正我觉着不妥，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束手无策。”小鬼头说：“那你去跟老头子说说。”我想他说得对，应该跟老头子说说，但这不是想说就能说的，要等合适的机会。 这一天，我记得是191年的9月9日，老头子在办公室里对我说，要我晚上去他在布鲁克林的家里。我9点钟到的时候，老头子正弯着腰，给他小儿子脚上划破的一个口子贴胶布，那孩子大约有**岁吧。老头子开门见山地说：“约瑟夫，听说你觉得你的钱太少了。”没错，我拿到的薪俸只是我自己的全部花销外加每周100美元。 他继续说：“别急，你会得到你的份额，甚至更多。但是目前我们还不能乱花钱，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我绝对不能容忍那两个家伙，”我知道他指的是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乔老板的两员降将，“我们要想真正地控制局势，就必须把他们都除掉。”他还提到别的一些名字，都是各地各家族的老板，还有一个犹太帮的帮主，达奇·苏尔兹，查理·露其亚诺的盟友。 他说的“控制局势”，我明白，就是控制彩券交易、建筑工会、黑酒市场和赌博业等等。当时达奇·苏尔兹拥有纽约最大的彩券交易银行，查理·露其亚诺掌管着市中心的赌场。 老头子又说，他约了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第二天下午点到办公室面谈，届时他将和他们摊牌。我趁机提出关于枪支的问题，但是老头子对自己的安排和设想滔滔不绝，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我说的话。老头子最后说：“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点45分打电话到办公室，看我是不是需要你。”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如果老头子完蛋，我也完蛋。第二天下午，我按照和老头子约定的时间准时打电话过去，办公室的人说你不用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我刚放下电话，豁嘴就来了。他说：“嘿，我到处找你。我在布鲁克林认识了两个新小姐，我们一起去玩玩。” 我们一直玩到半夜，又开车去曼哈顿吃夜宵。我们去的是乔利·乔斯的餐馆，那是我们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对，先是一个人，后来又有几个人走过来盯着我们瞧。我问豁嘴，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去找乔利·乔斯，他不是黑道中人，但是他的消息特别灵通。他低声对我说：“约瑟夫，赶紧回家。” 我一个人开车回家，在路过雷克星顿路时买了一份报纸，顺手放在了车座上。我开得很慢，一边开一边想。我有一种不祥之感，但说不清是什么，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回到家里打开报纸一看，所有的预感全被证实了。那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那天下午老头子在他的派克路办公室里被人杀了！ 难怪豁嘴带我去布鲁克林，他肯定事先什么都知道。 萨尔瓦多·玛然詹诺一死，卡索兰蒙战争就算真正结束了。但是对我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1年9月10日下午点50分，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在其位于派克路0号中心大楼95、96房间的伊格建筑公司办公室内，被四名自称警察的凶手所杀。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男，白人，家庭住址：布鲁克林j街706号，死因：四处枪伤及六处刀伤。） 瓦拉奇后来听说，萨尔瓦多先是劫持了露其亚诺家族的酒车，后来又用.5万美元重金雇来了当时著名的爱尔兰职业杀手、“疯狗”凡森特·科尔，准备等会晤时在他的办公室里伏击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而另一方面，查理和维克多从他们的盟友、犹太帮主达奇·苏尔兹处调来四名杀手，乔装成警察到伊格建筑公司行刺。 据案发时在场的巴比·多义耳回忆，当时他和许多人一起在办公室的外间，相当于会客室里。那四名犹太人闯进来，手里晃着警徽，要大家脸冲墙举手站好。大概是听见了吵闹声，老头子开门探头查看。一名“警察”问：“谁是这儿的头？”老头子说：“有事可以跟我说。”两个人跟老头子到了里间，还有两个人留在外间守着众人。 时隔多年，瓦拉奇有一次在赛马场上碰到了当年的四名犹太杀手之一里德·莱文。“我说：‘听说你也在那里。’他说：‘是的，我在那里。老头子特难对付。’里德·莱文告诉我，他们本来计划是用刀解决，不会弄出太大的动静，但遭到老头子的激烈反抗，不得已才开了枪。” 巴比·多义耳并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听见几声枪响。然后看到这个里德·莱文和另一个犹太杀手冲了出来，嘴里喊着快撤。巴比·多义耳到里间想看看老头子是不是还有救，这时候，真正的警察赶到了。 后来有传言说这个巴比·多义耳是内奸，但是谁也没有证据。 据说许多年后，维克多·靳诺万斯仍然津津乐道于这一次行动：“前后仅差几分钟。我们的人走进九层的办公室时，疯狗刚跨进大楼。” 没有任何“科沙·诺斯卓”成员出席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的葬礼。 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联合策划的这次行动是全方位的。就在萨尔瓦多被害的同时，他的亲信中至少有三名也在纽约市内的不同地方被人做掉。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1年9月10日下午5点45分，詹姆斯·列波尔，又名吉米·马利诺，男，白人，在布郎克斯亚瑟街400号的理发店门廊身中六弹死亡。） （据新泽西州警署档案记载：191年9月1日，两具尸体被冲到诺瓦克湾海滩。两名死者的头部皆被用铁管砸破，喉管被割断，身上用布带缚有重物（铁管）。经鉴认，其中一人为沙缪尔·摩纳哥，另一人为路易斯·罗梭。9月10日，曾有家属报告沙缪尔·摩纳哥失踪。后纽约警方在46街离派克路不远处找到了他的车。） 约瑟夫·瓦拉奇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谋杀案的第二天，三名原萨尔瓦多宫廷卫队的成员在雷克星顿路遭人袭击，但总算九死一生地冲出了伏击者的火力网。这次瓦拉奇听说了，他立即转入地下。瓦拉奇先去找尼克·帕多瓦诺，就是早年和他一起干打劫，后来又一起加入“科沙·诺斯卓”的同伴。瓦拉奇在那里躲了一宿。早晨起来尼克流着眼泪央求他离开，说：“我本来是应该向他们报告的。千万别对人说起你来过这里。” 瓦拉奇又打电话给杰克·瑞茵纳，原瑞茵纳家族老板托马斯·瑞茵纳的儿子。杰克同意让他藏在他们家的阁楼里。就是在那里，瑞茵纳家的大女儿梅尔卓看上了瓦拉奇，后来做了他的妻子。 杰克·瑞茵纳还留在父亲生前统领过的家族里，现在已易名为卡里亚诺家族。杰克暗地里安排瓦拉奇与汤姆·卡里亚诺和季坦诺·路琪赛见面。二位老板仔仔细细地盘问了半天，确信瓦拉奇没有参与萨尔瓦多的阴谋活动，但对他的何去何从却不表态。这至少意味着，卡里亚诺家族不准备接纳瓦拉奇。 不过，瓦拉奇总算可以搬出阁楼了。一天，多日不露面的芝加哥小鬼头突然来找他，说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反之。瓦拉奇劝他稍安勿躁，保持低调，先静观数日，再从长计议。不出一周，小鬼头便在曼哈顿下城区被人做掉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尸体被扔到了什么地方，或是如何毁掉的，也没有相关的警方报告。据瓦拉奇说，是查理·露其亚诺下的指令。也有人说，此案缘于一桩债务，与黑手党内讧无关。（未完待续） 第10章 瓦拉奇采纳了好友豁嘴的建议，由巴比·多义耳出面交涉，与其他原宫廷卫队的残部一起投靠了露其亚诺家族。豁嘴说，查理·露其亚诺虽然提出不做“老板们的老板”，改由十名左右各家族老板组成“委员会”，但至少就目前而言，他仍处于“科沙·诺斯卓”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如果查理不点头，没有人敢收编萨尔瓦多的兵马。 瓦拉奇还被指派了一名纵队长，他便是安东尼·本德尔。 就这样，入伙不过一年，瓦拉奇已经三易其主，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也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更让他难以适应的是，一夜之间身价大跌，由最高统帅的贴身保镖变成了“科沙·诺斯卓”的“二等公民”，这几乎注定了约瑟夫·瓦拉奇在黑社会中的一生不得志。 所幸终于进入“和平时期”，瓦拉奇专心一意地做他的生意，尽可能远离“政治”。 当一个老板被gan掉时，你必须对各地的其他家族有个交代。维克多对我说，查理要我去芝加哥等地现身说法。 “为什么让我去？”我问。 “第一，你和老头子非常接近，”维克多说，“第二，作为他的一个兵士，老头子被废黜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你没有必要撒谎。” 我绞尽脑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千方百计地把这桩差事推掉了。我已经吃过一次苦头，谁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宫廷政变”？后来他们派了巴比·多义耳去。 ………… 露其亚诺家族当时有一位纵队长，弗兰克·科斯蒂罗，特别能够审时度势。市长詹姆斯·瓦尔克因为市政府内部的贪污腐化丑闻而被迫辞职后，他立即弄进一批吃角子机器。我和巴比·多义耳一合计，觉得这个生意不错。安东尼·本德尔领着我俩一起去找查理·露其亚诺，到了门口巴比就站住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安东尼往里走。查理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安东尼：“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一些机器。” 我马上就后悔不该来找这份不自在。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就几秒钟吧，我听见查理说：“给他0台。” 这就是说，我手里有了0台机器的指标，但钱还是要我们自己付的。 从台面上讲，吃角子机器是违法的。但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比如糖果店的后堂、台球厅的角落等等，你总能看见一些这样的机器。凡是由弗兰克·科斯蒂罗经手的机器，比如我的那0台，上面都会有一种特殊的贴花标记，而且贴花的颜色定期变换。如果一台机器上没有弗兰克认可的标记，不仅会被黑帮砸了，警察也会找你的麻烦。一次，一名新来的巡警不懂规矩，在曼哈顿砸了一台“受保护”的机器，第二天就被发配到皇后区最边远的街区了。不用我说你们也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巴比说，机器是靠我的面子跟查理要来的，所以由我去安置。我把它们都放在了哈伦东区。不到一个月，我俩就有了每周500美元左右的固定收入。我雇了一位老街坊家的孩子管理维修收钱什么的。我暗地里察看过几次，他是一个老实孩子。邻里们都知道那是我的机器，我母亲觉得很有面子。 19年9月18日，约瑟夫·瓦拉奇与梅尔卓·瑞茵纳在百老汇附近的棕榈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原瑞茵纳家族的成员人人送礼，不少老板也前来捧场。“众人凑的份子除了支付婚礼费用、租公寓、买家具摆设等等，还余下了800美元。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梅尔卓和她妹妹露丝一起挑选的公寓离她的娘家太近，就在同一条街上。” 不久，瓦拉奇接到了露其亚诺家族分派给他的第一份合同。在这份合同中，瓦拉奇与他的“目标”素不相识，对所谓“作案动机”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略知一二。安东尼·本德尔在传达指令时只说了此人绰号“小苹果”，岁，经常光顾109道上的一家咖啡厅。 瓦拉奇开始频繁出没于那家咖啡厅，不久便与“小苹果”混熟了，但两个人只谈些天气女人之类的话题，瓦拉奇从不打听“小苹果”的经历家世，甚至不问他姓甚名谁。说到底，知不知道又有什么两样呢？这不过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瓦拉奇看好了东110道上的一幢楼房，距咖啡厅约一个街区。楼房是出租的，底层一直空着。更重要的是，后院没有围墙或篱笆，符合瓦拉奇对撤退路线的要求。瓦拉奇找来原萨尔瓦多宫廷卫队的两位朋友埋伏在楼房里当真正的枪手。 到了下手的那天晚上，瓦拉奇事先约定和“小苹果”在咖啡厅里见面。“嘿，”他说，“咱们出去遛遛。听说那边有一个赌局。” “太好了！我正愁没事干呢。” 据瓦拉奇说，在走进那幢楼房时，他故意落下几步，然后突然转身往外跑。“我听见枪声，但是我没有停下。我直接回到家里……不管怎么说，我刚结婚两个月，我不希望梅尔卓胡思乱想。”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年11月5日晚9点0分，东110道40号的居民听到枪声后，在一楼楼道发现一具青年白人男子的尸体。经鉴定，死者为麦科尔·雷金尼，又名小苹果，死因：头部三处枪伤。） 瓦拉奇后来听人说，十年前，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指使人杀了“小苹果”的三个哥哥，路意斯、迈克和季米。而今“小苹果”长大成人，二位老板怕雷金尼家伺机报复，所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约瑟夫·瓦拉奇和巴比·多义耳联手经营的吃角子机器兴旺了不到一年，新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蒂亚上任后，发誓扫除纽约市内所有的老虎机。弗兰克·科斯蒂罗应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恩之邀，赶在警方动手之前，把他手下的机器尽数转移到新奥尔良。 瓦拉奇们又试着去做弹子球机，但每周只有区区00美元的进项。他和巴比一咬牙，决定投资当时在黑社会内方兴未艾的彩券业。瓦拉奇自知入伙太晚，没有赶上“禁酒令时期”。凡是沾上黑酒生意的，无论多少全都发了。等19年国会废除禁酒令时，这些人个个掂着沉甸甸的钱包，开张了他们在各行各业的新工厂、新公司，更有不少人投资股市或房地产，生意照样做得红红火火。当时彩券业的大户全是各族裔的黑道人物，像瓦拉奇们这样的确实算混得比较惨的了。 190年，纽约的地下彩券，也叫彩票，是三位数，从000到999，每天的中奖号码由当天的赛马结果决定。中奖额为投入的600倍，但机会却只有千分之一。也可以只押一位数，中奖额为七倍。所以从长远来看，做彩券也是一个不错的行当。但一开头如果是小本经营，则风险很大，只要碰上几次大数额中奖便可能破产。 除去这样那样的开销和各方打点，我和巴比的账户上还有000美元出头。苦心经营三个星期，总算有了1700美元的纯收入。结果这一天，好家伙，一下子来了一个大奖。有两个人押中了三位数，总共是14美元，乘以600，我们得付出去8400美元。我给威利·默尔蒂打电话，他当时是露其亚诺家族的彩券业老手。 我说：“明天我把老婆送你那儿去，你替我养着。” 威利问：“怎么了？” 我说：“我告诉你怎么了。我们破产了！我们玩完了！” “我知道了，”他说，“先别付钱，稳住那两个家伙。” 威利到上头去通融，我们就对客人说，对不起，上头可能出了点差错，通知我们等4小时，请你们明天再来看正式结果……等等等等。 赛马的结果都登在了报纸上，威利能做的也就只是暂缓一下。他问我最大的那张票是多少，我说10美元。威利给各个彩券点打电话，问有没有谁可以把这张票接过去，没有人接。6000美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威利说，这样吧，把那张4美元的票一起给我，5%的利息，我替你们吃了，但是下不为例。 彩券好是好，不过没有钱就玩不转。那一关总算过去了，我和巴比的心里还是没着没落的，不知道我们能支撑多久。 ………… 查理·露其亚诺的亲爹去世了，我去参加葬礼，查理说：“嘿，踏板车约瑟夫，别那么伤心。” 我难得有机会和老板说话，就对他说：“我对令尊大人的过世深表遗憾。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一大堆伤心事。我的彩券怕是做不长了。” 查理当天就找到我的老朋友、原洋蓟王的司机兼保镖弗兰克·利沃赛，要他替我解决资金。弗兰克和另外两个人给我凑了一万美元，算是做了我们的股东。他们后来一直帮着我们，到196年，我每周彩券的税后收入做到了150美元。 几年下来，我亲眼看见好多做彩券的个体户赔了、栽了、血本无归，就因为他们没有人给撑腰。 ………… 这天也是我活该倒霉，没有开车，揣着一大捆彩券在大街上走，碰上了两个市警署的探子。当地的警察全被我们买通了，但是市警署的人，怎么说呢，你简直就没法儿跟他们打交道。 我的案子到了法院，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反正当地警署瞒下了我以前的两次犯罪记录，最后只判了我一个“监外执行”。 像我们这样在大街上混的主儿，没有个组织是真不行。 这段时间，瓦拉奇周围的几个重要人物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在195年，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势力被露其亚诺家族挤垮，洋蓟王本人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从此与世无争、颐养天年。他最后老死在病榻上，算是意大利黑社会重量级人物中少数几个有善终者之一。 其次是196年，查理·露其亚诺因“组织卖淫罪”被捕。按瓦拉奇的说法，查理自己对娼馆妓院之类的事本来是不屑一顾的，无奈禁酒令废除后，纽约的各“科沙·诺斯卓”家族内合计有00余人“失业”，以查理当时所处的地位，他不能不管。查理·露其亚诺于同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0年。有传言说，后来在二战期间，美国海军部怀疑纽约各港口有敌国间谍出入，于是采用联邦调查局的建议，以毒攻毒，把这些港**给黑社会组织把守。194年，查理·露其亚诺从位于美加边境的丹乃摩拉监狱转移到离纽约较近的阿尔班尼。至于他具体做了些什么，瓦拉奇之辈不得而知。但是在1945年，查理的律师以其在战争中的贡献为由，申请保释被批准。查理在美多年，一直无意加入美国籍。作为一名异国侨民，保释出狱后即被遣返意大利。查理·露其亚诺于196年在老家拿玻里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就在查理被捕的同时，露其亚诺家族的二老板维克多·靳诺万斯因涉嫌谋杀被警方传讯后，携巨款只身逃往意大利，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多年。二战期间，维克多向墨索里尼政权捐款5万美元，并因此而被授予荣誉勋章。 于是，露其亚诺家族的第一纵队长弗兰克·科斯蒂罗成为临时执行老板。但这个弗兰克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对家族的事务撒手不管，只热心于营建自己的商业王国。瓦拉奇说，弗兰克·科斯蒂罗是一个外交家，熟识名人政客，谙达上层路线。其实他更是黑社会中少有的企业家。在0年代末期，他所经营的彩券业、赌博业和酒类批发业已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他的吃角子机器遍布各州，并开始向房地产和石油等“合法行业”发展。弗兰克收买贿赂政府官员的本领堪称一绝，他甚至可以周旋于相互对立的政敌之间。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恩被刺杀后，他生前的死对头接替了州长的职务。弗兰克·科斯蒂罗根本不理会这些，转手就把原先拨给休伊·朗恩的0%吃角子机器利润送给了新任州长。不过，偶尔也会有让弗兰克感觉难堪的时候。他曾暗地里资助托马斯·奥雷利竞选纽约州最高法院院长，不知道警方已经监听了他的电话，结果被媒体大曝光。在“科沙·诺斯卓”里，弗兰克·科斯蒂罗尽可能地将自己与那些明火执仗、胡作非为的强盗区别开来。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不惜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比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因洗桑拿而操纵宾馆全体员工罢工之事。 一时间，露其亚诺家族群龙无首，任由几个纵队长在那儿毫无章法地折腾，让瓦拉奇们吃尽了苦头。 一天，巴比·多义耳从安东尼·本德尔那儿回来，说瓦克兄弟为争夺一个姑娘，把埃迪·卡坡卞科的头砸开了瓢。埃迪小伙子是我们的人。巴比问：“你认识瓦克兄弟吗？” “认识，”我说，“他们是路琪赛家族的。” “那好，安东尼要你去搞定他们。” 我说：“巴比，挑谁也不应该挑上我呀。你知道季坦诺·路琪赛和我过世的老丈人是最好的朋友。存心跟我捣乱是不是？” “没那么严重，”他说，“没说让你杀了他们。只是教训教训。” 说也没用，我知道安东尼·本德尔是故意的。我就说：“ok，他们在哪儿？” “不知道，你自己找去。” 我寻思，只要找不到他们，也就不用“教训”他们，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耗着。大概安东尼摸透了我的心思，一天早上，一个叫胖子安东尼的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正在找瓦克兄弟，我说是，他问：“哪一个？” 我说：“哪一个都成，他们只说是瓦克兄弟。” 胖子安东尼就说，他和哥儿俩中的一个约好了，那天下午两点在街和97道的一个什么地方谈一笔生意，但他会去得晚一点。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和他们了断，这就是个机会。你明白了吧？他们都安排好了，你不想干都不行。 人也替我找好了，强尼和托米，一人带一根棒球棍。我是接合同的，不用自己动手。 我们开车到了胖子安东尼说的地方，瓦克果然在那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从车里跳出来。他一看见我们就傻了。两个打手对付他，我把那个不相干的人推到墙根，说：“你别管闲事。他伤了我们的人。” 通常像这种情况只消打他的腿，但是强尼和托米没头没脑一通揍，我叫他们住手已经太晚了。后来我听说那小子在医院里躺了半年。 我算是彻底得罪季坦诺·路琪赛了。而且我知道安东尼·本德尔特小人，他决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本来瓦克兄弟和埃迪·卡坡卞科为一个姑娘打架，也不算什么特别的大事。打架总会有输赢，但输了以后又拉上家族的人来搞报复，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按章程是要上公堂的。“公堂”也是当初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的改革之一。法官团一共六个人，纽约的五个家族和新泽西州的诺瓦克家族各出一人。如果最后的裁决出现平局，任何一位老板都可以出面投一票。 当时快到圣诞节了，要等到过完了节才升堂。以前每年的圣诞节路琪赛夫妇都请我们去他们家开派对。那天梅尔卓跟我说季坦诺的太太凯蒂打电话来请我们，我不知怎么的，心里竟然有些感动。 我们到了路琪赛家，喝了几杯酒后，季坦诺避开众人把我叫到楼上，问我是谁下的命令。我能说什么呢？安东尼·本德尔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要是出卖了他，那就尽等着穿小鞋不说，弄不好还会引起又一场家族间的火并。我于是说：“你就当是我自己干的好了。就算我告诉你是别人，你又能怎么样呢？” 他说：“听着，我现在就可以废了安东尼·本德尔那小子。” “季坦诺，你听我说，我相信你讲的话。但我们就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好不好？就当是我自己干的，好不好？” 正式审判的地点是在乔利·乔斯的餐馆里包了一间雅座。对方是季坦诺·路琪赛带着瓦克兄弟的纵队长。季坦诺本来是用不着来的，我知道他这一趟完全是为了我。我们这边有安东尼·本德尔和巴比·多义耳。我们家族的法官是个“老油球”，叫沙笛诺。“老油球”是我们对那些生在意大利、后来到了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老头儿们的称呼，带点贬意。不过沙笛诺这个“老油球”很聪明，每次安东尼·本德尔出庭时他都坐在他旁边，管着他不要胡说八道。 那天季坦诺·路琪赛一反常态地宽宏大度，临走时大家握了手，每个人都是轻松愉快的样子，只有瓦克兄弟的纵队长一脸怒容，而且从此以后路琪赛家族的人对我都很冷淡。 安东尼·本德尔算准了，这事要么是我倒霉，要么就是季坦诺·路琪赛吃哑巴亏。更可恶的是，这混蛋尝到了甜头，后来又不断地故伎重演。 这件事让我和巴比·多义耳之间产生了隔阂，我想我迟早会和他分道扬镳。我抽出我们合伙做彩券的利润中我自己的那部分，开始试着放些高利贷。 “科沙·诺斯卓”中做高利贷的人不少，但方法却各是各的，利率也不尽相同。我定的利息一般在0%上下。比如我这星期一借给你1000美元，从下星期一开始，你每周还我100美元，1个星期还清。利息是从一开始就算好加进去了的，所以对一些老债未还又借新账的客人，我实际上赚了他们双倍的利息。比如一个人借了500美元，按理他应该每周还我50美元，1个星期付清。好，时间过了一半，他还欠我00美元，这00美元里头已经包括了利息，对不对？他又来了，说手头实在太紧，再借给我500美元吧。我呢，只给他00美元，加上先前的老账00美元，一共就是500美元了。然后从这时候开始，他每周还我50美元，1个星期还清。不服气？不服气你找别人借去。说实话，他要是有能耐找到别人，也不会到我这儿来了。我们管这叫“奶油高利贷”，其奶油部分，或者说最可心儿的部分，就是双重利息。（未完待续） 第11章 你问我是怎么做起来的？很简单，先做成一两笔，话就传出去了。你简直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借钱。我只在布郎克斯做，我家住那儿，还有哈伦东区，那是我的老据点。我挑人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能贷款给做正经生意的小商小贩，他们缺钱了来找你，过后一寻思，又觉得你盘剥了他们，脑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就跑到警察或者检察官那里把你给告了。也不能借钱给穷人，到时候他们要是砸锅卖铁都还不出钱来怎么办？你还能把他们熬了吃了？好多做高利贷的就是因为这种又赔钱又被媒体曝光的事给搞砸了。我不想跟人打架，也不想和谁过不去，我只是想赚钱，想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当成一桩正经生意来做。所以我放高利贷这么些年，虽然没有大发，也没有赔过本，所有的账一笔一笔都是收上来了的。很快，我就有了150多位固定客户，有1万多美元“在大街上”替我赚钱。 我也有周转不开的时候。借钱的人太多了，手头现金不够，我也只好去借高利贷。这第一是为了信誉，人家找你两次借不到钱，就不会再找你了。第二是我能弄到利息10%的贷款。为什么？因为对方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知道我能还上，没有风险。一来二去，我的一个上家，约翰·罗伯兹成了我的合伙人。他负责提供现金，我负责发展新客户。他不仅是我的合伙人，也是安东尼·本德尔和其他“科沙·诺斯卓”的合伙人。我知道他在安东尼最大的四五家夜总会里都有股份。约翰·罗伯兹没有加入“科沙·诺斯卓”，因为他有一个兄弟是警察。一直到后来，他才混进了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我和约翰联手放出去了六万多美元。老规矩，我从客户那里收0%，他从我这里取10%，也就是说，我俩对半分。这件事自然是瞒不过安东尼·本德尔的。恰巧就在这个时候，那小子在赛马厅里赌输了几大笔。有一天，约翰·罗伯兹跟我说，安东尼找他去细细地盘问了半天我们的高利贷生意，听那意思是要插一杠子进来。安东尼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太清楚了。他要是插进来，无论干活不干活，至少拿走三分之一。我对约翰说，既然他没挑明，咱们也装糊涂。没过多久，就有人放出一句话来，说你们要是想挤对谁，就挤对踏板车约瑟夫。我对约翰说：“事到如今，我也不好为难你了。安东尼再找你，你就从你那一份里头划给他。他若是想要我的份子，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安东尼果然来了，他把我约到新泽西州的公爵餐厅。“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和好多发了大财的人都在那边买别墅，讲究的是一种“乡村情调”。公爵餐厅就是他们在那里经常光顾的去处。安东尼说他在赛马厅那边急等着用钱，要我把放出去的债全部收回来。我说所有的客户都照章办事，按时付账，我凭什么硬逼着人家立时三刻还钱？我说我可以把约翰·罗伯兹的份额算出来，先找别人借钱垫上，但利息要从中扣除。 安东尼说：“那他不等于白借你钱了吗？” 我说：“当初和我合伙，是他提出来的。现在要撤走资金，也不是我的主意。你如果马上就要钱，只能这么办。” 我和约翰·罗伯兹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结账，我还剩了差不多万美元，我怕什么？ 约瑟夫·瓦拉奇的一个客户是曼哈顿上城区乐土餐馆的老板，借高利贷赌博一输再输，主动提出把餐馆的股份让一半给瓦拉奇。“我说先容我想想。这家伙——他的名字叫艾狄——不是傻瓜，我得调查一下他的餐馆有没有债务……我又去那里蹲了几天，找酒保、店小二聊，找客人们聊。最后弄清楚了，连店堂带生意一共值1.8万美元，扣掉他欠我的500美元，我再给他5500美元，就当上了乐土餐馆的半个老板。……艾狄说生意上的事不用我操心，等着拿钱就是了。但我还是三天两头地去，带朋友吃饭，带客户谈生意，还请来一个新的大厨。不过，我那半个老板只能在暗地里当，因为我有犯罪前科，如果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列在上面，餐馆的营酒牌照就会被吊销。你知道，卖酒水比卖饭菜来钱。所以我和艾狄私下里签了一份契约，让他老婆做的见证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餐馆挣钱不少，这些钱在税务的账面上都必须有个交代。瓦拉奇急需一个做掩护的收入来源。正好，一个同样的情形给他带来了一家服装厂。 马蒂的服装厂在布郎克斯展望大街595号，就叫了个展望服装厂。他是我的老主顾，旧债新债加起来一共借了好几千。但他从不拖账，每到星期五一准儿把钱送过来。忽然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宽限两周，两周过了，又要再宽限一周，我就去了。我说：“马蒂，怎么回事？”才知道客户嫌他的机器老，不愿给他活儿了。我到厂子里转了一圈，照我外行人的眼光，那些机器看上去都蛮不错的。马蒂猴精，他猜出了我的心思，说你若帮我一把，把这关过去了，这厂子就算咱俩的。我去找他的客户谈，对方说，只要马蒂换了新机器，他保证把活儿给得足足的。 ………… 除去马蒂欠我的钱，我又投进去1.5万美元。我们要买那么多我从没听说过的机器。 马蒂很在行，他搞进一批二手货，再这里修修那里弄弄，就像模像样地开工了。我不仅不用操心生意上的事，也不用操心税务局了。 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唐纳德，从此梅尔卓被拴在了家里，再也没心思陪我出去应酬。天长日久，我就在外面养了一个情fu，叫罗拉。我给她单租了一套公寓，还时不时地给她买衣服首饰什么的。 约瑟夫·瓦拉奇同时经营着他的彩券、高利贷、餐馆和服装厂。他生性中没有安分守己那根筋，等各项业务都上了轨道，又开始动赛马的心思。 提审瓦拉奇的司法人员们都说，赛马可能是瓦拉奇唯一真正喜欢做的事。每当讲到赛马，他就会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在狭小的审讯室或牢房里来回踱步。说到精彩处，便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一直到197年，我还以为赛马不过是为了决定彩券的中奖号码。后来跟人去过几次赛马厅，下注的时候，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地给你支招儿出点子，但我差不多就没有赢过。那年冬天，我带着梅尔卓，跟豁嘴和另外几个“科沙·诺斯卓”的人一起去佛罗里达度假。有一天在跑马场，梅尔卓下了两美元的赌注，只因为她喜欢那匹马的名字，我和豁嘴使劲取笑她，旁边一位老头儿说：“别听他们的，夫人，我看你的眼力不错。”嘿，真让他说着了，那匹马赢了。梅尔卓赚了00美元。 我算是彻底服了。我诚心诚意地对老头儿说：“老人家，谢谢您指点我太太，这是我们在这里赢的第一票。”他说不用谢，我就是看见你们把她弄得紧张兮兮的，想帮她一把。 我问：“这些比赛的胜败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说：“你是新手吧？”我说是，他笑了，说：“这么说吧，你要记住的第一点就是，即便有人想操纵比赛，在真正的较量中，也可能有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或出现他无法预料的结果。”他讲了一件事，说有一个人有**匹马，从来没有赢过，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不定期举行的鼓励性比赛，参赛的马必须是在该年度中从来没有赢过的。那人的马全都符合参赛条件，而且他买通了其他的马主，总之，他的马全被排在了同一场比赛里。这是一种不可能输的情形，一场下来，他可以稳稳当当地赚0多万美元。比赛开始了，他内定的赢家一路领先，谁知在一个转弯时马失前蹄。结果，那家伙差点儿倾家荡产。 “哇！”我说，“我懂得您的意思，但是您怎么会知道我太太赌的那匹马会赢？”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并不知道它准赢，但我了解一些它的情况。一个小马倌告诉我，它的实际速度比报纸上登的快秒。也就是说，他们在提供这匹马的数据时隐瞒了它的真实成绩……你要是真想用心钻研这一行，就得成天泡在马厩里。”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后来这里的赛季开始时，我又在纽约见到了那老头儿，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几位朋友，个个都是行家。他真是一个挺不错的老头儿，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你们他的名字。 约瑟夫·瓦拉奇也成了行家，而且在“科沙·诺斯卓”里小有名气，连他的上司们在下注时也不时地跟他讨个主意。不久，瓦拉奇有了自己的马匹，他很舍得在这些牲口身上下功夫花本钱，对它们的钟爱胜过了老婆儿子甚至情fu。但他实际上并没有靠赛马赚多少钱，因为他要他的马每场都赢，几乎从不理会其他人试图和他联手操纵比赛的要求。 战争来了。“我指的是日本人轰炸我们的战争，不是‘科沙·诺斯卓’的内讧和争斗什么的。”瓦拉奇很认真地加上一句。“现在，彩券业和高利贷江河日下。工作多了，钞票多了，谁还会来向你借贷？彩券更糟糕，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有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彩券业才会兴旺。买彩券的都是些穷人，他们想钱想疯了，又没有别的法子挣钱。”在此之前，瓦拉奇已经卖掉了他在乐土餐馆的股份，“那一带搬进来很多有色人种，他们的口味和我们不一样。”只有展望服装厂还红红火火的，因为接到了军队的订单。 “科沙·诺斯卓”的成员们纷纷另寻门路。瓦拉奇的两个好朋友弗兰克·利沃赛和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开始从墨西哥贩运吗啡，再制作成海洛因。他们曾邀请瓦拉奇加入，“我当时一点也不懂毒品，所以没有兴趣。”不到一年，弗兰克和豁嘴就进了监狱。十年后刑满释放，豁嘴即被遣返意大利。 一天，一位加油站老板来找我，说：“约瑟夫，你路子野，能不能给我搞点汽油票？”战争期间首先保证军需，民用汽油实行计划供应。我当时不知道，“科沙·诺斯卓”里头已经有人在开始做黑市汽油票了。你看，这个加油站老板就比我消息灵通。自从卡索兰蒙战争之后，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和“科沙·诺斯卓”保持距离，但是现在，这一点恐怕很难做到了。 汽油票有各式各样的，主要是加仑数不同，从1加仑到0加仑不等。我让他把想要的种类和数量写下来，还有他愿意出的价钱。我开始往各处打电话。几天后，一个叫弗兰克·露其亚诺的——一样的姓，但是和查理·露其亚诺没有关系——说他手里有货，两边的价钱一比较，我能赚189美元。这不算一单大买卖，只有1万加仑汽油。但是我做了什么？一个人给我钱，一个人给我票，我只是在中间一倒手。我对自己说，这桩生意我做了。 和弗兰克·露其亚诺的第二单买卖是10万加仑，我净赚1700美元，价格忘了，只记得利润。加油站拿到汽油票以后，就可以倒卖黑市汽油，价格高出近一倍，仍然供不应求。两次交道一打，弗兰克成了我的合伙人。到后来，我也只是做批发和大宗的买卖。从194年中至1945年，我一共赚了0多万，算是小打小闹。“科沙·诺斯卓”里头靠黑市汽油票做到上百万的人有的是。这种生意太需要有像“科沙·诺斯卓”这样的组织了，因为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假票。 真正的汽油票是从物价办公室里面偷出来的，“但是‘科沙·诺斯卓’不会做这种事，这种危险的事都留给那些专事偷盗抢劫的个体团伙去做。他们偷来了汽油票再卖给我们，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庞大的批发销售渠道。”失窃事件越来越多，有的物价办公室便在下班时将汽油票送进银行保存，结果是许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再在黑市上出售。再后来，回收汽油票也出现在黑市上。按理说，加油站和车库等上交的汽油票应该当即销毁。但是，用瓦拉奇的说法，“没有多少被扔进火里。”“科沙·诺斯卓”买通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让这些汽油票中没有过期的部分又回到了市场上。同时，黑社会还操纵了战争期间的其他一些紧俏商品，如肉、糖、奶制品等等。 当时黑市汽油票的市价一般是三到五美分1加仑。据物价办公室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平均每天的黑市汽油票交易达50万加仑。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切斯特·波尔士就此发表公开讲话，敦促全国人民抵制黑市，说：“前方将士的生命就维系在这成千上万加仑的汽油上。” 约瑟夫·瓦拉奇用黑市汽油票倒来的钱又买了一匹赛马，还在街和111道盘下一家爱达餐厅。“这真的是一家很不错的餐馆，我付给大厨的工资每周50美元，二厨175美元。”当时一个警察的工资才每月00多美元。 1945年年初，瓦拉奇接到一个电话。“嗨，约瑟夫，你听说了吗？” “没有。” “维克多回来了。” 维克多·靳诺万斯是被警方引渡回来的，还是为了十年前那桩谋杀案。 195年，维克多伙同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纵队长先后两次从一位做正经买卖的商人那里一共诈骗了16万美元。帮助他们行骗的一个恶棍叫斐迪南·波西亚，外号阴影。维克多们原先答应事成之后付给阴影.5万美元，但后来翻脸不认账。阴影是个老油子，成天跟在维克多们的屁股后面不依不饶地追债，还和朋友威廉·盖洛一起砸了受维克多“保护”的一家酒店。维克多们遂起杀心。枪手之一叫鄂尼斯·鲁坡罗，他的任务是等阴影被做了之后，再干掉威廉·盖洛。 阴影被秘密谋杀，连尸体都处理得干干净净。鄂尼斯·鲁坡罗得信后即对威廉·盖洛下手。但让威廉侥幸逃脱，只受了一点轻伤。 警方根据威廉·盖洛的证词逮捕了鄂尼斯·鲁坡罗，并传讯维克多·靳诺万斯，致使维克多亡命意大利十载。 1944年，鄂尼斯·鲁坡罗保释出狱后不久，又被牵扯进了另一起未遂谋杀案中。保释期间触犯刑律是要被重判的。因为维克多·靳诺万斯已有近十年无人见其踪影，鄂尼斯决定斗胆向警方供出阴影斐迪南·波西亚被谋杀一案，以换取从轻发落。鄂尼斯只有间接证据，不足以对维克多·靳诺万斯提出起诉，他于是又招出了另一名证人、阴影被杀时的现场目击者彼特·拉坦帕。这个彼特·拉坦帕就是0年前在新新监狱里捅了约瑟夫·瓦拉奇一刀的“同监难友”。 听到维克多·靳诺万斯在意大利被捕，并将被引渡回美国的消息，彼特·拉坦帕马上要求警方保护。 他被送进了布鲁克林监狱的特囚牢里。彼特·拉坦帕患肠胃病。1945年1月15日晚，他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吞服了几丸胃痛药后上床睡觉，从此再没醒来。法医的验尸报告说，他体内的毒药剂量“足以使八匹马毙命”。 彼特·拉坦帕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布鲁克林警方和检察长办公室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寻找本案新的证人和证据，但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将维克多·靳诺万斯无罪释放。 鄂尼斯·鲁坡罗也被释放。尽管警方曾警告过他，并主动为他提供保护。但也许是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吧，鄂尼斯坚持要求出狱。鄂尼斯·鲁坡罗的余生充满了恐惧和提心吊胆，他于1964年死于非命。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64年8月7日，在牙买加湾海滩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死者的后脑部被子弹削去，前胸及腹部数十处戳伤，凶器应为冰凿。经鉴认，死者为鄂尼斯·鲁坡罗，三周前失踪。） 1967年，四名“科沙·诺斯卓”成员因涉嫌谋杀鄂尼斯·鲁坡罗而被捕判刑。 瓦拉奇并没有立即晋见刚刚归来的二老板，他正被自己的麻烦搅得焦头烂额。 弗兰克·露其亚诺拉我跟他合伙开了一家“丽都夜总会”。我们各出1.5万美元，执照注册在他的儿子安东尼名下，因为那孩子当时还没有犯罪记录。1946年冬天开张那天来了50多位客人，生意一上来就很不错，每月进账500美元。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渐渐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每次问弗兰克要我的份子，他都支支吾吾。好几个月过去了，我一分钱没见着。这天，我碰见布郎克斯的一个赌注登记人，他说：“嘿，约瑟夫，你的那个合伙人父子俩可没少让我们赚钱。” 我说：“他们输得很惨吗？” “输得落花流水。先是赛马，现在又是棒球。” 那天晚上我找到弗兰克摊牌。那老小子居然说他请了一个律师，如果我对他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以找他的律师谈——当然是“科沙·诺斯卓”的内部律师了。 我说：“弗兰克，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一起做了这么些年，倒腾汽油票什么的，凭良心讲，合作得还算不错。别让我发现你搞了什么猫腻，否则你得请一打律师。” 这话显然对他不起作用。第二天晚上我去丽都，正好碰见他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卷钞票。我一把揪住他说：“弗兰克，你这玩笑可开得太大了。” 他说：“你要敢拦我我真跟你急。我往扬基队扔了好些钱，不捞回来怎么行？你放心，我会赢回来的。” “科沙·诺斯卓”内部有一条很严的戒律，是当年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定下的：一个成员绝对不允许对另一个成员动手，我们称它“禁手律”。在纽约，这条戒律特别严厉，因为这里不像别的城市，譬如巴菲罗，只有一个家族，所有的人都在一口锅里搅马勺。纽约有五个家族——实际上是六个，算上新泽西州的诺瓦克——你一不小心就踩到指不定谁的地盘上了。我的意思是，这家伙可能会抢了那家伙的生意，那小子又可能拉走这小子的客人。所以必须得有非常严格的“禁手律”。1940年，巴比·多义耳那么孙子，我都没敢揍他。 但那天晚上弗兰克愣是把我给气糊涂了。其实我举起拳头的时候——信不信由你还真想起了“禁手律”，只不过心一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左右开弓，先了他几个大耳刮子。他爬起来要跑，我追上去把他堵在一个角落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他的血溅得我浑身都是。要不是几个厨子拦住，我肯定会把他给剁了。（未完待续） 第12章 弗兰克被我打得不省人事。我弄来一桶水泼在他身上，又去卫生间里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后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一声不吭。我看见他的一只眼肿得跟烂桃似的，鼻梁骨也给打断了。他到了门口，转身对我说：“你等着，臭王八蛋！” 我想那意思是说，他会拿了枪回来。我马上叫来两个人，让他们去把我的手枪取来。 我坐在那里等弗兰克，一边琢磨，这事本来我占理儿，因为他背地里坑我。现在倒好，他成对的，我成错的了。如果闹到公堂上，挨审挨罚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了。又想这老小子是不是设下套子存心让我揍他。 过了一个钟头，弗兰克没有回来，反而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ok。我想咱们还是把这事忘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我同意了。可过后一转念，我要是什么都不说，他还会照样偷钱去赌博，那我不更糟了吗？ 我找到安东尼·本德尔，把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那咱们这么办，”安东尼说，“我什么都不说。如果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再去找弗兰克，说：‘我正想和你谈谈。约瑟夫已经都告诉我了。’” 几天后，安东尼打电话来，说：“弗兰克告你打他，你俩得对簿公堂。还是老地方，新泽西的公爵餐厅。时间我到时候通知你。” 自从高利贷那段公案以后，我和安东尼一直有点不对付。如今要指着他跟我上堂，心里头不免忐忑。安东尼有一心腹小厮，是我介绍进“科沙·诺斯卓”的。他告诉我说安东尼这一次很认真地替我在各处周旋，“算你走运，弗兰克没什么人缘。” 我当时只求弗兰克的不法行为可以抵消一点我的罪过，但后来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弗兰克的纵队长身体不好，所以升堂的日子一再延期。到后来，他们家族的二老板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决定代替纵队长上堂。 我要好好地跟你聊聊这个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他就是后来纽约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老板。他的姓氏太长了，我们背地里都叫他阿尔伯特·a，或者“疯狂汉”——那是他的绰号。阿尔伯特家住新泽西，一幢用高墙围起来的巨宅。当时纽约的码头全是他的。他还在警方那里挂了好几起人命案——就是没有证据。“科沙·诺斯卓”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容易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家伙，也是一个野性十足的杀人狂，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杀、杀、杀。如果有人跟他说谁谁谁有什么不好，他马上就说：“废了他，废了他！”谁知道这个疯子会在公堂上胡说八道些什么。 ………… 我一进公爵餐厅就有点不自在，他们告诉我维克多·靳诺万斯正在二楼一间雅座里。 安东尼·本德尔特别关照我说：“记住了，阿尔伯特·a说话的时候千万别插嘴，你知道他那德性。所以看在耶稣的份上，一定管住你的舌头。” 阿尔伯特果然疯狂，也不管那么多在场的法官们，就自顾自地断起案来。他一上来就冲着我吼：“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在‘科沙·诺斯卓’呆了0年，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 我刚想解释，说：“阿尔伯特，我——” “闭嘴。我说过了，戒律就是戒律。你知不知道你不能目无组织？你知不知道像你这么干可能会引起战争？” “但是，阿尔伯特，他在背地里坑我，他挪用了1.8万多美元。” “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你本来是对的，一犯戒律就成错的了。” 弗兰克·露其亚诺赶快插嘴替自己申辩，结果招来阿尔伯特一顿臭骂。等骂够了，阿尔伯特·a问他：“店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一塌糊涂。” “为什么会一塌糊涂？”也不等弗兰克回答，阿尔伯特又接着说，“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得好好感谢约瑟夫没有废了你。好了，咱们这么办。你俩搞不到一块儿，就不要再合作了。我裁定，店归约瑟夫。弗兰克，你的份额是多少？” “1.5万美元。” “阿尔伯特，”我说，“我不会付他一万五的。他偷了那么多的钱。” “我知道，”阿尔伯特说，“没人让你付1.5万。给他500美元，店就是你的了。” 弗兰克嚷嚷不公平，阿尔伯特打断他说：“弗兰克，我已经决定了。一句话，这500你要不要，不要拉倒。” “阿尔伯特，”我又说，“还有酒牌，是安东尼的名字，你知道，弗兰克的儿子。没有营酒牌照那店一钱不值。” “哦，对了，我怎么忘了那茬儿。从现在起，弗兰克，你保证你儿子的牌照天天挂在店堂里。只要那店还在，牌照就得在。只要约瑟夫想要，牌照就得在。记住我说的话，出了什么差错我拿你是问。” “疯狂汉”阿尔伯特·a说罢扬长而去。弗兰克问我：“什么时候给我钱？” “让我先查查账，有剩下的先给你，没有你就等着。从现在起，别再在我跟前晃荡，每次看见你我就想揍你。” 我旋即上楼拜见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嗨，老板，”我握着他的手说，“见到你真高兴。你看上去挺不错的。” “我感觉也不错。梅尔卓和孩子都好吗？” “他们很好。” “你呢？” “这不，刚过完堂。” “我知道。怎么样？” “挺好的，都解决了。” “你缺钱吗？” “那混蛋把店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他挪用了1.8万到万美元。谁知道，也许我在周转上会有点麻烦。” “听见了吗？”维克多对雅座里的另一个人说，“他要多少都借给他。” 后来我知道，他对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这是他笼络人心，重新为自己塑造老板形象的措施之一。其实弗兰克·科斯蒂罗倒不是个问题，他本来就不管事。但是他帮助好多人挣了钱，所以家族内外不少的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老板，他还因此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首相”的称号。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被警方送去了意大利，突然之间又出现在哈瓦那，持意大利护照和古巴绿卡。他在意大利是一回事，在哈瓦那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是美国的后院。我记得有一阵子，“科沙·诺斯卓”各家族的老板们成天在美国本土和那个岛国之间飞来飞去。查理在古巴到处投资，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希望他留下。后来听说是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威胁禁运给古巴的药品，哈瓦那方面才又把他送回了拿玻里。 ………… 1950年，梅尔卓想要买房子，搬到郊区去。维克多·靳诺万斯知道后把我叫到一旁，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住在郊区和住在城里大不一样。要搞好邻里间的关系，让大家都喜欢你。绝对不可以欺负任何人，绝对不可以骚扰姑娘们。适当地给童子军和其他慈善机构一些捐助，可能的话，最好每周去教堂……” 梅尔卓在扬克斯看好一栋房子，要我去看看。我说只要她喜欢就行了。她说那房子标价.8万美元，我给了她5000付头款。 这时候，我儿子中学毕业了。那是纽约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叫圣迈克山庄中学，我记得每年学费1600～1800美元。唐纳德一直住校，节假日才回家。我想让他远离布郎克斯的街道，远离我生活的那个乌烟瘴气的世界，过一种完完全全不同的日子。 他毕业了，我问他还想不想念书，他说不想，想工作。先说喜欢修汽车，干了一阵子干不好，我就给他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不想告诉你们那是份什么样的工作，总之，他可以干一辈子，而且他一直干得不错。唐纳德结婚早，我在扬克斯给他们小两口盖了一栋三居室的房子。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在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亲信，威利·默尔蒂，曾经在彩券上帮过约瑟夫·瓦拉奇，现在却成了维克多·靳诺万斯的第一个目标。威利自己也有点问题，和芝加哥的阿尔芬斯·卡普利一样，他患三期梅毒，已经影响到脑功能，时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维克多便在“科沙·诺斯卓”各家族成员中制造舆论，说：“威利自己脑子出了毛病，那就怨不得别人了。如果明天我不行了，你们完全可以把我做掉，免得败坏了‘我们的事业’。”维克多的想法得到了老板“委员会”的认同。 处决威利·默尔蒂的合同是“开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的人选，也没有规定的时间。各家族成员无论是谁，只要逮着机会就可以做掉他。结果，这个机会落到了瓦拉奇的老朋友、“科沙·诺斯卓”当时的新成员约翰·罗伯兹的头上。约翰早年曾与瓦拉奇联手放过贷，最近刚加入到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据新泽西州警署档案记载：1951年10月4日，上午11点左右，威利·默尔蒂被发现死于克立夫赛公园市帕里沙芷大道79号的约瑟夫餐馆，死因：头部两处枪伤。案发之前，餐馆里有三名男性白人顾客，其中一人坐在吧台，另外两人坐在近旁一张餐桌上。坐在吧台者——后来有证人指认其为约翰·罗伯兹——离开餐馆，很快与被害人威利·默尔蒂一起进来，并向另外两人介绍被害人。当时现场的其他人员只有餐馆的老板娘和一位女招待，她们一起进到厨房，在那里听见枪声，出来看时威利·默尔蒂已中弹倒地，其余三位顾客均已逃离……指认约翰·罗伯兹的证人为该女招待，虽然她“不是特别肯定”……被传讯的其他证人包括……约瑟夫·瓦拉奇……195年6月，约翰·罗伯兹因威利·默尔蒂谋杀一案被起诉……后因证据不足撤诉。） 六年后，1958年9月7日，约翰·罗伯兹死于安那斯塔西亚家族内斗。 接下来，维克多·靳诺万斯下令谋杀了路琪赛家族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即本文一开头那段“瓦拉奇的合同”。契亚尼尼尸骨未寒，瓦拉奇又接到一份新合同。这一次，是由维克多·靳诺万斯亲自出马。 就在维克多稳稳当当地坐上老板位置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令他十分尴尬的“家务事”。195年1月，靳诺万斯夫人安娜离家出走，继而提出离婚诉讼。多年前，安娜曾经是露其亚诺家族一位纵队长的妻子，维克多费了不少劲，秘密而巧妙地干掉了她的丈夫，方才将安娜弄到手。家族里的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但他们和警方一样，没有证据。公平地说，维克多·靳诺万斯一直深爱着安娜。在他流亡意大利期间，曾委托一位好友兼合伙人斯蒂文·弗朗西照顾他的太太。安娜提出离婚后，维克多迁怒于斯蒂文，认为由于斯蒂文的不尽心尽力，致使安娜与他生分了。 195年6月初，安东尼·本德尔请瓦拉奇到一家高级餐厅品尝小牛排时，向他转达了维克多的指示。安东尼说斯蒂文·弗朗西是警方的“线人”，只字未提靳诺万斯家的“家丑”。“每天晚上打烊后，你留在‘丽都’等我的电话。”安东尼对瓦拉奇说。 我从0年代就认识了斯蒂文·弗朗西，但他从没来过“丽都”，所以维克多们安排在我这里下手。安东尼告诉我说，还有两个人是我在执行契亚尼尼合同时起用的派特·帕咖诺和费奥利·赛亚诺。 每天晚上——一共有16个晚上——我接到的电话指令都是“回家”。这一天，安东尼在电话上说：“等着。” 我起身查看所有的门窗是否都已经从里面闩好，再把窗帘都给放下来，然后就坐在那里等。凌晨4点刚过，我听见敲门声，是派特和费奥利，还有斯蒂文·弗朗西。斯蒂文已经有些醉了。“嗨，约瑟夫，”派特说，“我们带斯蒂文来看看你的店。” 我调了几杯酒，跟他们谈谈“丽都”，带他们在店堂里各处转转，最后到了厨房，那就是斯蒂文的丧身之地了。斯蒂文是个小老头儿，人高马大的派特从背后用胳膊夹住他的脖子，使他动弹不得。费奥利用拳头猛击他的嘴和肚子。 ………… 我守在厨房的门口，看见派特一松手，斯蒂文就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两个“毛孩子”开始用链条勒他的脖子。斯蒂文抽搐了一下，派特就用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前后一共只有几分钟。 约摸半小时后，瓦拉奇溜出“丽都”的前门，四下里张望没有动静，便钻进斯蒂文·弗朗西的车里点火。听见引擎发动的声音，派特和费奥利架着斯蒂文出来，看上去就好像老头儿喝醉了酒似的。瓦拉奇从车上下来，看着两个“毛孩子”把斯蒂文的尸体放在后排坐好，然后开车往曼哈顿方向驶去。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年6月19日，上午9点55分，有人在东7道164号前停放的一辆车的后座上发现一具成年男性白人尸体。死者系被缢窒息身亡，其面部及胸腹部多处受伤，左胸骨折。据查，死者为斯蒂文·弗朗西，58岁，家庭住址：布郎克斯中央广场1777号。该车辆亦注册于死者名下。） 195年11月中旬的一天，安东尼·本德尔跟我说，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从意大利回来了，是被联邦毒品局派回来当内奸的。我一听就跳了起来，说：“我不管豁嘴是内奸还是外奸，这种屁事别再来找我，让路琪赛家族的人自己去处理。我不想又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就像契亚尼尼合同一样。” “没人说要你接合同，”安东尼说，“但是他准保会来找你，对不对？等他来了你就通知我。他肯定会给你编一些故事，他如何偷偷地混上船，如何乘人不备跳了下来。你只要记住一点，和他说话的时候千万当心，他可能揣了录音机。” 安东尼走了以后，我的情绪坏极了。我觉得好像自从维克多·靳诺万斯回到美国，我们就在不断地出事。以前跟着弗兰克·科斯蒂罗至少还能过上几天安宁日子。现在倒好，谣言一个接一个，合同一个接一个。一眨巴眼的工夫，豁嘴又成内奸了。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人讲话，也不敢听别人讲话。有的事情你哪怕只是知道了，也会惹上一身的麻烦。 过了大约三个星期，一天晚上快关门的时候，豁嘴到“丽都”来了。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或者装作喝得醉醺醺的。他看见我很高兴的样子，大喊大叫地和我拥抱。我心里慌乱得不行，悄悄问他怎么还敢这么大摇大摆地到处瞎转。 “我不是瞎转。”豁嘴说，“我刚从船上下来，就跑来见你，对不对？你是我的哥儿们，对不对？我没法在意大利呆下去了，我得回来。我在那条破船上漂了整整7天，7天哪！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就这样，还愣让他们敲了000美元。” 豁嘴说，他已经约好了和露其亚诺家族的两个人见面。“我会让你们发大财的，”他附在我的耳朵上说，“我有条路子，可以搞到成吨的货。你，约瑟夫，跟我一起去一趟古巴取货。” 豁嘴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不敢开口。好不容易瞅准一个机会，我一把掀开他的大衣，一边说：“嘿，你瘦了。”一边趁势在他身上摸索。没有录音机。我低声对他说：“豁嘴，你听我说，这个地方对你很危险。如果你要去古巴，就赶快走。” 豁嘴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他又要了一杯酒，慢慢地喝完了。临走时跟我说：“别忘了我们约好的事。我过两天再和你联系。”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豁嘴。 我等了一个钟头才打电话给安东尼·本德尔：“他来过了。” “还在‘丽都’？” “不，走了。” “你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我说过，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瓜葛。” “他说去哪儿了吗？” “没有。”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就是你告诉我他要说的那些话。” 1月的一个晚上，生意很清淡，我们提前打烊回家。早晨5点半，梅尔卓把我叫醒，她的身边站着两名警探。其中一个说：“你太太告诉我们你到家的时候是点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有客人。怎么了？” “你的朋友派特利里被人杀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年1月9日，凌晨点50分，三名戴墨镜、不明身份的白人男子突然持枪闯入位于布郎克斯东18道64号的一家烧烤店，当场开枪击毙多米尼克·派特利里，绰号豁嘴，男，白人，44岁。） 瓦拉奇后来听人说，那天晚上，豁嘴去的是烧烤店里的一个牌局。三名杀手进去时，他已经赢了100多美元。豁嘴抬头看了一眼便拔腿朝洗手间跑，大概是想从那里的窗户翻出去，但是被那三名枪手堵在了墙角，“脑浆都给打出来了”。还有人说，牌客们当即四下里逃散。其中一人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又跑回来掏走了豁嘴衣袋里的钱。 三名杀手都是路琪赛家族的人。“虽然我后来终于相信了豁嘴确实是‘线人’，”瓦拉奇说，“但我也绝对不会对他下手。在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出事那天，要不是他拉着我去布鲁克林，我恐怕早玩完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整个圣诞节我什么都没干，成天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实际上，“科沙·诺斯卓”的上层是严格禁止其成员参与毒品走私的，这是当年弗兰克·科斯蒂罗立下的规矩，因为联邦毒品局和警方对这种事都查得非常严。“科沙·诺斯卓”内部征收一种“人头税”，每人每月缴纳5美元，用于其成员被捕后聘请律师和赡养家属。像瓦拉奇所属的露其亚诺家族一共有450多人，每年的“人头税”数额相当可观，达十几万美元。根据内部的毒品禁令，凡因贩毒被捕者皆不得享用这笔“公款”。但毒品带来的暴利常常使人利令智昏，有的老板虽然也三令五申不许下属走私毒品，不过只要让他提几分成，他便睁一眼闭一眼。（未完待续） 第13章 纽约的五大家族中数路琪赛家族贩毒之风最盛。1956年年初，约瑟夫·瓦拉奇被判刑5年，就是因为与梅尔卓的弟弟、路琪赛家族成员杰克·瑞茵纳一起偷运海洛因。有趣的是，这批海洛因还是当年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欧洲时联系的。这并不是瓦拉奇第一次因贩毒被捕，但却是他在加入“科沙·诺斯卓”后首次被判刑。不过，这对姐夫和小舅子并没有在监狱里呆多久便被保释出狱。 据瓦拉奇自己说，他开始涉足贩毒是在195年，也就是他执行契亚尼尼合同的那一年。他的第一笔生意瞒过了联邦毒品局和警方，但“这桩买卖做得真他妈窝囊，我都没法跟人交代。我想让所有的‘科沙·诺斯卓’们都知道，那帮贪婪的老板是如何毁掉‘我们的事业’的。” 瓦拉奇从当年和他一起入伙的沙利·西利坦尼那里得到了一个科西嘉毒枭的名字和地址，遂sjtxt小说下载特·帕咖诺去法国马赛找这个多米尼克——他们并不知道他的姓。接头的暗号是半张美钞，沙利已经将另外一半寄给了多米尼克。派特回来说一切都安排妥当，只等着货到付钱。 派特打电话告诉我，多米尼克的太太到了纽约，住在曼哈顿的一个什么旅馆里。他去了那里之后就直接上“丽都”来见我，说一共是15公斤货，她要8000美元的头款。你们可能不知道公斤是多少，就相当于5盎司。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不得不跟上面打声招呼了。我明白倒腾这玩意儿被抓着了会是什么结果。我找到安东尼·本德尔，我知道他经常插手这种事，心想只要给他点提成就会万事大吉。 他果然很有兴趣。长话短说，临走时他主动交给我9000美元，说8000付头款，还有1000是让派特陪着那女人到处玩玩。 ………… 过了四个星期，船到了。这时候沙利·西利坦尼因为别的事被捕，后来被判了15年。 安东尼知道后对我说，他会安排让帕狄·墨西奥负责从船上提货，叫我不必操心。我们不做零售，把货批发出去之后，纯利润应该是16.5万美元。 我说过安东尼·本德尔是条狗。货一到了他的手里，狗脸说翻就翻。原来我们讲好的是他一半，我和派特一半。现在他说，第一，“老头子”维克多和“首相”弗兰克那里不能不意思意思，他们当时都是老板。第二，他还拉进来了几个人，让大家“共同富裕”，他念出一长串名字，其中有帕狄·墨西奥、约翰·士多培里，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我一下子有了八个搭档！但是我能把这个狗娘养的怎么着？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跟派特解释，他当时还不是成员，还在排队等着组织批准。安东尼敢这么卡我们的脖子，就因为做毒品违章。我是指“科沙·诺斯卓”的章程。 安东尼絮絮叨叨地跟我算了一大篇账，我打断他说我没心思听你讲这些废话，到时候把我和派特的份额给我们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派帕狄·墨西奥来问我，是想要钱，还是想要货。我找派特商量过，他说那两个“毛孩子”——即他的兄弟约瑟夫·帕咖诺和我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想自己做零售赚点钱。我就说要货，结果给了我们每人两公斤。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扬克斯见到维克多·靳诺万斯。他说：“你有没有倒海洛因？” 我说：“有。” 他说：“你知道这违章？” “知道。” 他看着我说：“得，下不为例。” “ok。”我说。 维克多是想告诉我，他帮了我多大的忙。这个老王八蛋，又要当biao子，又要立牌坊。 后来有一次，我碰到约翰·士多培里。我说：“那笔钱都花哪儿去了？”他说：“什么钱？”我说：“上次的那批货，你不也算是合伙人吗？” 他说：“什么货？什么合伙人？” 我发现他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再往下问了。你以为我会去找安东尼对质？我都知道他会讲些什么：“怎么着，你还敢在背后打听我？” 一直到1956年，我和杰克·瑞茵纳被抓起来后，在监狱里碰到帕狄·墨西奥谈起这件事，他说：“你至少还得到了两公斤。” 我说：“你是说，他们没有给你钱？”他摊开两只手表示“没有”。 “哦，我的上帝！”我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说：“安东尼总是有他的借口，一会儿这里要花钱，一会儿那里要花钱。拖到最后干脆跟我说：一个子儿没了！” 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他又摊开两手。 现在你们明白怎么回事了吧。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八个搭档，是本德尔先生和靳诺万斯先生两个人把钱瓜分了。 1957年，“科沙·诺斯卓”流年不利。 5月日晚11时许，“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在曼哈顿一家餐厅吃罢晚饭，乘出租车回中心公园西面的公寓。当他走进公寓的前厅时，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是送给你的，弗兰克。”弗兰克循声回头，一颗子弹呼啸而至，擦破了他的头皮。10分钟后，满脸鲜血的弗兰克被送进附近的罗斯福医院。不用问，这是维克多·靳诺万斯排除异己的步骤之一。 瓦拉奇说，“科沙·诺斯卓”里尽人皆知，刺杀弗兰克的凶手是凡森特·契甘地，外号双下巴，因为他长得很肥。此人早先是一个个体职业杀手，加入“科沙·诺斯卓”后归顺在了维克多·靳诺万斯门下。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大难不死，维克多·靳诺万斯担心自己打草惊蛇，弄巧成拙。特别是，弗兰克有一至交知己，那便是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老板阿尔伯特·a，那个人称“疯狂汉”的杀人恶魔。说来奇怪，这两人一个是圆滑的商人，一个是莽撞的武夫，也许是性格上的互补吧，总之，他们的关系亲如兄弟。 弗兰克出事的第二天，约瑟夫·瓦拉奇被通知到曼哈顿西区一家旅馆开会。0多名与会者全都是安东尼·本德尔纵队的“核心成员”。“安东尼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很可能又会有一场新的战争。”0多人被派守市内不同的地点，瓦拉奇和他手下的五个人负责哈伦东区。同时，维克多·靳诺万斯调集家族中40多名精兵强将日夜警戒他在大西洋高地的住所。 瓦拉奇后来听说，维克多还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一个纵队长会议，要求纵队长们人人向他宣誓效忠。维克多在会上说，他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行动是因为“首相”弗兰克企图谋害他。他宣布将“首相”弗兰克逐出家门，从今往后，无论谁被发现与弗兰克有任何来往，都必须亲自到他那里“交代清楚”。 当警方终于确定了弗兰克一案的案犯时，双下巴凡森特却无端失踪了。一开始，众人以为这个00多磅的胖子被人灭了口，其实不然。“双下巴被秘密送去乡下减肥。”瓦拉奇说，“他的身材太特别了，很容易被人记住。弗兰克公寓的看门老头儿眼神不济，维克多希望双下巴瘦下去后别人认不出他来。” 大约过了一个月，双下巴从乡下跑回纽约，主动去警署自首，称他刚知道警方正在通缉他。开庭的时候，公诉方传唤被害人出庭作证，但“首相”弗兰克说他压根儿就没看见开枪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有谁可能会加害于他。被告方律师则轻而易举地证明了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即看门老头儿视力欠佳。结果可想而知：双下巴凡森特·契甘地被无罪开释。 弗兰克·科斯蒂罗的妥协态度使维克多·靳诺万斯决定放他一马。 弗兰克受伤后没多久，“科沙·诺斯卓”的又一位老板级人物遇刺。尽管后来查明此事与维克多·靳诺万斯挑起的权力之争没有关系，但却使大大小小的老板、纵队长们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7年6月17日下午，弗兰克·斯卡里瑟在布郎克斯一家路边水果店挑选桃子时，遭到两名不明身份白人男子的突然袭击。枪手当即驾车逃离现场。弗兰克·斯卡里瑟，绰号契奇贵族，男，白人，6岁，死因：头部及颈部四处枪伤。联邦毒品局认为，此案与私运海洛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的内讧有关。） 但根据瓦拉奇的说法，弗兰克·斯卡里瑟系当时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二老板，因涉嫌在发展新成员时收受贿赂，共牟取暴利5万多美元，而被该家族老板阿尔伯特·a下令做掉。“我们听说后都非常吃惊，”瓦拉奇说，“弗兰克·斯卡里瑟是最早出售‘科沙·诺斯卓’资格的人。信不信由你，现在还有别的人也在干这种勾当……我们当年加入时都是要经受一定考验的。至少有一半提出申请的人一接到合同就自动退出了。” 弗兰克·斯卡里瑟谋杀案还引出了一个小小的续篇。他的弟弟约瑟夫·斯卡里瑟一开始发誓要替兄长报仇雪恨，后来发现自己也成了被追杀的“目标”，遂转入地下。这时候，阿尔伯特·a传出话去，说他已经原谅了约瑟夫·斯卡里瑟，只要约瑟夫能回到家族里，他一定不计前嫌。结果，1957年9月7日，约瑟夫的家人向警方报告他失踪。据瓦拉奇的证词，约瑟夫·斯卡里瑟被骗至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一位纵队长凡森特·斯奎兰蒂家中，被秘密杀害后碎尸数段。“凡森特·斯奎兰蒂要处理一具尸体易如反掌。他掌管着全纽约所有宾馆、饭店和夜总会的垃圾。” 瓦拉奇们不曾想到，这是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策划的最后一桩谋杀。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抽身隐退，但阿尔伯特·a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公开扬言要替他的好朋友讨还公道。 维克多·靳诺万斯开始与安那斯塔西亚家族一位颇有野心的纵队长卡罗·甘毕诺秘密联系。此人便是0多年前的卡索兰蒙战争中，瓦拉奇和他的搭档司蒂文·让尼利因为错认而误伤了他弟弟的那个卡罗·甘毕诺。一方面，维克多许下诺言，事成之后将扶持甘毕诺登上家族老板的宝座，另一方面，用瓦拉奇的话说，甘毕诺“有足够的理由废黜阿尔伯特·a。第一，阿尔伯特对约瑟夫·斯卡里瑟背信弃义，使所有劝说约瑟夫回来的人都背上了黑锅。第二，那段时间，阿尔伯特赌赛马连连失利，不仅天天泡在跑马场，而且脾气极坏，虐待下属之事时有发生。更不用说1951年阿尔伯特·a密谋犯上，谋杀原老板曼嘉诺兄弟后自立为王。”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7年10月5日下午，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在曼哈顿派克-希尔顿饭店理发厅的4号座椅上被两名蒙面枪手击毙……据多年后死者兄弟安东尼·安那斯塔西亚向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证词，两名枪手为卡罗·甘毕诺和约瑟夫·毕昂多，他们在案发前遣走了死者的保镖。） 由于这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化”，“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美各地及意大利、古巴、波多黎各等国，代表0多个家族的100多名老板、二老板和他们的保镖们将聚集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叫做阿帕拉钦的小镇。1957年11月14日，与会者尚未到齐，那接踵而至的黑色礼宾车便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并迅速惊动了州警署，从而导致0多名黑手党上层人物被捕。 “让我来告诉你我们这些下层的人对这次事件的看法。”瓦拉奇说，“如果是一些兵士遇到了这样的事，你可以想象那帮当官的会说些什么样的风凉话。而他们自己呢，据说当时一个个像兔子一样在树林子里乱窜，钞票被扔得遍地都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警方发现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的钱，有的人把枪也扔掉了。就这么一帮子懦夫胆小鬼，平日里还人模狗样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们。开什么玩笑！” 1957年对约瑟夫·瓦拉奇也同样的流年不利。 首先是“丽都”的酒牌被吊销了。据安东尼·本德尔的消息来源，自1954年起，联邦毒品局就一再敦促纽约州烟酒管理局重新审查“丽都”的营酒牌照。到1957年年初，牌照的注册主人安东尼·露其亚诺被警方传讯，“丽都”于是失去了酒牌。改成比萨饼屋后，营业额一路下滑，入不敷出，不久便被挂牌廉价出售。用瓦拉奇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形容：“没有酒牌，一文不值。” 紧接着，展望服装厂的执行老板马蒂去世，在稽核账目清理财产时发现，马蒂生前大量逃税，结果厂房机器等物均被税务局查封。“幸亏所有的税表上都没有我的名字。”瓦拉奇后来回忆说，“你们都说我们这些黑道人物是不法分子，看看不沾黑道的马蒂之辈都干了些什么！” 一下子被切断了两条最主要的财源，瓦拉奇慌不择路，冒险干起了毒枭的买卖。他从家族内其他人手里批量购进海洛因，再批发给家族外各个有组织的街头毒品贩子。替他送货的小伙子便是后来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和他睡邻床的绕夫·瓦格纳。“一位新泽西州的熟人介绍他来我这儿，说他是个好孩子，手脚勤快，我很中意他。他抽空帮我干了不少活，刷油漆什么的。他特别想倒卖毒品，所以我就给他派了跑腿的活儿。他还特想加入‘科沙·诺斯卓’，但是不行，因为他是混血儿，一半意大利，一半日耳曼。” 瓦拉奇太专心致志于发展自己的生意，以至于连维克多·靳诺万斯的被捕和判刑都没有注意到。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因为有人给他传达指示，要家族成员们寻找并做掉一位可能为公诉方出庭的证人。这位名叫那森·堪德罗普的证人得到了警方的严密保护，并在法庭上成功地指控了维克多·靳诺万斯的“策划贩毒阴谋罪”。1965年，那森主动要求离开警方的保护地点，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一家酒吧里。 1959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刚好在家。8点左右，约翰·福尔曼的老婆打来电话，她用暗语对我说，他们家被毒品局查抄了。约翰·福尔曼是一个黑人团伙的头儿，我的下家。后来我才知道，约翰的儿子稀里糊涂地卖了磅货给一个毒品局的便衣。 我抓了几件衣服什么的，开车躲进了布郎克斯一个情fu的公寓里。我前脚刚走，毒品局的人后脚就到了。 瓦拉奇从此四处流亡东躲西藏，最后落脚在纽约州乡间的辛普森维尔。“11月中旬的一天，替我打点自动电唱机的小伙子沙利说，绕夫·瓦格纳到处找我。我给了沙利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让绕夫星期五晚上11点打过来。”“星期五晚上，我正在等电话，黑暗中突然蹿出几个警察……” 1960年4月，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因多起毒品走私案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此之前，他已安排将房子等私人财产尽数转到妻子梅尔卓名下，从此与家人再无联系。 四个月后，联邦毒品局再次将他从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押解回纽约，又有几项新的贩毒罪在等着他。 在纽约的一年多里，毒品局和警方反复提审瓦拉奇。其间，据瓦拉奇自己说，他确实供出了一些与毒品走私有关的人和事，但绝对没敢出卖半点关于“科沙·诺斯卓”的情况。与他同案的另一名被告、纽约州巴菲罗市马卡丁诺家族的威托·阿古西也同样被多次提审。 196年月，约瑟夫·瓦拉奇再次被判刑0年，与上次的15年同期执行。三个星期后，瓦拉奇和威托·阿古西一起被解往亚特兰大联邦监狱。 这段时间，维克多·靳诺万斯已经从后来陆续入狱的部下口中得知，安东尼·本德尔不止一次地以他的名义向下属敲竹杠。他也终于查清楚了，他此次被捕完全是远在意大利的查理·露其亚诺一手操纵的。查理伙同被维克多罢黜的“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和由他扶持起来的卡罗·甘毕诺一起策划部署，而他们中间的接头人则是安东尼·本德尔。这四个人各自都有自己的理由要扳倒维克多·靳诺万斯。于是，维克多从狱中下达了新的合同。 196年4月8日晚，安东尼·本德尔离开他在新泽西州李尔堡的豪华住宅后就再没有回去过。临走前，他的妻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最好穿上大衣，外面很冷。”安东尼回答说：“我只出去几分钟，而且，我已经穿了防寒内衣。”尽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没有人怀疑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在某个地方，安东尼·本德尔死于非命。 消息传到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当瓦拉奇和维克多·靳诺万斯谈起这件事时，维克多平静地说：“这可能是对他最好的结局。安东尼不同于你我，他受不了牢狱之苦。” 就是在那次谈话后不久，瓦拉奇发现，维克多·靳诺万斯和监狱里的其他90多号“科沙·诺斯卓”囚犯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并很快转为敌对。瓦拉奇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与他同案的威托·阿古西向维克多告了密，说他，约瑟夫·瓦拉奇，是联邦毒品局的“线人”。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了196年6月日早晨，瓦拉奇用铁管误杀约翰·约瑟夫·绍普，并由此产生了名噪一时的瓦拉奇备忘录。（未完待续） 第14章 瓦拉奇的余生再没有离开过高墙和铁窗。他先是从华盛顿特区监狱转移到底特律以南40英里的米兰监狱，在那里他曾一度企图自杀。由于密执安州冬季的严寒不利于他的健康，瓦拉奇后来又被送到得克萨斯州的拉图纳联邦监狱。为了确保他的安全，瓦拉奇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特别隔离区。他在拉图纳的单人牢房位于监狱医院的旁边，里面有电视、电炉、烤箱，地上铺了地毯，他还有自己的卫生间。 1971年4月日，星期六，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因长期患膀胱炎、关节炎、高血压、前列腺癌等多种疾病去世。据他当时在拉图纳的难友、原波士顿“科沙·诺斯卓”成员、也是警方“线人”的凡森特·特里萨说，瓦拉奇在狱中长期与巴菲罗的一位女士通信，后来该女士认领了瓦拉奇的遗体，埋葬在尼亚加拉瀑布旁的一座墓地里。为防止黑手党人捣毁瓦拉奇的最后安息之地，她没有在坟茔上留下任何标记。 约瑟夫·瓦拉奇比他的仇人多活了两年零两个月。自瓦拉奇备忘录揭露了“科沙·诺斯卓”犯人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内的种种劣迹后，维克多·靳诺万斯被先后辗转囚禁于利文坞军事监狱和密苏里州的泉野监狱。他于1969年年初死于心脏病。 读者也许还记得绕夫·瓦格纳在狱中对瓦拉奇说的那句“死亡之吻”，至少“科沙·诺斯卓”们当时还记得。绕夫·瓦格纳于1967年被保释出狱，两周后失踪。最后有人看见他是在10月19日凌晨4点左右，他告诉和他一起在酒吧里喝酒的朋友，他要去布郎克斯见几个人。警方后来在百老汇和7道附近找到绕夫的车。 瓦拉奇备忘录在当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科沙·诺斯卓”的根基。事实上，又经历了将近十年，除纽约以外的其他黑手党家族才分崩离析。一直到0世纪90年代初，联邦调查局和各地警署等执法机构才彻底摧毁了美国境内的意大利黑社会组织。  附录：瓦拉奇时代（190-1970）的纽约黑手党家族 卡索兰蒙战争之前 马赛里亚家族 老板：乔瑟普·马赛里亚，人称乔老板，191年4月15日被谋杀。 二老板：约瑟夫·卡坦尼亚，又名贝克约瑟夫，191年月日被谋杀。 敏利奥家族 老板：阿尔弗莱德·敏利奥，190年11月5日被谋杀。 二老板：沙缪尔·斐任诺，190年11月5日被谋杀。 玛然詹诺家族 老板：萨尔瓦多·玛然詹诺，191年9月10日被谋杀。 二老板：安基罗·卡如索。 瑞茵纳家族 老板：托马斯·瑞茵纳，190年月6日被谋杀。 二老板：汤姆·卡里亚诺。 老板：约瑟夫·频佐罗，190年9月9日被谋杀。 卡索兰蒙战争之后 露其亚诺家族 老板：查理·露其亚诺，1946年被遣返意大利，196年去世。 二老板：维克多·靳诺万斯。 靳诺万斯家族 老板：维克多·靳诺万斯，1959年被捕，1969年死于狱中。 曼嘉诺家族 老板：凡森特·曼嘉诺，1951年失踪。 二老板：菲利普·曼嘉诺，1951年4月19日被谋杀。 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老板：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1957年10月5日被谋杀。 二老板：弗兰克·斯卡里瑟，1957年6月17日被谋杀。 甘毕诺家族 老板：卡罗·甘毕诺。 二老板：约瑟夫·毕昂多。 普罗法赛家族 老板：约瑟夫·普罗法赛，196年去世。 哥伦波家族 老板：约瑟夫·哥伦波，1971年6月8日被谋杀。 二老板：查尔斯·敏利奥。 勃纳诺家族 老板：约瑟夫·勃纳诺，又名香蕉约瑟夫，1964年被遣返意大利。 二老板：卡明尼·加兰提。 卡里亚诺家族 老板：汤姆·卡里亚诺，195年去世。 二老板：季坦诺·路琪赛。 路琪赛家族 老板：季坦诺·路琪赛，1967年去世。 二老板：斯蒂芬诺·拉萨利。 0佐狄亚克谜 1966年10月0日，万灵节的前一天，在洛杉矶东南60英里处的利维赛，奇蕊·荞·贝茨和她的父亲丘舍夫·贝茨一起度过了这个星期天的上午。父女俩先去圣卡瑟琳教堂做弥撒，又到膳帝餐馆吃过早中饭，然后兵分两路，丘舍夫去海滩，奇蕊·荞回家念书。 奇蕊·荞·贝茨是利维赛市立大学一年级学生，身高1.6米，体重5公斤，亚麻色头发，蓝眼睛，经常的户外锻炼使她的皮肤呈健康的棕褐色。奇蕊·荞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学校球赛拉拉队的队员。她不仅是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还有一份在银行的课余工作。她的理想是毕业后做一名空中小姐。奇蕊·荞的哥哥在美国海军中服役，驻扎在东海岸的佛罗里达。自从一年前母亲去世后，奇蕊·荞与父亲相依为命。丘舍夫·贝茨是科罗那海军兵器实验室的机械师。 大约下午五六点钟，奇蕊·荞决定去一趟学校图书馆。她本想打电话约一位朋友一起去，但那位朋友有别的事。奇蕊·荞给父亲写了一张留言条，刚出门就看见丘舍夫回来了。后来丘舍夫再次出门时也给女儿留了一张条。 丘舍夫·贝茨回到家里已近夜半时分，他临走前留的条子还在那里。但丘舍夫并不是很担心，女儿到底是18岁的大姑娘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再说明天是万灵节，她说不定和哪位女友在一起商量装神弄鬼的小孩子把戏。 第二天早晨丘舍夫一觉醒来，发现女儿还没回来。他给奇蕊·荞的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没有人知道她在那里。丘舍夫·贝茨马上报警。 不到一个小时，警方报表上的奇蕊·荞·贝茨就不再是失踪人员了——利维赛市立大学的一位园林管理员在图书馆停车场附近一条僻静小道旁发现了她的尸体。现场的情形触目惊心，真可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奇蕊·荞脸朝下扑伏在一片血泊中。她的胸部有三处刀伤，背部一处，脖颈七处。根据伤口的情形推断，凶器应该是一柄小刀，刀刃长.5英寸，宽0.5英寸。奇蕊·荞脖颈处的伤口非常深，以致颈静脉、颈动脉和咽喉均被切断，脖子几乎整个儿割掉，给人感觉凶手似乎不仅要置她于死地，而且企图砍下她的头颅。奇蕊·荞的脖子上还有被卡掐的印记，脸部好几道划口，被打伤的青紫斑痕遍布全身。 在以后的几天里，警方走访了许多证人，以图弄清楚奇蕊·荞·贝茨临死之前的行踪。那天下午5点半左右，奇蕊·荞曾打电话给她在利维赛国家银行的同事，问有没有看到她学期论文的文献目录。那是最后一次有人与她通话。6点过几分钟，一位朋友看见奇蕊·荞开着她的浅绿色大众轿车去图书馆。还有一位行人注意到，一辆青铜色奥兹莫别轿车紧紧尾随着一位有亚麻色头发女子的绿色轿车。 距离案发现场奇蕊·荞的尸体约00英尺，或60米处，她的浅绿色大众轿车还泊在图书馆的停车场，前座上放着她刚从图书馆借出的几本书。办案人员发现，有人切断了车中用于启动引擎的配电线圈的中线，车里车外有好几个来路不明的油腻掌印和指纹。警方据此判定，凶手跟踪奇蕊·荞到图书馆，破坏了车上的点火装置，然后躲在附近等候。他很有可能就在一旁看着从图书馆出来的奇蕊·荞发动引擎，等到她屡试不成后，便主动上前帮忙，或提出送奇蕊·荞回家。无论奇蕊·荞和他是否认识，她最终跟着他走到了暗处。在两栋空旷的办公楼之间，凶犯对她下了毒手。 按照美国人的标准，奇蕊·荞算是身材矮小的，但她却有运动员般的体魄。从现场收集到的证据看，奇蕊·荞在临死前与凶手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她的双手、手腕和两条胳膊上有数处自卫性伤痕，指甲缝里嵌满了血痂、汗毛和皮肤组织。她身下的地面，用一位记者的话说，“就像刚被犁耙翻耕过似的”。在离尸体10英尺处的草坪上，警方找到一块有油漆溅斑的男式天霸表，7英寸的表带与手表相接的一端被生生地扯断，表上的指针停在1点分。据警方后来的调查，该表是为英国特制的一种军用表，油漆则是一般的家庭室外用漆。现场四周还发现尺寸大约为10号的男式鞋印。 据当晚曾在现场附近路过的两位学生分别向警方提供的证词，他们在10点半左右听到一声“极凄厉的尖叫”，然后是一阵“沉闷嘶哑的低号”，几分钟后，传来了很响的发动汽车的噪音，是那种破旧的老爷车的声音。这个钟点与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相符。令人费解的是，星期天晚上图书馆9点关门，从奇蕊·荞的借书记录看，9点以前她应该在图书馆内。由此说来，凶手在作案之前和被害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或是佯装修车磨蹭了半天，以拖延时间等到图书馆周围的人都走掉？ 更令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宗凶杀案的动机既非强x亦非抢劫。奇蕊·荞依然穿着完好，衣裤都没有被撕破或掀开，法医验尸的结果也没发现任何性行为的痕迹。尸体身边的手提包里，奇蕊·荞的各类证件原封不动，此外还有不到一美元的现金。而且警方也认为，一般的抢劫犯不会费那么大的劲先把车给弄坏，再坐等数小时。再说一个在图书馆里用功的学生也不是理想的抢劫对象。 几天后，在奇蕊·荞·贝茨的葬礼上，警方严密注视到场的每个人的举动，以图看出某些破绽或找到什么线索，但最终还是和那位悲痛欲绝的老父亲一样，不明白贝茨小姐为何会死于非命。 过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月，1966年11月9日，利维赛警署和当地一家报纸《利维赛创业者》分别收到一封同样内容、长达数页的匿名信。写信的人看来非常聪明，他大概是将不下十页复写纸叠在一起，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好信后，从中间抽出两张寄出，所以警方只能猜测他所使用的是手提式皇冠牌打字机，而无法推断具体型号。其铅字模或为匹卡式，或为埃立特式。白纸，质地比较粗糙，纸宽8英寸，上下部分均被撕掉，使其呈大致的方形。信是从一个偏远的乡间邮筒寄出的，信封上没贴邮票，也没有回邮地址。整封信从头至尾全用大写字母，其内容既陈述了足够详尽的细节以证实其可信度，又避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使警方有可能寻踪追查出写信人。信的全文如下：  我的自白 她曾是那样的年轻美丽，但如今已被摧残致死。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无数的不眠之夜，我躺在黑暗中想象着我的下一个牺牲品。抑或是那位某家店铺旁的小保姆，披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在每天晚上7点左右走过一条漆黑的小巷。抑或是那位身材匀称皮肤微黑的蓝眼睛女郎，在中学时期曾拒绝过我与她约会的邀请。抑或是别的哪位姑娘。但不管是谁，我都将割下她的女性器官向全城的人们展示。所以我告诫诸位，别让我轻易得手，保护好你们的妻子、女儿和姐妹，让她们远离街巷。贝茨小姐是一个傻瓜，她像一只羔羊走向屠夫，甚至没有任何的挣扎反抗。我先切断了她车上配电线圈的中线，然后坐在图书馆里等她。在她离开图书馆后约两分钟，我也相跟着离开了。那时候，那辆大众轿车的电池肯定已经死掉。我主动上前提供帮助，她非常乐意地接受了。我告诉她我的车就停在下面的街道，何不让我送她回家。当我们远离图书馆时，我说，差不多是时候了，她问：“是什么时候？”我说，是你该死的时候了。我从背后扼住她的脖子，一只手捂严她的嘴，另一只手握着一把短刀直取她的咽喉。她一动不动，顺从地听任我摆布。她的ru房在我的手掌中温暖而坚挺。但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必须为她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冷淡和拒绝付出代价。她死得异常痛苦。当我掐住她脖子令她窒息时，她的全身不停地痉挛、抽搐，两片嘴唇扭曲得变了形。她发出了一声号叫，我在她的头上踢了一脚让她闭嘴。我把刀捅进她的身体，刀子断了。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剁她的脖子。我没有病，我只是有些神思恍惚。但这并不妨碍游戏继续进行。你们应该将这封信公开发表，让人人都读到。这样也许可能拯救那些大街小巷的女人们。但这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决定，而不是我的。没错，我确实还给你们打过那通电话。那只是一个警告。小心——我现在正在跟踪你们的姑娘们。 分送：警署署长 创业者 这封信写得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比如信中所言奇蕊·荞·贝茨“没有任何的挣扎反抗”、“顺从地听任我摆布”等，显然与现场的情形和奇蕊·荞身上的自卫伤不符。但“切断她车上配电线圈的中线”却是警方尚未公诸于众的内部情报。至于那柄短刀有没有断在奇蕊·荞的体内，验尸报告上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证据。利维赛警署几位侦探最近发表的讲话一致认为刀子并没有断。信中最后提到的那通电话则无从查证。警方由此推断，所谓奇蕊·荞“多年来对我的冷淡和拒绝”，以及“在中学时期曾拒绝过我与她约会的邀请”的“蓝眼睛女郎”等，也可能只是写信人的信口开河，不一定真有其人其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人很难讨女孩子的欢心。在女人面前的频频失手使他产生了变态心理。 寄信人留下的唯一笔迹是在两只信封上，他用蘸水钢笔手书了收信人地址。两个地址都写得非常不规范： 创业者日报凶杀分处 利维赛加利福尼亚利维赛 请交：犯罪组 在警方收到的信封上发现了一个指纹，经后来与本案所有嫌疑人的指纹对照都不相符，也很难确定是不是邮递员或其他人留下的。信封上的邮戳和收到的时间是同一天。 11月0日，警署和报社分别将匿名信交给了利维赛地区邮检部门，并由该部门转呈联邦调查局。凶杀案本不应由联邦调查局插手，不过邮寄恐吓信件却在联邦调查局过问的范围之内。但因为此信并没有针对具体的恐吓对象，所以联邦调查局最终只是象征性地立案存档，而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工作。 这封匿名信着实让利维赛警署紧张了好几个月。万幸的是，大家一直提心吊胆的第二次凶杀并没有发生，不幸的是，案子的调查侦破工作几乎毫无进展，直至次年春天，凶杀案发后约5个月，当利维赛市立大学图书馆一位清洁工清理储藏室里的桌椅时，在一张折叠式课桌上读到了一首小诗。这批桌椅是头年1月放寒假之前收进储藏室的。作者用蓝笔将诗刻写在木质的桌面上。全诗意译如下： 厌倦了生 亦不愿死 插进，拔出 拭净刀刃 如果那红色 能被拭去 血在喷 在滴 在流淌 溅满她那崭新的衣裙 哦，天哪 总算是红色 不管怎么样 生命被一点一滴地抽干 抽入那莫名的死亡 她不会 死去 这一次 有人会找到她 那就等到 下一次吧 不知是巧合还是作者的别出心裁，当时利维赛市立大学校长的头两个名字的缩写刚好就是rh——r.h.勃拉休。没有人知道这首诗被刻写的具体时间，而且有关当局也不是十分肯定其笔迹与匿名信封上，及警方后来获得的作案人的手书完全一致。有业余诗歌爱好者认为，这不过是某位自杀未遂者的泄愤之作。但警方最终还是将这张课桌作为物证查验拍照，并归入贝茨谋杀案的档案。 1967年4月0日，奇蕊·荞·贝茨遇害六个月纪念日那天，警方、报社和奇蕊·荞的父亲丘舍夫·贝茨同时分别收到三封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的匿名短信。和上封信一样，作者全部使用大写字母，只不过这一次是用铅笔写在带横格的纸上。寄到警署和《利维赛创业者》的信里写道： 贝茨必须死更多的将步其后尘 签名处是一个“z”或者“”的字母或数字。丘舍夫收到的信中“贝茨”换成了“她”，没有签名。 这三封短信并没有给警方提供任何可资破案的线索。此后，作案人销声匿迹，而奇蕊·荞·贝茨谋杀案则在利维赛警署的档案室里尘封四年。（未完待续） 第15章 60年代末期，位于旧金山正北0英里处的维列奥和贝尼夏还只是两个发展中的小镇。登上维列奥南面的小山丘便可以鸟瞰圣巴布罗湾和金门大桥。在连接维列奥和贝尼夏的几条公路中，有一条沿荷蔓湖畔从维列奥镇东到贝尼夏镇北的荷蔓湖路，风景优美，人烟稀少，是少男少女们约会的绝佳所在，人称“情侣路”。 1968年1月0日，星期五，离圣诞节还有五天。戴伟·亚瑟·法拉第和他的女友佩娣·璐·杰莘相约在那天晚上幽会。17岁的戴伟身高体壮，是维列奥中学的运动员兼优等生。比他小一岁的佩娣甜美可爱，成绩也不错，因为住在镇子的另一端，上的是霍根中学。他俩事先商定，对各自的家人谎称是去学校的圣诞音乐会。两家的父母也没有过多地打听他们的去向，因为这两个好孩子几乎从没招惹过什么麻烦。 吃过晚饭，戴伟开着他母亲的1961年棕色冉波勒小型旅游车来接佩娣。他们在8点半离开佩娣家，先去看了一位朋友，9点左右在埃德先生的汽车影院门口买了一瓶可乐，然后向“情侣路”驶去。他们来到荷蔓湖东边的抽水站附近，把车停靠在离公路不远的一片砾石地带。 那天晚上，施黛拉·勃治的儿子在学校参加圣诞节演出。勃治家住在荷蔓湖路离抽水站约两英里处。 11点15分，施黛拉开车去学校接儿子。当经过戴伟和佩娣泊车的地方，她在车灯的光亮中发现那辆棕色冉波勒副驾驶座边的门敞开着，再一细看，戴伟仰面躺在紧靠车门的地上，佩娣则倒在离车的后部约0英尺处。警方后来推测，这大概是她在试图逃离凶手的子弹时所能达到的最远距离。吓得半死的施黛拉在寻求救援的路上截下一辆正在巡逻的贝尼夏警车。 警官丹尼尔·毕达和警员韦连·沃讷迅速赶到现场。其时冉波勒车还没有熄火，马达仍是热的，估计是两位年轻人为了让车内保持暖和。虽然副驾驶座的门敞开着，其余三个门却都是锁上的。从这一点和两人倒下的位置判断，凶手有意让他俩从一个门出去，以免他们朝不同的方向逃跑。点点滴滴的血迹自车门处一直延伸到佩娣的尸体，更多的血从她的鼻子和口中涌出，在她的身边有一大摊血。佩娣·璐·杰莘已停止了呼吸，戴伟还一息尚存。1点05分，当急救车载着戴伟·亚瑟·法拉第抵达维列奥总医院时，医生宣布他已经死亡。 因为案发地点并不在贝尼夏警署的辖区，毕达警官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了维列奥和贝尼夏所属的索兰诺地区警署。大约午夜时分，地区警署上士侦探莱斯·伦伯拉德率员赶到。丹尼尔和韦连遂将此案移交莱斯接手。像这种跨辖区的行动通常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增加了侦破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 好几位目击者都曾在案发地点看见戴伟的车，其中包括一对夫妻，他们在10点15分和10点0分之间两次经过那里。还有两名湖边的狩猎者在11点刚过时见到那辆棕色冉波勒。也许是为了更加隐秘，戴伟在停靠路边之后又将车调了头，使副驾驶座面对公路。 那天晚上在荷蔓湖路的这一段还发生了一件或许与本案有关联的怪事。9点左右，有人看见一辆浅色或白色的四门轿车，可能是雪佛莱·茵帕拉，停在抽水站大门附近。10点前后，又有几个人在同一地点看见同一辆车。9点和10点之间，大概是快9点半的时候，两名约会的年轻人把车停靠在离抽水站不远的路边。这时，一辆朝西面维列奥方向行驶的车开过他们身旁，减速、停车，然后缓缓向他们这边倒车。两位年轻人觉得不对，赶快将车启动，朝贝尼夏方向开去。那辆车则紧急调头，穷追不舍，直到他们从遇到的第一个出口下去，看着那辆车继续沿荷蔓湖路向东行驶。几位看见戴伟的车的证人也注意到抽水站附近的一辆白色雪佛莱。 凶杀现场没有发现指纹、车辙印和搏斗的迹象。警方在车里车外的地上，及受害者体内共找到10颗温切斯特公司1967年10月刚推出的镀铜超级x弹的子弹和弹壳，并由此判断，凶器应该是点二二高标准101型半自动手枪，或点二二j.c.赫更斯80型自动步枪。 根据砾石地面留下的轻微鞋印和弹道学证据推测，枪手极有可能是从后面接近冉波勒车，先射击右面的后窗，再射击左面的后轮，然后来到前左侧，即驾驶座的窗户。这迫使两位年轻人打开副驾驶座的前门仓皇外逃。佩娣此时已经受伤，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她身中五弹，全部集中在后背的右部，从第五和第六根肋骨之间往下直到骨盆。如果她是在狂奔时中弹，则意味着凶手枪法高超。后来警方又在地上发现了两颗朝佩娣逃跑的方向射击的子弹，说明凶手有两枪落了空。也有可能是，在佩娣因为中弹，或先前的伤痛，或其他别的原因如摔跤而倒下之后，凶犯赶上前来对准她连射数发，直至子弹全部打光。据法医的验尸报告，所有的子弹射程都在10英尺之内。当然即便如此，也不排除作案人有一手好枪法。那天晚上月黑风高，而且目标在快速地移动，难免有打飞的时候。戴伟只在头部中了一枪，从左耳后上方穿过大脑。伤口周边的弹药粉末和灼伤的痕迹说明，枪口离得非常之近，说不定就抵在戴伟的头上。子弹并未穿出，而是在戴伟的脑袋里炸开，使他的右脸颊隆起一大块，颅骨碎裂，头发被血凝成一片。后来法医在戴伟的颅骨右侧找到了那颗致命的子弹。戴伟倒下后，他的双脚在后轮旁边，头却偏离车的前部，整个身体与车的侧面呈大约45deg;角。来自新泽西州的专家迈克·阿尔认为，戴伟也是活着从车里出来的，他刚迈了一两步，凶手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也许凶手用枪抵住了他的后脑，或命令他站住，总之，他是站在右边的后门处被行刑枪决似的击毙的。然后凶犯追上佩娣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否则他也许会回过头来再朝戴伟补上两枪。 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几分钟，这可由那几位过往行人的证词佐证。施黛拉·勃治甚至可能与杀手擦肩而过。她说在她发现两位年轻人的尸体之前，曾见一辆浅色雪佛莱朝贝尼夏方向开去。 凶杀现场没有任何线索导致警方得出抢劫或强x的结论，那这桩枪杀案的动机又何在呢？杰莘家人告诉办案人员，佩娣曾拒绝过一个男生，后来那男孩一直寻衅骚扰，还威胁过戴伟。但警方的调查发现，那个男孩子在案发当晚有非常可信的不在现场的证明。他先参加了姐姐的生日派对，又和梅尔岛一位警察一起看电视节目《全球事件》直到11点。再说假如真是这位男生，又当如何解释另一对情侣被跟踪之事呢？ 尽管索兰诺地区警署主持本案的侦探莱斯·伦伯拉德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得到多方的协助，尽管维列奥中学和霍根中学的学生们联合为本案设立了赏金，但仍然没有任何有关凶犯的线索。正如作者罗伯特·格雷米施在其畅销书《佐狄亚克》中所称：“没有目击者，没有动机，没有嫌疑犯。” 岁的玳琳·伊莉莎白·佛尔伦，风情万种，极善交际。她和她的丈夫狄恩·佛尔伦及小女儿丹娜住在维列奥镇东。荷蔓湖路凶杀案发生后不久，玳琳曾对她在泰利餐馆的一位同事说，她认识受害者之一佩娣·杰莘，她们是霍根中学的校友。还说那桩凶杀案让她觉得很恐怖，她再也没敢去过镇子的那一端。 法拉第-杰莘谋杀案之后六个半月，1969年7月4日，独立节的下午，玳琳先给她的朋友，19岁的迈可·任纳特·马其奥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来她家参加晚上的独立节派对，然后她把女儿丹娜和两位照看孩子的小姐妹留在家里，自己来到狄恩工作的意大利餐馆告诉丈夫说，她和她妹妹克里丝汀娜约好去梅尔岛看海军的水上船队表演。狄恩告诉玳琳他邀请了几位同事下班后一起到家里开派对，提醒玳琳回来时不要忘了买鞭炮。玳琳到父母家接了克里丝汀娜，姐妹俩一起去泰利餐馆邀请玳琳的朋友参加聚会。在那里玳琳又给迈可打了一通电话，这才动身前往梅尔岛。 姐妹俩从梅尔岛回到维列奥已经是晚上10点。狄恩还没有下班。玳琳顺路看望丈夫时在意大利餐馆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小保姆们说泰利餐馆有人来过电话，于是姐妹俩又去了一趟泰利，然后玳琳送克里丝汀娜回家。 玳琳本打算到家后先把两位小保姆送走，再回来收拾屋子准备派对。但她接听了一通电话后就改了主意。她问照看丹娜的小姐妹俩可不可以多留一会儿，等她先出去买鞭炮。 据迈可·任纳特·马其奥后来对警方的说法，玳琳在11点半左右到他家接他。迈可显然已经等急了，他从屋里跑出来的时候灯还亮着，电视也开着，连房门都没关就上车跟玳琳走了。很快他们便发现有一辆浅色的车在跟踪他们。为了甩掉尾巴，玳琳驾着车七弯八拐，竟不知不觉地顺着朝东北方向的哥伦布大道绕出了维列奥，最后来到镇外约两英里处的蓝石泉高尔夫球场。这儿虽不及荷蔓湖路僻静，也是情侣幽会之地。当玳琳在停车场泊下她的雪薇·科瓦尔轿车时，一辆来自维列奥方向的车也驶进了停车场。司机关掉车灯，在离玳琳左面6英尺至8英尺处停下，但没有熄火。那是一辆1958或1959年的棕色猎鹰牌轿车。夜色中他们认不准这是不是刚才追踪他们的车。迈可问玳琳是否认识那位开车人，玳琳答道：“哦，没事。”迈可后来回忆时说，他弄不明白玳琳的意思是说她认识还是不认识。不一会儿，棕色猎鹰离开停车场，以很快的速度朝维列奥方向驶去。 过了不到五分钟，那辆车又回来了。这一次，它亮着车灯停在玳琳和迈可的右后方约10英尺处，灯光正好照到雪薇·科瓦尔。司机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一盏很亮的灯，更可能是一支手电筒。他伸直手臂，使手电筒与他的肩膀齐高，同时让自己的脸和全身隐于暗处。强烈的电筒光直射玳琳和迈可的双眼。那人默不作声地朝副驾驶座走来，迈可觉得这种举止很像是警察的作派。他伸手正要掏出证件，来者突然向他们开枪，子弹穿过副驾驶座敞开的窗户雨点般地落在迈可的脸上和身上。射击的距离非常近，以至有几发子弹擦破迈可的皮肉后打到了玳琳的身上。慌乱中迈可连滚带爬地翻到后座，其间他的左膝又挨了一枪。枪手转向玳琳，先射击她架在方向盘上的双臂，当她转身试图躲避子弹时，又朝她的背部连开数枪。迈可觉得那枪声听上去很安静，可能枪管上装有消声器，但据附近的居民报告说，他们听见的枪声比独立节的焰火还响。 凶手回到棕色猎鹰旁正要上车，迈可发出一声呻吟。在凶手转身的一刹那，迈可看到了此人的模样。年纪二十**岁，脸盘子很大，棕色卷发剪得短短的，就像军队的统一发式，身高大约1.77米至1.79米，体魄极粗壮，估摸有95公斤到100公斤，身着海军防风外衣，宽松裤，露出微微凸起的肚子。杀手重返雪薇·科瓦尔轿车，对准玳琳和迈可又各开了两枪。 尽管疼痛难忍，迈可却并未失去知觉。他挣扎着爬回前座，拧亮紧急闪烁灯，又推开副驾驶座的车门翻滚到地上。在那里，他眼看着枪手将车开出停车场，掉头向维列奥疾驶而去。一颗子弹打中了迈可的下巴和舌头，使他欲呼无声。所幸有三位年轻人出来找他们的朋友，在停车场发现了浑身鲜血的迈可。 半夜1点10分，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此时已是7月5日，星期六。四名值班警员和侦探在10分钟内先后赶到。现场一片血腥。迈可的脸、脖子、右臂、左腿都在流血。奄奄一息的玳琳扑伏在方向盘上，她身中九弹，双臂各两颗，背上五颗。雪薇·科瓦尔轿车还挂在低挡上，收音机和两面的车窗都开着，引擎尚未熄火，停车闸也没拉起来。当侦探约翰·林齐把玳琳扶出车外，让她平躺在地上等待救护车时，玳琳的双唇嗫嚅着，喉管里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玳琳在泰利餐馆结识了不少警察，还与其中几位约会过，而且她和狄恩·佛尔伦的家就在警署的隔壁。此时她显然是想对他们说什么，但谁也无法分辨她的话语。玳琳·伊莉莎白·佛尔伦在去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当时与她同在救护车上的还有迈可和一名警员。迈可·马其奥被直接送上手术台。 其实在三个年轻人之前，约翰·林齐他们曾接到过另一个报警电话。蓝石泉高尔夫球场一位管理员的儿子说他听到数声枪响和车辆迅速离开的声音。但独立节是美国人大放鞭炮焰火的日子，所以警方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约翰·林齐对这一失误深表痛悔。如果及时采取行动，他们也许能取得玳琳·佛尔伦的证词，甚至挽救她的生命，说不定还会在赶赴现场的途中与凶犯逃离的车相遇，那整个案情就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在血迹斑斑的雪薇·科瓦尔轿车里，警方找到了玳琳的手提包和迈可的钱夹，以及9毫米的子弹壳。根据迈可·马其奥所叙述的案情，枪手至少连续射击了九次而没有重装子弹，因此凶器应该是一把带1发子弹的勃郎宁高能半自动手枪。 蓝石泉高尔夫球场与法拉第-杰莘谋杀案的发生地荷蔓湖抽水站仅距1英里，警方不可避免地要将这两宗案子做比较。都是在偏远僻静的地点，受害者都是车中情侣男女，日子都挑在节日期间，凶器又都是手枪。不同的是，这一次凶犯一路追逐，几乎是把两名受害者赶到了作案现场。 在作玳琳·佛尔伦的背景调查时，她的朋友和熟人都反映玳琳经常与别的男人外出。虽然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但玳琳的丈夫狄恩·佛尔伦却不以为然，有时还在人前人后为妻子辩护说，她依然年轻少不更事，无非是想玩玩，不会闹出格的。更重要的是，狄恩·佛尔伦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案发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一起。另一名嫌疑人是玳琳的前夫简姆，不但有传言说玳琳一直惧怕他，而且他还有枪。但他和迈可描绘的凶手外形完全不符。还有一个叫乔治·瓦特的，据反映，玳琳被害前数月乔治一直在跟踪她，因为他对玳琳的多次拒绝耿耿于怀。但他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据，那天晚上他始终和老婆孩子在一起。 7月5日的0点40分，即第二个报警电话后半小时，维列奥警察总署的接线员南西·思洛娃接到又一个与本案有关的电话。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我想报告一桩双命案。”他极为详细地说明现场的地点，南西感觉他可能事先背好了台词，或是在照着已经写好的稿子念。南西几次想打断他，向他提问，但那人根本不理会，只管自顾自地往下讲。那个男子最后说：“他们是被9毫米卢格手枪打死的。去年的那两个孩子也是我杀的。再见。” 9毫米卢格手枪只装8颗子弹，与迈可所言枪手连射9发不符。 7分钟后，警方查出这个电话拨自一个公用电话亭，地点就在警察分署和玳琳·佛尔伦的家旁边。一位当时从那里路过的行人向警方报告说，打电话者身材粗壮，与迈可所描述的凶手相吻合。 约一小时后，1点0分，有三个电话分别打给玳琳的丈夫狄恩·佛尔伦，以及狄恩的父母家和哥哥家。 线的另一端无人言语，话筒里只传来一阵阵呼吸声。时至今日，仍有人相信作案者与玳琳认识，因为当时佛尔伦家刚搬到这里不久，电话黄页上列的还是他们原先的号码。 不到一个月，1969年7月1日，当地的三家报纸，《旧金山记事》《旧金山监督者》和《维列奥当代先驱》，分别收到自称是杀手的三封内容相近的匿名公开信。给《旧金山记事》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编辑： 笔者是去年圣诞节在荷蔓湖畔击毙那两个年轻人，及独立节在维列奥高尔夫球场打死那个女孩的枪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向诸位提供一些只有我和警方知道的事实。 圣诞节 1.子弹的品牌是超级x .共发射10弹 .男孩脸朝上脚靠近车 4.女孩右侧身脚向西面 独立节 1.女孩身着有花纹图案的休闲裤 .男孩膝部也中了弹 .子弹的品牌是西部 随信寄上密码的一部分，另两部分已分寄《旧金山监督者》和《维列奥当代先驱》。请在你们报纸的头版发表这份密码，其中隐含了我的身份。 如果你们不在1969年8月1日，星期五下午之前发表我的密码，我就将从星期五晚上起大开杀戒。我将在整个周末四处游逛找寻目标，特别是那些单身的夜行者。我将不停地杀戮，直至在这个周末凑够一打数目的牺牲者。 信的末尾处是一个圆圈和十字交叠的图案，很像某种古代象形文字或天文学符号，更像枪械瞄准器或望远镜里的十字标线。这就是后来人所尽知的佐狄亚克标记。 在与警方联系并征得同意之后，报社发表了密码和匿名信的片断。警方的意思，一是某些内容尚不宜公开，二是想刺激凶手继续暴露自己。维列奥警署署长杰克·斯狄尔兹则对媒体表示，他怀疑匿名信的真伪。不错，杰克·斯狄尔兹说，信中确实透露了一些警方尚未公诸于众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作者与枪手就是同一个人。实际上，任何当时看到现场的路人都可能写出这样的信。杰克·斯狄尔兹希望能收到另一封信，其中确实包含只有凶手和警方才知道的细节。（未完待续） 第16章 8月4日，《维列奥当代先驱》收到一封三页的匿名信。凶犯在信中第一次为自己封号“佐狄亚克”。根据《新英汉词典》，佐狄亚克——zodiac，名词，［天］黄道带。该带由三组带纹状的星簇组成：猎户座，金牛座和昴宿星团。因带中共含1个星座，西方国家以此代表一年中的1个月份。中国的十二生肖在英文中也有译成zodiac的。这个与天文学相关的词本身听上去就带有某种神秘、想象或迷信的色彩。匿名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编辑： 这是佐狄亚克。 为满足你们的要求，本人非常乐意向诸位提供更多的有关我在维列奥的美妙时刻的细节。顺便问一句，那些密码是否也让警方度过了无数美妙的时刻？如果不是的话，请转告他们开心一点。他们破译密码之时，就将是本人束手就擒之日。 7月4日： 车门不是我打开的，车窗本来就已经摇下来了。在我开杀的时候，小伙子先是坐在前座。第一枪我瞄准了他的头，但他头一偏，躲过了这一弹。后来他爬到了后座，滚到地板上，两只脚不停地使劲踹，所以我又朝他膝盖上开了一枪。我并没有像那些维列奥的报纸所渲染的那样，完事后慌忙逃离杀戮现场。实际上我开得很慢以免引人注意。那个告诉警方我开了一辆棕色车的人是一个黑鬼，40至45岁，衣衫褴褛。当他从那里经过时，我正在电话亭里和维列奥的警察逗乐子。谁知我刚挂上电话，那劳什子又响起来了，所以那个黑鬼便注意到了我和我的车。 圣诞节警方一直猜测，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之夜，我是如何准确命中活靶的。他们虽未明说，但暗示那天晚上并不是特别黑，我还能看见天边的光亮。废话！那一片的周围全是山峦和树林。告诉你们我的绝招吧。我用胶布把一支小小的钢笔手电筒缠在枪管上。如果你把电筒光射到墙上或天花板上，你会看到在光圈的中心有一个直径为至英尺的黑点。当枪管绑上电筒时，子弹会正好击中光亮中心的黑点。我根本就用不着照明或瞄准，只消把手电晃来晃去，就如同用水管浇水一样。唯一让我不满意的是，我的壮举居然没有荣登报纸的头版。 无回邮地址。 信中提到电话亭的铃声又响了，是因为警察总署配备有电话自动回拨装置。 与此同时，旧金山警方会同海军情报局联邦经济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试图破译那份密码。密码分成三个均等的部分，每一部分8行，每行17个书写工整的符号，其中包含莫尔斯电码、海军军用密码，某些神学、气象学及天文学符号、希腊字母，等等，还有一些自编码。最后完成这项令专家们挠头的工作的，是住在旧金山南面100英里处的北萨林纳斯的两位普通读者，41岁的中学历史和经济学教师唐纳德·纪恩·哈顿和他的妻子。夫妻俩花了两天时间，破译的结果经专家们的一致认定后，陆续见诸报端。到8月9日，星期二，密码的三个部分全部登出： 我喜欢杀人因为这非常有趣比在森林里猎杀野生动物的游戏有趣多了因为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为危险的杀戮赋予我巨大的快感这比在一个姑娘身上发泄ing欲更痛快更彻底而最重要的是当我死后我将在天堂重生那些被杀戮者就将成为我的奴隶我不会向你们透露我的姓名否则你们将试图妨碍甚至阻止我积累生后的奴隶ebeorietemethhpiti 作者并未如事先许诺的那样透露他的身份，这当然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毋庸置疑，警方是在和一位智力过人又残暴成性的凶犯打交道，此人对各种密码系统的熟识程度非常人所及。比如在英文中，e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这位密码编撰人在这则短短的信息中共用了7个不同来源的符号代表e。文中有不少拼写错误，但很难判断哪些是有意的安排，哪些是真正的笔误。 密码中提到诸如“天堂”“重生”“生后的奴隶”等等，给人印象似乎该杀手是某种邪教的信徒。此外，关于“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为危险的”之说，明显出自著名作家理查德·康奈尔194年的短篇小说《最危险的游戏》。故事讲一位独居孤岛的百万富翁故意用错误的灯光引导过往船只触礁，他救助遇难水手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他们赶进岛上的丛林，然后像逐猎野生动物一样追杀他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该犯具有多深厚的文学功底。《最危险的游戏》曾数次搬上银幕，还被选入中学课本。引起人们注意的另一句话是，文中称杀人“比在一个姑娘身上发泄ing欲更痛快更彻底”。警方认为作者在这一点上恐怕是说了真话，他显然缺乏与女性打交道的经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两起凶杀案中，女方中弹的数目远多于她的男友。一般来讲，一个在女性身上容易得手，或与女性关系融洽的男人，是不会如此凶残地屠杀女人的。 密码译文公布后，人们争先恐后地试着应用各种字谜游戏法则，企图从最后那一排字母中拼出作者的姓名，或其他有意义的文字。警方也密切注意报纸上发表的每一种组合形成的名字。如。emmeto·wright、roberth·emphill、vanm·blackman等等，但始终未能用这种方法找到一个嫌疑人。 哈顿夫妇则认为，这最后的18个符号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作者不过是故弄玄虚，也是为了凑够三个均等部分。 实际上，该凶犯并未在那个周末作案，尽管《旧金山记事》直到星期天，而不是他所规定的星期五才刊登匿名信和密码。根据犯罪心理学，某些罪犯的意图并非真正打算要干什么，他只消在一旁看着警方、媒介和公众因为他的一句话而诚惶诚恐忙得团团转就心满意足了。那个周末及以后的数日，全国有那么多的情报专家在不分昼夜地琢磨他的密码，旧金山及周边地区的警方全线处于一级戒备状态，女孩子们不敢上街，情人们不敢约会，整个湾区的男女老幼人人自危……这就足以让他兴奋、过瘾，让他感到自己对公众乃至整个世界的威慑力。对这种病态的心理而言，这无疑也“比在一个姑娘身上发泄ing欲更痛快更彻底”。 所有这些信的信封和信纸上都没有发现可供破案的指纹和掌印。 距维列奥东北40多英里、离旧金山大约60英里，有一个绵延5英里、宽英里的美丽的人工湖——贝利叶沙。1969年9月7日，星期六下午，岁的西西丽娅·安·谢帕德和她的好朋友，0岁的布莱恩·哈特奈尔来到湖西岸一个叫做双橡树的小小的半岛。白色的沙滩上耸立着两棵巨大的橡树，半岛由此而得名。每到雨季，湖水漫过沙滩，两棵橡树所在之处便成了孤岛。西西丽娅和布莱恩在半岛最顶端的湖边，那棵较大的橡树底下，铺开了一条色彩斑斓的毛线毯准备野餐。湖面上不时有过往的船只，但大部分时间里，这一片水天之间只有他俩。 西西丽娅和布莱恩都是，或曾是位于附近小镇安格温的太平洋联合学院的学生。这一次，西西丽娅是回来告别的，她完成了这里两年的学业，马上要转学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利维赛分校的音乐系继续深造。还在度暑假的布莱恩专程从俄勒冈州的父母家中赶回学校，帮助西西丽娅打点行装处理善后事宜。布莱恩个子高高的，正在上二年级，他打算今后学法律。这天上午，他们一起做了礼拜，收拾完最后的行李，又一起到学生食堂吃过午饭。下午，布莱恩自告奋勇当车夫，问西西丽娅愿意去什么地方兜风。他们一起去看了几位朋友，买了些东西，然后在4点左右来到贝利叶沙湖畔。 西西丽娅发现有人在朝他们这边走来。她正趴在毯子上，双手托腮，背对着湖。身边的布莱恩仰面躺着。由于地势的起伏和树林灌木的遮掩，那人时隐时现，但肯定是离他们越来越近。西西丽娅注意到此人戴着眼镜。布莱恩一开始觉得来者大约0岁上下。到了距他们0英尺左右的另一棵橡树处，那人在粗大的树干后隐了一会儿，等他再次出现时，西西丽娅和布莱恩惊恐地看到，此人已经换上了一身仿佛中世纪刽子手的行头。他的头上套了一个手工精心缝制的黑色头罩，像一只倒扣的牛皮纸袋，平顶，四四方方的，还有四个角，眼睛和嘴的位置开了口，在两只眼睛的开口处架了一副夹片墨镜。头罩很长，从脖颈以下开衩成前胸和后背两片，无袖。前胸上绣着一个金黄色的直径约英寸的圆圈和十字交叠的符号——佐狄亚克标记。蒙面人身着深红近黑色的衬衫，两只袖口在手腕处扣紧，外套蓝黑色海军防风外衣，深色的宽松休闲裤腿扎在半统军用靴里。衬衣下摆的两片前襟之间露出微微凸起的肚子。腰间的皮带上挂着一把至少一英尺长的自制双刃匕首，匕首的硬木把上缠绕着一英寸宽的医用胶布。戴着黑手套的手里握一把点四五大号蓝钢半自动手枪。 布莱恩·哈特奈尔后来告诉警方，此人身高1.80米或1.81米，体重110公斤以上。尽管有墨镜遮挡，布莱恩仍然从他眼睛的开孔处瞥见了一绺油腻的，或汗湿的深棕色头发。墨镜后还不时有什么东西反光，很可能是眼镜。当他说话时，声音听上去约摸0多岁，“就像一个大学生”。布莱恩起先以为他很胖，后来从他敏捷有力的行动举止发现，此人其实是个粗壮汉子。 蒙面黑衣人的声音平和、冷静、不紧不慢。他用手枪指点着西西丽娅和布莱恩说：“我要你们的钱和车钥匙。我要你们的车去墨西哥。”布莱恩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共76美分，连同他的白色大众卡曼济亚轿车的钥匙一起递了过去。那人把枪插进枪套里收好，接着说，他刚从蒙大拿州迪尔珞基的监狱逃出来(据后来查证，迪尔珞基监狱是在科罗拉多州），在那里他杀死了一个看守。他身无分文，在逃跑的路上偷了一辆车。他警告布莱恩不要试图充好汉而做出什么蠢事。 黑衣汉子似乎并不急于对西西丽娅和布莱恩下手，只是在那里漫不经心地说话。实际上他并没有主动讲什么，多半是在回答布莱恩提出的问题。布莱恩想这也许不过是一场抢劫，他表示理解和同情那人的处境，愿意为他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以图使这个走投无路的逃犯平静下来。蒙面人说：“不，时间已经不多了。”边说边从腰间取下一条绳子，要西西丽娅把布莱恩捆起来。小伙子一听急了，他马上站起身来。这时那人提高了嗓门：“趴下！现在！”西西丽娅在捆绑布莱恩的时候，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钱包扔到蒙面人的脚下，那人对此举似乎无动于衷。等西西丽娅松松地绑好了布莱恩，蒙面汉子又命女孩子趴下，然后跪在毯子上亲自捆绑西西丽娅。布莱恩注意到，当接触到西西丽娅的身体时，蒙面人的手开始哆嗦。套牢了女孩子，他又重新打布莱恩身上的结，这一次，小伙子被捆得非常紧。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布莱恩想，他们大概会被在这荒郊野地里撂一宿。 面罩里传出的声音说：“我打算用匕首了结你们。” “先杀我吧。”布莱恩看见刽子手抽出匕首。“我胆小，不敢看你对她下刀子。” “悉听尊便。”那人说。 布莱恩脸朝下趴在毯子上，蒙面杀手在他的背上连捅六刀。布莱恩听见西西丽娅拼命地叫喊：“住手！住手！” 蒙面杀手转向女孩。她一共被戳了6刀，其中有10处致命。最深的一处在胸口，法医估计凶手把整个匕首都插进去了，还有四处分别在颈项、腹部和双乳。据某些专家后来猜测，凶手本打算按佐狄亚克标记的图形刺杀西西丽娅，但因为她拼命地挣扎翻滚而未得逞。 黑衣杀手把钱和钥匙扔到两位年轻人身边的毯子上，从容地离开现场。回到停车的路边，他用大号的黑笔在布莱恩的白色大众卡曼济亚的副驾驶座门上写下： 维列奥 1-0-68 7-4-69 9月7-69-6∶0 用刀 这些字的最顶上是一个圆圈和十字交叠的佐狄亚克标记。 西西丽娅和布莱恩都还活着。他们等凶手走远就开始呼救，但这个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布莱恩先用牙替女孩子松了绑，命近黄泉的西西丽娅居然也拼着最后一点力气，解开了刽子手在布莱恩身上打的那些很紧的死扣。快到7点时，一对来自旧金山的华人父子划着一条小船循声而至，见状马上直奔两英里外的码头报警。第一位赶赴现场的公园巡警在路上发现了布莱恩，小伙子朝着公路的方向爬了将近900英尺，约70多米。贝利叶沙湖公园没有救护车，从最近的纳帕地区峡谷皇后医院调过来的急救车花了将近一小时才赶到。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西西丽娅·安·谢帕德在手术台上度过了整整一夜，但终因抢救无效，于两天后的9月9日下午点45分去世。此时布莱恩·哈特奈尔仍未脱离危险期。 警方在布莱恩的白色大众轿车旁发现了另一辆车的车辙印并做了胶模。两只前轮不仅磨损得很厉害，而且尺寸不同。一长串脚印从那里一路走到现场又折回来。清晰的后跟印说明，凶手在杀人后离开现场时并没有奔跑，而是不慌不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开的。鞋为10号半的飞毛腿牌，一种国防部为西海岸的海军和空军部队特制的军靴。后来警方根据这一线索，以及作案人的枪法和刀法、对各种武器和军事密码的熟识程度、对血腥场面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各级各地警署辖区划分的了解，还有军人似的短发、脸修得很干净、身着海军防风外衣等等，认定佐狄亚克曾经在军中服役，而且很可能是海军。 案发后1小时10分钟，即晚上7点40分，当西西丽娅和布莱恩还在贝利叶沙湖畔等待救护车时，纳帕地区警署接到一个报警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线的另一端说：“我想报告一起凶杀案——不，一起双命凶杀案。他们在公园总部以北两英里处。他们开一辆白色大众卡曼济亚。”那个听上去0来岁的冷静平和的声音说到这里便停下了。 接听电话的警官问：“你在哪里？” 对方答非所问：“我就是作案人。” 那人撂下电话，但没有挂断，话筒里传来背景中车辆过往和行人说话的声音。警方追踪信号到一个洗车行外面的公用电话亭，离警署仅5个半街区，距作案地点7英里，而且正好在贝利叶沙湖和维列奥之间。警方从话筒上捕捉到了一个掌纹，但没有任何可供比较的对象。 和法拉第-杰莘谋杀案一样，这桩案子也发生于执法机构的交叉辖区。当纳帕地区警署的侦探们赶到贝利叶沙湖时，公园的保安已经“清理”了现场，并把诸如被鲜血染红的毯子和绳子等物证一一“收拾”进一只盒子准备移交给地区警署。 据说那天早些时候，大约下午点50分，三个也是来自太平洋联合学院的女生刚在一个停车点泊下车，一个青年男子也跟着拐了进来。他开过头一点点，再倒回来，刚好和三个女生的车并排停下。那人没有下车，只是低头坐在司机座上好像在读书，但女孩们感觉他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三个女生后来开车到湖边日光浴，又发现那个男子在偷看她们。0分钟后，大约4点半的时候，青年男子开车离去。据女孩们描述，此人非常硕健，5岁到5岁，身高1.80米以上，体重100公斤到110公斤，不戴眼镜，深色直发剪得很短，梳成偏分头。身着黑色短袖绒衫和深蓝色长裤，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长得也不寒碜，烟抽得很厉害。他的车可能是1966年的银色或浅蓝色双门雪佛莱，加利福尼亚牌照。 6点半左右，在凶杀案现场以北将近一英里处，一位牙医和他的儿子感觉有人在注视他们。当那人发现父子俩注意到他时，立刻转身离去。此人与女孩们描述的那个男子非常相似。后来警方画家为这位神秘的窥视者画了模拟像，但不曾公开，也不曾将他列为嫌疑人。警方声称只是想找这位男子谈谈。 9岁的保罗·理·斯汀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旧金山学院英语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已婚。为养家糊口挣学费，他兼做两份课余工作：推销保险和开出租。 贝利叶沙湖凶杀案后两周，1969年10月11日，星期六，晚上9点半。夜雾渐起。保罗·斯汀在旧金山市中心联合广场的玫森路和芥蓠街交界的十字路口接了一位客人。乘客要去旧金山半岛北面顶端的普斯蒂奥山庄。根据保罗向调度员的报告和在车内日志的记录，此行的终点应该是华盛顿路和枫叶街的交叉口。但出租车最后停在了距那里西面一个街区的华盛顿路靠近樱桃街的地方。该乘客对准保罗的头部右侧近距离开枪。没有人知道他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蹿到前面的副驾驶座的。但有目击者看见他取下车钥匙，掏出司机的钱包，并用刀从保罗衣衫后背的下部割下一大块。 此时，街对面一栋民居的二楼，十来个中学生正在开派对。一位14岁的女孩刚好站在距出租车15英尺的窗口。当她意识到她所看见的一切时，立即叫来了她的两位哥哥。很快，孩子们全都聚到了窗前。他们看见那人钻出出租车，绕到驾驶座侧，拉开左前门里里外外地擦拭，然后带着那片浸透鲜血的衣衫扬长而去，留下保罗的天霸手表、支票簿、戒指和口袋中大约4美元零钱，还有敞开的右后侧车门。 待凶手拐进樱桃街，从视线中消失后，孩子们在9点58分拨通了911报警电话。他们告诉警方，凶犯是一名白人男子，5岁到0岁，红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就像是军人的发式，体形粗壮，身高约1.80米，戴眼镜，身着派克风雪大衣和深色裤子。但当警方通过无线电发出紧急讯息时，却将嫌疑人说成是“成年黑人男子”，往下发生的事便众说纷纭了。 几分钟后，最早赶往现场的警官唐拿德·佛克斯和埃瑞克·泽尔曼在杰克逊路离樱桃街不远处，看到一个体形穿着和急讯广播中所说的嫌疑人相差无几的粗壮汉子，正向着普斯蒂奥山庄走去。但那是一个白人。有的版本说，唐拿德和埃瑞克停下车问那人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或事，壮汉说见一个持枪者顺着华盛顿路往西去了。两位警官于是继续驶往现场。不到5分钟，无线电中的说辞改成了“成年白人男子”，唐拿德和埃瑞克赶紧掉头，但是已经太晚了。不管怎么样，他们肯定曾经比较仔细地打量过那个人。后来警方先按照孩子们的报告绘制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又根据两位警官提供的线索进行修改，警署的档案中也记载了他们关于那个男子的详尽描述，只是只字未提他们停车与他交谈的事。有传言说旧金山警署为了掩饰其尴尬而故意隐去了那一段。直到00年，当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采访唐拿德·佛克斯时，他的说法仍然是：“假如我们知道是‘成年白人男子’，我们至少会停下车来盘问他。” 警方的报告里是这样写的：“该嫌疑人为成年白人男子，5岁至45岁，约1.80米，90公斤至100公斤。中等粗壮，胸腹部凸出，肤色适中，浅色头发，脑后似有白发（亦可能是灯光的效果）……此人步履稳泰，不慌不忙……可能是威尔士后裔。” 出租车里到处是血，保罗头着地扑倒在副驾驶座上。虽然车钥匙没了，但计程器还在走。随急救车一起到达的法医当场宣布保罗·斯汀已经死亡。与荷蔓湖路枪杀案中的戴伟·法拉第一样，保罗只在头部中了致命的一枪，子弹从右脸颊射入后在脑子里炸开。后来法医从他的头颅内取出一发已严重变形的子弹，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9毫米铜壳弹，在过去的三年里，整个旧金山湾区总共售出不到150发。根据伤口的状况，凶手的半自动手枪应该是抵在保罗的脸上开的枪。保罗的左手有自卫伤痕。（未完待续） 第17章 警方在出租车内外一共收集到0个指纹和个掌印，其中有些是血手印，犯罪实验室的专家们认定，它们是凶手留下的。但和以前一样，与联邦调查局数据库中上百万个罪犯的指纹都对不上号。 当天夜晚，旧金山警署出动了大批警察、警犬，和从周围军事基地闻讯赶到的军队警察一起联合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探照灯和手电光把方圆几个街区照得如同白昼。有当地居民看见一个形同凶犯的人穿过附近公园的儿童游乐场，消失在后面一片黑黝黝的树林里。搜查行动到次日凌晨点停止。 10月14日，星期二，《旧金山记事》报收到凶手寄出的匿名信。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处是一个圆圈和十字交叠的佐狄亚克标记。 这是佐狄亚克。 我就是昨晚在华盛顿路和樱桃街杀死出租车司机的枪手，随信寄上一小片他的血衣以资证明。我也是在北部湾区杀掉那几个男女的同一个人。 昨天晚上，旧金山警方差点儿就逮着我了，如果他们好好地搜查那个公园，而不是在路上搞什么摩托车大赛，比试谁能弄出更大的响动。那些司机们应该把他们的车停在路边，然后乖乖地坐在那里等候我的大驾光临。学校的孩子们也是不错的目标。我想也许某天早晨我会洗劫一辆校车。只消先把前轮打瘪了，再用点射一个一个地撂倒那些从车里逃出来的小孩。 至此，有关当局一直在密切注视佐狄亚克的动向，试图通过分析他特有的行动方式来预测他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出租车案以前的三桩血案都发生在偏僻的郊外，而且都是靠近水的地方，如湖畔，时间都是在周末晚上，天黑或快黑的时候，目标都是在车内或附近的青年男女。保罗·斯汀命案显然是作案手法上的一个突变。既然他能跑到闹市区来击毙一个单身男子，就没有理由不相信某一天这个杀人狂真的会兽性大发袭击一辆校车。 为了不在市民中引起恐慌，警方要求《旧金山记事》报暂不发表匿名信的最后部分，但湾区及周遭地区的有关当局采取了各种严密的防范措施，如在校车上配置两名司机甚至持枪保安，用直升飞机从空中监视行车路线，除警车外，军队和其他政府部门也派出各式车辆不分昼夜地巡逻于大街小巷。 警方的秘密也就保守了不过两三天，消息便在当地居民中不胫而走。据当时的报道，“上千名母亲们亲自开车接送孩子们去学校”。一时间，民众中要求警方不择手段迅速破案的呼声大起，佐狄亚克已由一名杀人凶犯变成国内恐怖分子。 10月18日，有关当局决定将匿名信全文连同嫌疑人模拟画像一起公开。经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转载转播后，警方接到了远至休斯敦、亚特兰大和圣路易斯的数以千计的举报电话。与此同时，西海岸沿岸的各地警署纷纷倒腾出自己辖区内多年未破的死案冷案疑难案，看能否与佐狄亚克挂上钩。利维赛警署也把奇蕊·荞·贝茨凶杀案的卷宗分送维列奥，纳帕和旧金山地区有关部门，但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 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托马斯·林奇发表正式讲话敦促佐狄亚克投案自首，声称有关当局将会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并保证他的各项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 全美密码协会主席摩希博士用佐狄亚克密码系统在《旧金山监督者》报上发表了一则短信，信中隐含了一个密码写成的电话号码，希望佐狄亚克能通过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如密码等，与自己联系沟通。 10月下旬，联邦调查局会同四桩凶杀案发生地的各级警署，和加州司法鉴定调查局、海军情报局、加州公路巡警部、国家邮检局以及所有可能协助侦破本案的部门，在旧金山司法大厅召开联席会议，详细研讨案情并比较各地收集的人证物证。 11月10日，星期一，《旧金山记事》又收到两封佐狄亚克来信，其中包括一张贺卡、一段密码、一封7页的长信、一张手画的准备用于袭击校车的炸弹草图和另一片保罗·理·斯汀的血衣。信封上一如既往地加贴了双倍的邮票。贺卡的开头是这个滥杀无辜的刽子手惯用的宣言似的首句：“这是佐狄亚克……”最后一句话是“1月7月8月9月10月=7”，意指这几个月一共有7人死伤在他的手里。这是第一次所谓的“佐狄亚克计数”。在那封长达7页的信中，佐狄亚克写道： 这是佐狄亚克……我很气愤警方所散布的那些关于我的谎言，所以我将改变收集生后奴隶的方式。我将不再发表任何宣言。我将把每一起凶杀案作得像是一般的抢劫、情杀或意外事故，等等。警方永远也不可能逮着我，因为我比他们高明一百倍。 1.我只有在干活儿的时候看上去才像通缉令画像上的样子，平时的我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人…… .和警方所言相反，我从未留下过任何指纹。当我干活儿时，我总是戴着透明指套，就是在手指上涂抹两层用于保护飞机表面的胶凝剂——非常有效又不为人察觉。 .我所使用的凶器都是从外地邮购的…… 所以你们看，警方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擦拭出租车，我实际上是在制造伪证和假线索，好让警察们追着它们满世界地碰壁。就像有的人说的，你总得给警方找点事情做，不然他们会很不开心的。我就是喜欢不时地去招惹一下他们。嗨，当他们调集了全市的警车和消防车围追堵截的时候，我正在那座公园里呢。那些警犬离我起码有两个街区之遥，而且是朝西面搜查。只有两队军警和我相隔大约10分钟的步行距离，还有几辆摩托车在距我150英尺的地方从南向西北而去。 又及，在离开出租车后约分钟，我碰到了两个愚不可及的警察。我正朝公园走去，一辆警车停下来，那个警察把我叫过去，问我在刚才的5到10分钟里有没有看见形迹可疑的人，我说有一个人一边跑一边挥动着手里的枪，然后他们就朝我指点的拐角驶去了，而我却消失在离那儿一个半街区的公园里，此后再没有任何人见到过我。 ………… 如果你们这帮警察真以为我会用上封信里所说的方法袭击校车，那我真该在你们的脑袋上崩两个窟窿。 往下，佐狄亚克用了将近两页的篇幅描绘他的杰作——被他称为“死亡机器”的自制炸弹。信中说，所有的原材料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一般的商店里买到。如果将炸弹预先上好时间放置在校车要经过的路上，炸弹将定时腾空而起，其在空中爆炸的高度刚好可以炸毁校车一类的大巴士，而不会伤及低矮的车辆，如一般的小轿车。因为“死亡机器”携带方便操作灵活简便，假如警方企图通过改变校车的行驶路线和进出站时间来避免惨祸，那只能是白费心机。信的第5页是那张关于炸弹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的草图。后经军方爆破专家鉴定，“死亡机器”并非危言耸听，它确有如佐狄亚克所说的那些功能和效力。 佐狄亚克最后在信中说： 请务必发表我在第页重点标出的段落（即与两名警察相遇——笔者注），否则我又将开始干我的活儿了。为了证明我是佐狄亚克，你们可以向维列奥警署打听我在第一次收集奴隶时所使用的电子手枪照明器。 同年1月，佐狄亚克寄出了第三片保罗·斯汀的血衣。这一次，是夹在圣诞贺卡里，寄给数月前曾与他有过间接联系的当地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摩尔文·保利：  亲爱的摩尔文： 这是佐狄亚克。我祝你圣诞快乐。我只求你一件事，请帮帮我。我不可能向其他人求助，因为我身上有某种东西不允许我那样做……我恐怕自己会因为失控而再度杀人，毁掉我的第九个，乃至第十个受害者的生命。请帮帮我，我正在越陷越深…… 信中“圣诞快乐”的英文原文是“happychristmass”。christmass自然是christmas的误拼，几乎每一封佐狄亚克来信中都有一些拼写错误。但“happychristmas”却是英国和加拿大的**，美国人说的是“merrychristmas”。此外，佐狄亚克的其他信中也有不少英联邦国家的习惯用语。其实警方一直都怀疑这名系列杀手可能来自英国。 当时人们感觉，这封信预示着佐狄亚克很快就会向警方自首，摩尔文·保利也信心十足地等待着下文，但佐狄亚克从此再没与他联系过。后来有心理学专家认为，佐狄亚克生性孤僻，这样的人一般在如圣诞这样的节日期间情绪会特别低落，这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佐狄亚克的案子总是发生在节假日和周末。 摩尔文·保利是在1月7日，圣诞节后第一天上班时在他的办公室里收到这封信的。信上没有日期。警方后来发现，佐狄亚克特别喜欢在某个周年纪念的日子写信，并由此推断这封信很可能写于1月0日，即戴伟·亚瑟·法拉第和佩娣·璐·杰莘在荷蔓湖畔被害一周年之际。 这是佐狄亚克寄出的最后一片血衣。按尺寸计算，保罗·斯汀的衬衫应该还有约104平方英寸仍留在他的手里。 此后三个月，佐狄亚克杳无音信。 岁的凯瑟琳·琼斯，家住南加州距洛杉矶东北65英里的圣玻那丁诺。1970年月日，星期天，她带着10个月的女儿詹妮弗，离家前往北加州距旧金山西北5英里的佩达路玛探望生病的母亲。因为有将近500英里的路程，她又已怀孕7个月，所以决定傍晚出发。果然，上路不多久孩子就开始睡觉，这样她便可以专心一意地开车了。 夜半时分，凯瑟琳已经到了旧金山东面85英里处的摩玳斯托。她从99号高速公路转到1号。地处僻壤的1号只有一来一往两条车道，之所以也叫高速公路，是因为一路都没有交通灯，可以畅行无阻。沿1号往西0英里，便可接上州际5号高速公路，那里离旧金山只有60多英里。 1号公路果然比99号冷清多了，前不挨村后不接店，一开头的差不多10英里，路上就只有凯瑟琳的一辆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另一辆车跟了上来。很快，后面的车已咬住了凯瑟琳的车尾。凯瑟琳往路边挪了挪让它超车，但那辆车的速度却逐渐减慢，和凯瑟琳并排走了一阵，那车便开始又闪灯又鸣笛示意凯瑟琳停下。凯瑟琳哪敢在这荒无人烟的去处耽搁，她一直开到5号公路旁，能远远地看见一家加油站了，才停靠路边。另一辆车也紧跟着停在后面，司机下车用和蔼友好的口吻告诉凯瑟琳，她的左后轮松动了，他可以替她拧拧紧。然后从自己车上取来扳手和千斤顶等，蹲在后面替凯瑟琳修车。凯瑟琳不敢下车，门窗紧闭地坐在车里，她实际上看不见那人到底在干什么。过一会儿，陌生人对凯瑟琳说车已经修好了。等他回到自己的车里先开走，凯瑟琳才又开车上路。刚走了0多英尺，左边的后轮胎便整个儿掉了下来。前面那辆车见凯瑟琳停下，也缓缓倒车回来停在凯瑟琳的前面。司机下车走进凯瑟琳车灯的光亮中时，她才第一次看清了此人的模样：0岁上下，1.80米左右，80公斤至85公斤，穿着整洁，脸刮得很干净，短发，“给人的印象是个军人”。凯瑟琳当时感觉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人说：“看来这麻烦比我想象的大。”然后主动提出送凯瑟琳母女去不远处的加油站。凯瑟琳抱着詹妮弗进到陌生人的车里才想起车钥匙忘了取下来。那人微笑着又回去替她取来钥匙。等车一启动，陌生人脸上的和蔼与友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没有在那家加油站停车，也没在第二家，第三家……停车。凯瑟琳一开始还不好意思说什么，但当他们开过一家又一家加油站时，凯瑟琳终于鼓足勇气问怎么回事，司机只简短地回答“这家不行”或“不去这家”。警方后来的报告中说：“她说她吓得要死，想下车，但又不敢叫那人停车。” 过了一阵儿，凯瑟琳说：“你是不是经常像这样在路上帮助别人？” “当我和他们了结时，他们就不再需要任何帮助了。”凯瑟琳后来形容那人的声音单调、冷漠，无抑扬顿挫，也不带感情se彩，就只是一个一个的字从嘴里迸出来。 陌生人然后说：“我要把小孩从车窗扔出去。”过一会儿又说：“你知道我会杀了你。”他们就这样开着车兜了两三个钟头的圈子。有几次司机靠着路边开得很慢，仿佛打算停车，但又立即加大马力疾行。渐渐地，求生的欲望战胜了凯瑟琳的恐惧，她开始仔细打量陌生人，并考虑如何逃跑。她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人的鞋擦得锃亮，不时反射出车里车外大大小小的灯光，“不是皮靴，而是海军穿的那种皮鞋。其实他的整个装扮就像一个海军。”此人戴黑框眼镜，棕色头发，身着蓝黑色尼龙海军防风外衣和黑色长裤。与他整洁的穿着相反，车里却是乱七八糟，纸张、书、衣服到处都是。大部分衣服是男人的，间杂着几件带花纹的小号t恤衫，就像是8岁至1岁孩子的尺寸。陌生人开一辆美国车，浅色、双门，应该是1968年以前的模型，加利福尼亚牌照。 凯瑟琳的机会终于来了。她从右侧反光镜中发现后面远远地跟着一辆车。当他们快到一个“停止”标牌时，凯瑟琳悄悄地作好准备。一俟车速减慢，立即抱着女儿推门跳出，穿过一小片空地，钻进杂草丛生的灌溉渠。夜空中一轮满月。凯瑟琳躺在干涸的沟底，把詹妮弗紧紧地贴在胸口，生怕她发出什么声响。很快，陌生人手持电筒下得车来，他冲着旷野大喊了几声：“回来！回来！”这时，后面的那辆大卡车已来到近前，司机肯定是看到了来回晃动的手电光，他一面下车一面问怎么回事，陌生人没有回答，马上跳回车里踩足油门消失在黑暗中。 凯瑟琳抱着孩子从灌溉渠里走出来，她说什么也不愿意上那辆大卡车，直到司机叫醒了车上的一位妇女。夫妻俩把凯瑟琳送到最近的一处小小的警察分署，里面只有一位穿上士警服的值班老头儿。老上士听完凯瑟琳的故事后脸色刷白，大概在这种乡间小镇很少发生如此离奇的事。老上士开始例行公事地填写一张表格，他让凯瑟琳尽可能详细地描述那个陌生人和他的车。凯瑟琳一边回答老警察的提问，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忽然，她的目光滞留在张贴栏中的一张通缉令上。 “哦，我的上帝！就是他，这就是他！”她指着佐狄亚克的模拟画像。 老警察吓坏了。他嘟嘟囔囔地说凯瑟琳不能留在这里，不然佐狄亚克可能会回过头来把他们都给结果了。他把母女俩带到附近一家咖啡店，敲门叫醒了店主。凯瑟琳坐在漆黑的店堂里告诉老头儿她的车在什么地方，老上士接通了公路巡警。过一会儿，巡警回电说那里没有车。又过了一会儿，巡警报告说他们在另一条路上找到车了，但已被彻底烧毁——连同所有可能的证据。 这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佐狄亚克。 沉默了四个月的佐狄亚克重出江湖。1970年4月1日，星期二，《旧金山记事》报收到他的第9封信： 这是佐狄亚克……我的名字是（以下是1个密码符号——笔者注）。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为我的脑袋所开出的价码……迄今为止我已杀了10个人，可惜我的炸弹被雨给毁掉了，不然的话，这个数字将会更高。 新炸弹的构造图如下（一页炸弹草图——笔者注）： ………… （佐狄亚克标记——笔者注）——10旧金山警署——0 不用说，那1个密码并未给出任何有意义的组合。最后一行是所谓佐狄亚克计数，意指他已杀了10个人，而警方尚未破获一案。实际上，自保罗·理·斯汀被害后，警方还不曾将该地区任何一宗凶杀案与佐狄亚克联系起来。 1970年4月9日，星期三，第10封信。其实是一张幽默卡通贺卡。卡的背面写道： 要是你们不希望我炸校车的话，就得做两件事。1.发表我上封信中关于新炸弹的全部详情。.让街上所有的行人都佩戴佐狄亚克徽章…… 1970年6月9日，星期一，第11封信： 这是佐狄亚克。 旧金山湾区的人们让我非常的恼火，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佩戴佐狄亚克徽章。我说过，如果他们不照我的话做，我就要炸校车，但现在学校放暑假了，所以我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我用一支点三八手枪干掉了一个坐在车里的人。 （佐狄亚克标记——笔者注）——1旧金山警署——0 随信寄上一张标有炸弹设置方位的地图。你们务必在秋天以前把它找到并挖出来。 ………… 这段时间，湾区死于点三八子弹的只有一人，即警官理察得·拉戴提斯。6月0日那天，他正坐在车里写交通罚单，被一名有犯罪前科的黑人男子乐塞夫·约翰逊击毙。《旧金山记事》报收到佐狄亚克这封信时，乐塞夫·约翰逊刚被警方逮捕，媒体尚无任何报道。佐狄亚克显然不知道警方业已破案。（未完待续） 第18章 夹在信里的地图是菲力浦斯66公司绘制出版的标有加油站等车辆服务设施的公路交通地形图。地图上距旧金山东面约0英里的魔头山某处有一个小方块。佐狄亚克以此方块为中心，画了一个由佐狄亚克标记变形而成的指南针盘或钟表盘，并在上面写了几组数字。信尾附有两行密码，其意大致是说炸弹就埋在这一片。 后据警方查证，那个小方块是海军无线电台站。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位系列杀手似乎与海军有某种联系，也许他本人就是一名海军。有人甚至推论说，在那些佐狄亚克销声匿迹或保持沉默的时间段里，此人很可能是随军舰出海了。 1970年7月4日，星期五，《旧金山记事》报收到佐狄亚克的一封短信，或叫一张条子： 这是佐狄亚克。 你们这些人真让我失望，居然谁也不佩戴佐狄亚克徽章。所以现在我已拟好一张黑名单，名列榜首的就是那位带着婴儿的女子。几个月前的一个深夜，我曾开着车带她们兜了两个多钟头的风。最后还把她的车给点着了。 虽然湾区几家报纸报道了凯瑟琳·琼斯的案子，但只有一张当地小报《摩玳斯托蜜蜂报》提到了她的车被烧掉一事。所以许多人相信的确是佐狄亚克绑架了凯瑟琳母女。 事隔两天，另一封信送到。这是所有佐狄亚克来信中最长的一封。他继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并把被害者人数增加到了1。 我将（要做的第一件事）折磨所有1个在天国恭候我的奴隶们。我将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捆绑在蚁穴旁，然后看着他们扭曲、蠕动、叫喊。对另一些人则是把钉子钉进他们的手指。还有些人将被关进笼子里，喂他们好多咸牛肉，然后听着他们乞讨水喝…… 接下来，佐狄亚克根据当时流行的百老汇轻歌剧《米卡多》中几首歌的歌词，按自己的意思进行了改编，信中所列的歌名包括《罪与罚》、《我有一张小名单》，等等。信的末尾用大半页纸画了一个巨大的佐狄亚克标记，最后一行字是： 又及，魔头山的密码和数字中隐示着弧度及半径的英寸数值。 间断了两月后，1970年10月6日，星期三，《旧金山记事》报收到一张邮戳为10月5日的明信片。寄信人用报纸和杂志剪贴出以下一段话：  亲爱的编辑： 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还是得告诉你，本人的速度并没有放慢。事实上，那个数目字是一个巨大的1。“有的家伙试图反抗，情形非常可怕”。 数字1下面是一个用人血画的十字架。在西方文化中，1是不祥的象征。所谓“巨大的1”，除了代表佐狄亚克的人头计数外，还有意给人以恐怖的感觉。另外一段话倒贴在明信片上： 有报道说那些警察猪们很快就会抓到我了，操！我根本就是不可能被击败的。你们现在悬赏的价码是多少？ 右下角用罗马文书写的“佐狄亚克”旁边是一个佐狄亚克标记，其上与圆圈交叠的十字用两条胶布粘贴而成。 警方最初怀疑此信是他人冒充佐狄亚克而为。但其中某些独具特征的词组，如“不可能被击败的”和“操”（不是通用的英文单词fuck，而是缩写成fk）等，后来又出现在佐狄亚克的其他来信中。特别是当时7月6日的来信尚未公开发表，除警方和《旧金山记事》报几位追踪调查本案的编辑记者外，没有人知道“佐狄亚克计数”已上升到了1。 其实，警方的怀疑也不无道理。自“佐狄亚克系列凶杀案”轰动全美乃至世界以来，不少案犯摹仿冒充这位罪迹昭彰的杀人狂，在作案现场留下佐狄亚克标记等各种与之有关的印迹。1990年，纽约和日本东京附近还先后出现过两个自称为“佐狄亚克”的系列杀手。 又值万灵节。1970年10月8日，星期三，《旧金山记事》报分管本案报道的首席执笔记者鲍尔·埃韦立收到佐狄亚克的第15封来信。令他惊讶的是，这封信的收信人不是报纸编辑部，而是他本人。 这是一张孩子气的万灵节贺卡，封面上画着一具穿南瓜裙跳舞的骷髅尸骨。右上方有一行白色粗体字“寄自你的特殊伙伴”，左下方的小字是：“我从骨子里感到你绞尽脑汁想知道我的名字，那我就告诉你吧……”内页里接着写道：“可是何必要破坏我们的游戏呢！砰！万灵节愉快！”具名处有佐狄亚克的头一个字母z、佐狄亚克标记和其他符号。卡的底面是一组字阵，字阵中央交叉成十字的两个词是“天堂”和“奴隶”，四只角上分别是“用火”“用枪”“用刀”和“用绳索”。 贺卡的内页还剪贴了另一个舞蹈的骷髅。佐狄亚克在卡上添画了1只鬼眼，骷髅的头顶写着英文和数字组合的14，也许是指他已经杀了14个人，但更有可能是说鲍尔·埃韦立将是他的第14名牺牲者，因为卡上还有一句经过改编的童谣：“躲猫猫，你挨崩。”从那天起，旧金山警方特准曾是越战战地记者和持照私人侦探的鲍尔·埃韦立随身带枪，他和《旧金山记事》报佐狄亚克专题报道小组的其他成员每人在胸前佩戴一枚徽记：“我不是鲍尔·埃韦立。” 万灵节当日，《旧金山记事》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则新闻，并全文公布了明信片内容及其影印件。这种针对个人的赤裸裸的人身威胁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纷纷致信致电《旧金山记事》报和鲍尔·埃韦立本人，全国各大报纸和电视台派专人赴湾区采访，鲍尔·埃韦立第一次发现自己坐在被访者的席位上。 在鲍尔收到的上百封信件中，有一封寄自南加州利维赛的匿名信（不是佐狄亚克的笔迹）： 我希望本信内容亦能对你有所帮助，因为我们俩都在等待着案情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就我本人而言，请恕我不能透露自己的姓名，相信你会理解个中缘由。 几年前，在加利福尼亚的利维赛，一位年轻女子被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万灵节”之夜！我可以写一封很长的信，详细引证这桩利维赛凶杀案与佐狄亚克案的若干共同点。即使这两桩案子不是同一个人所为，我敢打赌，警方经过比较分析之后，一定能发现它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 ……请给科洛斯警长挂个电话，他知道“我决不放弃”。 埃韦立先生，我过段时间会再与你电话联系。请务必抽空了解一下这桩案子。利维赛警署有大量的资料，旧金山警署也有。但愿他们能放下架子相互合作，如果他们已经开始合作了，但愿他们能就此案互通情报…… 鲍尔·埃韦立很快获得了一年多前利维赛警署寄给纳帕警署的材料，并专程去利维赛查看警方档案。 奇蕊·荞·贝茨被害时身中数刀，很像佐狄亚克在贝利叶沙湖畔对西西丽娅·安·谢帕德所下的毒手。和佐狄亚克一样，杀害奇蕊·荞·贝茨的凶手也曾在案发之后写信给当地报纸《利维赛创业者》，在描述部分作案细节的同时，提供某些只有警方和凶手才知道的线索，而且和佐狄亚克的信一样，写得似真似假，云里雾里，并在信的末尾威胁当地居民，说他将继续滥杀无辜。这位利维赛作案人也特别重视纪念日，曾在奇蕊·荞·贝茨被害6个月之际，写信给警方、媒体和受害者家属，还有在信封上加贴双倍的邮票等等，都很像是佐狄亚克的作派。尤其是那些信上的落款，原先人们并不知道是字母z还是数字，现在看来无疑是佐狄亚克的第一个字母。 经慎重详细的调查分析，北加州有关当局，特别是旧金山警署监察长比尔·阿姆斯特朗认为，两案之间确有某种联系，极有可能是同一作案人。更多的专家相信，奇蕊·荞·贝茨谋杀案确系佐狄亚克所为，尽管也许不是他的第一桩命案。加州司法部笔迹鉴定家谢伍德·莫里尔认真验证了课桌上，以及奇蕊·荞·贝茨的凶手在信封和信中的笔迹，其结论是：“毫无疑问是佐狄亚克的作品。” 1970年11月17日，星期二，鲍尔·埃韦立撰写的有关奇蕊·荞·贝茨谋杀案的调查文章发表在《旧金山记事》报上。 有专家推论道，假如奇蕊·荞·贝茨命案真是佐狄亚克系列凶杀案的首例，或首例之一，那么这位冷血杀手极有可能系利维赛人氏，而且其早期的作案手法应该相对的幼稚、自然、缺智少谋，并建议警方先集中兵力摆平此案。 不管怎么样，自从利维赛案作为佐狄亚克系列凶杀案之一公诸于众后，佐狄亚克与媒体的联络方式大变，而且次数渐少。 淡出场面后近5个月，1971年月15日，星期一，第16封佐狄亚克来信寄到《洛杉矶时报》。信是从旧金山东面15英里处的普利然顿寄出的。自立案以来第一次，信封上没有旧金山的邮戳。 这是佐狄亚克。 正如我曾经说过，本人“是不可能被击败的”。如果那些成天绷着脸的蓝猪们真想抓住我的话，就不要再在那里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地拿出点行动来。因为他们越是磨磨蹭蹭举棋不定，我积累的奴隶就越多。我确实应该嘉奖他们终于翻出了我几年前在利维赛欠下的老账。但他们仅只找到最容易最明显不过的一例。我在那一片犯下的案子还多着呢。我这一次之所以写信给贵报，是因为你们不会像有的人那样，把我埋没在内页或末版。 旧金山警署-0(佐狄亚克标记——笔者注)-17+ 一周后，1971年月日，星期一，佐狄亚克给《旧金山记事》报的鲍尔·埃韦立寄去了第二张明信片。 明信片的背面剪贴了一幅艺术家绘制的风景画，据后来查证，是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交界处的塔霍湖松林旅游村。两天前，《旧金山记事》报首次刊登了这处正在兴建的旅游村的广告，风景画也是随广告一起头一次见诸报端的。画面上粘贴着一些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支离破碎的词组，如：“搜寻第1名受害者”“从松枝缝中偷看”“经过塔霍湖地区”“塞尔拉（山名——笔者注）俱乐部”和“在雪地里”，等等。佐狄亚克标记出现在右下角的具名处。 作为避暑胜地，冬天的塔霍湖人迹罕见。近期该地区唯一的悬案是1970年9月6日，一位5岁，亚麻色头发的漂亮护士东娜·拉斯下夜班后失踪。东娜的车还停在公寓门前，除了她身上穿的衣服和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外，什么东西都没丢。车内也没有反抗挣扎的迹象。事后曾有一男子打电话给东娜的房东和老板，说她家人病了，替她请假。但她的家人告诉警方根本没有这回事。 接到明信片后，旧金山警方和《旧金山记事》报会同塔霍地区警署参与了此案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与佐狄亚克有关联的线索。特别是，佐狄亚克在1970年6月9日宣布他的第1名牺牲者时，称“我用一支点三八手枪干掉了一个坐在车里的人”。但加州司法部笔迹鉴定家谢伍德·莫里尔认定，明信片上的收信人地址等确为佐狄亚克手书。 这是不是又一个“佐狄亚克玩笑”？ 此后，佐狄亚克再次销声匿迹。这一次，长达三年。 等这位“游戏高手”再次浮出水面，已辗转到了1974年。在不足六个月的时间里，他竟接连三次去信《旧金山记事》报。所有的信都寄自旧金山湾区。 1974年1月9日，星期二： 我看了《祛魔师》，我认为这是我所看过的最过瘾的喜剧。 签名，你的忠诚的： (佐狄亚克标记——笔者注) 他将自己投身于狂涛巨浪之中，然后，一个回音从这座自杀的坟墓里冉冉升起。 滴答沃罗 又及。如果我没有在贵报上看见这封信，我将会做一些给你们添堵的事。你知道，我是说到做到的。 《祛魔师》是当时新近上映的影片。信的末尾，在“又及”和“佐狄亚克计数”之间是一个或一些古怪的符号，可能是字母，也可能是什么花纹。 1974年5月8日，星期三： 先生们——你们的低级趣味和对民众的冷漠真令我万分惊愕。这表现在你们花大量的篇幅为影片《恶土》做广告。在1959年，许多人都在消磨时间（英文原文是killingtime——笔者注），但凯特和霍莉却在杀人（英文原文是killingpeople——笔者注)。根据最新的观点，颂扬杀戮是可悲可叹的（更不用说赞美暴力是不公正的）。 你们为什么不撤掉广告，以示对民众的一点同情心呢？ 一个公民 这封信5月8日寄出，但不知何故，直到6月8日才收到。 1974年7月8日，星期一：  编辑： 把马可打进地狱里去——他患有严重的心理紊乱——总感觉自己至高无上。 我建议你们让他缩缩水。同时，砍掉马可公爵专栏。但因为即使这样，那位公爵还能继续写匿名文章，所以我是否可以—— 红色幽灵 （红色意味着愤怒） 专栏作家马可·斯拜利公爵是一位反女权主义者，已在《旧金山记事》报工作了15年。接到这封恐吓信后，斯拜利公爵退职隐居夏威夷。 唯一一部关于“红色幽灵”的影片是194年拍摄的无声电影《歌剧幽灵》。当时旧金山一个无声电影院正在重新上映这部老片，该影院的圆形穹顶上竖立着一个巨大的近似佐狄亚克般的标记。 佐狄亚克再度沉默。 又是将近四年过去了，1978年4月4日，星期一，佐狄亚克寄出了他的第1封，也是最后一封信：  亲爱的编辑： 这是佐狄亚克。我又回来了。告诉赫勃·肯我在这里，事实上我一直都在这里。那个混蛋托齐挺棒的，但我比他更聪明更棒。总有一天他会甘拜下风而不再与我一争高低。我在盼着一部关于我的电影。谁将会扮演我呢。目前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 你的忠诚的： (佐狄亚克标记——笔者注)——猜猜看 旧金山警方赫勃·肯是《旧金山记事》报知名首席专栏作者，他曾报道过佐狄亚克寄给鲍尔·埃韦立贺卡和明信片，并发表过数篇有关佐狄亚克的文章，特别在鲍尔·埃韦立离开《旧金山记事》报之后。戴维·托齐是旧金山警署凶杀处的侦探。几年前当佐狄亚克系列谋杀案轰动全国时，他曾主持过佐狄亚克特别行动小组。如今案子的热度逐渐降温，他是全警署唯一的一个还在为本案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 第二天，《旧金山记事》报全文刊登此信。头版的通栏标题是：佐狄亚克结束沉默——“我又回来了”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封信却是一个更长久的沉默的开始，也许是永远的沉默。此后0多年，没有任何人再见到或听到佐狄亚克，警方也没有在任何一桩犯罪案件中发现他的踪迹。就像从人间蒸发掉似的，这位狂极一时的杀人恶魔和恐怖分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说时至今日，旧金山有关当局还不时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和加拿大的举报信和电话，提供有关佐狄亚克的种种线索。在警方列出的近百名怀疑对象中，最突出的有三个人。 其一是阿瑟·里·亚伦，旧金山湾区的一名教师。戴维·托齐曾称他是一个“极具可能的作案人”。所列旁证如下： 非常聪明，智商估计在15左右； 成年后长期与母亲一起生活，但母子关系并不融洽； 大学化学系毕业，接受过密码训练。有一次他的嫂子看见他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 喜好打猎，枪法刀法都不错。曾对一位朋友说人类是“最危险的动物”； 据玳琳·伊莉莎白·佛尔伦的家人说，凶杀案之前，有一个自称“里”的男人一直在跟踪她。阿瑟·里·亚伦常用自己的中间名字； 他有一只瑞士产的佐狄亚克牌手表，其品牌图案与佐狄亚克标记完全一样； 几乎所有的佐狄亚克凶杀案，都有证据证明他出现在现场或周围地区。他曾就读于利维赛市立大学，长期居住维列奥，西西丽娅·安·谢帕德和布莱恩·哈特奈尔被害当日，他在贝利叶沙湖附近吃了一张超速驾驶罚单，同日，有人看见他车里有一把带血的刀，他说是用刀杀过鸡； 他的身高体重均与佐狄亚克相符，穿10号半的鞋； 在佐狄亚克停止写信的一段时间里，他因eiie幼童罪被判刑入狱。 1971年7月，阿瑟·里·亚伦的一位朋友向警方报告说，大约在1968年或更早——湾区首例佐狄亚克凶杀案之前，阿瑟·亚伦曾对他说，他打算在“情侣路”枪杀那些幽会的男女。还说要把手电绑在枪管上以便夜间射击，并提到写信骚扰警方，以及称自己为“佐狄亚克”。 但有一点，阿瑟·里·亚伦的相貌与迈可·马其奥、布莱恩·哈特奈尔、凯瑟琳·琼斯及两位警官等所见到过的佐狄亚克全然不同。有人争议说，佐狄亚克曾在1969年11月9日的信中写道：“我只有在干活儿的时候看上去才像通缉令画像上的样子，平时的我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人。” 不管怎么样，警方始终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逮捕起诉阿瑟·里。到199年，58岁的阿瑟·里·亚伦去世时，他仍是佐狄亚克系列凶杀案的头号嫌疑人。他的脑组织被有关当局取样保存以备将来之用。（未完待续） 第19章 本案的另一名嫌疑对象是旧金山湾区的一位著名商人。他最初引起警方的怀疑是因为他经常给报纸写信。更深入的调查发现，他对纪念日也有特殊的敏感。荷蔓湖路抽水站谋杀案后正好6个月的那天，即1969年6月0日，此人在写给旧金山某报的信中预言说，将会发生一场“血腥的冲突”，并描绘其情形将是“气息奄奄的年轻人躺在大街上，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两周后，便有了那桩蓝石泉高尔夫球场血案。 同年9月，保罗·理·斯汀在他的出租车中被害时，这位知名商人就住在普斯蒂奥山庄，离案发现场仅距两英里。警方推论说，此人完全有可能像当时的佐狄亚克那样，迅速躲避到安全地带，并且亲眼目睹警方后来的搜寻行动。该商人住所的地理位置也完全符合佐狄亚克信中所讲述的：“那些警犬离我起码有两个街区之遥，而且是朝西面搜查。只有两队军警和我相隔大约10分钟的步行距离，还有几辆摩托车在距我150英尺的地方从南向西北而去。” 此人目前仍在旧金山。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智商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威廉·柯林斯是纽约某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几年前，当他第一次翻开著名作家罗伯特·格雷米施的畅销书《佐狄亚克》时，顿时惊呆了。“哦，上帝！”他盯着插页中佐狄亚克的书信影印件，“那是我父亲的笔迹。” 威廉的父亲查尔斯·克利夫顿·柯林斯已于199年去世。据他儿子提供的照片，他长得与通缉令上的佐狄亚克酷似。而且，威廉·柯林斯说，在佐狄亚克系列谋杀案发生期间，他就住在旧金山湾区。他非常喜欢穿军队式样的鞋，尺寸10号半。佐狄亚克的某些拼写方式也与查尔斯·柯林斯十分接近。比如佐狄亚克喜欢将“做”(do)写成doo，而查尔斯·柯林斯则把“谁”(ho)写成hoo。当威廉继续他的调查时还发现，他父亲姓名的缩写ccc曾出现在佐狄亚克寄出的一张明信片上。 纽约。 1990年5月1日，凌晨4时左右。在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区交界处的爱尔德街附近，一位78岁的老人约瑟夫·普洛士在他的家门口被人枪击致伤。老人后来告诉警方，凶手跟踪了他约10个街区，当他跨进自家前院时，那人走上前来要水喝，还问他可不可以进屋。“你干吗要进去？”老人问。“我冷。”那人说。然后举起一把自制手枪朝老人射击。 老人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警方在他身边发现一张压在三颗小石头底下的字条。条上有一个天文符号，和一个类似旧金山佐狄亚克的标记——一个圆圈和三条将其三等分的线。条子上说： 这是佐狄亚克当星带高悬苍穹时1座将死去 警方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枪响之后，有目击者看见一个身着军用夹克的人朝布鲁克林方向跑去。枪手被形容成一个黑人。 6月19日，《纽约时报》收到一封自称是佐狄亚克的来信，宣布他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袭击过三位路人，日期分别是月8日、月9日和5月1日。他在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被害人特征，以及被枪击的部位。 根据这些线索和已掌握的资料，警方很快确定了这三起“纽约佐狄亚克枪杀案”。第一宗案子是在凌晨1点45分。49岁的哥伦比亚移民马利奥·欧罗思科从餐馆下班后回家，走到某拐角处，发现一个扎头巾，穿贝雷式军服，从头到脚一身黑的人在跟踪他，而且离他越来越近。马利奥·欧罗思科开始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往前跑，但被那黑衣人追上，开枪打伤后背。第二宗案子也是在凌晨。点57分，4岁的杰迈恩·蒙坦纳卓在他的家门口被人击伤左臂。第三位受害者就是约瑟夫·普洛士。 三桩枪击案都发生在同一区域，方圆不过十来个街区。警方于是开始查寻三位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或共同点。他们是否去同一家超市购物？或在同一家理发店剪头？或从同一个图书馆借书？或是否都吃社会救济？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有一点，这三个人都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马利奥·欧罗思科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杰迈恩·蒙坦纳卓是个酒鬼，案发时他人事不省地醉倒在自家门口。约瑟夫·普洛士老年痴呆，常常分不清白天黑夜。由此看来，这位“佐狄亚克”专门袭击没有什么反抗力的弱者。 “佐狄亚克”的来信中说“所有的案子都发生在布鲁克林”，这其实是不准确的。约瑟夫·普洛士和杰迈恩·蒙坦纳卓就住在皇后区，但都离布鲁克林非常近，不过数百步之遥。不知道凶手是真的搞不清两区的界线，还是故意混淆视听，因为0年前在旧金山，佐狄亚克就经常挑选各警署的辖区交界处作案。 这位“纽约佐狄亚克”还在信上宣称，他将要枪杀1个人，每个人代表黄道带，或佐狄亚克带中的一个星座，即约瑟夫·普洛士身边的字条上所讲的“1座”。到目前为止，他已杀了天蝎座（马利奥·欧罗思科，生于1940年10月6日），双子座（杰迈恩·蒙坦纳卓，生于1956年5月8日），和金牛座（约瑟夫·普洛士，生于191年5月0日）。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每一次枪击都发生在星期四凌晨。头两起案子之间间隔1天，即周，后两起间隔的时间是前面的三倍，即6天，9周。如果从老约瑟夫被害的5月1日算起，下一个1天应该是6月1日，星期四，即报社收到佐狄亚克来信后不到48小时。而且，据协助破案的天文学家指出，在那三个枪杀案发生的凌晨，三组呈带纹状的星簇，猎户座，金牛座和昴宿星团同时出现在夜空，这就是条子上所言的“星带”，即黄道带，或佐狄亚克带。6月1日，组成“星带”的这三组星簇将再次同时出现。 事不宜迟，纽约警署紧急部署行动。鉴于前三桩案子的现场相互距离不过半英里，0多名侦探被连夜安置在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区交界的地带，每人控制两个街区。他们在那里一直坚守到天露曙色，于清晨6时左右撤离。刚回到警署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是“佐狄亚克”打来的。他说他在爱尔德街附近看到了那些守株待兔的侦探们，然后跳上地铁去了中心公园。 刚准备打个盹的侦探们立即起身直奔中心公园。0岁的流浪汉拉瑞·帕兰躺在他过夜的长椅上，胸襟一片血迹。凶手也在他的身边留下一张纸条，上面除了纽约佐狄亚克标记外，还有受害人的星辰图象。拉瑞·帕兰后来对警方说，案发前几天曾有一个人打听过他的生辰八字，他告诉那人他生于1959年6月9日，巨蟹座。估计“佐狄亚克”已事先打探好了拉瑞睡觉的地点。等到那天凌晨5点左右，即拉瑞·帕兰的天文周期刚开始5个小时，便向睡梦中的流浪汉当胸开了一枪。拉瑞·帕兰说，那个问他生日的人长得很像当地一家电视台气象预报的播音员。 一时间，纽约媒介争先恐后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起新的系列谋杀案。人们似乎不假思索地把凶犯称为“小佐狄亚克”“佐狄亚克二世”“佐狄亚克的翻版或盗版”或“旧金山著名杀手的摹仿者”等等。与那位湾区恐怖分子不同的是，这位“佐狄亚克二世”不曾袭击女性、不曾使用匕首、也不曾行刑枪决似的射击被害者的头部。他所使用的凶器只是自制手枪，而且所有的被害者都只身中一弹，所以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例死亡。但他的子弹倒确实是原版佐狄亚克在荷蔓湖路枪击戴伟·亚瑟·法拉第和佩娣·璐·杰莘的9毫米型。与佐狄亚克打了多年交道的旧金山侦探们告诉纽约警署的同行，凶手迟早会落网，因为他留下了太多的活口。 中心公园枪击案的第二天，6月日，《纽约时报》又接到一封凶手的来信： 这是佐狄亚克。我看了《纽约时报》你们说我的信和旧金山佐狄亚克的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你们错了虽然笔迹不一样但确是同一个佐狄亚克就是那个在公园里用枪杀了一个男人用刀杀了一个女人又用枪在出租车里杀了一个男人的旧金山的佐狄亚克 《纽约时报》在刊登这封信时加“编者按”说：“这位佐狄亚克似乎急于向人们证实他就是0年前在湾区涂炭生灵的同一个佐狄亚克。” 与此同时，据珠宝行人士称，以1种不同颜色的宝石代表1个月份的“生辰石”销售额骤然下降，因为警方告诫市民们不要让陌生人知道自己的生日，人们也不敢再佩戴表明生辰月份或星座的“生辰石”首饰。 6月5日，约瑟夫·普洛士因伤口感染在医院去世。 7月1日，星期四，中心公园枪击案后的又一个第1天，纽约城戒备森严，但一夜无事。 不久，“佐狄亚克二世”在另一封恐吓信中写道：“当黄道光出现时佐狄亚克将杀掉1座。”纽约警署再次请教国家宇航局。据天文学家们的解释，黄道光是由太阳光被空气中尘埃的小颗粒折射而成，但这种自然现象不会出现在诸如纽约的大都市里。如果天空晴朗，又正值薄暮黄昏，有可能在如加勒比海的空阔海岸看到。这种稀罕的天文景观只在每年的月初和10月初各出现一次。 此后，“佐狄亚克二世”便消失了。有人说，因为没有人承认他是正宗的佐狄亚克，使他产生了挫败感。也有人说，他原本并不打算致人于死命，老约瑟夫的死亡出乎他的意料。但更多的人却以为，他的行踪大概与所谓黄道光有关。他从月初开始作案，理应在10月初以前截止。 1994年月1日，纽约警察逮捕了一位外号“吸血鬼”的年轻人。他瘦削羸弱，“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人们称他为“吸血鬼”是因为他昼伏夜出，而且对吸毒贩毒者嫉恶如仇。他与他的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住在纽约东边一片废弃的住宅区的一栋废弃的居民楼里。楼内十室九空。每当得知有毒贩毒枭在邻里街区转悠，“吸血鬼”一定勃然大怒，务必将他们赶走，所以他也成了警方查毒的眼线。“吸血鬼”有一嗜好，他特别热衷于收集各式各类的军用物品。他被带到警局是因为携带了一把自制手枪。自制手枪和从商店里买的手枪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属非正规产品外，还没有正式的注册登记。所以几乎所有的自制手枪枪主都有非法持枪之嫌，警方见之格抓勿论。因为“佐狄亚克二世”使用的是自制手枪，纽约警署要求所有持自制手枪者都必须摁指纹存档。但后来警方发现“吸血鬼”的枪根本就不能射击，于是，也没有将其指纹和“佐狄亚克二世”四年前在两封信上留下的指纹相比较，便与档案一起封存起来束之高阁。 同年8月1日，星期一，《纽约时报》收到又一封“佐狄亚克”来信。写信人自称是四年前杀害四星座的“佐狄亚克二世”，而且其文笔确与“佐狄亚克二世”有诸多相似之处。信中还说他在199年8月19日至1994年6月11日之间又袭击了5人，其中人死亡。 警方很难断定该犯是“佐狄亚克三世”还是“佐狄亚克二世”复出，抑或是原版的佐狄亚克。5名被害人中有两位女性，而且其中一起凶杀案使用的凶器是匕首，这都是旧金山佐狄亚克的风格。凶犯不似“佐狄亚克二世”那样遵循一定的天文规律，专挑具有某种特定星座的人为靶子，并跟踪尾随受害者。他仿佛只是在方便的时候从芸芸众生中信手点出几个方便的目标。但据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证词，作案人的体形及外貌特征与“佐狄亚克二世”相似，不过不是黑人，而是肤色很重的南美族裔。 这位“佐狄亚克”也随信寄来一段密码，比0年前旧金山佐狄亚克的简单多了，只不过是把一面镜子立放在海军信号旗语的左侧，然后照着旗语的镜像描画而成。密码的意思是： 这是佐狄亚克。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你们就作好准备应付更多的凶杀案吧。 你的忠诚的。 8月1日，警方暂定将此案归档于四年前的“佐狄亚克二世”案。心理学家荞伊丝·布罗瑟博士指出： “此人试图以制造恐怖来控制公众，是因为他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很孤独。他可能没有家人，也没有爱他的人。”犯罪心理学家迈可·威那说：“他喜欢那种让别人感到畏惧的感觉，他企图在公众中制造恐怖的气氛，以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而这一切是因为，在真正的生活中，他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懦夫。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1996年6月18日，星期二的中午，警方接到一个911报警电话。那位外号“吸血鬼”的家伙用枪打伤了他十几岁的妹妹，因为她与一些涉嫌吸毒的不良少年厮混。 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那座破败的公寓楼，停在楼前的u形马路边。紧急救护人员扛着急救箱、氧气瓶、担架等直奔三楼。突然，一串子弹从楼上冲着他们呼啸而来…… 很快，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背心的全副武装的军警封锁了周围9个街区。对峙中有4名急救人员和警察中弹受伤。警方谈判官员在楼外的街道上和凶犯对话整整三个半小时，到下午4点左右，“吸血鬼”终于同意投降。警方从房顶上吊下一只黄色的桶让他缴械。他的凶器一共装了三桶：1把自制手枪，十几排子弹，7柄匕首，和一把南美大砍刀。 后来警方在“吸血鬼”——他的全名叫赫瑞伯托·埃迪·赛达——的房间里搜到两枚已装置完毕，和一枚正在安装的炸弹，与警方不久前在某停车场排除的三颗自制炸弹完全一样。房间的书架上摆放着各种有关系列谋杀案、自制武器、密码和通俗天文学等方面的书籍。 “吸血鬼”——赫瑞伯托·埃迪·赛达对他枪击妹妹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他手书的供词传真到纽约警署总部时，追踪“佐狄亚克二世”达六年之久的警官乔塞夫·赫伯特差点被那熟悉的字迹惊得跌坐地上。进一步的指纹鉴定证实了他的感觉。此时已是当晚8点半，乔塞夫·赫伯特马上将这一新发现电告正在提审赫瑞伯托的警官们。到第二天凌晨1点0分，经过6小时的审讯，赫瑞伯托·埃迪·赛达终于承认，他就是使人毙命，6人受伤，曾扬言要让整个纽约城都匍匐在他脚下的“佐狄亚克二世”。“吸血鬼”在供词中说，所有这些枪杀案其实与那些天文学名词或天文学现象毫无关系，他不过是想藉此制造神秘感和增加恐怖气氛。 警方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弹道学试验和dna鉴定，后者取样于那些“佐狄亚克二世”的信件。赫瑞伯托·赛达曾用舌头舔过信封口和邮票。 1998年6月4日，时年0岁的赫瑞伯托·埃迪·赛达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同年7月，“纽约佐狄亚克”被判刑8年。 自从纽约警方用粘贴信封和邮票的唾液鉴定出“佐狄亚克二世”的dna后，旧金山警署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打算和努力。最新的聚合酶链反应法能将微量甚至痕量的dna样品放大若干倍，其检测极限可以低到15个人类细胞。 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岁月，佐狄亚克来信已有一多半在辗转送往各地各部门检查鉴别的过程中丢失。 00年，旧金山警署dna实验室正式决定开展这项工作。消息传出后，通过媒体的鼎力协助，又找回三封。 就在出租车司机保罗·理·斯汀被害，也是佐狄亚克最后一桩谋杀案周年的那一天，00年10月11日，科学家们终于获取了佐狄亚克的dna图谱，虽然还不可能据此缉捕凶犯归案，至少可以帮助排除众多的嫌疑对象。 本文前面提到的三名主要嫌疑人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向警方提供了他们的dna样品。已故阿瑟·里·亚伦的脑组织在验尸时就已被取样保存。那位旧金山湾区的富贾也表现得非常合作，说到底，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为自己平反昭雪的机会。查尔斯·克利夫顿·柯林斯的儿子威廉捐献出自己的dna样品和珍藏多年的父亲的信件。一个星期后结果出来了——全是负的！ 但不管怎么说，警方毕竟又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如果佐狄亚克还活在人世——按推算应该是年逾花甲了——听到这消息恐怕多少也会有点不自在，因为不屈不挠的旧金山警方正离他越来越近。 04跨世纪的审判 大西洋不动声色地伸出一只小小的角，在美国东部的康涅狄格州和纽约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海湾。 海湾深处有一个环境秀美、景色迷人的半岛，这就是格林尼奇市的贝尔赫文，意即美丽的乌托邦。不过当人们提起贝尔赫文时，它的风景倒在其次了。四十多户岛上人家非官即富，其中不乏联邦大法官、公司董事长、华尔街银行家、著名运动员以及医生、律师等等。 在本案发生的上世纪70年代，贝尔赫文岛上的首富当推斯卡克尔家族，其财源来自经营工业用炭及其他矿物的大湖矿业公司。在不算短的一段时期内，该公司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家族的祖父乔治·斯卡克尔最初只是一位每周挣8美元的芝加哥铁路员工，他于1919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共同开创了大湖矿业，并很快成为这家公司唯一的老板。在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斯卡克尔家族的第一代搬进了贝尔赫文岛上位于奥托罗路的一座巨宅。乔治和他的妻子安娜有七个孩子：乔治安娜、詹姆斯、小乔治、罗斯顿、帕迪霞、依莎儿和安娜。 1950年，当依莎儿·斯卡克尔和罗勃特·肯尼迪的婚礼成为社会新闻时，有不知情者问：“谁是斯卡克尔家族？”答曰：“他们比肯尼迪家族还富。”罗勃特·肯尼迪即美利坚合众国第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胞弟，曾做到参议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后在竞选总统时遇刺身亡。 待父母和兄长相继过世后，1960年，斯卡克尔家最小的儿子罗斯顿接管了家族的产业，包括大湖矿业公司和贝尔赫文豪宅。但这个“生活在瓶子里”的酒鬼从来不理朝政，只空有一个董事长的头衔。（未完待续） 第20章 罗斯顿也有7个孩子，他们在1975年的年龄分别为：小罗斯顿，19岁；朱莉，18岁；托马斯，昵称托尼，17岁；约翰，16岁；迈克，15岁；大卫，1岁和斯棣文，9岁。两年前，斯卡克尔夫人安妮因患癌症去世，不善理家的罗斯顿遂聘请了一帮子家庭教师和保姆照料孩子们。这听上去很像是又一篇人们熟知的《音乐之声》故事的开头。其实不然。斯卡克尔家那几位自恃“通天”的少爷们根本就目中无人，他们的无法无天和胡作非为远近闻名。 1974年夏天，斯卡克尔家斜对面的威尔士街上搬来了一户新邻居，那便是来自南加州的莫克利家。莫克利家的男主人戴维是全美八大财会审计公司之一的托契洛斯的合伙人兼纽约分公司总经理，妻子杜丽丝赋闲在家，17岁的儿子乔恩和15岁的女儿玛莎正在上中学。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玛莎·莫克利都称得上是一位出众的、引人注目的姑娘。她开朗、热情，略带轻佻，与生俱来的社交能力使她在短短的一年里便结交上了不计其数的朋友，还当选为班上的“最佳性格女生”。这年夏天，她终于摘掉了牙套，加之经常去贝尔赫文海滩俱乐部游泳打网球，使身材愈发苗条。当暑假结束学校开学时，朋友们发现，玛莎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蜕变成了一位美丽成熟的少女。 玛莎是在1975年10月0日夜晚被害的。那天是万灵节的前夜，亦称“黑客之夜”。孩子们通常会在这天晚上搞一些恶作剧和大人捣乱。玛莎和几位朋友商量好了，晚饭后先干些无伤大雅的坏事，比方朝过往的车辆扔鸡蛋，往邻居家的窗户上喷剃须膏，或是把白色的卫生卷纸缠挂在树上，以制造一种肃杀的气氛等等，然后再去斯卡克尔家开派对。罗斯顿·斯卡克尔先生那天不在家，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玩闹。第二天的万灵节是星期五，学校放假，三天的长周末对孩子们而言就像是另一个假期。 玛莎的父亲戴维那天也不在家，他去了亚特兰大参加一个会议。哥哥乔恩早就和朋友们出去了。玛莎在6点半匆匆吃完母亲做的奶酪三明治，不一会儿也和两位来约她的朋友，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一起急急地走了。 已经是深秋季节，霜寒露重，落叶遍地。玛莎在白色印花高领衫外面套了一件蓝色派克风雪大衣，下着一条牛仔裤。 莫克利家的家教也还算严。和乔恩比起来，玛莎在家里是比较听话的，她一般不会在外面呆到很晚。 然而就在上一个周末，玛莎去参加一个邻居家的派对，一直到凌晨两点过后才回家。这种“违章行为”本来是应该被关禁闭的，但是玛莎说服了母亲让她在“黑客之夜”出去玩玩。玛莎自己在第二天的万灵节晚上也有一个派对，有好多事情要做，杜丽丝想她今天肯定不会玩得太晚，所以在女儿出门时也没有特别叮嘱她早点回来。 像所有的半岛一样，贝尔赫文三面环水。与大陆相接的两条路口都设有岗亭，私人保安队不分昼夜4小时巡逻。幽静、安全、自成体系，令阔佬们对这块风水宝地。岛上的居民们成立了自己的海滩俱乐部，街坊邻居相互都认识。房门不用上锁，车钥匙挂在点火器上，孩子们的网球拍、棒球棍、高尔夫球棍和自行车等，就顺手扔在屋外的草坪上或树林子里，确实有一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乌托邦风范。和都市中一般的住宅区不同，贝尔赫文岛上的人家几乎都没有篱笆或围墙，平日里就任由孩子们在各家各户的后院前庭往来穿行。 玛莎一行三人顺路又叫上了吉蒂·威顿豪尔。7点半左右，他们扔完了鸡蛋，也喷完了剃须膏，四个孩子便一起去敲斯卡克尔家的大门。花匠弗兰兹·维丁告诉他们，斯卡克尔家今天新来了一位家庭教师，名叫肯·利托顿，他按照斯卡克尔先生临走时的吩咐，带着小斯卡克尔们到海滩俱乐部吃晚餐去了。玛莎等四人于是又转到附近一位邻居家里，在那里蹭了一顿冰激凌。等到8点半他们再去斯卡克尔家时，主人们还没有回来。吉蒂·威顿豪尔是必须在9点以前回家的，玛莎、海伦和杰弗利就一起步行送吉蒂回去。 8点45分，酒足饭饱的小斯卡克尔们终于回来了。同行的除了肯·利托顿，还有他们的表兄、大姑乔治安娜的儿子杰姆·泰利恩，和朱莉的朋友安迪娅·莎克比尔。10分钟后，玛莎等三人也到了。他们在车道处遇见迈克·斯卡克尔，四个人一起钻进了停在那里的林肯轿车里听音乐，海伦和杰弗利坐在后排，玛莎和迈克坐在前面。 9点15分，托尼·斯卡克尔戴着一顶红色的牛仔帽从屋子里出来，他拉开林肯的车门说要取一盒磁带，但他并没有拿了盒带走人，而是挤进前排坐在了玛莎的身边。 按说玛莎和小斯卡克尔们不应该十分熟悉。她上格林尼奇中学，斯卡克尔家的男孩们上的是他们的祖父开办的学校——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但实际上莫克利小姐和托尼、迈克两兄弟早有来往，这是后来她母亲杜丽丝才从她的日记里读到的。尽管莫克利家搬来贝尔赫文已经一年有余，尽管与斯卡克尔家鸡犬之声相闻，尽管财大气粗的老斯卡克尔赞助了莫克利全家的海滩俱乐部会员资格，莫克利夫妇与斯卡克尔家的交情也就仅止于在邻居的派对上客套几句，这或许是由于斯卡克尔家的孩子们任性、放荡、粗野的狼藉名声吧。但不管怎么样，托尼和迈克兄弟俩都对玛莎有意思。而玛莎呢，也和所有爱慕虚荣的姑娘一样，喜欢好多男孩子追她，最好是为了她争风吃醋。 现在，玛莎就坐在了斯卡克尔兄弟俩的中间。托尼开始毫无顾忌地和她调情，他把手放在玛莎的大腿上，玛莎大声说：“把手拿开！”托尼乖乖地挪开手，但仍然继续和玛莎动手动脚地开玩笑。迈克原本以为今天晚上玛莎是属于他的，不曾想托尼横地里插进了一杠子。托尼比他的弟弟高出一头，刚才在海滩俱乐部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和几罐啤酒，回家后又接着喝了一阵，现在已经是头重脚轻、云里雾里了。 快到9点半时，朱莉和安迪娅看完了电视，朱莉准备送安迪娅回家。差不多同时，小罗斯顿、约翰和杰姆·泰利恩也来到林肯车前吆喝大家下车，他们要送杰姆回家。迈克问玛莎要不要一起去泰利恩家，玛莎说太晚了，不去。托尼马上说他也不想去。迈克和其他三人上了林肯，当他们开车离开时，看见托尼和玛莎又开始旁若无人地打情骂俏，还接吻。 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后来说，托尼和玛莎之间的那些过分亲昵的举动让他们感到十分难堪，他们也很快告辞回家。当他们一起穿过斯卡克尔家的后院时，看见托尼和玛莎相互推来挤去，玛莎倒在了游泳池旁边的篱笆后面。这是海伦和杰弗利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朋友玛莎·莫克利。 位于威尔士街8号的莫克利家是一栋英式大宅，整个院子占地三英亩，后花园呈斜坡状下倾。当莫克利夫妇买下这座房子时，由于年代久远，看上去有些陈旧。但和美国许许多多的家庭主妇一样，杜丽丝最大的爱好莫过于化腐朽为神奇，这句话在英语里更直接，叫做“把狗窝变成皇宫”。在“自己动手”房屋装修店的帮助下，完成这样的工程并不是太难，莫克利夫人已经成功地做过不止一次了。 10月0日晚上9点0分左右，杜丽丝正在她二楼的卧室里漆窗户。玛莎的房间就在三楼同样的位置。尽管油漆的使用说明书上要求良好的通风条件，但天气实在太冷，杜丽丝到底还是把窗户都给关上了。没过多久，她听见外面一阵骚乱，还夹杂着一个或两个男孩子的声音。莫克利夫人后来说，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她是不会太在意的，因为总是有小孩子们在她家的园子里穿来走去。但那天晚上的声音实在太大了，透过紧闭的窗户听上去都非常响，而且不是平常的说话声，好像在吼叫，好像还带着几分愤怒。杜丽丝赶快跑到旁边的卫生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窗外漆黑一片，她什么也没看见。 也是在这个时候，好几户人家的狗差不多同时开叫。值此夜深人静之时，犬吠声显得特别尖厉，以至主人们纷纷外出查看。斯卡克尔家的管家南妮·司韦尼也让肯·利托顿出去瞧瞧。肯走到外面，听见一些声音，几分钟后，一切复归平静。有一种说法是，斯卡克尔家的狗麦克斯那天晚上没有叫，而且“出奇的安静”。 10点钟左右，杜丽丝刷完了窗户。她收拾好工具等物，然后冲了个澡，换上睡袍，到一楼一间小屋子里打开电视，等着看11点钟的新闻。如果这段时间外面有什么动静的话，莫克利夫人是听不见的。 直到11点0分，儿子乔恩到家，杜丽丝才意识到玛莎还没有回来。她有些生气，同样的错误怎么可以在一周之内接连犯两次？乔恩赶紧宽慰母亲说他这就去找。乔恩开着车在贝尔赫文的大街小巷里来来回回转悠了半小时，只瞧见一个小醉汉。 杜丽丝躺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睡着了，猛地醒来已是后半夜1点过后。她马上到三楼玛莎的房间，女儿还没有回来。杜丽丝回到一楼图书馆，开始往玛莎的朋友们家里一一打电话。海伦·伊克斯告诉莫克利夫人，她最后看见玛莎是和托尼·斯卡克尔在一起。杜丽丝问海伦要了斯卡克尔家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是朱莉·斯卡克尔接的。朱莉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上楼推开托尼房间的门。托尼灯也没开，躺在床上说，他和玛莎是9点半左右在后门分的手，因为他要回屋做功课。 杜丽丝后来又给斯卡克尔家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朱莉接的，朱莉每次都上楼去问托尼，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有一次杜丽丝坚持一定要托尼亲自听电话，朱莉好不容易才把他从床上拉起来。 “我心里特着急，你能不能告诉我她可能在什么地方？”莫克利夫人在电话里急切地说。 “我确实是不知道。” 朱莉建议莫克利夫人打电话到泰利恩家里去问问。杜丽丝按照朱莉给的号码拨过去，杰姆·泰利恩的母亲乔治安娜说，她好像也没看到杰姆。 凌晨点5分，杜丽丝叫醒了乔恩。小伙子这一次真的不敢马虎了，他不仅开车转遍了贝尔赫文，还去了格林尼奇的不少地方，直到天亮才回来。 根据警方的档案记载，格林尼奇警署是在10月1日凌晨点48分接到莫克利夫人的报警电话，并当即遣巡警丹尼尔·蒙恰去莫克利家，同时派出两辆警车闪烁着紧急灯在贝尔赫文搜寻。 莫克利夫人回答丹尼尔·蒙恰的问话说，玛莎不可能离家出走，她偶尔有过过了半夜才回来，但从来没有整宿不归。丹尼尔和杜丽丝一起搜遍了莫克利家主楼的上上下下，又去了离主楼不远处莫克利家的另一栋小房子，那里也没有玛莎的踪影。丹尼尔·蒙恰回到警署。 早晨6点5分，丹尼尔·蒙恰在下夜班前打电话问莫克利小姐有没有回来，杜丽丝说还没有。杜丽丝又给玛莎的朋友家打了一圈电话，然后在图书馆的窗座上和衣躺下睡了一会儿。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还是没有看见女儿，杜丽丝决定亲自到斯卡克尔家走一趟。这是她第一次拜访这家显贵的邻居。杜丽丝穿过威尔士街来到斯卡克尔家的后门，迈克·斯卡克尔应声开门。杜丽丝后来回忆说，迈克当时看上去苍白而憔悴，仿佛一宿没睡觉。 “我是玛莎的母亲。玛莎一夜没回家，你知道她会在哪儿吗？”莫克利夫人问迈克。 “不知道。” “玛莎还在这里吗？”杜丽丝仍不死心。 “不在。” “她会不会在露营车里？” 杜丽丝知道玛莎喜欢喝啤酒。有一次乔恩开玩笑说，等玛莎过生日的时候不用送她什么礼物，就给她一箱子啤酒好了，她准保特别开心。杜丽丝想女儿会不会喝醉了酒在什么地方睡着了。这时正好花匠弗兰兹·维丁走过来，他说他早起已经收拾过了露营车，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如果莫克利夫人希望的话，他可以再去看一次。 莫克利夫人悻悻而归。 这时，杜丽丝的朋友们听到消息后纷纷来到莫克利家。其中有玛利莲·罗宾逊——戴维·莫克利的同事卢维尔·罗宾逊的妻子，和静·威尔克，她的女儿是玛莎最要好的朋友。玛利莲替杜丽丝打电话到亚特兰大戴维的旅馆房间，留言说：玛莎失踪速归。 中午1点15分，15岁的姑娘西娜·玫盖尔正穿过莫克利家的园子。西娜和玛莎认识，但不是很熟，所以莫克利夫人不曾给玫盖尔家去过电话。尽管玛莎失踪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西娜·玫盖尔却是一丁点儿也不知道。走着走着，西娜觉得玛莎家后院的一棵大松树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枝垂及地面的松枝遮掩着蓝蓝白白的一大团，远远看去仿佛是一张乳白色的泡沫垫子上堆放着一只蓝色的睡袋什么的。西娜走到近前才看出来，那是一个人，一个死人。尽管血迹斑斑，而且沾满了草、树叶和泥土，西娜还是认出了玛莎·莫克利。 西娜吓坏了。她一边哭一边朝玛莎家跑去。 “我看见玛莎……” “在哪儿？” “外面，松树底下。” “她怎么样？” “我——我不敢说。” 杜丽丝一阵晕眩，但她仍然硬撑着站起身来朝外面走。静·威尔克拦住了她：“让我先去看看。” 静拉着西娜的手顺着后院的斜坡往下走。没走多远，西娜停下来，说什么也不再往前去了。静壮着胆子朝着西娜指示的方向来到大松树旁。 玛莎脸朝下，侧身扑卧在铺满落叶的草地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已经干涸的血迹，头发也被血凝成了板结的一片。下身裸露，牛仔裤和内裤被一直拉到脚踝处。静用手轻轻地碰了碰玛莎的后腰，冰凉彻骨。 回到屋里，杜丽丝又问：“她怎么样？”静费了好大的劲才将玛莎情形述说了一遍。杜丽丝颓然坐下，眼泪无声地簌簌而出。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她就这样僵直地一动不动。 几分钟后，两名警员，丹·赫可曼和米勒·琼斯赶到现场。他们确定玛莎·莫克利已经死亡，并决定立即向警署报告。 70年代还没有手机。老练一点的米勒·琼斯不想使用警方的无线电系统，因为他不愿意过早地惊动记者们。但当他在莫克利家打电话的时候，守在现场的丹·赫可曼却启动了步话机。果然，媒体通过扫描器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在警方设置警戒线之前，现场周围已经聚集了无数的记者，而记者们的到达又招来了更多的围观者，其混乱可想而知。 这时，乔恩·莫克利正在学校参加橄榄球队的训练。教练把他从球场上叫下来，告诉他赶快回家。乔恩看出教练的脸色不对，忙问是不是玛莎出事了。教练说，赶快回去吧，到家你就知道了。 乔恩开着车，疯了似的在贝尔赫文不算宽的街道上疾驶。到得家门口，他父亲的同事卢维尔·罗宾逊正站在前院的车道旁等他。卢维尔本来是准备到莫克利家陪伴杜丽丝和他的妻子玛利莲的，因为莫克利夫人已经彻底崩溃，警方于是请卢维尔代表被害人家属正式鉴认死者的身份。现在他等在这里，想亲口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乔恩。乔恩听完卢维尔的话，挥起一拳朝他砸去，卢维尔机警地闪身躲开了，他完全理解小伙子的愤怒与绝望。乔恩让自己冷静片刻，马上向罗宾逊先生道歉，然后又疯了似的冲进屋里。乔恩来到母亲跟前，杜丽丝紧紧地搂住了儿子。现在，她只剩下这一个孩子了。 戴维·莫克利接到玛利莲的电话留言后立刻动身赶往亚特兰大机场。登机前他在候机大厅里打了一个电话回家，从玛利莲口中听到了这一噩耗。 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调查侦破工作也差不多在这同时正式开始。警探们成扇形分布开来，挨户走访莫克利家的邻居们。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本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竟然是，格林尼奇警署不具备处理暴力犯罪的经验和人力物力条件。当时在现场的所有警方人员中没有任何人接触过此类案子。在格林尼奇警署工作达0多年之久的警长思梯文·巴瑞对赶到现场的《纽约时报》记者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在此之前，格林尼奇市发生的最后一起凶杀案是在1949年。于是，警署只得向上级部门求援。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康涅狄格州警署的犯罪现场流动实验室——一辆装备有各式仪器的大型面包车——到达贝尔赫文。 格林尼奇的居民们无不为玛莎·莫克利的惨死所震惊，特别是，这桩案子发生在贝尔赫文岛。人们马上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外界，他们——包括被害者玛莎·莫克利的家人们——谁也不愿意相信凶手会是这个上流社会圈子中的一员，肯定是外面的什么人偷偷摸摸溜进来干的。这种“民意”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本案最初的调查。 警方到达犯罪现场后不久，即在莫克利家园子的草坪上找到了部分凶器——三截折断的高尔夫球棍，包括棍头和两段长度分别为8英寸和11英寸的棍杆。之所以只是“部分凶器”，是因为球棍的手柄和与之相连的一小截棍杆不知去向。而缺掉的这一部分正是警方认为最为关键的，因为手柄上非常可能有作案人留下的指纹和掌印。（未完待续） 第21章 从第二天，11月1日开始，格林尼奇警署调集了大批人员找寻那段高尔夫球棍的手柄。他们用摘樱桃的长杆捅遍了莫克利家园子里所有的树，用金属探测仪扫描周遭的地面。他们抽干了贝尔赫文岛上大大小小的池塘和游泳池，搜遍了所有无人居住的房子、棚子、仓库、堆放杂物的地下室，还有附近的海滩和大西洋海域，真真把贝尔赫文跟篦头发似地篦了一遍，但终究一无所获。 警方综合现场周围各户人家所提供的情况，根据10月0日夜晚那一阵奇怪的争吵声和狗叫声，把凶杀案发生的时间定为是晚9点0分到10点之间。 作案现场分三个部分，以被发现的次序，首先是玛莎尸体的所在地，位于莫克利家住宅西南方向大约00英尺。玛莎脸朝下匍匐在地，身体略微左侧，头朝东，左臂压在身子底下，头发浸透了鲜血，以至警探们最初根本看不出她头发的颜色。当脸被翻过来后，可以看到玛莎的前额、鼻子和下巴有纵向的剐划伤痕，这些血肉模糊的伤口里和衣服的前襟上沾满了泥土、草屑、小石头碴和松针。看来，作案人是将她脸朝下拖到大松树下的。玛莎的裤子被扒到膝盖以下，但身体的这一部分，即腰部和大腿，却比较干净。可以推断，凶手是把玛莎拖到这里以后才褪下了她的裤子。 从大松树往北100英尺左右，莫克利家住宅的西侧，一棵低矮的日本榆树下有两大摊血，直径各为到4英尺。同时在这里还发现了那段11英寸的沾有鲜血的高尔夫球棍杆。 距此处东北方向4英尺，在莫克利家前院环形车道内的草坪中央，警方发现了少量血迹和高尔夫球棍的棍头以及那截8英寸的棍杆。棍头上也有些许血迹。 据警方分析，作案的过程与此刚好相反。环形车道内的草坪很可能是第一现场。作案人在这里将玛莎击昏，然后拖到日本榆树处。警方在这两个作案点之间的车道路面上发现了有人被拖过的痕迹：血迹和被剐下的人体皮肉。根据日本榆树下的两大摊血断定，此处应该是主要的作案点，玛莎在这里遭到了致命的攻击。同时，从两摊血的量来看，玛莎停止呼吸后至少在日本榆树下躺了半小时以上，流光了她身上差不多所有的血。从日本榆树到发现玛莎尸体的大松树之间，草地和落叶上有一条明显的弯弯曲曲、血迹斑斑的拖痕。 后来，在被害人的父亲戴维·莫克利先生的协助下，格林尼奇警方从底特律市警署请来了两名侦探。 0世纪70年代，底特律是全美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方，那里的凶杀案侦探被认为是最富有经验的。再后来，到90年代后期，曾就职于洛杉矶警署的犯罪文学作家马克·弗尔曼也专门研究过此案。据这些行家们的分析，凶犯把玛莎的尸体挪到离莫克利家住宅和街道较远的地方藏起来，说明此人就住在附近，他希望尸体尽可能晚地被发现。第一现场没有多少血迹，表明作案人至少在最开始时并没有想要加害于玛莎。况且该处离街道很近，旁边又有一盏路灯，若是蓄意杀人，决不会挑在这个地方。由此也可以推断，玛莎与作案人很可能互相认识。现场没有因挣扎反抗而留下的打斗痕迹，说明被害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会遭此毒手。此案发生在莫克利家的园子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排除了外人进入贝尔赫文岛作案的可能。凶手知道玛莎会来这里，他极有可能跟踪玛莎，或者甚至和玛莎一起走到这里。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作案人认识玛莎，而且就住在贝尔赫文。 据此假设再往下推，高尔夫球棍就不是一件事先准备好的凶器，而是作案人随手抄起的家伙。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此人以前就经常随身携带此物，所以他手里的高尔夫球棍并没有引起玛莎的警觉。 警方很快查出，这支高尔夫球棍属于六件套的铁质通尼·宾纳，这种老式的品牌当时在市面上已不多见。该球棍缺掉的部分，即手柄和与之相连的棍杆，总长约为0英寸。 凶杀案发生后的第一个下午，10月1日，两名警探，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来到斯卡克尔家，朱莉接待了他们。作为兄妹七人中的老二和家里唯一的女孩，在母亲去世之后，朱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许多母亲的义务和责任。她告诉警察，父亲这个周末外出，为了照管在万灵节期间通常会胡作非为的孩子们，老斯卡克尔临走前安排让新任家庭教师肯·利托顿于昨天搬进来。朱莉还说，头天晚上他们去了海滩俱乐部吃晚餐，直到快9点时才回家。 迈克·斯卡克尔在回答警探们的问题时说，昨天晚上9点左右，被害人玛莎曾经和海伦·伊克斯、杰弗利·拜伦来过这里。他们四个人一起在林肯轿车里听音乐，不久托尼也挤了进来。 那天下午托尼·斯卡克尔不在家。因为迈克在谈话中已经告诉两名警探，托尼是有人看见最后和莫克利小姐在一起的人，所以当盘查完毕斯卡克尔家的上下人等之后，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决定留下来等托尼。托尼直到晚饭前，5点0分左右才回来。根据当时的记录，托尼说他头天晚上9点15分去林肯车里取盒带，看见玛莎等四人，就挤进车里和他们玩了一会儿。约10分钟后，小罗斯顿等过来让大家下车。当林肯车开走时，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也告辞回家。托尼和玛莎又聊了几分钟，然后彼此告辞，因为他要回去做功课，那时大概是9点0分。托尼最后看见玛莎时，她正离开车道朝斯卡克尔家的后院走去。托尼进屋后不久听见有人摁门铃，是安迪娅·莎克比尔。安迪娅说朱莉准备送她回家，让她过来取另一辆车的钥匙。托尼把钥匙交给安迪娅，然后就上楼去了。 归结起来，根据林肯车中的四个人，迈克、小罗斯顿、约翰和杰姆·泰利恩，以及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的证词，再加上托尼自己的话，警方已经可以肯定，托尼·斯卡克尔确实是最后一个看见莫克利小姐活着的人。从这一刻起，托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嫌疑人，他当即被带到格林尼奇警署作正式询问。据警方记录，托尼的陈述与其他几位证人的证词一致。 托尼·斯卡克尔并非当时警方唯一的怀疑对象。嫌疑人的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艾德·汉曼，6岁，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mba研究生。汉曼家住在奥托罗路和威尔士街交叉口的东南角上，这个街口的东北角便是斯卡克尔家的大园子。汉曼家也是莫克利家的近邻。艾德·汉曼被列为嫌疑人是因为有人反映他性情乖张、行为怪异。10月1日下午点，艾德被带到警署询问。同时，警方让他的母亲签署了一份《搜查许可书》并搜查了汉曼家。尽管后来艾德通过了测谎实验，警方也无法证明他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有任何关联，艾德·汉曼还是被列为本案的嫌疑人达数月之久。 凶杀案发生的第二天，11月1日，星期六，法医埃里奥·格罗司博士会同警方、检察官等有关方面对玛莎·莫克利的遗体进行了检查和化验。验尸从中午1点40分到傍晚6点45分，一共进行了6个小时。不出警方所料，玛莎死亡的原因确实为高尔夫球棍所致。 第一处伤痕是从左耳上方到左边太阳穴的一条凹痕，形状与高尔夫球棍的棍杆相吻合。不少人认为， 此伤即是使玛莎昏厥倒地的第一击。但后来发现，此处颅骨并无损伤，所以也有人推断，这是在玛莎断气时，其头部枕于那截11英寸的棍杆上而形成的。 玛莎的后脑右部有四处明显是被高尔夫球棍的棍头猛击而成的伤口，伤口周边大量瘀血，颅骨凹陷。 专家们认为，这才是发生在环形车道草坪中央的第一击。由于瘀血，所以现场没有太多的血迹。 致命之伤是在玛莎的脖颈处。凶犯将已经折断的、没有棍头的高尔夫球棍的棍杆从玛莎脖子的右部戳进去，凶器穿过整个脖颈，再从脖子的左面出来。死者肺部严重充血，说明在遭到这致命的一击后，玛莎还没有马上咽气，她仍在呼吸，她的心脏也仍在跳动，从而将血吸入了肺部。 毒物化验的结果表明，玛莎在被害的那天晚上没有喝酒或吸毒。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在于说明了她在案发时头脑清醒，仍然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 玛莎临死之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如被强x等，那又当如何解释凶手扒下了她的牛仔裤和内裤呢？一种推测是，作案人试图强x她，但不知为什么未能做成，或者是由于某种心理上的障碍，或者是由于外界的干扰，比如有人路过，或听见人声犬吠等等。另一种推测是，作案人试图以这种方式羞辱被害者。若果真如此，则说明凶手与玛莎认识。 推断死亡时间最可靠的方法是通过观察尸体僵硬的程度和皮肤，特别是伤口周边皮肤的颜色，这些化学变化通常发生在死亡后几小时到十几小时之内。可惜在发现尸体后现场没有法医，等到埃里奥·格罗司博士开始验尸时，玛莎·莫克利至少已经死亡0小时以上，要推断出比较准确的死亡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格罗司博士只能得出比较粗略的结论：死亡时间为10月0日晚上9点0分至次日凌晨5点。 若干年后，当本案重新立案调查时，许多人质疑警方最初根据那一阵可疑的争吵声和狗叫声而确定的案发时间，即10月0日晚上9点0分到10点，于是便试图从验尸报告中寻找依据。剩下的唯一线索只有死者的胃容物了。一般来讲，从摄入食物开始至小时内，食物将被消化但仍留在胃里，大约需要4到6小时才能使胃容物排空。格罗司博士的验尸报告中提到，玛莎·莫克利的胃里有大约盎司，合85克，已经消化的半液态食物。据玛莎的母亲莫克利夫人提供的情况，玛莎那天的晚饭是在6点0分左右吃了一个奶酪三明治。玛莎的朋友海伦、杰弗利和吉蒂证实，他们8点左右在邻居家里吃了冰激凌。因此，有专家认为，玛莎的死亡时间应比较精确地推定为当天晚上9点0分到后半夜1点0分。 10月1日下午，当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在斯卡克尔家了解情况时，他们在早餐室的角落里瞥见一堆各形各色的高尔夫球棍，其中有几支也是通尼·宾纳牌，和现场发现的那一支看上去很像是一套。朱莉告诉他们，那是大家平日里走路时用来作手杖的。因为罗斯顿·斯卡克尔不在家，两位警探不便把这些高尔夫球棍带走。第二天，11月1日，待老斯卡克尔在《搜查许可书》上签了字，警方拿走了那几支通尼·宾纳牌高尔夫球棍。斯卡克尔先生说，这套球棍是亡妻安妮的遗物，每支棍杆上靠近手柄的地方都刻有安妮的名字。安妮去世以后，这套球棍交由朱莉保管，但她只是把它们和其他高尔夫球棍堆放在一起。警探们要罗斯顿和朱莉试试看能不能找齐全套一共六支球棍，以排除斯卡克尔家与凶器的联系。 警方在以后的调查中得知，整个贝尔赫文岛上只有斯卡克尔一家拥有通尼·宾纳牌的高尔夫球棍。不仅如此，格林尼奇所有的商店里都没有这种牌子的高尔夫球棍出售。经与厂家联系，证实通尼·宾纳牌已停止生产出品多年。后来联邦调查局冶金实验室的鉴定表明，现场发现的球棍和在斯卡克尔家找到的那五支的确是同一套。 警方还听说，贝尔赫文的人们经常看见罗斯顿·斯卡克尔在傍晚散步时手里拄一根高尔夫球棍。据一位邻居讲：“散步时带一根高尔夫球棍是斯卡克尔家人的风格。” 即使如此，警方也不敢妄下结论。11月日，星期天，警长思梯文·巴瑞在接受《格林尼奇时报》的采访时对记者说：“孩子们在外面玩耍之后，经常把自行车、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棍等扔在门口的草坪上。”所以作案人完全有可能随手捡到了那支凶器。 在本案侦破的最初阶段，警方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外来者、艾德·汉曼和托尼·斯卡克尔身上。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托尼·斯卡克尔成了首要嫌疑人。 1975年11月日，那个黑色长周末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在征得其父罗斯顿·斯卡克尔的同意（因为托尼尚不满18岁），并在斯卡克尔先生的陪同下，托尼被带到位于贝赛尼的凡尔费德地区警署测谎实验室。自案发之后，小伙子一直睡不好觉。他看上去疲惫、紧张、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以至于连续三次实验都未能获得可靠的结果。 11月9日，托尼再次被带到贝赛尼。据说这一次他通过了测谎实验，但警方一直没有公布实验结果，也没有将托尼·斯卡克尔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去除。 事隔多年，记者林·列韦特发现，在格林尼奇警署公开的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文件中没有这一次的测谎记录，而其他所有的一份不少。后来，林·列韦特辗转获得了测谎实验的录音磁带。他听完后的感觉是，整个实验过程显得非常不完整。托尼只回答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如：“你是托尼·斯卡克尔吗？”“你有没有杀害玛莎·莫克利？”，等等，当被问及与作案细节有关的问题时，磁带上没有托尼的回答。 1975年1月11日，案情有了急剧的发展。当警方再次找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了解他们最后看见莫克利小姐的情形时，两位年轻人终于将那些羞于启齿的事和盘托出。托尼·斯卡克尔和玛莎之间那些露骨的调情和挑逗似乎很容易使警方推断出杀人动机：玛莎没有满足托尼进一步的性要求，从未遭到过拒绝的阔少爷一怒之下便杀了玛莎。 1月1日，托尼·斯卡克尔再次被传讯。警方没有披露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托尼被要求剪下几根头发作为样品。 如果托尼·斯卡克尔真是本案的凶犯，他怎么可能通过测谎仪呢？事实上，在这之前，格林尼奇警方只是听贝赛尼的人说托尼通过了实验，并没有向实验室索要当时的记录。现在办案人员再回过头去查阅，他们也产生了与多年后记者林·列韦特同样的疑问。据为托尼做测谎实验的地区警署技术员说，每当被问到与案情细节有关的问题时，托尼都似乎出现了一片记忆真空。在测谎实验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特殊设计的，被测者只需回答“是”与“不是”。测谎技术员说，有时候托尼连简单的“是”与“不是”都回答不出来，人就跟呆傻了似的。 1976年1月16日，罗斯顿·斯卡克尔签署了一份书面许可，允许警方调阅托尼的病历。办案人员在调查中得知，和斯卡克尔家的其他兄弟一样，邻人们反映托尼也有古怪的行为和暴戾的脾气。现在警方想要搞清楚的是，他是否可能在盛怒之下失控杀人，以及对自己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特别是醉酒或吸毒之后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就像有的人在梦游时一样。警方了解到，托尼那天晚上喝了不少酒。 格林尼奇警署把托尼的病案送给耶鲁大学医学院的豪尔博士，请他在不见病人的情况下，单从其病史作出独立的判断。根据病历的记载，托尼在四岁时曾经从一辆正在行驶的车上往下跳，头部着地，头顶颅骨骨裂而引起脑震荡，昏迷达10小时，住院两周。此后托尼变得性情古怪，好动，爱吵闹，动辄发脾气。有一次他一拳把门砸了个大窟窿，还有一次把电话从墙上硬掰了下来。在他失去控制的时候，斯卡克尔家的人得去请一位大个子会拳术的邻居才能把他降服。豪尔博士的结论是，托尼的神经受到了损伤，他极有可能因暴怒失去控制而杀人。但对所谓失忆却只字未提。 1976年春天，托尼·斯卡克尔多次旷课，他甚至没有参加月份为母亲举行的忌日纪念，当时有传说他患了流感。4月，托尼因肠胃出血去看医生，又有传言说此病症乃吸毒或饮酒过量所致。后来他去爱尔兰的姑姑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尽管斯卡克尔家人说这趟旅行是早就安排好了的，但在这风声鹤唳之时，不免又引起人们一番猜测。 说句公道话，在本案的一开始，斯卡克尔家，特别是罗斯顿·斯卡克尔对警方的调查工作还是相当配合的。他允许警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随时搜查他家的住宅，甚至还交给办案人员一套斯卡克尔家族在纽约州温德汉滑雪区别墅的钥匙。 贝尔赫文岛的居民们都知道，斯卡克尔家与当地警署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罗斯顿·斯卡克尔向来出手大方，特别在妻子安妮去世以后，尽管家里雇了不少佣人、保姆和家庭教师，经常外出的斯卡克尔先生还是为儿子们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头疼不已。人们经常看见下了班的警察在斯卡克尔家忙里忙外，接送公子小姐们上下学，在开派对的时候为客人们泊车，以及跑腿、送信、买东西等等。这些杂活儿对收入菲薄的警员们十分重要。在1975年，一个格林尼奇警探的全年工资不过1.5万美元。贝尔赫文的私人保安队基本上是由不当班的警察组成，他们在巡逻的时候会不时地把车停在斯卡克尔家的豪宅前，然后进去喝一杯咖啡，或吃一片三明治。警署的头脑们更是斯卡克尔家的常客。据说由于这层关系，无论小斯卡克尔们闹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当地警方都会为他们“妥善解决”。人们不禁要问，这类事情是否也发生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调查中？ 在警方调阅托尼的病历后不久，斯卡克尔家中断了与警方的合作，同时聘请资深刑事律师蒙尼·马格利在与警方的交涉中代表斯卡克尔家的所有家庭成员和工作人员。蒙尼·马格利要求斯卡克尔家族的任何人不得再与办案人员谈话，但他允许警方向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在斯卡克尔家众多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人引起了警方特别的兴趣，他就是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发生的当天走马上任的家庭教师肯·利托顿。 肯·利托顿毕业于名校威廉斯学院，在校期间他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和挺不错的运动员。在玛莎命案前后，肯就职于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是该校的理科教师和橄榄球队教练。肯·利托顿聪明、硕健，在师生中都有很好的口碑。斯卡克尔家有三个孩子是他的学生，托尼、约翰和大卫。在此之前，肯曾受罗斯顿·斯卡克尔之托临时照管小斯卡克尔们。这次他刚与斯卡克尔家签订了长期的合同。罗斯顿需要的家庭教师不光能帮助孩子们的功课，还得身强力壮，能制服那帮野性十足的小衙内。 因为肯·利托顿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出来，1975年10月0日，肯搬进斯卡克尔家的第一天，斯卡克尔先生让肯暂时住在他自己居住的主卧室里。这间卧室在二楼的东南角，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正对着威尔士街和莫克利家。（未完待续） 第22章 据案发后肯·利托顿对警方的说法，那天晚上8点45分，他率领小斯卡克尔们从海滩俱乐部晚餐归来，即上二楼卧室开启行李，然后看电视。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十几个少男少女，包括莫克利小姐，在斯卡克尔家里。9点0分，管家南妮·司韦尼听到狗叫后让肯·利托顿出去看看，几分钟后他回到屋里。10点左右，朱莉看见肯·利托顿在厨房。10点0分，据肯讲，托尼来到二楼主卧室和他一起看电视节目《现场追截》，10点分节目结束后托尼离去。肯·利托顿说此后他在主卧室里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 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调查的前期，肯·利托顿与警方非常合作，但他始终拒绝指认托尼·斯卡克尔为作案人。多年后他对记者林·列韦特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只是认为不可能是托尼。”1976年4月，根据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校方的要求，肯·利托顿为自己聘请了律师强恩·米尔勃京，以后不久便离开了斯卡克尔家。 自侦破工作开展以来，格林尼奇警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斯卡克尔家的自愿合作，一旦这种合作中断，办案人员们便有些束手无策。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因为斯卡克尔家是名门望族。如果警方面对的是平民百姓，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侦破工作毫无进展。直到1976年秋天，警方自认为有了重大突破。10月18日，肯·利托顿没有通过测谎实验，他说这是因为他被自己“最近的犯罪行为和被捕搞得心神不定”。1975年年底，格林尼奇警署曾去信肯·利托顿的老家马萨诸塞州作背景调查，当时的肯还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自玛莎·莫克利凶杀案以来，这位8岁的前威廉斯学院优秀毕业生、布朗维克私立中学的明星教员日渐堕落。 1976年夏天，他因在南塔矶的三家商店和一条船上抢劫和偷窃价值总共4000美元的物品而被拘捕。南塔矶的几位证人告诉警方，肯终日酗酒，情绪低落，自暴自弃。 由此而成为嫌疑人的肯·利托顿在其后的数年里又多次被捕，并因酗酒和神经错乱而长期住院。另一方面，紧盯着肯不放的办案人员们不管对他的调查多深入，工作多细致，却始终找不到任何足以指控肯·利托顿为凶犯的证据。侦破工作再次停滞，这一次，长达10多年。 同时，由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引起的种种调查、怀疑、流言蜚语以及罗斯顿·斯卡克尔的无能，斯卡克尔家族的工业王朝迅速衰落。198年，大湖矿业公司挂牌出售。两年后，被荷士赫芝公司以1.5亿美元的低廉价格买断。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而创建的大湖矿业，断送在了第二代人的手里。199年，罗斯顿·斯卡克尔以00万美元卖掉了贝尔赫文的豪宅后迁居佛罗里达。 虽然玛莎·莫克利凶杀案被官方悬置起来了，玛莎的家人们却从未放弃过。戴维·莫克利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直与警方通力合作，甚至提供一些他的职权范围内所允许的帮助。在莫克利家从贝尔赫文岛搬到纽约之后，他们仍与格林尼奇警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8年，戴维·莫克利因心脏病去世，莫克利夫人杜丽丝搬到了安那波利，戴维生前曾在那里买下了一栋湖边的别墅。丈夫在世时，杜丽丝从未直接插手过女儿的案子。现在莫克利先生带着遗憾走了，杜丽丝觉得无论是为了女儿还是为了丈夫，她都必须做点什么。 但是她能做什么呢？戴维·莫克利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在商界、政界和司法界都有不少的朋友同仁和广泛的联系，而杜丽丝呢，她只是一位贤妻良母、家庭妇女。不过有一点，她和所有的婆婆妈妈一样，喜欢唠叨。于是，莫克利夫人开始向所有乐意倾听的人讲述玛莎的故事，她不能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被这个世界遗忘。 就玛莎的性格而言，她不像是一个受害者。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受害者一般都是弱者，但玛莎却不是。她人缘极好，天生的领袖人物，不管到哪里都能入乡随俗，无论做什么都得心应手。杜丽丝说：“你不用告诉她，她知道她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玛莎自尊而自信，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也从来不为什么事发愁操心。“玛莎是个很厉害的姑娘，”杜丽丝说。玛莎很有主见，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她，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她。也许正因如此，她被杀害了。如果她软弱一点，随和一点，多少满足一点对方的要求或欲望，玛莎就不至于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然而，那就不是玛莎·莫克利了。玛莎的自尊和倔强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她的年轻漂亮，她的热情和轻佻，使玛莎吸引了不少男孩子，她也喜欢男孩子们追求她。但她懂得保持距离，懂得适可而止，没有人可以对她随心所欲。但也许正是玛莎这些令人永远怀念的性格特征最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林·列韦特是第一个听杜丽丝·莫克利讲玛莎故事的记者。此前，在他为自己的文章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林发现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公众查阅的关于玛莎命案的文件和档案。于是，他和《格林尼奇时报》联手起诉警方，要求公开有关本案调查侦破的原始记录。198年5月，经康涅狄格州信息自由委员会裁决，格林尼奇警署被迫公开了某些材料。尽管不少内容被删除，但对记者和后来参与此案的有关人员而言，仍不失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幸的是，因为没有报纸愿意发表，林·列韦特在198年撰写的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文章被打入冷宫达八年之久。 1991年春，威廉·肯尼迪·史密斯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因强x罪被起诉。威廉的母亲简·肯尼迪是已故肯尼迪总统和已故前联邦参议员罗勃特·肯尼迪的妹妹。此案顿时成了一场媒体的盛事，记者们趋之若鹜，惟恐落于人后。同时，具有异常嗅觉的记者们也敏锐地察觉到，历时16年而未决的玛莎·莫克利命案会不会是另一起肯尼迪家族利用金钱和权势对执法的干扰？当时甚至有谣传说，1975年10月0日，威廉·肯·史密斯也在斯卡克尔家里。尽管这在后来被证明纯属捕风捉影，但客观上却促使官方考虑重新调查玛莎一案。威廉·肯·史密斯最后被无罪开释。 1991年6月1日，林·列韦特的文章终得发表，题为《玛莎命案凶手仍逍遥于格林尼奇》。 1991年8月9日，康涅狄格州及格林尼奇市两级警署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对玛莎·莫克利凶杀案重新立案。在案发当天即赴现场的格林尼奇警署警探长弗兰克·伽尔和州司法特派员杰可·所罗门被指定主持有关工作，康涅狄格州警署刑事实验室负责重新审核检验所有的物证和资料。杜丽丝和乔恩·莫克利母子俩在会议上宣布，他们决定出资将州警署的两万美元悬赏提高到五万美元，并在警署的行政办公室开设免费举报电话热线。 此后，莫克利夫人接受了不计其数的采访，来访者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的记者和一些知名作者。有关的出版物中最为轰动的，是著名犯罪文学作家多米尼克·达恩199年出版的、以此案为蓝本的小说《炼狱季节》及同名电视剧。另一位作者捷瑞·奥本赫摩在其所著有关依莎儿·斯卡克尔·肯尼迪的《另一位肯尼迪夫人》一书中也专有一章记叙玛莎·莫克利凶杀案。 与媒体的热闹相比，警方的工作就逊色多了。199年10月，经过两年多对所有资料，包括警方笔录、现场证据和验尸结果等的研究，州警署刑事实验室向格林尼奇警署提交了一份厚达六英寸的报告。1994年1月1日，该实验室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称，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因证据有限，无法提供任何对案情有突破的发现。 其间，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另一本书《邪恶豪门》的作者梯姆·杜马斯曾采访过康涅狄格州警署刑事实验室。据书中记载，专家们对此案能作出肯定判断的只有两点：一、玛莎的尸体最后被挪到大松树下，说明作案人对环境十分熟悉。二、作案现场一共有三处，意味着作案人的犹豫和无准备，也表明了这不是一起预先策划的凶杀案，作案人自己都未曾料到会是如此结果，同时也说明此人有某种程度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障碍。当梯姆·杜马斯问，凶手是否是一位左撇子，如托尼·斯卡克尔，一位著名的法医学人士不置可否地说，右手的反手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1994年10月，格林尼奇警署承认本案又一次陷入僵局。用杰可·所罗门的话说：“只能寄希望于罪犯的自首了。” 至此，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侦破调查工作已经是三起三落。有关当局认为，最大的障碍仍是斯卡克尔家族的不合作。但媒体却指责警方的无能，致使犯罪现场的原始勘查杂乱无章，以致许多宝贵的证据被严重污染，甚至毁于一旦。 尽管斯卡克尔们拒绝配合警方破案，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在私下里进行调查。当官方宣布对玛莎·莫克利凶杀案重新立案后不久，199年，斯卡克尔家族聘请了总部设在纽约的萨顿私人侦探事务所。该所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参与玛莎命案工作的首席侦探杰姆·马菲曾在联邦调查局供职15年，其余人等也都曾是警界及司法界高手。罗斯顿·斯卡克尔要求萨顿专案组从头开始调查本案，以寻找斯卡克尔家族以外其他人作案的证据。如果作案人确系斯卡克尔家族成员，罗斯顿则希望专案组与律师们配合，为此人提供最为有力可靠的辩护。 由萨顿侦探们的调查结果汇编的资料，即是玛莎·莫克利凶杀案中著名的萨顿文件，亦称萨顿报告。 萨顿专案组的调查历时数年，耗资百万，其结果却似乎于斯卡克尔家族更加不利。侦探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线索矛头直指小斯卡克尔们，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托尼和迈克·斯卡克尔先后分别改变证词，推翻了他们各自不在现场的证据。 托尼原先对警方的说法是，他于1975年10月0日晚上9点0分左右在后门与玛莎·莫克利告别，然后进屋做功课。众所周知，托尼并不是一个刻苦用功的学生，那天他喝了不少酒，还刚与一个漂亮的姑娘调了情，何况天色已晚，第二天又不上课，“做功课”之说听上去就不是那么合情合理。经警方再三追问，托尼说功课的题目是清教徒和亚伯罕·林肯。但据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的任课老师和肯·利托顿讲，学校根本就没有布置过这样的作业。 1994年10月7日，萨顿专案组相约与托尼谈话。此时的托尼·斯卡克尔已经6岁，结婚后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马萨诸塞州。谈话过程中托尼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告诉专案组的侦探们，1975年10月0日晚，他并没有在9点0分离开玛莎·莫克利，他俩在一起又呆了0分钟左右。以下为萨顿报告原文： 他们开始长时间（约0分钟）的接吻和抚摩，包括相互抚弄（ru房、**和**），直到最后**的双方都达到了***。这时（大约晚上9点50分）玛莎和托尼整理好各自的衣服，玛莎对托尼说再见。托尼最后看见玛莎匆匆穿过斯卡克尔家后院的草坪朝自己家里走去。托尼说他没有解开玛莎的胸罩。他将手伸进玛莎的印花高领衫里摩挲她的双乳。他还说他解开了玛莎的裤子，稍微拉下来一点，伸手进去抚弄玛莎的**。他说当玛莎用手揉捏他的**使他达到高潮时，他弄脏了自己的衣（内裤）。他说离开玛莎后他回到屋里，但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冲澡。 托尼还说在此之前，9点0分左右，他和玛莎曾进屋里去过一次。当安迪娅·莎克比尔按门铃时，托尼告诉玛莎等着，他取了钥匙交给安迪娅。 这段话诚然是在警方敲定的作案时间段里将托尼和被害人连在了一起，推翻了他不在现场的证据，但同时也推翻了警方关于作案动机的结论。事实上，玛莎并没有拒绝托尼的性要求，这位阔少爷在获得满足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再杀人。 1995年月6日，萨顿调查人员再次找托尼·斯卡克尔谈话。除了一些细节有出入外，内容基本上与第一次大同小异。在两次谈话中，每当提到有关案情的具体问题时，托尼都回答不知道，或干脆不说话。当年警方办案人员与托尼的谈话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此外，萨顿文件中还有一份由斯卡克尔家的律师汤姆·希里丹交给专案组的资料。这是一份心理检查记录，患者姓名一栏里填写的是“托米·巴特勒”。1976年1月，格林尼奇警署调阅托尼·斯卡克尔的病历后，同年月15日，斯卡克尔家的医生安排托尼以化名托米·巴特勒到一所教会医院作心理会诊。此次会诊除了得出与耶鲁大学医学院豪尔博士基本类似的结论外，主持检查的帕狄克·格拉门博士还让托尼做了完成句子的测试。医生给出句子的前半段，由托尼接上后半段。以下是该测试中的部分句子，有的念起来不是很通顺： “他通常感到性关系——使他很不舒服。” “在他和她zuo爱之后——他把自己灌醉。” “我的ing欲——非常弱。” “我童年时最害怕的是——母亲。” “当她拒绝了他时，他——她一耳光。” “对一个男人而言，打女人——如果她不听话。” 格拉门博士认为，托尼“在与女性相处时特别敏感和易怒”。 真正大爆冷门的，是199年8月4日萨顿专案组与迈克·斯卡克尔的谈话。迈克告诉调查人员，他当年也对警察撒了谎。1975年10月0日晚11点0分左右，当他们哥儿几个从泰利恩家回来后，他并没有上床睡觉。在11点40分到1点0分之间，他又外出转了一圈，并到过作案现场或现场附近。以下摘自萨顿报告： 从家里出来后，他朝威尔士街跑去，经过莫克利家，向右拐进一条车道。顺着车道一直走到尽头，来到那栋房子的一楼窗户前。迈克称他以前曾数次来这里偷看房间里的女人（未提名字）。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女子未穿衣服。这一次，女人穿着睡袍似的衣服躺在沙发上。迈克看了一会儿，又来到莫克利家的房前，爬上一棵树，朝一间他以为是玛莎的房间里张望。他对着窗户叫了几声：“玛莎，玛莎。”但无人答应。迈克说，他后来在树上**直至达到***。从树上下来后，他走到威尔士街一盏路灯旁停下来。迈克说他当时觉得在后来发现玛莎尸体的地方“似乎有人”。他“冲着黑暗”叫了几声，又顺手捡起几块石头之类的东西朝树丛里扔去，但还是觉得很害怕，便一溜烟跑回了家。他从房子的后面转到前面，发现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于是翻墙从二楼自己卧室的窗户爬进去。他觉得他在外面呆了有0到45分钟，到家时大约是后半夜1点0分，然后他就睡觉了。 据专案组的侦探们分析，这段话有几处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是迈克反复陈述他在案发现场附近奔跑、叫喊、扔石头，还专门提到威尔士街上的那盏路灯，似乎不是无意的。很可能他知道有人看见了他，听见了他，或是他自己在现场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要知道，dna鉴定技术是在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重新立案鉴定物证很可能把他牵扯进去。 二是迈克说他爬上的那棵树正好就是玛莎房间窗前的树。玛莎养的两只宠物猫就经常从那棵树上出入。 莫克利家的房子称得上是巨宅，如果迈克不能肯定那到底是不是玛莎的房间，又刚好找对了，这种巧合似乎有点离谱。 三是迈克爬到玛莎的窗前叫她的名字，好像是为了故意给人一种印象：他不知道玛莎不在家，更不知道玛莎已经被害。 最值得怀疑的是，迈克说当他回家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门都上了锁，于是只好翻墙从窗户爬进去。据萨顿侦探们从斯卡克尔家人及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的结果，斯卡克尔家从来不锁门。那迈克为什么不敢堂而皇之地从随便哪扇门走进去呢？他是怕人看见什么吗，譬如溅到身上的血迹？ 如若真是迈克·斯卡克尔杀了玛莎·莫克利，那么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迈克与玛莎同龄，他们之间的交往早于托尼与玛莎的交往。玛莎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兄弟俩都对她有意思，但她更钟情于托尼，对迈克则要“多加小心”。萨顿侦探们在调查中得知，不少人知道迈克和玛莎的关系非同寻常，有些人甚至直言不讳地称玛莎为迈克的“女朋友”或“前女友”。迈克的姨妈苏·列诺兹就对专案组说过：“玛莎·莫克利曾一度是迈克的女朋友。”以下是萨顿专案组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大量的证据证明，迈克与玛莎曾有过男女朋友的关系。也有人证实，托尼和迈克曾经为了玛莎争风吃醋而大动干戈。由此我们推断，当迈克一行人在9点0分开车去泰利恩家以前，托尼与玛莎之间的挑逗和调情使迈克大为不快，甚至大为光火。 而且，迈克那天也喝了不少酒，后来又在泰利恩家里吸了毒。 当萨顿侦探事务所刚从罗斯顿·斯卡克尔手里接过这宗案子时，杰姆·马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以前在联邦调查局的老同事们帮忙分析作案人的性格特征。杰姆·马菲请的是一个叫做“学术分析所”的私家公司，该公司的专家大多曾就职于联邦调查局。以下是专家们的分析结果： 该犯年龄为14至18岁，住家离被害人不远，只需步行便可到达。其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层次与被害人相当，能频繁地与被害人接触。在学校和家里均表现出行为、情绪及心理上的问题或障碍。不能与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经常与他们争斗。作案时受到酒精或毒品的影响。在两性关系上不成熟。 如果说，前面所有的特征都同时适用于托尼与迈克，那最后一条恐怕就非迈克莫属了。 其实，萨顿事务所最早想要勾画的作案人是肯·利托顿，因为斯卡克尔先生花大把钞票请他们来，是为了找出斯卡克尔家族以外的凶手。所以当萨顿侦探们着手此案时，他们将肯·利托顿列为他们的第一嫌疑人。但专家们关于罪犯特征的分析与肯·利托顿相去甚远，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1975年的时候，肯8岁，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和玛莎·莫克利素不相识。 在与萨顿专案组的谈话中，肯·利托顿说：“我唯一能想起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人是托尼。你们可能会对这一点感兴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一时间段里，我为他提供了不在现场的证明。”肯重复了他曾经告诉过警方的那天晚上的所见所闻。有趣的是，他自始至终只强调托尼不在现场的可能，而似乎并不急于为自己提供任何证明。 侦探们问：“你认为谁是作案人？”肯·利托顿答：“无可奉告。” 侦探们又问：“你是否认为作案人是某一位小斯卡克尔？”肯·利托顿再答：“无可奉告。”（未完待续） 第23章 但肯说他并不是特别肯定迈克是否真的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去了泰利恩家，还说他认为案发的时间应该在10点0分以后，甚至推测玛莎可能被从家里叫出来，然后在11点到1点之间被害。 萨顿报告指出，据侦探们的观察，肯·利托顿知道的比他告诉他们的要多。报告中还强调，1975年10月0日晚上，肯·利托顿暂住在罗斯顿·斯卡克尔的主卧室里，从二楼那里的阳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威尔士街和莫克利家的前院。他难道没有看见什么吗？ 萨顿私人侦探事务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专案组的调查人员为他们的委托人保密。所有参与此案的侦探都和罗斯顿·斯卡克尔签订了承诺保密的法律文件。 1996年的一天，小说《炼狱季节》的作者多米尼克·达恩在他杂志社的办公室收到一条电话留言，留言人称：“我有关于莫克利凶杀案的材料。”多米尼克与此人约定在市中心一家餐馆碰头。对方名叫基米·布莱因，1岁，大学刚毕业，临时受雇于萨顿侦探所，帮助整理有关玛莎命案的调查材料。他是萨顿所有能够接触此案的人员中唯一一个没有在保密协议上签名的人。基米·布莱因当时交给了多米尼克·达恩一沓厚厚的《萨顿文件》。不久，风声走漏，年轻人遂向多米尼克索回文件。多米尼克·达恩悄悄地留下一份复印件交给他的秘书，叮嘱她“务必藏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此前，1995年11月6日，时任纽约警署报刊《新闻之日》记者的林·列韦特将萨顿报告中托尼·斯卡克尔翻供一段披露于报端。同年1月4日，迈克·斯卡克尔的翻供也相继见报。没有人清楚林·列韦特的消息源自何处，但据说199年，当萨顿专案组刚开展工作时，曾向林索取某些有关本案的材料。他们之间可能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默契或交易。 这两条消息对格林尼奇警界的震惊是不难想象的，迈克·斯卡克尔当即被列入嫌疑人名单。“不说别的，”弗兰克·伽尔说，“单凭他长期、多次对警方撒谎这一条就足够了。”现在办案人员们知道该做什么了，他们要把迈克·斯卡克尔查个底朝天。 就人们对迈克的了解，他比托尼更可能产生暴力行为，甚至更可能杀人。他之所以一直没被列为嫌疑人，是因为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明。警方从未对迈克使用过测谎仪，但约翰·斯卡克尔通过了测谎实验。约翰告诉警方，案发当晚9点0分左右，迈克、小罗斯顿和他一起开车送杰姆·泰利恩回家，并在泰利恩家里一直呆到11点0分。于是，这一干人等尽数免疫。当然更重要的是，警方一直把作案时间锁定在是夜9点0分至10点。 诚如格林尼奇警探史迪华·卡罗尔所言：“托尼是一个恶少，迈克比他还要坏一百倍。”据说迈克当年经常到格林尼奇一家体育用品商店闲逛，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店主人只好向他老爸告状。遇到这种情况，罗斯顿·斯卡克尔通常只说一句：“把账单寄过来。”除了与托尼相似的问题和麻烦外，迈克还要加上一条：生性残忍。贝尔赫文岛的人们曾经看见他用气枪虐杀小动物，在散步的时候用高尔夫球棍顺手打死猫、狗或松鼠。有一次，一位巡警亲眼目睹迈克用高尔夫球棍一棍劈下一只小松鼠的脑袋。他还收集了整整一袋被他打死的鸟。迈克飙车、酗酒、打架斗殴，邻居们形容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心目中似乎对一切都充满了仇恨，包括他的家人。家里唯一的女孩朱莉对迈克“怕得要死”，而最糟糕的是他和托尼之间的明争暗斗，常常为一点小事就兄弟反目，甚至拳脚相向。 另一方面，迈克·斯卡克尔又是一个慷慨的人。出手大方使他在贝尔赫文岛上结交了不少酒肉朋友。 迈克的兜里总是揣着大把的钞票，经常一高兴就买一副棒球手套或一辆自行车送给朋友，还不时带着朋友们乘坐大湖矿业公司的飞机全国兜风。 迈克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我们姑且称他为“弗莱德”，对《邪恶豪门》的作者梯姆·杜马斯说，迈克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这也许和他从1岁就沾酒、并从此嗜酒成性有关。他可以非常豪爽，又可能非常残忍。同时，迈克又是斯卡克尔家兄妹七人中最聪明的一个，鬼点子层出不穷，馊主意一个接一个。 1975年10月1日，当西娜·玫盖尔发现玛莎的尸体后不久，迈克跑到“弗莱德”家里，异常兴奋地对“弗莱德”的母亲说：“玛莎被人杀了。他们想要把这件事栽到托尼身上。”这很令人感到蹊跷，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把托尼和玛莎之死联系起来。事实上，在玛莎命案发生后，迈克是第一个向警方报告在9点0分看见托尼和玛莎在一起的人，托尼也由此而成为了本案的嫌疑人。 那天下午“弗莱德”不在家，他到学校参加足球队训练去了。等他回家听到玛莎的事情后，便和往常一样朝斯卡克尔家走去。“弗莱德”在门口被一位穿深色西服的陌生人拦住，告诉他现在不能见迈克。后来人们知道，那天下午，大湖矿业的几位律师已经赶到了斯卡克尔家，那位陌生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弗莱德”与迈克的友谊不复存在。这也许是因为，用“弗莱德”自己的话说：“在内心深处，我一直认为是迈克杀了玛莎。” 迈克的可疑之处还远不止这些。斯卡克尔家的花匠弗兰兹·维丁注意到，在玛莎命案之后，迈克的兄弟姐妹们对他特别好，“好像他知道什么事情似的。” 至于托尼，1975年1月11日，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在向警方反映了玛莎和托尼之间的亲昵举动之后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认为是托尼杀了玛莎。”海伦·伊克斯的母亲也曾告诉过莫克利夫人：“我不觉得托尼会杀人，但是迈克，那就难说了。” 1978年月5日，迈克开车去纽约温德汉滑雪区，因交通违章、又拒不按照警察的指示停车而被警车追截，最后撞到路边一个电话亭上。迈克被拘捕的罪名包括无照驾驶、酒后开车和超速行驶等。后经家庭律师汤姆·希里丹出面交涉，并如数缴纳保释金后，迈克免受牢狱之苦，但被送进了缅因州的依兰少年管教中心。多年后，人们在萨顿报告中读到了当时汤姆·希里丹就此事找迈克谈话时写的一段手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迈克毫无痛心或追悔之意。他唯一的回答是：‘下次我决不会再让他们逮着了。’” 依兰少管中心是专为有问题的纨绔子弟们开设的，在1978年，年收费即高达万美元。从那时开始，迈克在这里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治疗和管教中心出出进进，前后长达十余年。但在外人看来，斯卡克尔家的主要目的恐怕还不只是想让迈克的行为变得规范一点。这些所谓中心的严格的保密制度使警方不可能接触迈克，曾有一度，警方甚至不知道迈克身在何处。等到迈克最终结束他的治疗或管教生涯时，他已经0岁出头了。0世纪90年代中期，迈克从一所大学毕业后，娶了一位职业高尔夫球员为妻。他曾在数位肯尼迪的办公室里做过事，还代表美国国家队参加过一次世界级的滑雪比赛。 对迈克·斯卡克尔来讲，萨顿报告才仅仅是他厄运的开头。1996年月16日，据当时收视率颇高的电视专题节目《未解之谜》(unsolvedmysteries）报道，一位自称菲尔·洛伦兹的人打电话给该节目的举报热线，称他于70年代末期和迈克一起在依兰少管中心接受戒酒戒毒治疗达两年，其间迈克曾在一次小组会上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坦承他用高尔夫球棍打死了玛莎·莫克利。迈克说他当时喝醉了，他在醉酒的时候脑子里经常一片空白，对自己之所为毫无意识。据说在那次小组治疗时，依兰中心主任约瑟·瑞希也在场并录了音。 1997年，多米尼克·达恩将两份萨顿报告的复印件分别交给康涅狄格州司法部和作家、前洛杉矶警署侦探马克·弗尔曼。后者在自己独立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8年出版了《格林尼奇凶杀案》一书。书中指迈克·斯卡克尔为玛莎·莫克利命案的真凶，并在其重构的案情中认为，莫克利小姐并未在那天晚上的9点50分离开托尼·斯卡克尔，他们一起在斯卡克尔家里一直呆到11点0分，迈克等人从泰利恩家返回。迈克再次目睹托尼和玛莎之间的亲密，怒火中烧，与托尼吵了起来。玛莎愤然离去，但在回家的途中被盛怒的迈克追杀，当场毙命。其间，肯·利托顿刚好来到主卧室的阳台上，他是近视眼，即使戴着眼镜在黑暗中也很难分辨清楚。借着威尔士街的路灯，他隐约看见有两个人影在莫克利家的草坪上晃动，但他不能肯定到底是谁，或到底在发生着什么。同时，迈克也看见了阳台上的人影。书中认为，迈克对萨顿专案组所言在玛莎窗前的大树上**，实乃凶犯在大松树下扒掉被害人的裤子之后，对着尸体**。此一论点后来在法庭上被公诉方所引用。尽管作者因为在书中过分渲染格林尼奇警方的无能与腐败而遭到当地办案人员的抨击，后来证明，此书有关案情的分析对最后结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年，《邪恶豪门》出版，从书名就不难看出作者梯姆·杜马斯的倾向。书中虽未明确地裁断凶手究竟是谁，但却在另一方面促进了本案的进程。 自斯卡克尔家族中断了与办案人员的合作以来，格林尼奇警方曾多次向其所属的凡尔费德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申请，要求成立大陪审团，强行传唤他们认为与本案有关的证人，但每次皆被检察长唐·布朗以证据不足而驳回。唐·布朗的顾虑是，根据康涅狄格州法律，第一，如果被传唤之证人认为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可能会引火烧身，给自己带来麻烦，并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大陪审团为赢得其合作，须预先赦免其罪。这就意味着，倘若此人果真是凶犯，在他如实作证之后，检察长办公室不得对他进行起诉和判罪。第二，康涅狄格州的大陪审团是所谓一锤子买卖，如果传讯调查的结果仍无足够的证据对任何人提起起诉，则此案便被永远地画上句号，成为死案，今后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重新立案。所以该州的检察官们除非有十分的把握，否则不敢轻易考虑动用大陪审团。自1975年玛莎·莫克利命案以来，唐·布朗在位的0余年里曾屡屡驳回警方及受害人家属要求成立大陪审团的申请，其中有好几次警方自认有足够的理由，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说法。 梯姆·杜马斯在《邪恶豪门》一书中写道，如果斯卡克尔家族真的想利用权力和金钱影响当地警方和司法界，使本案不死不活永远不得开庭，最好的方法就是买通唐·布朗。1998年4月，此书出版后两星期，唐·布朗突然宣布辞职，并称其原因是“杜马斯的书”。事后梯姆·杜马斯说，他书中所言只是反映了记者们的猜测和公众的议论，实际上他个人认为唐·布朗不可能受贿，因为在1991年，正是唐·布朗批准对玛莎·莫克利凶杀案重新立案调查。梯姆·杜马斯还补充道，唐·布朗只是在等待更确凿有力的证据和更成熟有利的时机。 唐·布朗的继任乔纳森·贝尼蒂倒是一点儿也不含糊，新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成立大陪审团，这在康涅狄格州实不多见。在此以前的十年里，全州总共只有过15次申请，半数以上被否决。提出申请的检察长必须向州里一个专门的法官小组呈交所涉证据的概要并通过答辩，使法官们相信大陪审团传讯调查的结果会导致拘捕和起诉。 1998年6月，法官专门小组批准了乔纳森·贝尼蒂的申请。于是，在唐·布朗离任后不到两月，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法官乔治·桑被指定为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单人调查性特别大陪审团法官。在玛莎·莫克利被害之后，康涅狄格州的大陪审团制度在0世纪8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改革，除原先由一名法官和1至14名陪审员组成的常规大陪审团之外，新增加一种只有一名法官主持的、以调查为目的的特别大陪审团，之所以也在“陪审团”前面冠之以“大”(grand)，是因为它具有一般大陪审团的权威，或享有同等的权利，如前面提到的强行传唤证人权、特别赦免权等。因为只由一人组成，这种单人调查性大陪审团在康州司法界被戏称为“独角戏”。法官专门小组同时决定，特别大陪审团的传讯和听证将在凡尔费德地区首府桥港市中心的司法大楼三楼c号庭举行，为期18个月。 1998年初夏，康涅狄格州司法部下达了将被传唤的证人名单。 7月10日，大陪审团开庭听证的第一天共传唤了四名证人，依次为：杜丽丝·莫克利、乔恩·莫克利、首批到达现场的警方人员之一丹·赫可曼和静·威尔克。接下来还有：西娜·玫盖尔、海伦·伊克斯及数位案发当日在现场的警探们。不难看出，大陪审团基本上是按照案情发展的时间顺序传唤证人的：玛莎失踪、发现尸体、警方到场、现场调查…… 整个听证过程中，c号庭大门紧闭。被拒于门外的记者们顶着烈日云集在司法大楼外，不择手段地打听消息，或围追堵截进出的证人。 8月4日，一位头发花白、行动迟缓、憔悴不安，且略带神经质的证人径自步入c号庭，对沿途所有记者的提问充耳不闻。如果不是事先已打探到了当日到庭的证人名单，记者们恐怕很难将眼前这位“老者”——其实此人刚刚50出头——与年前那位英气勃勃、风度翩翩的肯·利托顿联系起来。几分钟后，利托顿先生在数位律师和官员的陪同下从c号庭转入公开庭。检察长乔纳森·贝尼蒂向该庭法官约翰·罗曼解释说，肯·利托顿坚持宪法修正案第五款赋予的权利保持沉默，请求法官下令强迫利托顿先生作证。 约翰·罗曼法官如是下令。 现在，肯·利托顿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对抗法庭命令继续保持沉默，其后果将可能以蔑视法庭罪而被起诉。或者是遵命作证，并依法自动获得“协议豁免”，也就是说，即使最后大陪审团认定肯·利托顿是本案凶犯，他也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陪审团不准备传唤托尼和迈克·斯卡克尔）。此举同时也表明了检察长乔纳森·贝尼蒂相信肯·利托顿是无辜的。 斯卡克尔家族被传唤到庭的有朱莉、约翰和斯棣文，以及他们的大姑乔治安娜·泰利恩家的两位表姐妹。 9月4日，一辆挂缅因州牌照的豪华礼宾车悄悄地停在司法大楼侧门。等那些肩扛摄像机在前门守候多时的记者们发现时，车主早已消失在三楼的c号庭了。此人便是靠依兰少管中心发财起家的大富翁、该中心主任约瑟·瑞希。 很快，瑞希先生怒气冲冲地从c号庭出来，他也被转到一处公开庭。事后，他在司法大楼前门的台阶上告诉记者，鉴于依兰少管中心的性质和为客户保密的职业道德，他将请求法院特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依兰中心所有工作人员及客户、学生患者不被大陪审团传唤。约瑟·瑞希向记者们解释道，由于治疗的需要，中心工作人员总是启发和诱导学生患者将自己的心事统统讲出来，并向他们保证绝无泄密的可能。依兰中心治疗工作的宗旨是：“讲真话将使你重获自由。”如果大陪审团强迫中心有关工作人员或学生作证，这将使依兰少管中心信誉扫地，并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 当记者问及迈克·斯卡克尔坦白他杀害玛莎一事，约瑟·瑞希称他从未听说过此事，并扬言要追查向《未解之谜》打举报电话的人。约瑟·瑞希说，被送到依兰少管中心的都是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有的人管教成功，或治好了，后来当上了大法官、大老板，也有些人是无可救药的。“谁敢肯定这个家伙在给《未解之谜》打电话的时候没有酗酒或吸毒？” 1月10日，经过两个多月漫长的诉讼，法院裁决，依兰少管中心不享受任何特免。所有可能为玛莎·莫克利凶杀一案提供线索者，都必须依法接受大陪审团的传讯。同时，法院方面也将在不影响正常法律秩序的前提下，尽可能为依兰中心保密。 1998年7月下旬，大陪审团开始听证后两周，迈克·斯卡克尔为自己聘请了辩护律师米基·谢尔曼。此时，迈克与家人已迁居佛罗里达，他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当有记者问及迈克对大陪审团的听证有何反应时，米基·谢尔曼说，迈克在这宗凶杀案的阴影里生活了0多年，对一切都已经麻木了。只要案情能够水落石出，对迈克而言就是一种解脱。所以无论将有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坦然接受。 1999年1月10日，在秘密传讯5位证人之后，大陪审团听证结束。 跨过世纪之交，000年1月19日，大陪审团法官乔治·桑向康涅狄格州司法部提交了听证报告。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乔治·桑在报告中称，听证过程中获取了“爆炸性的线索”。不久，检察长乔纳森·贝尼蒂签署逮捕令，迈克·斯卡克尔主动从佛罗里达飞回康涅狄格州伏法。这时他的妻子已经和他离婚，儿子乔治·斯卡克尔刚满周岁。 000年月14日，被告辩护律师米基·谢尔曼呈请少年庭法官摩琳·丹尼斯准许时年9岁的迈克·斯卡克尔在少年庭受审，理由是，玛莎命案发生之际，迈克年仅15岁。对5年前的案子应该按5年前的年龄处理。据司法界有关人士讲，假如迈克·斯卡克尔是玛莎·莫克利命案的真凶，假如他在1975年未成年时就接受审判，最多判刑5年。也即是说，迈克·斯卡克尔在0岁时就会刑满释放重获自由。 001年1月1日，摩琳·丹尼斯法官裁定，玛莎·莫克利凶杀案将由成人庭受理，原因很简单，康涅狄格州没有任何一个少年犯人囚禁处可以关押一位40岁的成年人。被告方不服上诉，于001年11月19日被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驳回。 00年4月日，评议挑选陪审员的工作开始。4月19日，组成了有六男六女共1人的陪审团。所有陪审员不仅是清一色的白人，而且是清一色的白领，其中有警署官员、西班牙语教师、酒店主管、投资顾问、餐馆经理、市场专家、公司法律顾问、一家培训司机的大公司总管，还有一位护士，她的女儿供职于纽约市检察长办公室。 同年5月7日，玛莎·莫克利凶杀案在位于康涅狄格州首府诺维奇的州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日的电视新闻中报道： 历经7年岁月及数千则新闻报道之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嫌疑人、依莎儿·肯尼迪41岁的侄子迈克·斯卡克尔今天终于被推上了审判台。 ………… 当与他的辩护律师步入法庭时，迈克·斯卡克尔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而公诉方的检察长乔纳森·贝尼蒂则自信地告诉记者，他对打赢这场官司非常有把握。 ………… 60多家媒体派出了记者，他们在法庭大楼的后面搭起帐篷安营扎寨，给这出悲剧的一幕平添了几分热闹的氛围。 ………… 尽管被告律师米基·谢尔曼称斯卡克尔家族从未利用他们与肯尼迪家族的关系对此案施加过任何影响，但迈克的表妹科特妮·肯尼迪将会作为被告方证人出庭。 人们猜测那位肯尼迪夫人是否也会在审理期间到庭旁听以加重被告方的筹码。可以肯定的是，另一位女士，为使今天的到来而不懈奋斗7年的受害人的母亲杜丽丝·莫克利博得了法庭内外众多的尊敬与同情。 …………（未完待续） 第24章 另一位与肯尼迪家族有关联的证人是麦可·肯尼迪家的小保姆。1996年，迈克·斯卡克尔与麦可·肯尼迪同时在其叔父泰德·肯尼迪的参议员竞选办公室工作，麦可·肯尼迪与当时不到0岁的小保姆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使女方家长深为焦虑。迈克帮助他们公开并了断了这段关系。1997年新年除夕，麦可·肯尼迪在科罗拉多州死于滑雪事故。有消息说，迈克·斯卡克尔曾向小保姆谈起过玛莎命案。 被告方的证人名单上有0多个名字，公诉方的名单则列了40多人，包括开庭第一天的头两名证人杜丽丝·莫克利和西娜·玫盖尔。其他证人有肯·利托顿、托尼·斯卡克尔、罗斯顿·斯卡克尔等等。 据各媒体综合报道，在法庭辩论中，公诉方认为迈克·斯卡克尔爱上了玛莎·莫克利，但因为玛莎更钟情于其兄托尼而萌生杀人念头。 本案没有任何目击者，且缺乏足够的法医学证据，如头发、皮肤、dna等将被告与作案人联在一起，其余物证也为数有限，唯一确凿的只是那支属于被告已故母亲的高尔夫球棍。所以，就公诉方而言，整个案子差不多完全基于那些自称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迈克·斯卡克尔自白的证人，其中大部分是迈克在依兰少管中心的同学，也有人在玛莎·莫克利的尸体被发现后听见他讲过某些令人生疑的话。一位名叫格里高利·科尔曼的依兰学生在本案开庭之前死于海洛因过量，但法庭允许公诉方宣读他在接受大陪审团的传讯时所提供的证词，其中提到迈克·斯卡克尔曾不止一次亲口告诉格里高利·科尔曼：“我杀了人但没人敢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员。” 另一位证人是当年斯卡克尔家的司机洛伦兹·热卡罗利。他说在玛莎命案后不久，有一天，迈克与他的父亲在家里大吵大闹，事后斯卡克尔先生派洛伦兹·热卡罗利送迈克去纽约看心理医生。路上迈克掏出一把刀扬言要杀洛伦兹，洛伦兹无奈，只好对迈克好言相抚。“之后迈克对我说，他闯了大祸，必须得离开美国。他说他走投无路，只有自杀。”迈克让洛伦兹·热卡罗利在特里波罗大桥停车。迈克从车里跳出去，开始翻爬特里波罗大桥的栏杆，威胁说他要跳河自杀。 此外，公诉方还传唤了作家理查德·霍夫曼。此人曾打算撰写一本关于斯卡克尔家族的书，并于1997年采访了迈克·斯卡克尔。在法庭播放的采访录音中，迈克向理查德·霍夫曼讲述了1975年10月0日晚上他的所作所为，内容和199年8月4日他同萨顿专案组的谈话差不多。然后说，当第二天他听到玛莎的母亲莫克利夫人说玛莎失踪时，“我当时心里想：‘哦，我的上帝！昨天晚上他们看见我了吗？’” 有一位证人说，多年以后，迈克·斯卡克尔曾提到，他记得那天晚上看见他的哥哥托尼在玛莎家的后院。另一些证人向陪审团讲述了托尼和迈克·斯卡克尔兄弟俩之间的不和。公诉方还在法庭上出示了玛莎被害时穿的一只鞋，上面写着“托尼”。 被告方律师的辩护要点首先是，在警方推断的作案时间，9点0分到10点之间，迈克·斯卡克尔正和几位兄弟一起远在8英里之外的泰利恩家里吸毒、看电视，这一点有若干证人可以作证。 其次，某些证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譬如格里高利·科尔曼严重吸毒，他的思维甚至神经都不可能健全。被告方的证人中也有一些依兰少管中心的学生，他们告诉法庭，依兰的工作人员经常对学生进行辱骂、体罚，甚至殴打，以强迫他们讲出校方希望听到的话。 至于作家理查德·霍夫曼提供的采访录音磁带，米基·谢尔曼说，那正好证明了迈克·斯卡克尔的无辜。 值得注意的是，公诉方和被告方最大的争议在于作案时间，或被害者玛莎·莫克利的死亡时间。被告辩护律师米基·谢尔曼指出，除了邻人们向办案人员反映的9点0分到10点之间那一阵奇怪的争吵声和狗叫声外，为确定玛莎的死亡时间，格林尼奇警方曾请教法医学专家麦克·巴顿博士。巴顿博士的结论原文是：“根据死者的胃容物判断，我们认为，死亡时间当在9点0分至10点。”而公诉方则根据验尸法医埃里奥·格罗司博士的报告，把作案时间延长为9点0分到后半夜1点0分，以加强11点0分以后迈克·斯卡克尔作案的可能性。而且，公诉人乔纳森·贝尼蒂指出，托尼·斯卡克尔在1994年10月7日向萨顿专案组翻供后的证词证明，至少在9点50分还有人看见玛莎·莫克利活着。 约翰·斯卡克尔曾在1975年通过的测谎实验中称，迈克和他们一起去了泰利恩家，并在那里一直玩到11点0分。但法庭不允许被告方出示这一次的实验记录和录音带，因为约翰·斯卡克尔在大陪审团作证时说他记不清楚当时一起去泰利恩家的都有谁。 给迈克这一“不在现场的证明”打上另一个问号的，是1975年10月0日晚上也在斯卡克尔家的朱莉的朋友安迪娅·莎克比尔。她为公诉方出庭作证说迈克并没有去泰利恩家。 00年6月7日，庭审结束。以下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日的报道节选： 经过4天的审议，陪审团今天作出裁决，迈克·斯卡克尔被指控之谋杀玛莎·莫克利罪行成立。这位肯尼迪的表亲将可能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至终身监禁。 ………… 这一案件向公众展示了一个特权的世界。人们仍然怀疑，是否因为斯卡克尔家族与白宫的联系使迈克·斯卡克尔得以逍遥法外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 当听到裁决时，迈克·斯卡克尔马上坐直了身子，他的律师伸手搂住他的肩膀。迈克看看陪审团，再看看旁听席，满脸掩不住的疑惑和惊异，泪水呼之欲出。 与此同时，法庭内唏嘘之声骤起，旁听席上莫克利和斯卡克尔两家的成员发出沉重的叹息，法官不得不下令“肃静！” ………… 两名法警为迈克·斯卡克尔戴上手铐脚镣，然后将他带出法庭。 玛莎的母亲杜丽丝和哥哥乔恩眼含热泪，与检察长乔纳森·贝尼蒂拥抱互贺。“终于盼到了，”乔恩说，“一个苦涩的胜利。” 00年7月19日，迈克·斯卡克尔被判处有期徒刑0年。 至此，这桩跨越了两个世纪的案子总算有了个说法。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落石出、真相***？至少斯卡克尔家人不这么认为。7年来，斯卡克尔家也为这桩凶杀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长年聘请代表家族的律师汤姆·希里丹和代表托尼·斯卡克尔的律师曼尼·马格利斯，最多的时候共有10名律师在替他们为此案工作，加上萨顿私人侦探事务所的专案组。巨额的法律费用，以及盘绕在他们头上经久不散的重重疑云和流言蜚语，使斯卡克尔家族不得不变卖掉祖宗的产业——大湖矿业公司和贝尔赫文豪宅。同时在精神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压迫得屏声敛气，保持低调，夹着尾巴做人。当迈克·斯卡克尔的判决下达以后，在震惊和愤怒之余，斯卡克尔的家人们也有了一种再无后顾之忧（havenothingtolose）的解脱和踏实。正如斯棣文·斯卡克尔所说：“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我们已经忍了将近0年。”于是，几位小斯卡克尔们或走上电视，或接受记者采访，以图把这许多年来一直藏在心底的憋屈向公众一吐为快。而这一次，领头的是七兄妹中最小的弟弟斯棣文·斯卡克尔，在玛莎命案发生时，他才9岁。 小斯卡克尔们并非孤军作战，他们的表兄、罗勃特和依莎儿·肯尼迪之子小罗勃特·肯尼迪也站了出来。这位肯尼迪家的长子以前曾做过检察长，现为佩斯大学法学教授。尽管两家的孩子们在儿时并不算十分亲密，但小罗勃特于198年曾和迈克·斯卡克尔同在一起接受戒酒戒毒治疗，从此便开始相互走动。 经过数月的研究取证，肯尼迪教授于00年在法学杂志《亚特兰大月刊》月号上发表了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调查文章。文中强调了迈克·斯卡克尔不在现场的证据，指出他的翻供只是由于当年15岁的少年羞于承认**，并非为了掩饰犯罪。文章同时抨击两位作者，多米尼克·达恩和马克·弗尔曼对公众的误导，致使迈克·斯卡克尔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 小罗勃特·肯尼迪写道，事实上，公诉方用于为迈克定罪的只是两名依兰学生的证词。格里高利·科尔曼在大陪审团作证时说，他曾听见迈克的自白前后共有五六次，后来在本案预审时，又改口说是一两次。被告律师米基·谢尔曼质问他为什么改变证词，格里高利·科尔曼说，为了克服紧张和焦躁，他在去大陪审团作证之前吸了5包海洛因。至于另一位叫做强恩·赫根斯的证人，那是依兰少管中心出了名的小恶霸，当年经常欺负迈克。 小罗勃特·肯尼迪在文章中说，公诉方和被告方的法庭辩论一直是势均力敌，不分胜负的。但检察长乔纳森·贝尼蒂在总结性发言中却使出了一招杀手锏，他对理查德·霍夫曼的采访录音断章取义，偷梁换柱，以混淆陪审员们的视听。乔纳森从录音中截取了迈克的两段话： 醒来后我见到莫克利夫人，她说：“迈克你有没有看见过玛莎？”我当时心里想：“哦，我的上帝！昨天晚上他们看见我了吗？” 首先，这两段话在原始录音带中并不是这样连接的，中间还有别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从录音磁带的上下文听，迈克实际上是在谈他**一事。乔纳森·贝尼蒂不仅将录音带重新剪接后在法庭上播放，而且把用这种方式拼凑起来的这段话用很大的字体印在一大块纸板上，旁边再配以玛莎尸体的大幅彩色现场照片，在法庭上向陪审团展示，让人们错误地感觉迈克是在承认他杀害了玛莎。 关于这一点，后来有记者在采访乔纳森·贝尼蒂时对他说：“假如我像你这样做，我就会被开除。”肯尼迪教授评论道：“有些老谋深算的公诉人就是这样把无辜者送进监狱的。” 小罗勃特坦承，他的研究结果“既不能肯定迈克·斯卡克尔是作案人，也不能肯定他不是作案人。” 那么究竟有谁可能是作案人呢？肯尼迪教授仍然将他的目标锁定在肯·利托顿。他说，玛莎·莫克利凶杀案刚好发生在肯·利托顿上任的第一天，这一点恐怕很难仅用巧合来解释。 对于肯·利托顿，最关键的是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但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人们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实际上是由肯自己提供的，而且手法非常巧妙，他是通过证明托尼·斯卡克尔不在现场来为自己建立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明”。实际上，托尼最早对警方说的是他在9点0分左右回屋做功课，只字未提10点0分在二楼主卧室里和肯一起看电视节目《现场追截》。后来人们因为发现托尼对警方说了谎，便没有人再去追究他和肯·利托顿在这一点上的非常微妙的不一致。事实上，肯·利托顿的证词不仅有不少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在许多细节上也和其他一些证人的证词不相吻合，其结果有可能证明，在案发当晚的某段时间，肯·利托顿根本就不在斯卡克尔家的宅子里。 此外，和所有斯卡克尔家族成员一样，小罗勃特·肯尼迪对被告辩护律师米基·谢尔曼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不满，认为他即使不算玩忽职守，至少也是麻痹轻敌。米基·谢尔曼不曾对公诉方及其证人的某些明显的漏洞和破绽提出疑问，甚至没有有力地质询依兰学生强恩·赫根斯的可信度。当到庭旁听的小斯卡克尔们向他指出时，米基满不在乎地说：“别着急，我们走着瞧。”直到在总结性发言的那一天，当他看见公诉方抬出了那块印有被掐头去尾的迈克自白和玛莎尸体照片的大纸板，并当庭播放经过重新剪辑的录音磁带时，才发现被对手占了上风，但是要反击已经为时太晚。 小罗勃特·肯尼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迈克的儿子乔治，“我不能眼看着他在一个人人都指责他的父亲是杀人犯的环境里长大。何况他父亲根本就是无辜的。” 小罗勃特·肯尼迪的此番出场，令斯卡克尔们更多地感到一种啼笑皆非甚至讽刺。正是因为他们与肯尼迪家族的关系，使媒体与公众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兴趣。而迈克·斯卡克尔，依照小斯卡克尔们的看法，则成了这种兴趣的牺牲品。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翻阅那些有关本案的报刊文章，如本文前面所引用的两段，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托尼或迈克·斯卡克尔的名字前面冠以“肯尼迪的表兄”，或“依莎儿·肯尼迪的侄子”，或“肯尼迪家族的亲戚”等等。 迈克·斯卡克尔目前被关押在康涅狄格州新城的珈纳监狱。自他入狱以来，无论是刮风下雨，或酷暑严寒，斯棣文·斯卡克尔都会在每个星期六往返60英里，从他在康涅狄格州契西尔的家开车去新城探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们没有忘了他，我们还在为他奔忙。”斯棣文说。 小斯卡克尔们已经为迈克聘请了新的律师准备上诉。斯棣文·斯卡克尔对记者说：“迈克绝对不可能是凶犯。我将为迈克的自由和家族的清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让我们拭目以待。 根据笔者的写作手记，本文以上部分完成于00年7月上旬。 7月下旬，洛杉矶湖人队著名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可能涉嫌强x的丑闻披露报端。 00年9月1日，美国广播公司早间新闻报道，有关方面在科比·布莱恩特一案的调查中得知，科比的堂兄汤尼·布莱恩特掌握有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重要线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来源则称，小罗勃特·肯尼迪教授在《亚特兰大月刊》上的文章发表之后，收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寄自迈克·斯卡克尔的中学同学克劳弗·密尔斯，说他们的另一位同学“汤尼知道谁杀了玛莎”。“汤尼”指的就是汤尼·布莱恩特。 在70年代中期，汤尼·布莱恩特是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为数不多的几个黑人学生之一，他当时有两个住在纽约布郎克斯的好朋友，一位黑人，一位白人。汤尼·布莱恩特曾多次带着这两位朋友到贝尔赫文游逛，其中一人迷上了莫克利小姐。在玛莎被害的那天晚上，三个年轻人又一起去了贝尔赫文，他们在斯卡克尔家的草坪上捡到了一支高尔夫球棍。汤尼·布莱恩特听见他的两位朋友说，他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计划，要用“穴居人方式”袭击一位姑娘。 汤尼·布莱恩特明白他们说的姑娘是指玛莎·莫克利。“穴居人”本是远古石器时代居住在洞穴里的猿人。所谓“穴居人方式”，汤尼对肯尼迪教授解释说，就是“当头一棒，再拖进灌木丛里”。汤尼不想招惹什么麻烦，便独自一人先回家了。 两天后，当汤尼·布莱恩特从报纸上读到玛莎·莫克利被害的消息时，他马上想：他们果真做了。 那么这两位朋友事后说过什么吗？汤尼·布莱恩特说，他们曾经拐弯抹角地吹嘘过一两次，但从来没有明确地承认杀了人。 那为什么汤尼·布莱恩特直到现在才公布这则保守了近0年的秘密呢？汤尼告诉小罗勃特·肯尼迪，先是他的母亲不让讲。布莱恩特家是居住在格林尼奇的少数黑人家庭之一，汤尼的父母一向小心谨慎。后来汤尼自己有了犯罪记录，就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其实，汤尼·布莱恩特并不是第一次公开这个秘密。就在00年春，玛莎·莫克利凶杀案正式开庭审理之前，克劳弗·密尔斯曾分别向公诉方的检察长乔纳森·贝尼蒂和被告辩护律师米基·谢尔曼反映了这些情况。但由于各种各样的以及各自的原因，双方都没有理会克劳弗·密尔斯和汤尼·布莱恩特，乔纳森·贝尼蒂甚至要他们“滚蛋”！ 小罗勃特·肯尼迪后来又专程走访了那两个布郎克斯的“朋友”，从他们的口中证实了汤尼·布莱恩特提供的一些细节，如他们在0年前曾是朋友，曾多次去过贝尔赫文岛，等等。但小罗勃特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有关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敏感话题，以免打草惊蛇。 9月1日的消息公布之后，马上有记者找到那“两个朋友”，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是否像汤尼·布莱恩特所说的那样，用“穴居人方式”杀害了玛莎·莫克利。记者们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这当然也在意料之中。 小罗勃特·肯尼迪再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有人已事先内定斯卡克尔家的人应该进监狱，于是便故意忽略指向其他方面的证据。”小罗勃特证实，斯卡克尔家族新近聘请的女律师荷普·赛莉已经为汤尼·布莱恩特拍了90分钟的录像，并亲自走访了他的两位布郎克斯“朋友”。荷普·赛莉目前正在着手做两件事，一是争取重新审理迈克·斯卡克尔的案子，二是继续调查汤尼·布莱恩特提供的线索。 当被问及本案的前景时，肯尼迪教授说：“一切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 然而，莫克利家对这一轰动的新闻却不以为然。已年逾古稀的杜丽丝平静地对记者说：“斯卡克尔家族并不是第一次为自己寻找替罪羊。” ………… 于是，笔者根据案情的新进展写下了这段新的文字，但对此前已经完成的部分只字未改。因为就目前的情形而言，除了真正的凶手和迈克·斯卡克尔，没有人能够回答以下的问题：斯卡克尔家族到底是倚仗着权势和财富的庇护而逃避法律制裁达7年之久，还是因为其权势和财富而招来无端的是非甚至祸端？就像美国人中流传的一句反映“仇富心理”的俗话所说：“人们都希望看到大户塌台。这是人类的天性（peopleliketoseehighandmightyfall.that‘shuma ature)。”还是那句话：让我们拭目以待。（未完待续） 第25章 05威士维尔的魔堡 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玉昆路是一条死胡同，但它的尽头并没有通常的那种一人多高的脏兮兮的砖墙。 玉昆路两旁的人行道绿树成阴，掩映着一栋栋维多利亚式的公寓楼。达勃斯家就住在这里一栋二层公寓楼的二楼。 1984年7月4日，下午快6点，摄影师哈维·达勃斯在车道上泊了车，顺着室外的楼梯上到自家门口。 哈维的专长是儿童摄影，经常被聘请到客户家中或餐馆公园为孩子们的生日聚会拍照录像。前不久，他在《旧金山记事》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出售一台混波8号录像带复制机和一台索尼放像机。这天回到家里，哈维和往常一样拥抱了妻子黛波拉和不满周岁的儿子希恩。 黛波拉说：“有人来电话想看看那两台机子。” “太好了！” “那人说6点左右到。” 哈维·达勃斯从过道的壁橱里搬出两台机器，放在客厅沙发前的咖啡几上。他用黛波拉修指甲的刷子细心地刷净机器上的槽缝，又在混波8号复制机的背面贴上一枚橘红色的五角星标记。这时候，门铃响了。 “亲爱的，我去开门。”哈维对闻声从厨房出来的妻子说…… 第二天下午两点过后，旧金山警署儿童处的警官汤姆·埃森曼午饭后开车回办公室，在停车场被失踪处的女警官艾琳·布鲁恩截住。 “我手里有一个案子，我想你会感兴趣的。”艾琳说。 “我凭什么要对你的案子感兴趣？” “因为涉及到一个婴儿。” 埃森曼警官不再开玩笑了，他自觉地钻进艾琳的警车。 艾琳告诉汤姆，今天上午，一位自称卡琳·塔可的女人报告，说她的好朋友黛波拉·达勃斯全家一夜之间去向不明。卡琳最后一次和黛波拉通电话是在昨天下午5点多钟，当时黛波拉正忙着做晚饭，两位好朋友讲定晚上再接着聊。但后来卡琳打过去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今天早晨，卡琳又打电话给黛波拉楼下的邻居芭芭拉，请她帮忙到二楼看看。芭芭拉回来说，她按了铃，达勃斯家里没有人，但钥匙还挂在门锁上。 两位警官到达玉昆路的维多利亚公寓时，那把钥匙还原封不动地插在锁眼里，因为没有搜查令，他们不便擅自入内。 芭芭拉想起昨天傍晚6时许，她听见一些奇怪的响动。当她从窗户往外张望时，看到一高一矮两名壮汉正在从楼上搬下一只硕大的行李袋。住在街对面的另一位邻居凯瑟琳也在同一时间看见两个男人搬着什么东西下楼，“而且昨天晚上达勃斯家一宿都没开灯，几扇窗户黑洞洞的，我心里就一直在纳闷，他们家平日里可不是这样。说起他们家的小希恩，真是个招人疼的孩子……”凯瑟琳絮絮叨叨地说。 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一边等待法官签发搜查令，一边继续走访达勃斯夫妇的熟人朋友。 哈维·达勃斯的老板斯丹·派卓夫告诉他们：“昨天晚上有人打来电话替哈维请假，说他带着全家去华盛顿州了。我心里好生奇怪。” “为什么？” “从没听哈维说起过他们家在北边有亲戚，而且马上就该发工资了，”斯丹·派卓夫扬了扬手中的支票，“今天。” 第三天，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手持搜查令再次来到玉昆路。达勃斯的家里看不出任何异常，既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他们找到了卡琳和芭芭拉提到的那份登有哈维·达勃斯的广告的报纸，但两台机器全无踪影，只有一张出售录像带复制机和放像机的发票，上面贴着一枚橘红色的五角星标记…… 1984年11月日，晚上7点半。保罗·卡司能的女友正在费尔伯特街的住所做晚饭。 保罗一进门便扬着手中的报纸对女友说：“终于有人看中了‘本田’。” 保罗年近四十，灰白头发，身材瘦削而精悍，脸上永远是友好的微笑，这大概与他在车行做销售经纪人的职业有关吧。两星期前，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出售他的1980年型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轿车。 “太棒了，亲爱的！”女友说。 “跟买主约好现在见面。” “这里？” “不，外面。” 保罗·卡司能让女友等他回来一起吃晚饭，但保罗没有回来。 第二天，艾琳·布鲁恩的案头上又多了一份卷宗。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夏之交。1985年的6月日是一个星期天。在旧金山城南的一家ace五金木材店里，60岁的店员约恩·凯尔斯正从安装在店堂角落的凸面反光镜中观察一位顾客。最初引起约恩注意的，是这位亚洲客人身着一件不合时宜的派克风雪大衣，而且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不一会儿，此人果然趁着四周无人，把一只不算小的木工台钳塞进大衣里，然后大踏步地朝门口走去。 约恩·凯尔斯马上让一位正在上货的小伙子打电话报警，自己紧跟着追了出去。亚洲人把台钳扔进一辆本田车的后厢，砰然扣上后厢盖，抬起头来，目光越过车顶，和约恩对视了足有5秒钟，然后转身扬长而去。 这时候，从店里出来一位留小胡子的大汉，问约恩·凯尔斯怎么回事。 “小偷，亚洲人。” “他是我的同事。他拿走什么了？” 钥匙还挂在那辆车的后厢盖上。约恩打开盖子，指了指那只台钳。 “我替他付款。”大个子赶紧说。 “城南ace店发现小偷，亚洲人，穿派克大衣。”听到警方无线电播出的讯息，巡警丹尼尔·崴特开车直奔肇事地点。穿有ace标志工作围裙的约恩·凯尔斯对丹尼尔招手示意，让他把警车停在一辆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轿车旁边。 那汉子迎上前来，递过一张75美元的付款发票：“真不该劳您驾白跑一趟。您看，我已经替我的朋友付过账了。” 约恩·凯尔斯指给巡警看车后厢里的台钳。丹尼尔注意到后厢里还有两只软质绒布的小包，其中一只显现出手枪的轮廓。丹尼尔通过步话机向总部报出了本田车的牌照，88wfq。他转向那汉子：“这车是谁的？” “隆尼·邦德的。” “他人呢？” 丹尼尔后来说，他问这句话的时候，还以为隆尼·邦德就是那个小偷。谁知那汉子回答：“到北边去了。” 很快，步话机里传来总部的答复：“该牌照注册的是一辆‘别克’，不是‘本田’。‘别克’的车主叫隆尼·邦德。” 一旁的汉子有些着急了：“我只不过是想帮朋友一个忙。台钳已经付了账，您干吗没完没了呵。” “私自偷换牌照违法，你知道吗？”丹尼尔·崴特又问，“那布袋里是什么？” “饶了我吧，这不是我的车。” “你不介意我看看？” “这不是我的车。”汉子又重复一遍。 布袋内是一只灰绿色枪匣，匣子里装了一把点二二卢杰手枪。丹尼尔·崴特用步话机报出了手枪的编号：1-709。和手枪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根长约6英寸的金属套管，套管的一端露出一截线头。那是一只自制消声器。 丹尼尔又问那汉子：“你使用武器吗？” “是的。” “能否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件？” 汉子掏出一张加利福尼亚驾驶执照，上面的姓名是罗宾·斯达立，从出生年月日推算，年龄应该6岁。巡警再次打量眼前的汉子，心想，他看上去至少40岁。 总部回复：点二二卢杰手枪的注册枪主为罗宾·斯达立。 丹尼尔·崴特把小胡子大汉推抵到本田普利路德侧面：“双手放到车顶上。你被捕了。” “为什么？” “持有经非法改装的武器。”即那只自制消声器。 汉子被戴上手铐推进警车的后座。丹尼尔·崴特按照总部的指示，根据约恩·凯尔斯等提供的情况补充了对亚洲顾客的通缉内容：“成年亚裔男子，中等身材，约5岁，最后被看见时身着派克大衣。” 那汉子被直接带进城南分署的审讯室。丹尼尔·崴特让他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掏空：钱包、几把钥匙和一张金冠旅行社的收据，上面的名字是乔斯·甘纳。 警署机械师在审讯室门口对丹尼尔招招手：“本田车已经拖回来了，就停在楼后。引擎上的出厂编号是snf0947。” “车主姓名？隆尼·邦德？罗宾·斯达立？还是乔斯·甘纳？” “都不是。”机械师照着手中的纸条机械地念道，“保罗·卡司能，旧金山市费尔伯特街1918号，自去年11月失踪。”机械师补充道，“前台中士正在与总署失踪处联系。” “都听见了吗？车主失踪。”丹尼尔·崴特逼视着那汉子，“你真的是罗宾·斯达立吗？” 汉子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笔、一张纸和一杯水？” “你打算交代？” “给我妻子写张条。” 他在纸条上写下：“亲爱的，对不起。我爱你。我原谅你。也请你原谅我。”然后叠好装进衣袋里。 丹尼尔说：“我可以替你捎给她。” 汉子没有接话茬儿，他长叹一声，道：“谁曾想一只台钳竟使我身败名裂！” “你说什么？” 汉子继续说：“我的同伙叫查理·其达·伍。其达的发音是，切——伊——其，得——啊——达。伍的发音是，嗯。” “嗯”是香港人发“伍”的音。 丹尼尔·崴特赶紧在本子上做记录。 汉子又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吗？我是一名被通缉的逃犯，叫莱钠德·勒克。”言语之间，丹尼尔瞥见莱钠德一只手从衬衫的衣领抠出什么东西塞进嘴里，另一只手端起了水杯。丹尼尔绕过桌子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莱钠德已经将一杯水一饮而尽，嗫嚅着又重复一遍：“勒克。” 莱钠德·勒克的胸部剧烈地起伏，两只眼珠子直往上翻。丹尼尔一边大叫急救车，一边抓过莱钠德的手腕，他只触摸到了非常微弱的脉搏。 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分别从家中赶到城南分署，丹尼尔·崴特告诉他们，嫌疑人莱钠德·勒克此刻正在恺撒医院急诊室抢救，他吞下的是两丸氰化钾，就藏在他的衣领底下。 “新鲜！二战间谍片。”汤姆耸耸肩。 根据所涉案情的轻重——失踪案比偷窃案高出几个档次——城南分署奉命将所有物证移交失踪处，包括本田车和莱钠德口袋里的那些零碎。当丹尼尔把莱钠德写给妻子的字条递给两位警官时，没忘了告诉他们，莱钠德在服毒之前还没来得及交代他妻子的姓名地址。 莱钠德在ace停车场出示的罗宾·斯达立的驾驶执照上写明，家庭住址：圣地亚哥市斐尔顿路4755号4单元。离开城南分署之前，布鲁恩警官打电话到500多英里开外的圣地亚哥警署，对方告诉她，罗宾已失踪两月。 第二天，6月日，星期一。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一上班便开始搜查那辆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轿车。车内前排乘客座上放着一只车用千斤顶，座位的椅面有一大片已经变成酱紫色的血迹，乘客座一侧的车门和遮阳板上各有一个弹孔，他们还在乘客座椅的下面发现了两只空弹壳，车的后座上有一件男式夹克外套。其他物品包括：一张冉狄·雅各逊的“第一州际银行”自动提款卡、若干罗宾·斯达立的商店信用卡、银行提款卡、医疗保险卡、俱乐部会员卡等，还有几张本田车的修理账单，上面的名字是车主保罗·卡司能，及一张近期的太平洋电力煤气公司的账单。 电气公司账单上的客户姓名为柯拉拉·勃拉兹，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威士维尔的一个邮政信箱。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打电话到电气公司，没有查到该客户的家庭住址，却得知多年前，这位柯拉拉·勃拉兹的名字曾和莱钠德·勒克的名字以夫妻的关系出现在同一账单上，不过那时候的地址是在加利福尼亚的菲洛镇。 两位警官又与机动车辆管理处和电话公司联系，终于获得了柯拉拉目前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她就住在旧金山城南，离莱钠德·勒克被捕的那家ace五金木材店不过几英里。艾琳先和柯拉拉通过电话，一小时后，两位警官按响了勃拉兹家的门铃。 令他们意外的是，屋子里坐着四个女人，除了户主柯拉拉·勃拉兹，还有莱钠德·勒克的母亲格罗丽娅·爱伯林和他的两个姐妹。 艾琳·布鲁恩对柯拉拉说：“你就是勒克太太？” “曾经是。我们两年前就分手了。” “他给你留了一张条子。”艾琳把纸条递过去，“他为什么要请你原谅？” “不知道。” “为什么你的电气公司账单会在他开的一辆车里，那辆车的车主已经失踪了半年。” “我们是在菲洛结的婚。”柯拉拉答非所问。 “但账单上的地址是威士维尔。” “哦，那是在卡拉沃若地区的圣安佐斯附近，从88号公路下去不远，我父亲在那里的蓝山路有一座房子。” “你最后看见莱钠德是什么时候？”艾琳话题一转。 “好几个月了。你们到底想打听什么？”柯拉拉提高了嗓门。 “听着，”艾琳一字一顿地说，“保罗·卡司能失踪了，你的前夫在被捕时开着他的车，我们在车里发现了你的账单。还有，车的前座浸透了鲜血，地板上有两只弹壳。这完全可能是一起谋杀案。我们必须得查看威士维尔的那座房子。请告诉我们地址。” “那个地方特别难找。” “那你带我们去。” “那里根本就没人住，而且你们也进不去。” “我们会进去的。” ………… 几经争执，柯拉拉·勃拉兹最后同意，第二天上午10点和两位警官在圣安佐斯88号公路旁的一家杂货铺兼邮局门口碰头。 卡拉沃若地处旧金山东北10英里的塞尔拉·内华达群山脚下，一个多世纪以前，这里曾经是热闹非凡的地界。自1848年在该地区首府圣安佐斯北面的沙沱溪发现金矿后，全美乃至全球，成百上千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如今的卡拉沃若已是风光不再，全地区以畜牧种植业为主，辽阔的原野上这儿那儿点缀着几户人家，偶尔有夏天到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度假，或冬季去塞尔拉山滑雪的旅游者在路过废弃的沙沱溪金矿时驻足凭吊一番。 克劳德·巴拉迪已经在卡拉沃若地区警署署长的位置上干了七年。听上去是一个不小的官儿，其实他的手下一共只有个人。和大都市的同行比起来，卡拉沃若的警察们轻松多了，因为有几条高速公路在这一带纵横，加州公路巡警部替他们干了一半的活儿，使当地警方居然有闲暇向地区政府承揽接待旅游者的任务。导游词是巴拉迪署长写的。每当有旅游者来到时——这种机会并不是很多——克劳德总忍不住要走进警署会议室，靠在后墙上，和他们一起聆听导游警员的解说：“这片美丽而宁静的土地盛产奶牛和葡萄……本地区历史上最大的案子发生在100年前的1885年，一位自称‘黑巴特’的蒙面大盗剪径了一辆威尔士马车银行的马车。”（未完待续） 第26章 1985年的6月4日，星期二，卡拉沃若地区警署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来自旧金山警署的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向克劳德·巴拉迪署长说明，要在他辖区内的威士维尔查看一座房子。没有问题，克劳德说，但是要有我的人在场。他当即指派了两名警探，诺曼·伏林和司蒂文·马休。 柯拉拉·勃拉兹迟到了。和她一起到杂货铺兼邮局门口赴约的还有莱钠德·勒克的母亲格罗丽娅·爱伯林。 “我记得你说的是10点。”艾琳·布鲁恩不客气地说。 “对不起。” “如果我告诉人家10点，我就会在10点钟准时到。” “我们先去了一趟。有些东西……” “请你回避一下。”汤姆·埃森曼打断柯拉拉的话，对格罗丽娅·爱伯林说。 等司蒂文·马休带着老妇人坐进了警车，埃森曼警官强压着火气问道：“你说你们已经去过蓝山路的房子？” “莱钠德是个懒鬼，格罗丽娅想先去收拾一下。你们为什么把她带走？” “常规程序。”埃森曼警官没好气地说。 艾琳·布鲁恩插进来解释道：“如果可能有异常情况发生，必须隔离每一个人。说说看，你们在那房子里都干了些什么。” “就是一些私人的东西，和你们的公务没关系。” “我警告你，你可能已经妨碍了公务。” “我要是告诉你那些东西，你们会笑话我的。” “那就让我们笑。”艾琳说。 “莱钠德拍了一些照片，其实也不是照片，是录像带，我光着身子……” 后来，柯拉拉·勃拉兹将那1盘带子交给了警方，经查证，她讲的是实话。 威士维尔在圣安佐斯北边约10英里处。警车跟着柯拉拉的频托轿车从蓝山路左拐到一条小道，往前开了大概50码，约45米，又一个左转弯把他们带进了一条碎石车道。车道离路口约10英尺处有一扇兼作路障的铁门，旁边的牌子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严禁入内”。进入铁门后不远，但见正前方一座全木质平房坐落于一片茂密的松树和橡树之中，在他们的右手，是一栋占地约400平方英尺、合5平方米、如军用工事般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平房前的车棚里停了两辆车，一辆普利茅斯轿车和一辆灰色雪佛莱家用卡车。卡车的司机座一侧有明显被撞击过的痕迹，首尾是车主人专门订制的加利福尼亚特殊牌照：ahoymty。 “这地方确实偏僻，但并不难找。”艾琳说。 “当然。我只是不愿意让你们看见那些录影带。”柯拉拉说。 “你什么时候买下的这座房子？” “不是我，是我的父母。他们从‘胖子’手里买过来的。” “谁是‘胖子’？” “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他了。” “谁是‘胖子’？”艾琳又追问一句。 柯拉拉扭过头，不再理会女警官。 木质平房不算太大，只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 艾琳·布鲁恩一进门便注意到客厅天花板上斑斑点点的深褐色。客厅角落里的书桌上放着一台奥林匹亚牌打字机，书桌的一端是一张带转盘的桌子，另一端靠墙放了一把吉他。客厅的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大幅秋日落叶的森林风景画，可惜中央的一个弹孔破坏了画面上美丽的景致。 厨房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地板上的两个弹孔。 稍小一点的卧室被漆成紫色，墙上挂着两面橡木框的镜子，床上铺着一条花里胡哨的床单。 主卧室的墙是浅绿色的，配以深绿色的窗帘和地毯，墙上有一个用作装饰的枪架。床的四个角各有一支插入地板的吊环螺栓，四根床柱子上缠绕着电线，床头的墙上装了一盏50瓦的摄影灯，或野外强力照明灯。床上罩着一条色彩鲜艳的被子，没有床单，裸露的床垫上一大片已经发黑的酱紫色。艾琳拉开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里面是各式各样各种尺寸的女人内衣裤，有的已被撕破，有的溅满了血迹。 这个地方有死亡的气息，艾琳·布鲁恩想。 艾琳回到客厅时，诺曼·伏林正在他的本子上记录那台5英寸电视机的出厂编号。 客厅的书架上摆着两台专业录像设备。艾琳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打量。没错，一台是索尼放像机，另一台是混波8号录像带复制机，复制机的背面还贴了一枚橘红色的五角星标记，但出厂号已经被锉刀锉掉。艾琳仔细记下索尼放像机的编号，打电话回失踪处查询。果然，她的同事回电说，该编号与达勃斯家丢失的那台完全一致。 这么说来，达勃斯一家三口已经被害？艾琳·布鲁恩不禁悲从中来。 到目前为止，本案已涉及到五名失踪者。艾琳·布鲁恩和诺曼·伏林带着这些证据回到圣安佐斯，在卡拉沃若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协助下，顺利地让法官道格拉斯·缪温尼签署了搜查令。但这张搜查令只限于木屋。 按照分工，在艾琳和诺曼察看木屋时，汤姆·埃森曼负责搜寻室外，司蒂文·马休则一直和柯拉拉与格罗丽娅在一起。 汤姆先带着艾琳去看了后边山坡上一条深及胸部的、如战壕般的堑沟，他指着土中一些灰白色的斑点说：“这很像是碱液，也叫灰汁。” “你认为这里是坟墓？” “谁知道呢。” 他俩又来到一个低矮的炉窑跟前，窑的顶端伸出一条熏黑的管道。汤姆捡起一根树枝拨开门闩，轻轻撬开金属门。在犯罪现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到达之前，他们都尽可能不去碰任何物件。汤姆用树枝指点着蒙了薄薄一层白灰的内壁告诉艾琳，这是高强度的耐火砖。 “不会有人搭这么一个窑来烧垃圾。这玩意儿很可能是——” “你是说，焚尸炉？” 汤姆转身打量着炉窑旁那座地堡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要说这是个酒窖吧，太大了。要说是工作间，又没有窗户。如果是防空掩体，那不应该建在地面上。我们需要另一张搜查令。” 两位警官在平房的前廊找到柯拉拉：“勃拉兹女士，我们需要你的协助。我们想请你签署一份搜查许可书，允许我们察看那座地堡。”艾琳说。 “这不是我的产业。”柯拉拉说。 “但是你缴付电气账单。” “那也不是我的产业。” “你有房子的钥匙，你有没有地堡的钥匙？” “没有。” “谁有？” “莱钠德。” “他没有。我看过他身上的东西，钱包、纸币、硬币、几把钥匙，但没有挂锁的钥匙。” “我没有钥匙。” “我们不需要钥匙。”汤姆说，“我们只需要你签署一张搜查许可书。” “你为什么没完没了地骚扰我？” “我并没有骚扰你。” “你为什么骚扰我？为什么不去找伍？” “什么伍？他是谁？你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们？” “你们没有问。” 汤姆和艾琳想起来，城南分署的丹尼尔·崴特告诉过他们，一位亚洲人从现场溜走了。 柯拉拉说：“他是莱钠德的朋友，查理·其达·伍。”又说了一遍“其达”的发音。 “你最后看见他是什么时候？”艾琳问。 “昨天，他来过我家。” “什么！怎么回事？” “他从我家里打电话给他的房东，问他的工资支票到了没有，是从他上班的丹尼斯搬家公司寄来的。 “房东说到了。他要我开车带他去取，我就带他去了，在列诺可街。查理到他住的地下室里拿了另一把点二二卢杰手枪和几匣子弹，在箱子里装了一些衣服扔进我车里。他拿了一张加利福尼亚驾驶执照和一张社会安全卡，但上面不是他的名字，我看了，上面的名字是迈克·基莫托。他还用一只信封装了好多现金。” “谁是迈克·基莫托？” “不知道。” “信封里的现金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 “后来呢？” “他让我送他去旧金山国际机场。他是在联合航空公司的门口下的车。” “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 柯拉拉·勃拉兹后来告诉布鲁恩警官，她和莱钠德·勒克是在一个交易会上认识的，不久便在旧金山城南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就是在那次婚礼上，莱钠德介绍她认识了“胖子”。“胖子”叫乔斯·甘纳，是婚礼的男傧相，他身高不足1.8米，体重却在00公斤以上，柯拉拉忍不住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莱钠德说，“胖子”很有钱，他们的婚礼就是他出资操办的。乔斯·甘纳原先住在摩根山庄，但柯拉拉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他了。 婚后勒克夫妇在菲洛镇郊一个叫做“印地安溪牧场”的橘子园里租住了一座小房子，莱钠德在镇上谋到一份汽车旅馆经理的职位，柯拉拉当上了小学教师。不到一年，查理·其达·伍，或按照正宗的中国念法，伍其达，搬来和他们同住。莱钠德告诉柯拉拉，伍其达和他一样，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柯拉拉说，伍其达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五个月后的一天，伍其达离开了橘子园。几天后，他开着一辆家用卡车回来了。柯拉拉记得，那天晚上，两个男人在月光下跳舞，是那种像宗教仪式上的舞蹈，然后把卡车藏进了橘子园的仓库里。第二天拂晓，一辆军用卡车开到橘子园，车上下来了联邦调查局的一支缉捕队，他们找到了仓库里的卡车，抓走了伍其达和莱钠德，罪名是，在夏威夷海军陆战队基地盗窃军火武器。 法院为伍其达和莱钠德·勒克分别设定了万美元的保释金，“胖子”乔斯·甘纳掏钱赎出莱钠德保外候审，但没有人保释伍其达。莱钠德的庭审日期定在198年8月。莱钠德说他不想蹲监狱，他要柯拉拉和他一起逃跑，一起躲进蓝山路的小木屋里，柯拉拉不愿意，便和莱钠德离了婚。但是柯拉拉同意莱钠德用自己的名字付账单，这对旧日夫妻也不时地见上一面。 蓝山路的发现被迅速地报告到卡拉沃若和旧金山警署的最高层，双方当即商定各派出1人，组成现场联合特别勘查组，由卡拉沃若地区警署署长克劳德·巴拉迪负责总体工作，协助他的两位副手是旧金山警署的一名副署长约瑟夫·罗丹，和卡拉沃若警署警探长巴勃·邦宁。还有若干的专家们将随后陆续前往。 平房前一棵大松树下清理出的一片空地上摆放了两张从卡拉沃若警署拉来的办公桌、几十把折叠椅和几个垃圾桶，这就是所谓的现场指挥部了。不远处的一丛橡树下支起了两张大型工作台，卡拉沃若地区法医泰利·派克博士正把他的仪器工具等一件一件整齐地排列在其中一张工作台上。另一张台子是为犯罪现场实验室准备的。 当天下午点半，4人联合勘查组中已有0人冒着将近100华氏度的高温赶到蓝山路现场。在汤姆·埃森曼简单地介绍了迄今为止的案情经过后，巴拉迪署长对众人说：“我只想在你们动手之前重申一个常识。切记：在现场收集和保护证据时犯下的任何错误都是无法改正的，因为某些原始的状态一经触动就不可能再复原了。” 0个人分成室内和室外两个小组。巴拉迪署长要求室外组进行方块式地面搜查，每块5英尺，即5步见方，并用数字和字母编号。从车道开始，顺着一条步行小路往上，直到后坡的堑壕。 到达现场的第1名特别勘查组成员交给了巴拉迪署长一只信封，里面是旧金山警署署长科萘留斯·默非捎来的莱钠德·勒克档案。其中说：莱钠德于1964年1月7日加入海军陆战队。服役七年中曾两度赴越战前线，获军功章四枚。后因健康原因退伍，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荷西市居住五年。1981年与柯拉拉·勃拉兹结婚后迁居菲洛。旧金山方面带来的消息还说，那里的办案人员已分别将达勃斯家的两位邻居芭芭拉和凯瑟琳请到警署，她们先后从六张亚裔男子的照片中，辨认出伍其达就是在达勃斯全家失踪那天晚上，从他们的公寓里往外搬东西的两个男人之一。 巴拉迪署长给艾琳·布鲁恩分派的任务是绘制一张现场地形图，包括木屋、地堡、焚烧窑、堑壕，以及几棵大树的大致位置。“还有，后面山坡上的那家邻居。”克劳德·巴拉迪最后说。 艾琳很快就回来了。“邻居家里没人，所以我给房东打了电话。”她一边翻阅工作手记一边向巴拉迪署长汇报，“房东的名字叫波·卡特，住在柏林盖穆。他说租住后山房子的是一家三口，隆尼·邦德，妻子白兰达·敖康侬和刚出世不久的儿子小隆尼·邦德。因为到上个月14日他们还没有交房租，卡特先生打电话给他的房地产管理人。管理人过来查看时，一个男子从这里的木屋走过去，向管理人自我介绍说他叫乔斯·甘纳。” “乔斯·甘纳？”克劳德·巴拉迪打开一个文件夹，“就是莱钠德衣袋里那张金冠旅行社收据上的名字。”巴拉迪署长翻过一页，“也是柯拉拉·勃拉兹提到的她和莱钠德婚礼上的男傧相，和把这座平房卖给她父母的‘胖子’。汤姆·埃森曼调查过了，摩根山庄的警方说，乔斯·甘纳已经失踪两年。”巴拉迪署长又抽出另一个注明“隆尼·邦德”的文件夹，“隆尼·邦德应该是莱钠德开到ace五金木材店的本田车上的牌照和一辆不知去向的别克车的主人。” 艾琳接着说：“那个自称乔斯·甘纳的男子告诉管理人，隆尼·邦德一家三口已经在十天前悄悄地搬走了，他们想赖掉最后一月的房租。” “又是三个人失踪？还有一个婴儿？” “不止三个。房产管理人说，还有一个叫罗宾·斯达立的，从圣地亚哥来，也住在邦德家里。他就是莱钠德在ace停车场向巡警出示的驾驶执照上的名字。另外，管理人说，他注意到在两处房产交界的地面有一片刚翻过的新土。” “新土？”克劳德·巴拉迪说，“我马上派人去。” “卡特先生听了管理人的报告，上星期五亲自来了一趟。在他查看自己的房子时，那个自称乔斯·甘纳的人一直跟着他。卡特先生发现屋里一些电器和床上用品不见了。‘乔斯·甘纳’显得很不自在，连声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卡特先生有没有说他长什么样？” “卡特先生从电视上认出了他。莱钠德·勒克吞服氰化钾后，旧金山电视四台在《罪与罚》栏目里报道这条消息时播出了莱钠德的照片。卡特先生说，他从电视上才知道，那个‘乔斯·甘纳’实际上叫莱钠德·勒克。” “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卡特先生说，邦德一家大人孩子的衣服都没带走，还在那栋房子里。” “你怎么想？” “没有人会在逃房租的时候把衣服留下。”艾琳说。 第二天，艾琳·布鲁恩从圣安佐斯请来的锁匠打开了那座“军用工事”铁门上的挂锁。地堡内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说不上是什么的刺鼻气味。在强力手电的光亮中，四位进入地堡的警方人员看到了一座中等规模的工作间。一面水泥墙上镶嵌着一块4英尺乘8英尺的木板，上面挂满了各种工具：钻子、斧子、切割器、刀具、至少三种不同的锯子，以及若干锯条等等，不少工具上有明显的血迹斑痕。另一面靠墙放一张工作台，台子上也有深深浅浅的紫褐色。架在工作台边缘的木工台钳的把柄已经断掉。巴拉迪署长反复告诫大家尽量不要碰任何东西。 艾琳用脚步丈量了室内，又到室外绕墙走了一圈。“这房间的尺寸不对，”她告诉众人，“里面是长方形，1步乘0步，外面是正方形，0步乘0步。”一英尺差不多是一步的距离。 四个人四下里寻找，终于在墙上那块4乘8的木板边缝里摸索到一个门闩，原来那块挂满工具的木板是一道通往密室的门。密室里摆了一张双人床，一只木质的床头柜上有一盏台灯和几本书。艾琳伸手拧亮了台灯，只见室内到处是各式各样的军事用品：军装、军靴、军用水壶和饭盒、配有枪套的军用皮带、信号灯、刺刀，还有大大小小的枪支。其他物品还有：两副外科用乳胶手套、一把梳子、两箱可口可乐、一瓶漱口水、一沓印有“菲洛汽车旅馆”地址的信封。汤姆·埃森曼从地上捡起一件衬衫，左胸的衣袋上方有“丹尼斯搬家公司”的字样，后来又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一顶有同一公司名的棒球帽。 克劳德·巴拉迪说：“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要登记、分析。” 密室左边的墙上张贴了1张年轻姑娘的照片，其中有19张摄于室外，另外两张的背景是同一面墙，墙上张贴着各种儿歌童谣里的卡通人物和动物。（未完待续） 第27章 密室的最里边是一个和整堵墙一样大的书架，上面排列着有关爆炸物化学品的书籍、枪械杂志、一个急救箱、两副手铐、三把长刀，还有一个安装在三脚架上的机关枪红外夜光瞄准器。这种瞄准器能将夜间物体所反射出的微弱月光或星光放大5万倍，其效果可以使，譬如，距离半英里外的烛光看起来和太阳一样亮。书架的正中镶了一面窗，宽1英尺，高1.5英尺。几位行家一眼便知这是一扇“单面窗”，即警署审讯室墙上安装的那种能从外面看见里面，而不能从里面看见外面的窗户。但是眼前这扇“单面窗”却是什么也看不见。 这座钢筋水泥建筑的外面一扇窗也没有，为什么倒在里面安了一扇？地堡的主人到底想要看见什么？ 布鲁恩警官又开始里里外外地踱步。“尺寸仍然不对。”她对另外三个人说，“还差了大约乘8平方英尺的一块面积，而且就在书架后面。” 克劳德·巴拉迪仔细地观察窗玻璃四周抹缝的材料。“我知道这玩意儿，高度隔音的。”他用手指关节轻轻地敲了敲“单面窗”，“听见了吗？这不是单层，也不是双层，起码是三层。”他指的是玻璃的厚度，“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在窗户的另一面，你可能完全听不见这一面一台5千瓦发电机的轰鸣声。” 还没等他们找到可以进入或窥视“单面窗”另一面的门路，一位值班警员进来向巴拉迪署长报告说，旧金山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的二男一女共三名技术员已经到达，正从车上往下卸仪器设备。巴拉迪署长指示，如有可能请他们立即开始工作。又转身对地堡里的几位道：“等他们把这两间屋子都检查完了，我们再回头寻找窗户的谜底不迟。” 一名技术员往他的双手上套上了乳胶手套，他很快就在“单面窗”上发现了一个指纹，非常专业地用小刷子扫去验指纹的专用粉末后，闪身站在一旁让艾琳·布鲁恩拍照。 艾琳从她的一次成像机中抽出现场的第一张指纹照片，她瞥了一眼腕表，在照片的背面详细地写下拍摄日期、时间、地点、位置等等，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送到大松树下。巴拉迪署长拿起办公桌上的放大镜，一面浏览一面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字：“成人——左手——食指——我想是吧。” 从“单面窗”上采集到了更多的指纹，还有一些不完整的掌印。看得出来，有人曾经用两只手扒在窗户上往里张望。 巴勃·邦宁警探长报告说，他已经与海军陆战队有关方面联系过了，对方答应将尽快送来莱钠德·勒克和伍其达的指纹及档案。艾琳·布鲁恩汇报说，她正在调集加利福尼亚州内各地的失踪人员档案，包括他们的指纹、血型、牙医病案等等。 室外组已经收集到的物证包括：在车道旁发现的两块人骨，在堑壕里找到的一架照相机，机内的胶卷已送回警署冲洗，还有一张不完整的白人婴孩照片，背面写着：“思蒂芬妮·詹妮·卡尔，三个半月，1981年7月。”室内组从木屋客厅墙上和厨房地板的弹孔里掏出三颗点二二子弹，在主卧室的床垫子下面发现了一本莱钠德·勒克的日记。 巴拉迪署长一面吩咐他的部下再从警署搬来两张桌子，一面坐在大松树下的办公桌前，翻开莱钠德的日记： 莱钠德·勒克，一个慢慢被人们淡忘的名字，一个逐渐被世界遗弃的名字。 这已是我逃犯生涯的第二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同样的枯燥乏味，同样的苦闷烦恼，却依旧同样的手中握着死亡，心中充满幻想。我已变得更老、更胖、头顶更秃，但却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我该向何处去？但愿不会有人因为这些离奇的怪事逮着我，否则……我将自杀。 钓鱼行动完成——谋杀乔斯·甘纳。 我正在计划建造一所羁押**隶的监狱。它将为我提供各种性享受的设施，同时保障我的物质需求，使我免遭核战争的侵袭。 我理想中的女人应该是绝对的服从，只做我让她或允许她做的事。 和一个绝对服从的女人zuo爱，你感受到的将只是无限的乐趣与和谐，永远不会有失望和挫败。 今天我雇了pp1、pp和pp，把他们带来这里。 蒙然达项目：我将筹建一个“地堡”网络。在每一处储备足够的武器和食品，并囚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集厨娘、女佣和清洁工于一身，兼为我提供性服务。核战争一旦爆发，这些女人们就将为我怀孕生子，并繁衍出一代新的人类。 “蒙然达项目？”作为一名警察，首先出现在克劳德·巴拉迪脑海里的是《蒙然达权利书》——“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他在心里把权利书复诵了两遍，也没找出与“地堡”网络的联系。一个闪念之间，他记起了在地堡密室的书架上看到的一本小说，约翰·福尔斯的《收藏家》。故事的主人公热衷于收集蝴蝶标本。他绑架了一位美貌女子，把她关押在地窖里，地窖的入口处有一个伪装的书架。后来那女子死在了地窖里，她的名字就是蒙然达·格利。 那么，pp1、pp和pp又是指的什么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三个人。 星期三下午点，负责“勒克-伍专案组”旧金山方面工作的警探长埃德·鄂多雷茨走进了联邦调查局的会议室。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已经两天没刮的胡茬子，把带来的0多份资料交给离他最近的一位官员，请他依次往下传。埃德·鄂多雷茨转身在黑板上画了6个水平排列的圆圈，分别注明“香港”“夏威夷”“约克夏”“卡尔嘉利”“多伦多”和“芝加哥”。 “我们有一个重案在逃犯，他的名字叫查理·其达·伍。关于案情到目前为止的进展都在你们手上的资料里。”埃德·鄂多雷茨指着黑板上的圆圈继续说，“伍的父亲住在香港，是一个富有的电器商。香港也是伍的出生地。伍有不少原海军陆战队的战友在夏威夷，他的舅父一家在英国的约克夏，他还有两个姐姐分别住在加拿大的卡尔嘉利和多伦多。但我们目前所查到的伍的最后行踪，是用‘迈克·基莫托’这个名字从旧金山飞往芝加哥。” “伍以前去过英国吗？” “1970年他在约克夏上中学，所以你们中得有一个人和苏格兰场打打招呼。他的父亲与几乎所有的英联邦国家都有生意上的往来，这很可能会是一场全球大搜捕。我将随时向诸位提供最新的案情进展。” 6月6日，星期四，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第二次走进钢筋混凝土地堡的密室。凭借着犯罪现场实验室的技术员们安装的照明设备，他们很快便在那个固定在墙上的急救箱后面找到了“开门”的按钮。约三分之一的书架缓缓旋转开后，一扇小门出现在他们眼前。门很窄，汤姆必须侧着身子才能进得去。狭小的房间里靠墙放着一张光板木床，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屋里还有一只盛水的塑料罐、一卷卫生卷纸、一个化学马桶、一条肮脏的毛巾、一瓶空气清洁剂和一瓶避蚁剂。 门的背面漆成灰色，与水泥墙和水泥地板的颜色相似。光秃秃的墙上除了那扇“单面窗”外，连电源插头都没有。一堵墙的顶端靠近天花板的位置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气孔通往“工作间”的出口被挡板遮盖着，这种巧妙的设计可以使空气流入土牢，但光线却进不去。 汤姆·埃森曼关上门，在床板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没有光没有声，甚至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除了“死亡”二字，他想象不出还有别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眼前这个牢狱。不，这个坟墓般的所在——死一样的黑暗，死一样的寂静，死一样的凝滞。这简直就是一**棺材！ 汤姆从土牢里出来。当门和书架敞开时，可以通过“单面窗”看到里面。汤姆让艾琳进去，关上门。 汤姆发现“单面窗”的窗框缝里藏了一个小小的按钮，轻轻一按，土牢里传来艾琳的声音：“墙上，有人写下：克立夫，邮政信箱49。” 汤姆让艾琳关掉手电筒，土牢里顿时漆黑一团，无论汤姆如何努力，他也无法从“单面窗”中看到任何影像。汤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拿过那只夜光瞄准器。凭借着这台高强度的仪器，汤姆隐隐约约地观察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粉红中透着紫色的艾琳的轮廓，但仍然看不清土牢中的其他物体。 汤姆·埃森曼记起他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四周围没有任何光线和声音的状况下，一个人很快就会失去心理平衡，丧失理智，丧失意识，最后神经失常，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汤姆想，倘若我被关进了这座土牢，我能够支撑多久？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然后我就会彻底崩溃，彻底屈服，我就将心甘情愿地做任何事情——只要能放我出去！ 莱钠德·勒克的母亲格罗丽娅·爱伯林突然来了，她要找汤姆·埃森曼。 埃森曼警官把爱伯林夫人领到大松树下，拿过两张折叠椅。 “我好害怕。”格罗丽娅双手握拳，不时神经质地绞动手指，“昨天晚上，我去恺撒医院看过我的儿子。你知道，从那天起，他就一直没再醒来。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了。” “非常抱歉。” “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大约两年前，我的另一个儿子，唐纳德，去赌城雷诺旅游，从此再没回来过。” “你是说，你已经两年没有看见或听见唐纳德的消息？” “我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不然他会写信的。” “两年前，那正是莱钠德畏罪潜逃的时候，他有没有逼过唐纳德要钱？” “莱钠德决不会伤害……” 汤姆·埃森曼心想，我没有必要把那句话讲出来，其实这位老母亲明白：唐纳德已经死了。 三名警方驯狗师各带着一只德国牧羊犬抵达蓝山路现场。方块式地面搜查作业已经完毕，根据巴拉迪署长的部署，等警犬们再在那一片地带嗅过一遍，即可开始挖掘工作。卡拉沃若地区公路管理局的推土机已经奉命等在了车道上，但专家们认为暂时不宜使用大型机械。 星期四午后，烈日当空，旧金山警署首席法医波义德·司狄文博士奉命来到蓝山路，除了丰富的经验外，他还搬来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在此之前，泰利·派克博士必须把某些样品送到位于圣安佐斯和旧金山之间的斯托克顿市化验，因为地处乡间的卡拉沃若地区只有一些相对简陋的设备。 一只警犬在编号c的方块地段嗅出一截长约四英寸的骨头，它的主人在发现地点插上一面像高尔夫球场用的小旗，然后把装在塑料袋里的“物证”送到法医们的工作台上。 波义德·司狄文博士一边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观察手中的样品，一边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人骨。严重腐坏。一半为灰白色，另一半呈黑褐色，说明只有半截埋在土里。两端均被锯断。仍沾有少量软组织。分析项目：一、剔下软组织进行毒物检验；二、化验发现地点的土壤样品，并根据其潮湿程度及所含昆虫的蛹卵种类等指标，确定尸体腐烂的时间范围；三、样品经处理后送人类学家鉴定死者的性别、种族、大致年龄等特征。”所谓对骨头的“处理”，司狄文博士向巴拉迪署长解释说，即在磷酸钠和家用洁净剂的稀释混合液中浸泡两天以除却剩余的零星软组织，然后置于阳光下暴晒“漂白”。 在1985年，dna技术尚未问世，所以尽管在后来的现场勘查中发现了上百块这样的人骨碎片，但就法医学而言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 由于人手不够，挖掘工作只能一处一处地进行。第一个选定的挖掘地点是后山坡上的堑壕。说是“挖掘”，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警员们是像考古工作者那样用小铲子、刷子和双手一点一点地刨土，被刨下的土还得再经过一道筛子。 “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位筛土的警员说，“要在平时，你如果一个星期能找到一件‘物证’就算中头彩了，现在我们一筛子就可以筛出几十件。” 首先从堑壕中“出土”的是一些属于罗宾·斯达立的衣物：一件印着“护卫天使”字样的t恤衫、两件有罗宾名字的工作装。“护卫天使”是一个群众性的治安组织，罗宾曾在该组织里做过义工。后来又发掘出一块被鲜血浸透的本田普利路德轿车地板上的垫子，一个绿色垃圾袋，内有一只寄给伍其达的信封，和一张租借电影录像带的发票，日期为1984年7月4日，发票上的姓名是哈维·达勃斯。 下午4点半左右，一名灰头土脸的警员从后山坡上一路冲下来，一面高喊：“担架！我们挖出了两具尸体！”现场的两名法医跟着人们一起来到堑沟前。黑乎乎的残骸已经严重变形，泰利·派克博士对他的同行说：“尸体曾经过高温灼烧。”波义德·司狄文博士默默地点点头。两位专家心里都明白，和那片锯断的骨头一样，他们大概很难从这些烧焦的尸体中得出什么关于案情的结论。而且显然，作案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是日晚上8点，旧金山城南的恺撒医院特护病房里，格罗丽娅·爱伯林夫人颤颤巍巍地在儿子的《放弃治疗意愿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医生关掉了莱钠德·勒克病床周围的所有仪器。一位护士拔出插在莱钠德身上的粗粗细细的各种管子和针头，扔进垃圾桶里。护士推着最后一台医疗设备离开病房时，朝等在楼道里的警察们轻轻地点了点头。 办案人员打开照相机的镜头，对准莱钠德·勒克毫无生气的脸按下了快门。他们收走了床头柜里莱钠德的所有私人物品，又从挂在床架子上的病案里抄写了几行字。 两小时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已是次日凌晨6点，一列伦敦的火车正缓缓驶进约克夏郡利兹市站台。当来自苏格兰场的警官到达那所不希望名字披露于报端的私立中学时，校长会客室里的茶点已经备好。寒暄几句之后，校长借故离去，会客室里只留下警官和伍其达或查理·其达·伍的舅舅顾博士，他也是该校的教员。 “查理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反社会情绪，”顾博士停顿了一下，仿佛在考虑一个比较准确的表达，“和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残忍。他喜欢画女人，但他笔下的女人都是些机器人加上极度夸张的女性器官。他的家庭非常富有，但他却永远改不掉偷窃的毛病。那一次就是因为他在这里偷了同学的东西，所以我让他滚蛋。” “他聪明吗？” “超乎一般的聪明。虽然他不能正视现实或接受现实，但他肯定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姐姐在加拿大，但是联邦调查局请加拿大方面查了卡尔嘉利和多伦多的所有伍姓华人，没有任何人和查理·其达·伍有关联。” “很简单，我的两个外甥女都已经出嫁了。这是她们夫家的姓氏。”顾博士在纸条上写下几个字递给警官。 一位旧金山巡警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一个妓女拦下他的警车，说有一个留胡子的男人雇她作陪同，男人先请她吃了晚饭，又带她去一家汽车旅馆。妓女推开旅馆卫生间的门，看见一个华人男子手持钢刀赤身裸体地站在里面。那华人男子一把将妓女推倒在床上，一面强x她，一面不断地把钢刀扎进妓女头边的床垫子里，另一个男人则在一旁拍照。当她离开时，长小胡子的男人对她说，他们通常在完事后就把女人杀了，但他喜欢她，放她一条生路。他们扣下了她的驾驶执照，上面有她的家庭住址。两个男人说，假如她露出口风，他们就会找到她，并把她折磨致死。 警方让那位妓女到警署辨认照片，她认出了莱钠德·勒克和伍其达。 蓝山路现场。卡拉沃若地区公路管理局的一名工人从推土机里出来，点燃一支香烟，踱到车道旁的小树林里。抽完后，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轻轻地碾，地面凹下去了一点点。等他的脚离开，地面又回复到原状。如此这般地试了几遍，工人冲着木屋前的汤姆·埃森曼和诺曼·伏林大喊道：“快来看，这底下肯定埋了东西！” 果然，他们在那里挖出了一个5加仑、约合19升的塑料桶，桶盖离地面不到英寸。内中除了罗宾·斯达立的支票本、一张女人照片、若干钱包、戒指、项链、手镯等，还有盘录像带，其中一盘的标签上写着“卡茜/白兰达”。 白兰达·敖康侬是蓝山路的邻居，她和她的丈夫隆尼·邦德，还有儿子小隆尼·邦德一家三口租住了后山坡上波·卡特先生的房子，1985年4月底或5月初全家失踪。至于卡茜，据警方后来的调查，全名叫卡茜·艾尔伦，0岁，曾在旧金山郊区一个赛福威超级市场工作，她的男朋友叫麦可·喀罗尔。 巴拉迪署长把一盘录像带塞进放像机，屏幕上出现了不久前莱钠德·勒克一家的复活节晚宴，除了柯拉拉·勃拉兹和母亲格罗丽娅·爱伯林外，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餐桌上的另外两个人是柯拉拉的父母。 屏幕上的莱钠德说：“我们离核战争仅一步之遥，我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打起来，你们都知道到什么地方躲避。” 莱钠德一面切火鸡，一面以自信而权威的口吻向众人解释并回答他们的提问。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认为核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战争的结果将是整个世界的毁灭。但是，他说，上帝不会让人类与地球一同毁灭，他——莱钠德·勒克——就将是新一任的诺亚或亚当。莱钠德说，他计划在各地修建若干钢筋混凝土的地堡，每一处住进一位夏娃，这些女人将成为新世界的母亲们。 录像带戛然而止，荧幕上满目雪花。（未完待续） 第28章 在那盘注明“卡茜/白兰达”带子上，现场的人们看到了他们已经熟识的蓝山路平房客厅。画面上只有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双手反铐在身后。刚开始是一片背景噪音，渐渐地，声音变得比较清晰起来。只听见一个男人在说： “……麦可欠了我们的钱，不幸的是，他已经不可能还了。我们现在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卡茜，这可能将是我们给你的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你很听话，很合作，那么0天以后，如果你想知道确切的日期，那就是5月15日，我们或者是给你用点麻醉剂，或者是把你的眼睛蒙起来，或者是用其他的什么方法，总之，不让你知道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然后把你带回城里，你就可以走了。至于在那以后你是否会报警，是否会跟别人说起什么，我不在乎。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查理。你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所以你说的话大概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但如果你不愿意合作，你不在此时此刻答应与我们合作，我们可能就会在你的脑袋上崩一个窟窿，然后拖出去，埋在麦可身边。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承认，我们很害怕、很紧张。我们不想露出一丁点儿的风声，我们不想被抓住，所以我们不会留下任何活口。这听上去是残酷了点儿，但是我们别无他法。 “你与我们的合作项目包括，提供一些麦可的情况，关于他的兄弟，关于他的银行户头，我们会让你把这些材料写下来，以保证所有的信息都准确无误。我们可能会让你给他的兄弟写封信，编派一个随便什么故事，就说麦可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你们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等等等等，总之，今后不会再有很多的联系。 “你在这儿的时候，我们不会让你闲着。你得给我们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要和我们zuo爱。当然，你可以不做。但是如果你不想死的话，你恐怕没有太多的选择。” 女人说：“不，我……”声音很轻，听不见后面的话。 男人的声音又说：“实际上，卡茜，我确实喜欢你。我不想对你撒谎。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那都不重要。我们不想和你争论这一切是否公平，我们也不想讨论我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两个自私自利的畜生，你可能会说。在今后的几周里，你肯定还会想出更难听的话来骂我们，但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定的。 “在过去的4小时里，我们很累，很紧张，可能有点神经质。我们现在需要你做点事来缓解我们的疲劳。相信我，你也很需要放松一下。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很听话，很合作，我们将在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善待你。你要是不乐意的话，对不起，小姐，我们就把你扔到床上绑起来，再**你，枪毙你，最后把你埋掉。好了，时间到了，作出你的选择吧。” 卡茜小声说：“好的，我与你们合作。” “大点声，让我们听听清楚！” “我愿意和你们合作。” “这就对了。”男人的声音，“麦可真他妈傻瓜一个……你有没有手铐的钥匙？”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嗯。” 一个男人走进画面，那是莱钠德·勒克，他打开女人的手铐，“站起来，卡茜，脱掉衣服，让我们验验货。” 另一个男人走进画面，一个中等个子的亚洲人。“查理·伍。”电视机前的巴拉迪署长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其他人说。 当这段录像结束时，两个一丝不挂的男人正和同样一丝不挂的卡茜·艾尔伦朝着卫生间走去。 一片雪花闪过之后，另一幅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蓝山路木屋的主卧室里，白兰达·敖康侬双手铐在前面，坐在一张椅子上。她的头顶就是那盏50瓦的强力照明灯。白兰达热汗淋漓，不时偏开头躲避灯光的烤射。伍其达和莱钠德·勒克分别站在她的两侧。 莱钠德说：“如果你一定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秘密。” 白兰达朝伍其达扬扬头，问莱钠德：“他到底把他怎么了？” 伍其达说：“我什么都没干。” “你们是不是已经把他杀了？” “没有，”莱钠德说，“我们没有杀他。” “那你们打算很快放我们走吗？” “可能不会。”莱钠德说。 “不会？”白兰达又问，“你们想杀掉我们吗？” “这就看你了，白兰达。”莱钠德说。 白兰达转向伍其达：“你到底要拿我们怎么样？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恨你们。”莱钠德说，“周围的邻居都恨你们，从你们搬来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不喜欢你们。你们是一家子混账，白兰达，特别是你。隆尼还不算太坏，虽然我们不喜欢他在院子里射击，也讨厌他倒腾毒品，但你却是一个让人无法容忍的biao子，白兰达。你对我们非常的不友好、不礼貌，我弄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我有时候心情不好，你知道，这个地方太荒凉了……你们要是不喜欢我们，那就让我们搬走还不行吗？” “哦，对了，你们已经搬走了。我们把你们搬走了，我们还搬走了你们的朋友罗宾·斯达立，我们还要搬走你们的孩子。” “你们想把我的孩子怎么样？” “南边的弗莱斯诺有一家人，他们没孩子。但现在他们有了。” “你说‘现在他们有了’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孩子！” “那总比让孩子死了强，你说对吗？”伍其达插言道。 “白兰达，”莱钠德说，“你现在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与我们合作，也就是说，老老实实地呆在这儿，听我们的吩咐，伺候我们，和我们zuo爱。当然你也可以说‘不’，那我们就把你捆在床上，强x你，折磨你，然后再把你拖出去毙了。你自己决定吧。” “我合作。”白兰达急切地说，“你们真的要把我的孩子送走？” “对。依我个人的看法，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告诉我隆尼在哪儿？罗宾在哪儿？” “他们在后边的山坡上。我们也给过他们和你同样的选择。坦白地说，据我所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白兰达说：“你们请我们过来吃晚饭难道就是为了这些？” 莱钠德“嗯”了一声。伍其达说：“这是我们游戏的一部分。” 过了一会儿，伍其达提着一把刀走过来：“你不是嚷嚷热吗，我来替你凉快凉快。”他一刀划开白兰达的t恤衫，上下端详，“让我瞧瞧我们又进了一个什么样的货。”然后用刀尖挑起白兰达的胸罩。 “请不要割掉我的胸罩。”白兰达央求道。 “你的？已经没有什么是‘你的’了，‘你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伍其达割断白兰达胸罩上的带子，将胸罩挑在刀尖上旋了两下，远远地抛开。 “你可以哭闹叫喊，或挣扎反抗，就像别的有些人那样。”伍其达继续说，“但我警告你，那对你可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俩都是——怎么说呢，就叫铁石心肠吧。” 白兰达很快便被两个男人剥得精光。在打开她的手铐之前，莱钠德拿过一条黑色的皮鞭，伍其达把一支电子枪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警告白兰达不可轻举妄动。 当伍其达和莱钠德推搡着白兰达走进卫生间时，她还在苦苦地哀求着不要把她的孩子送走。 按照标准的操作程序，旧金山警署失踪处已奉命将与本案有关的失踪人员档案移交卡拉沃若警署凶杀处。目前最令克劳德·巴拉迪署长头痛的，就是人力物力，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人没人，要钱没钱。” 卡拉沃若警署的总共个人中，现在已经有一多半被“困”在了蓝山路现场，留在“家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秘书、档案管理员和“老弱病残”者，每日早出晚归，连周末都不得休息。现场的“精兵强将”们更是连轴转，每周工作7天，每天1小时以上。“照这样下去，我的人马迟早会被拖垮的。”巴拉迪署长忧心忡忡。根据联邦及州政府的《劳工法》，凡每周超过40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必须按照正常工资的1.5倍付给加班费，也就是说，警署本月发放的工资将为平时的两倍以上，更不要说那些昂贵得多的花销：送样品到其他地方检验要钱，请专家咨询要钱，把专家请到现场更要花钱……所幸的是，他不必操心旧金山地区的调查和跨国境的追捕。 昨天来过一位森林专家，他注意到地堡后面山坡上的一大片野草生长得特别茂盛，但那里的土壤并不比别的地方更潮湿。经仔细观察，这位专家发现，有人不久前曾在那一带施过肥。谁会给野草施肥？答案显而易见：那个人想掩盖什么。 巴拉迪署长再次求援。他打电话给沙加缅多的加州自然保护区及森林署，对方说，他们可以派给他10名正在接受培训的小伙子。 现在，10位年轻人被领到了那一片茂密的野草山坡前，刚到“犯罪现场”时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这天的气温高达101华氏度。女警官艾琳·布鲁恩告诉小伙子们，他们将要做的事情可以说是毫无乐趣可言。10个人得手脚并用地趴在地上，拨开野草，一寸一寸地搜寻地面。“但是请你们记住，你们将要找到的，并不只是一块骨头，或一个随随便便的什么东西，而是一件证据，一件有可能帮助警方确定一名失踪者命运的证据。” “为什么人们一定要确定他们的亲人或朋友已经死亡？”美国的年轻人最喜欢、也最拿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布鲁恩警官答曰：“所谓‘失踪’，实际上是一种未知。那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形带给受害者亲友们的猜测、疑虑和恐惧，甚至比失去亲友本身更令他们倍觉煎熬，因为这种感觉是经久不散、挥之不去的。而且，请相信我的话，在生者不知道真相之前，死者也很难瞑目安息。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会有那么多的招魂仪式，为什么葬礼上会有敞开的棺木。只有当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心中的伤口才会开始愈合。” 莱钠德·勒克业已畏罪自杀，那盘“卡茜/白兰达”的录像带足以对伍其达判处死刑，因为其中的谈话内容证明，两名案犯至少已经杀害了三个人：麦可·喀罗尔、隆尼·邦德和罗宾·斯达立。但是警方仍在蓝山路现场继续工作，与其说是为了收集更多的罪证，不如说是在寻找那些失踪者的下落。 星期五下午1点半，旧金山警署几位专案组人员带着搜查令来到列诺可街16号，伍其达的住处。 地下室客厅的电视机上连接着一台据查是从达勃斯家丢失的通用电器公司出产的录/放像机，旁边的书架上有几本书和一张旧金山市区地图，上面达勃斯家居住的玉昆路被用红笔画了个圆圈，书桌上放着一个刻有缩写“c.r.p.”的精美笔架，还有两只信封，一只是丹尼斯搬家公司给伍其达寄工资支票用的，另一只信封里装有一张隆尼·邦德的信用卡。办案人员还在一本影集里看到几张莱钠德·勒克的像片和蓝山路地堡施工时的照片。书桌下的一个纸箱里有若干录像带。 录像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新近转录的电视节目，其中一盘的开头部分出现了一个女人戴着手铐坐在椅子上的镜头，和“卡茜/白兰达”录像带中的场景相仿。画面相当短暂，不过三四秒钟，显然是有人先用带子录下了拷问女人的过程，后来又试图通过转录电视节目把原先的内容抹掉。经技术处理后，录像带上女人的静止图像被复制数份分送各地警署。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罗杰·海格腊博士是一位生物学家兼法医和人类学教授。当他抵达蓝山路时，一名警员正拎着两只牛皮纸袋从后山坡上走下来。纸袋中是堑壕里的新发现：杂志、食品罐头、公文包、各式纸张、衣服、玩具、小孩的外套、首饰、梳子、卡茜·艾尔伦的工作证、骨头、牙齿、焚烧后的灰烬和一颗不完整的骷髅头。 波义德·司狄文博士用手指托起骷髅头观察了一会儿：“头盖骨较薄，应该是一个男人。” 罗杰·海格腊博士仔细地数着颅骨顶部骨缝锯齿的数目，就像木材专家数着树木的年轮：“此人大约在0到40岁之间。” 男人，0到40岁。巴拉迪署长默默地把失踪者的名字在心中过了一遍：“胖子”乔斯·甘纳，6岁；摄影师哈维·达勃斯，9岁；莱钠德·勒克的弟弟唐纳德，岁；本田普利路德的车主保罗·卡司能，9岁…… 旧金山方面新近传来的消息说，城南ace五金木材店的约恩·凯尔斯从照片上辨认出了伍其达就是那位穿派克大衣的亚洲客人；警方弹道学专家检查了保罗·卡司能的青铜色本田轿车，从车内的两个弹孔里各挖出一颗点二二子弹；地堡密室墙上的1张照片中，那两张有卡通人物和动物背景的是在旧金山城南少年宫，莱钠德·勒克的前妻柯拉拉·勃拉兹就在那里工作。但当专案组的警探们试图就此事询问柯拉拉时，在她新近聘请的刑事律师的授意下，柯拉拉拒绝合作。不过警方已经查明，那1张照片上的19个人依然健在。估计她们曾经是莱钠德和伍其达的下一批猎取目标。 不过在柯拉拉·勃拉兹聘请律师之前，她曾向办案人员交代了从莱钠德那里听说过的两件事，一是伍其达亲手枪杀了一个名叫唐·约勒梯的职业赛马骑手。那天伍其达企图抢劫一所公寓，他给莱钠德打了电话。但在莱钠德到达之前，伍其达闯进公寓，意外地撞见了唐·约勒梯。伍其达遂开枪击毙唐，并打伤了唐的同性恋人理查德·卡拉萨。 另一件事是，莱钠德说，他和伍其达发现蓝山路的邻居隆尼·邦德一家和他们的朋友罗宾·斯达立在自己家中被人杀害，莱钠德估计此事与毒品有关。莱钠德告诉柯拉拉，他和伍其达按照土著印地安人的方式，将尸体架在柴禾堆上焚烧后掩埋。莱钠德还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让警方发现后在附近搜查。 旧金山方面还带过来两份关于伍其达的卷宗。海军陆战队的档案上写着： 出生年月日：1961年1月4日；出生地点：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入伍日期：1979年10月1日；家庭住址：加利福尼亚州贝尔蒙；所受最高教育及地点：高中，英国约克夏。 ………… 1981年10月1日，正在军中服役的伍其达与其他三名同伙抢劫了位于夏威夷州奥葫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军火库，共盗走机关枪两挺、榴弹炮发射器三台、夜光望远镜一台、手枪七支，总价值：11406.00美元。 1981年11月11日，一名案犯自首后供出了其他三人，及部分被窃武器的藏匿地点。同日，伍其达被捕，并被开除军籍。几天后，从在押地点逃跑。 198年4月9日，伍其达与莱钠德·勒克在加利福尼亚州菲洛镇被捕。 198年8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送往利文坞军事监狱服刑。 1984年6月9日，刑满释放。 另一份档案来自旧金山警署： 出生年月日：1961年1月4日；出生地点：香港；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分布于各英联邦国家；所受最高教育及地点：高中，英国约克夏。 1979年9月，在旧金山圣林卓驾车撞倒路边一公用电话亭后逃离现场，被警方拘捕。后因加入海军陆战队而撤诉。 1984年10月16日，因在默文斯商店偷窃一条价值50美元的床单而被旧金山达利分署拘捕。 1984年10月17日，柯拉拉·勃拉兹为其交付1000美元保释金后释放。 根据伍其达和莱钠德·勒克的档案提供的资料，犯罪现场实验室鉴别出他们俩在地堡密室“单面窗”上的指纹。 媒体终于打探到了警方保守多日的“勒克-伍专案”的秘密，虽然黄色警戒线已经将现场团团围定，但每天仍有无数的记者和周围的居民驱车前往蓝山路。 其实，还有比新闻界更加敏感的不速之客，那便是山林中数以万计的蚊子。为了保持现场不被污染，警方不敢喷药或熏烟，唯一能做的只是搭起几座大号的帐篷。 汤姆·埃森曼警官就在这样的一座帐篷里接受“群众来访”。自蓝山路的消息见报以来，他每天都要接待不下十起来访者。 前天来过一位太平洋电力煤气公司的查表员，他说他刚调到这一带工作。5月的一天上午，他来这家查表，但他找不到安装电表和煤气表的地方，于是敲门询问。开门者是一个留了小胡子的男人，40岁左右，光着膀子穿一条围裙。男人的手臂、胸毛和围裙上沾满血迹。男人告诉查表员他正在宰杀一头猪。 一位中年妇女说，两个多月前，她在圣安佐斯一家酒吧的张贴栏里看到一则“廉价出售家庭旧货”的广告，地址就是这座蓝山路的房子。她在这里用0美元买了一条珍珠项链和一只戒指。自从读到报纸上的消息后，这位妇女一直寝食难安，她怀疑这些首饰是从哪位被害人身上摘下来的，于是专程前来向警方缴纳“赃物”。 汤姆刚刚送走了一对母子，儿子名叫施哥特·墨希，15岁。他说今年1月，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这里招收零工盖房子的广告，便跑来应试。当时，那座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刚起了一半。施哥特对长着胡子的老板说，这看上去很像是一座防空掩体。老板说，眼见的不一定为实。施哥特又指着一堆建筑材料，其中一只盒子上写着“单面窗”。男孩说，我以为只有警察才用这种东西。老板说，你想错了。施哥特还告诉埃森曼警官，老板自称乔斯·甘纳，但他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了老板的照片，他的真名叫莱钠德·勒克。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老板，亚洲人，是莱钠德的朋友。（未完待续） 第29章 现在坐在汤姆对面的是私人侦探亨利·梅斯特，他说他的委托人是一对住在印第安纳州的老夫妻，他们的儿子捷夫·爱斯肯曾在旧金山附近的桑尼维尔当电气工程师，他也是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 “大约14个月前，捷夫告诉他的朋友们他要到这一带的山里旅游摄影，出发前他已经在圣安佐斯的沙沱溪旅馆预订了房间，但是没有去。几天后，警方在离这儿约7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他的车，但始终找不到捷夫·爱斯肯本人或他的尸首。我和他的朋友们交谈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捷夫可能会自杀或出走。” “你认为他会在这儿？”汤姆·埃森曼插问道。 “是的，原因很奇特。捷夫的父母一直要我请一位巫师，去年11月，我从沙加缅多请来了一位名叫卡赛琳·格拉仙的女法师，带她去了发现车的地方。卡赛琳说，她能感受到捷夫·爱斯肯与什么骨头，还有一对带孩子的夫妇有关。最可怕的是，卡赛琳告诉我，她能听到捷夫的声音说：‘快来找寻我的尸骨，现在就来。这里不止我一个人。’” 亨利·梅斯特临走时交给汤姆一大包关于捷夫·爱斯肯的档案资料：照片、病历、牙医病案等等。 1985年的6月9日是个星期天，旧金山警署失踪处处长戴尔蒙·飞普特和全家人做完礼拜后，便从教堂匆匆赶到办公室。他今天必须加班。艾琳·布鲁恩昨天从蓝山路现场打来的电话中给了他一个新的失踪者姓名：卡茜·艾尔伦。这几天，警署的上上下下都知道，凡是与蓝山路相关的都被列为头等要务。 根据卡茜·艾尔伦工作证的传真件，飞普特处长来到旧金山东北郊小镇缪匹塔斯的赛福威超级市场。 卡茜的几位朋友反映，1985年4月14日下午，卡茜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的男朋友麦可·喀罗尔受了枪伤，让她赶紧到山里去一趟。那天傍晚5点半到6点之间，一辆青铜色的本田普利路德轿车泊进了赛福威停车场。7点半，卡茜下班后上了那辆车，和一直等在车里的男人一起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麦可·喀罗尔的弟弟乔恩告诉办案人员，他在4月底收到过卡茜的一封信，说有人会来取麦可的东西。 警方从太平洋贝尔电话公司的通话记录上查到，1985年4月14日下午1点过后，有人从蓝山路平房打电话到缪匹塔斯的赛福威超级市场。而且，伍其达在丹尼斯搬家公司的工作时间卡显示，1985年的4月14日、15日和16日三天，他没有上班。 同日的通话记录上还有一个从蓝山路打到旧金山的电话，受话人叫乔治·普兰克，一家汽车修理行的老板。 乔治·普兰克一边翻阅手中的日志一边对飞普特处长说：“4月14日，我接到莱钠德·勒克的电话。” “你认识他？” “是的。莱钠德要我帮他拖一辆车回来修理，他说一个名叫查理的人会送来钥匙。两天后，4月16日，我让我的两个孩子去查理指定的公共汽车站，查理在电话上说，他是亚洲人，0多岁。查理并没有带来钥匙，而是告诉孩子们车和钥匙在什么地方。后来我就按照他说的，到缪匹塔斯的赛福威超市停车场拖回了一辆1974年的林肯轿车。” “这辆林肯车的车主是——” “麦可·喀罗尔。” 据军事监狱提供的资料，麦可·喀罗尔曾是伍其达在利文坞的“难友”。 林肯轿车后来被莱钠德·勒克转手卖掉。 也是在6月9日这个星期天，现场人员在蓝山路堑壕挖出四具尸体，经初步检验，为两名白人女子、一名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小孩。 过了将近一周，6月15日，星期六，堑壕里又出土了另一具男性尸体。泰利·派克博士轻轻撩起一绺结满血痂的头发，暴露出左耳后方一个圆圆的弹孔。法医们在已经开始腐烂的尸身上提取了几枚不完整的指纹，由此鉴定出蓝山路现场的第一个受害者身份。经与牙齿和指纹等资料比较，死者被确定为冉狄·雅各逊。莱钠德·勒克服毒自杀后，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曾在保罗·卡司能的本田普利路德轿车的乘客座下找到冉狄的银行提款卡。 据克劳德·巴拉迪署长手上的失踪人员档案记载： 冉狄·雅各逊，白人，男，5岁，越战退伍军人，家住旧金山石竹邸宅小区，1985年月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石竹邸宅的另外两位居民，莫利斯·罗克，男，8岁，奇蕊·奥可若，女，6岁。邻居们反映，曾看见莱钠德·勒克找过这三个人，听说是雇他们到山里做建筑工。 巴拉迪署长突然悟到，冉狄·雅各逊等三人就是莱钠德日记中提到的pp1、pp和pp，pp即石竹邸宅（pinkpalace）的缩写。 汤姆·埃森曼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一个耳语似的声音说：“我不想掺和到这桩案子里，但你们确实应该去了解一下……” “你是谁？”汤姆问道。 “这不关你的事。”那个声音继续说，“我只希望你们调查一下克立夫·朴兰图和詹佛·基拉德，他们都是伍其达在丹尼斯搬家公司的同事，已经失踪好几个月了。” “你凭什么认为他们的失踪与伍其达有关？” “我不是‘认为’，而是知道。伍其达问他们愿不愿意去山里盖房子时，我就站在旁边。伍其达说，如果他们想去，可以给他们优厚的工资待遇。克立夫和詹佛去了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 “谢谢你。你真的不愿意透露你的姓名？” “不。” 第二天，6月5日，星期二，旧金山警署专案组人员来到丹尼斯搬家公司。据职工们提供的情况，1985年1月15日，克立夫·朴兰图曾跟人说起他在山里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活儿。在此之前，不止一个人听见伍其达邀请他进山。1月19日，克立夫应该到丹尼斯搬家公司上班，但是没有来，公司打了几次电话也找不着他。下午，一位同事被派去克立夫的住处，克立夫不在，但他的铃木摩托车还停在那里。几天后，那辆摩托车也不见了。 同年月，有人在当地报纸上看见一则出售铃木摩托车的广告，据警方后来查证，联系电话是柯拉拉·勃拉兹的父母家。 职工们说，是克立夫·朴兰图介绍伍其达到丹尼斯搬家公司的，但后来他们的关系似乎不怎么好，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公司的人至少听见他们吵过两次架。有一次克立夫说，他后悔不该给伍其达介绍这份工作。 克立夫·朴兰图本来和几个朋友相约，1月底一起看“超级杯”美式足球决赛，但那个星期天他没有露面。1月8日，一位朋友收到克立夫从圣安佐斯发出的信，信和信封上的地址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克立夫让朋友把他中奖的足球决赛彩券寄到威士维尔的“邮政信箱49”——就是艾琳·布鲁恩在蓝山路地堡土牢的墙上发现的字迹——“克立夫，邮政信箱49”。据邮局工作人员查证，这个信箱是在1985年1月0日以克立夫·朴兰图的名字开的，不久就关掉了。丹尼斯搬家公司的老板戈萨·丹尼斯也在克立夫离开之后收到他的一封信，请他把最后一次的工资支票寄到同一个邮政信箱。戈萨没有寄，因为他不能确定那封信是否真正出自克立夫之手。 后来，这两封信被送到旧金山警署文件、笔迹专家洛依德·堪宁翰的办公室，洛依德在他的鉴定报告中写道：“我认为，这些信都是用那台奥林匹亚牌打字机打的。”当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第一次到蓝山路时，那台奥林匹亚牌打字机就放在平房客厅的书桌上。 办案人员把克立夫的朋友们请到警署，他们辨认出从莱钠德·勒克和伍其达住处搜到的、原本属于克立夫·朴兰图的几件物品：蓝山路小卧室墙上的两面橡木框的镜子、客厅里那张带转盘的餐桌，还有警方在列诺可街地下室看到的那个刻有“c.r.p.”的笔架，朋友们说，c.r.p.正是克立夫·朴兰图的姓名缩写。 丹尼斯搬家公司的职工中没有多少人了解詹佛·基拉德的情况，只有老板戈萨·丹尼斯知道他不辞而别。 苔丽·凯勒和詹佛·基拉德合租一套公寓。她说1985年月4日，詹佛接到好几通电话，都是伍其达打来的。伍其达要詹佛到斯托克顿替人搬家，酬金100美元。詹佛临走时告诉苔丽，他搭乘公共汽车去斯托克顿，搬完家当天晚上就会回来。但是他一直没有回来，或者说，苔丽从此再没见到过他。月7日，苔丽下班后回到公寓，发现詹佛房间里的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搬走了，她想也许是詹佛自己搬的，所以未起疑心。 苔丽·凯勒和詹佛的朋友们辨认出，本田普利路德轿车后座上那件男式夹克外套是詹佛·基拉德的，还有放在蓝山路客厅墙角的吉他和列诺可街地下室书架上的几本书。 警方最早在蓝山路现场堑壕里找到的那架照相机，机内的胶卷冲洗出的照片中有一张从室内窗户往外拍摄的风景照。办案人员曾带着这张照片遍访旧金山地区的知情者，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摄自何处。他们也向苔丽·凯勒出示了这张照片，苔丽说她知道这个地方，这是詹佛·基拉德以前租住的公寓。不用说，那架相机也是詹佛的。 6月7日，星期四，联邦调查局在旧金山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已正式向美国海军部和五角大楼，即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指控两部“玩忽职守”。据查，伍其达生于香港，系大不列颠臣民，本不应被接纳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此其一。其二，伍其达因盗窃军火被军事法庭判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其刑满释放后理应立即驱逐出境。 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说：“谁知道呢，倘若他被遣返香港，也许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不会发生在这个国家。” 五角大楼的反应：不作任何评论。 7月5日，星期五，加利福尼亚首府沙加缅多。州立法机关一致通过拨给卡拉沃若地区用于本案的专款共50万美元。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加拉蒙迪说：“地处山区的卡拉沃若地区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应付如此大规模的系列绑架、强x、抢劫、奴役及凶杀案。”他指出，这笔款项仅限于立案侦查阶段，用于庭审等的法律费用将由州政府另行拨款解决。 在蓝山路现场工作的专家和各种人员已增加到了近50人。卡拉沃若地区共派出14人，旧金山17人，司法部5人，州森林署的10位年轻人本来只是临时借用，后来就成了长期留用。此外，每天还会有不同的专家被邀请到现场处理鉴定不同的证据。 7月初，森林署的小伙子们在后山坡那片繁茂的草地上挖出三只共装有1800多枚银币的盒子，后来又挖出一个5加仑的塑料桶，内有枪支、钱包、信用卡等，其中一张社会安全卡上的名字是詹佛·基拉德。 巴拉迪署长立即增派了人手，挖掘的面积不断扩大，一直延伸到与后山邻居卡特先生的房产交界的地面。在此次现场勘察刚开始时，艾琳·布鲁恩曾向巴拉迪署长报告说，那儿有一块被翻过的新土。 果然，那一片的地底下也埋了一个大盒子，里面有汽车保险卡、人寿保险卡、电话卡及一些摩岭车行的名片，上面全是保罗·卡司能的名字。一只写着“卡司能”的信封里装了一副眼镜。此外，还有一把点二二卢杰·马克ii型手枪、一匣共1发子弹和一只消声器。经专家鉴定，在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的弹孔中掏出的点二二子弹就是从这把卢杰·马克ii型手枪发射的。 “终于，”巴拉迪署长自忖道，“我们找到了足以证明保罗·卡司能身份的遗物。虽然还未能鉴认出他的尸骨，但他肯定在这里。”巴拉迪署长举目四望，“在这里的某一个地方。” 就在沙加缅多的政治家们投票拨款的那天下午，这个挖掘点又出土了两只塑料桶，内有一个急救箱、一把刀、若干子弹、一把电锯、一把园林锯和一把斧子。锯子和斧子上均有深褐色斑迹，化验结果为人血。 两只塑料桶的旁边掩埋了一具无名女尸。现场的几位验尸官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一点——她不是黛波拉·达勃斯，或白兰达·敖康侬，或卡茜·艾尔伦。 同日，联邦调查局搜查了莱钠德·勒克和伍其达开设的6个邮政信箱，共抄走邮件50多封。 卡拉沃若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乔恩·克罗福一直在查寻那个名叫思蒂芬妮·詹妮·卡尔的小女孩，现场人员在蓝山路的堑壕里找到了她的照片。根据照片背面的文字估算，她的生日应该是1981年月。 乔恩先与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统计局联系，没有结果。他又把资料寄给其他49个州，宾夕法尼亚的阿滨顿警署回电说，思蒂芬妮·詹妮·卡尔住在他们的辖区里，她的母亲叫冬娜·缪伦。 冬娜·缪伦在电话上告诉乔恩·克罗福，从1978年到1981年，她与克立夫·朴兰图同居，后来克立夫去了加州，临走时冬娜给过他思蒂芬妮的照片。 乔恩·克罗福接到一个从圣地亚哥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位自称多莉·杜林的女人说，她有关于罗宾·斯达立的重要线索。乔恩当即乘头班飞机直达圣地亚哥。 多莉·杜林是罗宾·斯达立在圣地亚哥的邻居和朋友，她曾与罗宾一起去过隆尼·邦德夫妇在蓝山路的住处。近日，多莉在报纸上看到了莱钠德·勒克的照片，但她认识的这同样一个人却叫乔斯·甘纳。 “1985年4月4日早晨8点半，这个乔斯·甘纳和一位东方男子按我的门铃。我这几天刚知道，他就是伍其达。我问：‘谁呀？’门外的人说：‘乔斯。’我又问：‘乔斯是谁？’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叫乔斯的人，他说：‘从北边来的乔斯。’我认出他是邦德夫妇的邻居，就开了门。莱钠德让他的朋友回车里等着。” “回车里等着。”乔恩·克罗福重复道。 “莱钠德说，他发现他们三个人死了，隆尼·邦德、白兰达·敖康侬和罗宾·斯达立。莱钠德说他和他的朋友伍清理打扫了现场，又以印地安方式焚烧掩埋了尸体。他还说邦德夫妇的孩子不见了。” “孩子不见了。”乔恩使用的是审讯技术中的一种，重复证人言辞中的最后几个字，不露痕迹地引导对方继续讲述。这种技术一般用于收集情况性质的询问，特别是当问话人不知道谈话的下文时。 “他说屋子里到处都是衣服，但没有三个人的身份证件，他们也没有找到枪。莱钠德说他们想把那里布置得就像是邦德一家搬走了的样子，以免招惹警察。” “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报警？” “我都已经吓死了。莱钠德说他要罗宾的卡车注册证，要罗宾的毕业证书，要罗宾的自行车，要罗宾的全部衣物，还要他卖给罗宾手枪的收据。我们一起去威士维尔那次，罗宾从莱钠德手里买过一把枪。” “买过一把枪。” “我告诉他我没有罗宾的房门钥匙，他就给了我罗宾的钥匙。我带他去罗宾的住处，他拿走了罗宾的衣服。但当时我没有找到那张收据，后来找到了。” 多莉·杜林递给乔恩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售予罗宾·斯达立瓦尔特手枪一支，型号ppk/s，9毫米，编号15615。”落款及签名：乔斯·甘纳。 “我也没有找着罗宾的车辆注册证。莱钠德很不高兴，他说：‘好吧，等你找到了，就给我打个电话，或者给我寄来，行不行。’” “后来呢？” “他说罗宾的卡车出过一次车祸，在他们开着那辆车来圣地亚哥的时候。我跟着他出去，他指给我看那辆灰色雪佛莱家用卡车被撞坏的地方。伍其达也和我们一起看，但他没说话。那卡车好像是在司机座的左边撞上了一棵树什么的。” “牌照？” “特殊牌照，ahoymty。我能记住这个牌照是因为圣地亚哥有很多水手。” “意思是——” “海军隐语。” 多莉还交给乔恩一张罗宾·斯达立修理照相机的收据，这架尼康相机的出厂号是50594。多莉后来又说，罗宾动身去威士维尔的时间是4月18日。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乔恩·克罗福在临走之前问多莉·杜林。 “还有，莱钠德实际上告诉过我他们发现尸体的具体位置。他说白兰达的尸体在屋子里面，隆尼在前边的阳台，罗宾在后门外面。他说现场没有发现枪支和毒品。” 据加州公路巡警部的档案记载，1985年4月日，科恩地区巡警报告过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牌照：ahoymty，司机姓名：查理·其达·伍。科恩地处旧金山与圣地亚哥之间。 据丹尼斯搬家公司的工作时间卡记录，1985年4月日至7日，伍其达请假。工作时间卡上还注明，伍其达打电话请假时说，他的父母出了车祸，他必须赶去洛杉矶。 据太平洋贝尔电话公司的通话记录，1985年4月1日晚7点1分，有人从蓝山路的住宅打电话到丹尼斯搬家公司老板戈萨·丹尼斯的家里。 伍家三个孩子的英文名字是按abc的字母顺序排列的。住在加拿大中部大都市多伦多的是大姐爱丽丝，二姐贝蒂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卡尔嘉利，伍家老三就是以字母c开头的查理·其达·伍。 据美加两国有关当局掌握的线索，伍其达实际上没有坐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而是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旧金山飞抵芝加哥，用迈克·基莫托的名字住进城堡大酒店，四天后，由一位不明身份的朋友陪伴，取道底特律，跨越美加边境，于6月中旬辗转到达多伦多。6月下旬，多伦多警方发布的新闻称，他们确信伍其达藏匿于该市某亚裔集居区。有消息说，伍其达曾与大姐爱丽丝取得联系，但爱丽丝不愿为弟弟提供任何帮助，同时，出于手足之情，也答应不会举报他。7月初，有关部门获得的情报显示伍其达已潜入卡尔嘉利。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去的官员与当地警方立即联手行动，全天候监视贝蒂及其家人。或许是姐妹俩已经商量好了，伍其达在二姐那里也碰了同样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46岁的西恩·多义耳是卡尔嘉利的一位中学教师，教授英语、艺术和科学。西恩还在哈德逊湾百货大楼有一份周末的业余工作，他是那儿的保安。7月6日，星期六这一天，西恩在百货大楼上白班，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未完待续） 第30章 时间过了一多半，午后点左右，西恩·多义耳和另一名保安乔治·福斯特正站在一起观察一位亚洲客人。彼时，那位顾客已经乘人不备往他的军用旅行背包里塞了好些货，两罐鲱鱼、一把瑞士军刀、一条辫状电缆、两包奶油甜饼、三块香皂、一罐烤豆和一盒烤面包条。西恩和乔治又眼见着那位客人把一瓶饮料和一方奶酪塞进了背包里。 西恩说：“不行，这个混蛋拿得太多了。” “他简直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乔治说，“你打算再等多久？” 亚洲客人在他的背包里放进一罐百事可乐。 “是你去还是我去？” “我去。”西恩说。他朝那位顾客走去：“请问我可否查看一下你的背包？” “不行，这是我的。” 西恩一把抓过背包。 “不行，这是我的。”客人提高了嗓门。 “你在行窃。我看见你把东西装进了包里。” “那你让我把皮夹子拿出来。”客人把手伸进背包。 乔治·福斯特大叫：“西恩，他有枪！” 西恩瞥见一个黑乎乎的家伙从包里被抽出来，他甚至来不及思索便伸手去抢，两个人扭作一团。突然一声巨响，亚洲客人扣动了扳机。西恩和枪手同时倒地，但仍在继续争夺那把手枪。第二声枪声响起，西恩感觉到一股热流涌到他的右手。他中弹了。 这时，乔治·福斯特扑过来摁倒了凶犯。 两小时后，从卡尔嘉利市警署传过来的消息说，他们抓到的是查理·其达·伍。 差不多同时，消息也通过国际长途传到了蓝山路现场，克劳德·巴拉迪署长特准众人提前下班以示庆祝，但他自己却没有回家。警署的办公桌上，一纸传真正等着他，那是卡尔嘉利警方在伍其达身上搜出的物品清单，其中有一架尼康相机，出厂号50594，正是罗宾·斯达立的遗物。 第二天，当巴拉迪署长到蓝山路“上班”时，一下车便闻到本来清新的山林空气中夹杂了一股呛人的刺鼻气味。巴拉迪署长循“味”而去，在离木屋约半英里的荒坡上，天空中一片嗡嗡声，上千只绿头苍蝇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前一天晚上，几只野狼从这里刨出了一条睡袋，睡袋离表土层只有6英寸。 波义德·司狄文博士正在用便携式录音机录音：“法医案号51-85。尸体包裹在一条带拉链的蓝色睡袋中。睡袋外面有灰色电缆胶布捆绑于大致是死者脖颈的位置，同样的胶布亦缠绕在小腿和脚踝处。” 睡袋被打开后，司狄文博士对着录音机继续说：“初步鉴别死者为成年男性，身着衬衫、内衣、衬裤和袜子。头部及上身套有一只绿色塑料垃圾袋，双手反铐在身后，双脚在脚踝处用绳索捆绑。” 法医小心翼翼地摘掉绿色垃圾袋，“死者的脖子上缠绕着一条皮革质绳索，绳上系有一只用作口衔的红色橡胶球。整个尸身只在头部有一处枪伤，其形状和尺寸大致与点二二子弹相符。” 现场人员搬开睡袋，底下赫然显现出另一条红色睡袋。两条睡袋之间没有泥土，显然是同时掩埋的。 司狄文博士继续录音：“法医案号5-85。尸体包裹在一条红色睡袋中，睡袋有些潮湿……死者经初步鉴别为成年男性。双手及双脚分别用灰色电缆胶布捆绑在一起。尸体上套了两只塑料袋。一只绿色垃圾袋罩着死者的头部和双肩，另一只大号垃圾袋被剪开口后，套在死者的身上……与案号51-85的情形相似，该死者的脖颈处缠绕着有红色橡胶球的皮革绳索。死者的脸颊上有一处可能是因近距离接触射击而造成的枪伤。第二个弹孔在右眼上方。第三处在肩部，子弹从背后射入，朝外侧略微向下斜穿过右肩。第四处是右腿，子弹穿透的方向也是从左到右。初步断定皆为点二二子弹所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一直在法医身边的汤姆·埃森曼开口说，“腿上和肩膀上的枪伤在先。当时被害人正在奔跑，子弹从后面追上他。枪手应该在他的后左侧，而且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比如台阶或斜坡上。” “然后是头部那惩罚性的两枪。”艾琳·布鲁恩说。 进一步的指纹等实验确立了两名被害人的身份，他们是隆尼·邦德和罗宾·斯达立。 这是警方在蓝山路的最后一起重大发现。 多年后，当本案各方面的调查工作全部结束时，警方收集到的各种证据，包括物证、照片、现场记录和说明，以及其他文件等，共重达6吨。从蓝山路挖掘出的人体残骸为7具男尸(其中一人只有头骨)、具女尸、1具婴儿尸体和46磅共计100多片碎骨。 1990年，警方专家们对尸体样品、骨头及现场采集到的血液等法医学样品进行了dna化验，结果表明，这些残骸分属于5名不同的受害者。不少受害者亲属，如卡茜·艾尔伦的妹妹、白兰达·敖康侬的父母、保罗·卡司能的姐姐等提供了自己的dna样品以资比较。最后，警方有足够的人证物证可以确定的蓝山路现场被害者为1人： 哈维·达勃斯，家住旧金山玉昆路的摄影师。 黛波拉·达勃斯，哈维·达勃斯的妻子。 希恩·达勃斯，哈维·达勃斯的儿子。 保罗·卡司能，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轿车的车主。 卡茜·艾尔伦，赛福威超级市场职工。 麦可·喀罗尔，卡茜·艾尔伦的男朋友。 隆尼·邦德，蓝山路邻居。 白兰达·敖康侬，隆尼·邦德的妻子。 小隆尼·邦德，隆尼·邦德的儿子。 罗宾·斯达立，邦德夫妇的朋友。 唐纳德·勒克，莱钠德·勒克的弟弟。 乔斯·甘纳，莱钠德·勒克的朋友。 冉狄·雅各逊，被雇到蓝山路的工人。 证据不足，但可能与本案有关的失踪者6人： 克立夫·朴兰图，伍其达在丹尼斯搬家公司的同事，后被伍其达雇到蓝山路建地堡。 詹佛·基拉德，伍其达在丹尼斯搬家公司的同事，后被伍其达雇到斯托克顿搬家。 莫利斯·罗克，被雇到蓝山路的工人。 奇蕊·奥可若，被雇到蓝山路的工人。 迈克·基莫托，伍其达在逃亡时带着他的身份证件。 捷夫·爱斯肯，1984年月在蓝山路附近失踪的电气工程师。 此外，还有1名身份不明的受害者。 伍其达被捕后两天，1985年7月8日，星期一，卡尔嘉利市所属的加拿大阿尔博塔省检察院以抢劫、抢劫未遂、非法持枪及杀人未遂四项罪名对他进行起诉。同时，美加两国的记者们奔波于世界各地，争相发掘关于伍其达和莱钠德·勒克的故事。 伍其达的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历经战乱，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发迹之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儿女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据说在生育了两个女儿后，伍母顾夫人意欲绝育，是伍父百般央求她务必再为伍氏门宗生下一个延续香火的儿子。几年后天遂人意，伍家夫妇喜得贵子，起名伍其达。 伍其达自小便与别的孩子不同，不爱说话，脸上少有笑意，而且总是一副恶狠狠的眼神。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和两个姐姐一样，被送进了当时香港最昂贵的私立学校。但他的成绩并不太好，对读书也毫无兴趣。伍其达上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习武。他非常崇拜武术明星李小龙，称他为“大龙哥哥”，自己则是“小龙弟弟”。伍其达学得的那点拳脚功夫全都用在了打架斗殴上，每当在外面闯了祸，回到家里任凭父母百般责问、打骂，兀自一声不吭，只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牢了父亲。伍父望子成龙心切，恨铁不成钢，有几次竟将独生子捆绑起来，棍棒皮鞭，往死里抽打，以至母亲姐姐们看不下去，跪地求父亲手下留情。伍其达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偷。按说父母从未亏待过他，凡他想要的东西，没有不能如愿的。他从来就没有过囊中羞涩的时候，因为是独子，他总是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比两个姐姐更多的零花钱，但他也总是忍不住要干些偷鸡摸狗的下作之事，不管那些东西对自己有用没用。由于他的好斗、偷窃和不服管教的逆反性格，伍其达先后被香港几所学校开除，最后家里人不得不把他送到英国约克夏，他的舅父那里。没过多久，伍其达再次被逐出校门，原因是他偷了同学及当地一家商店的东西。 回到香港后，伍其达在家里一直呆到年满17岁，获得了一张去美国的学生签证。他注册进入加利福尼亚的贝尔蒙圣母学院，但他已经不能适应学生生活，只草草念了一个学期即辍学离校。1979年9月，伍其达在旧金山因交通肇事被警方拘捕，10月便谎报身份混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1981年上半年，入伍不足两年的伍其达已经被晋升为一等兵，但他的军旅生涯很快就结束了。同年11月，他因结伙抢劫军械库而被捕。几天后，伍其达越狱逃跑，在加州遇见莱钠德·勒克，并随他搬入了勒克夫妇在“印地安溪牧场”的住所，直至次年4月底被联邦调查局捕获。 1984年6月，伍其达从利文坞军事监狱出来后直接住进了莱钠德·勒克的蓝山路木屋。不到一个月，这两个决心与社会为敌的凶犯便联手拉开了他们大规模血腥屠杀的序幕。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情报，两人重新聚首后的第一桩命案发生于1984年7月，伍其达在企图入室抢劫时杀害了职业赛马骑手唐·约勒梯，并打伤他的同伴理查德·卡拉萨。后来，理查德曾在法庭上就此案作证，警方也在蓝山路搜到了伍犯作案时使用的枪支。 莱钠德·勒克的家庭背景与伍其达大相径庭。1945年10月9日，莱钠德出生于旧金山，他的父母总是在无休止地争吵打斗，即使是新生命的降临也不能使勒克家的内部冲突哪怕是稍微地和缓一下。幼年的莱钠德被辗转送往各亲戚家里“暂住”，直至长到6岁，才总算在祖父母那里觅得一席长久的落脚之地。亲友们说，儿童时期的经历使莱钠德·勒克终生都无法摆脱那种遭人拒绝、被人嫌弃的屈辱、愤懑和不安全感，这种感受也反映在了他的日记中。 19岁时，莱钠德·勒克报名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与其他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年轻人不同，莱钠德此举更是为了脱离家庭、改变现状。莱钠德在军中是雷达操作员，尽管曾由于工作认真负责而多次立功受奖，但实际上他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第一次被派赴越战前线后不久，即因“有精神病初兆反应”而住进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莱钠德再度被送往越南，几个月后，他因“原因不明的综合症”而提前退伍，并长期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荣誉军人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其间，他也曾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荷西分校选修过几门课，但很快就放弃了。莱钠德于1981年与柯拉拉·勃拉兹结婚后租住在菲洛镇郊的“印地安溪牧场”。有朋友称，就是在那座橘子园里，莱钠德·勒克开始种植毒品，并为所谓即将到来的核战争储备军火等物资，这也是他后来被捕的原因之一。 198年6月，莱钠德·勒克躲进了地处荒野的蓝山路木屋。根据家人们的证词及其日记记载，莱钠德于次年即198年，先后秘密杀害了他的兄弟唐纳德·勒克和朋友乔斯·甘纳，以攫取维持逃亡生涯必需的钱财。 伍其达落网的消息给旧金山和卡拉沃若警方带来的激动与兴奋仅仅持续了三天。1985年7月9日，星期二，加拿大司法部长约翰·科斯比宣布，他将正式拒绝美国方面引渡伍其达的请求，因为加拿大已经废除死刑，根据1976年美加两国政府签署的引渡公约，加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不予引渡任何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犯。 当美国有关部门终于从震惊中缓和过来后，两名旧金山警署专案组的警探被派往卡尔嘉利提审狱中的伍其达。正如警方所预料，伍其达一上来便把所有的罪责尽数推到死无对证的莱钠德·勒克头上，说他才是主谋和凶手，而他自己与本案的联系不过是有时候“在那儿”而已。伍其达最后只承认他曾帮助过莱钠德“处理”保罗·卡司能的尸体。 当美国方面根据这次的审讯记录准备对加拿大司法部发起新一轮的攻势时，阿尔博塔省立法院正紧锣密鼓地开始对伍其达在当地所犯罪行的庭审，并且声称，庭审期间不接受美国方面关于引渡该犯的任何公文，亦不予处理任何有关事宜。后来，伍其达在加拿大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迟早有一天将会不可避免地面对“蓝山路大规模系列绑架、强x、抢劫、奴役、凶杀案”的审判，在加拿大服刑期间，伍其达以少有的认真态度和钻研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美国联邦及加州有关法律条文。毕竟是性命攸关，马虎不得。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不屈不挠地与加拿大有关当局就此案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公文往来及法庭辩论战。在经过了十多次上诉和似乎是永远不可能完结的听证后，加国政府终于恩准了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请求，同意将伍其达引渡至美国受审。 1991年9月6日，麦克雷兰空军基地岗哨林立。一架军用专机徐徐降落后，几辆早已等候在跑道边上的警车缓缓驶近从舱门降下的舷梯旁，依旧身着加拿大灰色囚服的伍其达被直接从这里递解到加州首府沙加缅多郊外的福尔逊监狱。 从这一天到“伍其达案”正式开庭审理，中间经过了漫长而枯燥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七年。伍其达利用他在狱中掌握的法律知识现炒现卖，使开庭的日期一改再改。 最早拟定的庭审地点是卡拉沃若地区首府圣安佐斯。伍其达先是不断地通过他的律师向上级法院提出各种正式申诉，内容从一日三餐到医疗待遇，无所不有。每当有这类申诉递交法庭，正常的法律程序便须暂时中断，直至有关事实得以澄清，或有关部门作出结论后，才能继续进行。 比如有一次，伍其达预审出庭回到监狱已过了开饭的时间，看守给他端来的饭菜有些冷了，伍其达当即绝食。 还有一次伍其达说他着了凉，向狱医指定要一种药片。这种药物的催眠效果非常强，狱医担心他次日出庭时会头晕脑胀打瞌睡，就给他开了别的药。谁知第二天在法庭上，伍其达当众向法官发难，说狱医拒绝了他的医疗要求，致使他病情加重。法官不得不宣布休庭。 伍其达在狱中被列为“高危罪犯”。他本是重案犯，更兼体格硕健，又会武功，即使有手铐脚镣，看守们有时候也心里发怵。199年，法庭曾一度使用一种特制的笼子，休庭时便将伍其达锁于笼中。这在后来又成了他申诉的理由。据伍其达称，这个笼子让他深感恐怖和羞辱，恶梦连连，夜不能寐，以致身心皆受到伤害，云云。 伍其达的另一招是，不断辞退更换官方为他指定的律师。据法庭的档案记载，伍其达前后一共更换过1次律师。每当新律师接手案子，所有的调查、策划、准备工作等等就得重头开始。仅此一项，不但为伍其达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而且使州政府耗费了更多的资金。伍其达对任何一位代理过他的律师都不满意，都能指出种种的不是。有一次，他甚至以100万美元的索赔金状告他的辩护律师们。还有一次，他向圣安佐斯法院提交动议，要求自任辩护律师，被法院驳回。 伍其达的律师们曾在当地作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95%的卡拉沃若地区居民都认定伍其达“有罪”，只有5%的人表示，要在公诉方和被告方向法庭提交证据后才能作出判断。被告方随即以伍其达不可能在圣安佐斯获得公正裁决为由，要求易地审判。此项动议被递交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1994年4月8日，法庭命令将“伍其达案”的庭审地点移至洛杉矶的桑坦纳。 又经过了四年多的各种听证与延期，1998年10月6日，“伍其达案”在桑坦纳法院开庭审理。 伍其达被指控的罪名包括1项预谋杀人罪。在蓝山路现场的1名受害者中，警方确信唐纳德·勒克和乔斯·甘纳被害于198年，当时伍其达正在利文坞军事监狱里服刑，所以与这两宗案子没有关系。但除了蓝山路外，伍其达还应该对1984年7月发生的唐·约勒梯命案负责。 因为法官约翰·瑞恩允许摄像机进入法庭，首席公诉人霞琳·翰纳珈在开场发言中播放的“卡茜/白兰达”录像带的某些画面，当天便出现在三大电视台的全国新闻上，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民愤。事后，陪审团中的一名中年妇女对记者说，在庭审期间，录像带上的画面搅得她天天晚上做恶梦。 霞琳·翰纳珈在发言中指出：“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把蓝山路变成了一座血淋淋的杀人魔窟和阴森恐怖的巨大坟墓。”“1个活生生的人从地球上消失了。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就是策划并实施这一系列谋杀的刽子手。”（未完待续） 第31章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在他的开场白中针对录像带的内容反驳道：“请注意，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伍其达在这所法庭上被起诉的罪名是谋杀，而不是撕破什么人的衣服。”“你们在那盘录像带里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的镜头，但有一点你们始终没有看到，就是谋杀。”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双方各用了大约一半的时间传唤证人，提交证据，阐述自己的案子。被告方辩护的立足点仍然是，一切都是莱钠德·勒克干的，他才是本案的真凶，而伍其达只不过有时候在现场而已。其间，1999年1月18日，伍其达在法庭上表示，如果公诉方放弃交叉提问，他将为自己出庭作证。约翰·瑞恩法官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一荒唐的要求。 1月5日，被告方听证结束后，伍其达交给他的辩护律师路易斯·卡拉普一封信，并要他当庭宣读。伍其达在信中坚持要求法庭撤换他的律师，被法官驳回。 1月6日，公诉方在其总结性发言中第三次播放了“卡茜/白兰达”录像带，并一一回顾了他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和证词。霞琳·翰纳珈强调指出，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所有参与策划或实施同一案子的案犯，不管每个人的具体作为如何，都应被视为犯有同样的罪行。她说，从录像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的程度，使他们可以对着摄像机镜头，并当着一位被害者的面，承认另一桩谋杀。”“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均涉嫌这1起人命案。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位扣动的扳机，在法律的眼中，两名案犯都同等的有罪。” 1月7日，被告方律师在陪审席前摆好了姿势，正准备开始他们的总结性发言，伍其达再次要求更换律师。被法官约翰·瑞恩驳回后，他随即写了一张字条，让法警转呈法官。瑞恩法官阅毕击槌休庭，把伍其达带到了他的办公室。 复庭后，约翰·瑞恩回到法官席上坐定，向陪审团宣布了一个意外的临时决定：允许伍其达到证人席上作证。 事后，伍其达的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对记者说：“不管我们怎么认为，也不管他出庭作证的后果如何，总而言之，这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1月8日，伍其达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他长达三天的自我辩护。引导他作证的是他的律师路易斯·卡拉普。 伍其达说：“我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标准，或者说，有一条界限。简单地讲，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比如说，杀人，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自从我被捕以来，媒体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经认定……这个家伙不可能是无辜的。” “有一天，莱钠德找到我说，要我帮他做点事……” 伍其达接下来解释道，第一件，从达勃斯家搬两袋东西，第二件，掩埋隆尼·邦德和罗宾·斯达立的尸体。莱钠德告诉他，隆尼·邦德在搞毒品，他若是不把他们杀了，迟早有一天会招来警察。 “隆尼·邦德的尸体藏在阳台底下，莱钠德要我给他戴上手铐，在嘴里塞一个橡皮口衔，再装进睡袋里。莱钠德想让他们看上去像是被贩毒黑帮杀的。” 路易斯·卡拉普问：“你知道他在山里埋藏东西吗？” “那是他核战争生存计划中的一部分，”伍其达说，“他觉得埋在地底下更保险。” “你知道他在这里面监禁**隶吗？”路易斯向陪审员们出示了一张钢筋水泥地堡的照片。 “不知道。他只说这是用于防范核战争，保护他自己和他的贵重物品。” “你知道一些女子被像囚犯一样关押在这里面吗？” “我记得他说过里面有一间密室。但那是他的地盘，他的私人空间。他从没让我进去过。” 接着是公诉方交叉取证。 霞琳·翰纳珈：“如果我告诉你，地堡密室的‘单面窗’上有你的指纹，你有什么话说？” 伍其达：“我不记得进去过。” 霞琳·翰纳珈再次把“卡茜/白兰达”录像带插入放像机，屏幕上出现了白兰达·敖康侬戴着手铐坐在椅子上的画面。霞琳又举起两张隆尼·邦德和罗宾·斯达立尸体的照片，“你看到了这两具尸体，你难道不认为莱钠德·勒克会杀害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吗？”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她的丈夫和朋友。” 当屏幕上的伍其达说“你可以哭闹叫喊，或挣扎反抗，就像别的有些人那样”时，霞琳·翰纳珈轻轻地按下“暂停”键，将画面定格。她问：“你说‘别的有些人’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没有‘别的有些人’，我当时不过是随口编瞎话唬她。” “你为什么要撕掉她的胸罩，还说‘你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我只是想讨好莱钠德，因为莱钠德恨她。” “你奸污过她吗？” “我本来是想和她zuo爱，但是我做不到，我很同情她的处境。说实话，我真的很懊悔做了这些事。” 伍其达指指电视屏幕，“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完全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被莱钠德牵着鼻子跑。我后悔不该答应给莱钠德帮忙。我对他说这一切太过分了，我不希望自己卷进这样的麻烦中。” “那么，为什么六个星期之后，你还和他在一起偷一只75美元的台钳？” 霞琳·翰纳珈拿过一沓漫画请陪审员们传阅，那都是伍其达当年在卡尔嘉利监狱里画的，一共有150多张，其内容与画面都是暴力杀人的，十分残酷，令人发指。 伍其达说：“我完全可以向你们解释这些漫画，所有的画面都是想象的，一点儿也没有真实的成分。当时在卡尔嘉利监狱，那里的犯人们管我叫‘刽子手’、‘强x犯’，因为报纸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不过是根据媒体对我的指责画了这些漫画。” 霞琳·翰纳珈又向陪审员们出示了一张伍其达在卡尔嘉利监狱牢房里的照片，背景的墙上除了各种漫画外，还有几行大字：“没有枪就没有乐趣（nogun，nofun）”，“没有杀戮就没有刺激（nokill，nothrill）”。 伍其达说：“这是当年在海军陆战队的时候，长官们总是教导我们‘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nopain，nogain）’，后来我们就编出了这些顺口溜。” 当律师问及他与莱钠德·勒克和柯拉拉·勃拉兹的关系时，伍其达说：“我和他们比和我的在香港的生身父母更亲近。我知道我的家人们很爱我，总是试图送我进最好的学校，但是说实话，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和感情，或者至少，他们不懂得如何与我沟通，如何表达关爱和亲情。当我遇到莱钠德和柯拉拉时，我终于有了一种归宿感，他们更像是我的亲人……莱钠德是唯一的我可以向他敞开心扉的人……我之所以做了那么多违心的事，只是因为我无法拒绝他。” 霞琳·翰纳珈用信任的目光扫过1名陪审团成员，开始了她的第二次总结性发言。 “谁也不能指责伍其达？一切都是另一个人的错？”霞琳·翰纳珈指着电视屏幕上正在无声地播放着的“卡茜/白兰达”录像，“这些真实的画面比被告在证人席上的证词更能说明一切。”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已经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这些明确无误的语言，这些明确无误的证据，传达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而被告人伍其达对这一切根本就给不出一个明确无误的解释。” “你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涉嫌这1桩谋杀？我想，答案是明确无误的。” 路易斯·卡拉普在被告方的总结发言中说：“伍其达确实涉嫌绑架和迫害某些被害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莱钠德·勒克将要加害于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具体地参与了谋杀的行动。” 当提到那盘录像带时，路易斯说：“事实往往并不像它所表现出的那样。” 最后，伍其达的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向陪审团指出：“你们可以不喜欢我的委托人，但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时，你们必须把个人的好恶放在一边。伍其达是否谋杀或参与谋杀了这1名被害者？我相信，你们将会得出否定的结论。” 月8日，1名陪审团成员进入审议室。 经过9天的审议，1999年月4日，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1项指控中的11项“有罪”裁决：伍其达涉嫌谋杀六男三女及两名幼童的罪行成立。 唯一有争议的是关于保罗·卡司能一案。不少陪审员接受了被告方在法庭辩论中的陈述，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谋杀发生时，伍其达确实在犯罪现场，即那辆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轿车中。 同年6月0日，法官约翰·瑞恩宣布，判处被告人伍其达死刑。 目前，伍其达被关押在圣昆丁加利福尼亚州立监狱的死囚牢里。 在1999年以前的14年里，加利福尼亚州各级政府填进“伍其达案”这个无底洞里的税收款，以及联邦调查局从国库中动用的资金，共计高达近100万美元，其中花费最多的一年为0万。这还不包括加拿大方面的开销。 1999年10月日，经法医波义德·司狄文博士提议，卡拉沃若警署和旧金山警署有关部门联合在圣安佐斯陵园举行了蓝山路遇难者悼念仪式。按照司狄文博士的设想，这应该是一个不事张扬的、肃穆而宁静的仪式，70多封请柬只寄给了被害人家属及本案的主要办案人员和一些证人等。 在前排就座的有当年最早着手此案的女警官艾琳·布鲁恩，此时她已是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拄着拐杖由孙女陪伴着到达殡仪馆。与她同行的还有汤姆·埃森曼，他也已56岁，两鬓斑白。 75岁高龄的原ace五金木材店店员约恩·凯尔斯是由一名警员专程开车送来的。其他的与会者还有丹尼尔·崴特、约瑟夫·罗丹、巴勃·邦宁，以及达勃斯家的邻居芭芭拉等等。 公诉人霞琳·翰纳珈也收到了请柬，她因病住院不能出席，托人捎来一只硕大的花圈。 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一天无疑来得太晚了。克劳德·巴拉迪署长和法医泰利·派克博士等已在这漫长的14年里相继谢世。 卡拉沃若警署出资9000美元买下了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碑文是请当地一位诗人撰写的： 在威士维尔的山林里 我们找到了你们—— 失去的亲人们。 你们的肉体 在黑暗的地狱里死去， 但你们的灵魂 将在光明的天国中永生。 安息吧！ 谨献给： 1984-1985 威士维尔大规模系列谋杀案的受害者们。 06人世与坟墓之间 1985年6月8日，星期六，得克萨斯州堪博诺城。 傍晚时分，人们看见几名警员用黄色警戒线围定贝蒂·露·彼茨家的园子，连同附近的街区都圈了进去。一辆大型平板卡车拉来一台推土机，消防队也送来了超强照明系统。不久，大队警察开到，连带捎来了无数的记者。 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贝蒂的近邻们以知情者的口吻告诉众人，警方是要挖开前院那座井式花坛，因为那底下可能埋着贝蒂的第五位丈夫季米·彼茨。 指挥这场挖掘的是翰德森地区警署警探长里克·鲁斯和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首席侦探迈可·奥伯林。这天下午，他们刚刚获得杰克·荷兰法官签署的搜查令。与人们——包括参战人员、现场记者和围观群众——的兴奋相反，他俩的心里更多的是担忧。这张搜查令可谓来之不易，没有人证，没有物证，他们用以说服杰克·荷兰的只有传闻。况且挖掘和一般意义上的搜查毕竟不是一码事，倘若井式花坛下面没有尸体，法官肯定饶不了他们。 里克·鲁斯已经三天没合眼了，他一直在找人谈话，整理录音，核实证词。尽管如此，他仍然不需要咖啡因之类的玩意儿提神，用他自嘲的说法：“狩猎的狗不会感觉到身上的虱子。”警署的秘书打趣他说：“别忘了给老婆留张照片，否则她都不记得你的模样了。” 此刻，里克·鲁斯无奈地对迈可·奥伯林挥挥手：“得，开弓没有回头箭，咱们动手吧。” 贝蒂家坐落于雪松湖畔的红崖环路，占地半英亩，合000多平方米，四周围没有紧邻的街坊。其实这个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房子，不过是一辆长70英尺(约1米)的大号房车，也叫拖车式活动住房，停放在一片林间空地。房车四周种满了各色花草，前面便是那座井式花坛，后院还有一栋作贮藏室用的小木屋。园子的一侧紧靠一条流入雪松湖的小溪，园内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径通往湖边。 两天前的夜半时分，一场神秘的大火烧掉了半个活动住房。从那时起，就有值班警员4小时监视这一片园子。 待推土机削掉井式花坛上半部的木围墙后，现场人员开始在剩下的两英尺高的砖基内挖掘。这是一种考古工作者式的挖掘。警员们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刨掉潮湿的红褐色泥土，不时用刷子或小扫帚刷净小石子或碎砖上的土层以看个究竟。警署摄影师不停地按着快门，速记员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所有的发现和每张照片的文字说明。 约摸1英尺深处，警员们的手指透过手套触摸到了布一样的东西，那是一条野营睡袋。尽管经过了将近两年泥水的浸泡和腐蚀，仍然能依稀辨认出外蓝内红的颜色。 专程从60英里以外的达拉斯赶来的法医查尔斯·林奇半跪在打开的睡袋前。已经变成深褐色的骨架的形状使人不难想象出，当年死者在睡袋中像婴儿一样蜷缩成一团，显然是在尸体僵硬之前就入土的。几绺棕色的头发还贴挂在颅骨上，原先属于鼻子的地方仍残留着已经腐烂的肌肤，还有那两排森森的牙齿和牙床，使那张骷髅脸庞挂上了一丝令人怵然的微笑。 查尔斯·林奇端详良久，他指着左眼上方一个圆圆的小洞，轻轻地吐出两个字：“弹孔。” 几天后，法医的验尸结果证实，这确实是46岁的季米·唐·彼茨的遗骨。 贝蒂一生中结过七次婚，前后有过五位丈夫。她的全名应该是贝蒂·露·唐纳凡·布兰逊·朗恩·斯诺科·巴克·彼茨。 贝蒂生于197年月1日，最早的名字叫贝蒂·露·唐纳凡。5岁以前，她和父母哥哥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烟草区”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有一家很大的烟草公司，附近的农田都种上了烟叶。在贝蒂童年的记忆里，她几乎没有吃过牛奶和新鲜蔬菜。破旧不堪没有暖气的住房使贝蒂整个冬天都在感冒发烧。挣扎在贫困中的贝蒂十分向往另一种生活，那是农闲时去有钱人家做佣人的母亲向她描述的一个铺满天鹅绒的世界。多年后，当她有了自己的房子，即那辆房车时，贝蒂居然能够于凌乱拥挤中挪出一个角落，在那里放上一张铺了厚重的蓝色天鹅绒桌布的小圆桌，再摆上一只花瓶和常年的鲜花。 后来，唐纳凡家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贝蒂的父母在一个棉花厂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终于住进了带暖气的房子。那年冬天贝蒂出麻疹，连续的高烧使她双耳失聪，听力减退，并严重地影响了她后来在学校的成绩，以致四年级时贝蒂留级一年。 贝蒂8岁那年，母亲生下了弟弟基米，两年后，妹妹吉蒂也相继出世。又过了四年，没有任何先兆，母亲突然神经失常。不久，父亲开始酗酒。 这一连串的变故使贝蒂再也不愿意在家里呆下去了。所以当15岁的她遇到18岁的罗勃特·弗兰克林·布兰逊时，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嫁了出去。那时她刚念完九年级（初三）。 一年后，生下大女儿费怡不久，布兰逊家那个幸福温柔的新娘便没有了，代替她的是一个永远牢骚满腹，永远怒气冲冲的女人。特别当贝蒂看见她以前的同窗好友们依然进出于舞厅影院，穿梭于派对球赛，在为早逝的青春感叹之余，便把一肚子的怨气都泼到了丈夫身上。为了讨太太欢心，罗勃特离开他原先工作的拉链厂，到船坞找了一份重体力高工资的活儿。然而，这还是没能拴住贝蒂的心，这对年轻夫妻很快就分居了。 带着女儿回到娘家的贝蒂终日心情烦闷，她只知道她失去了什么，却不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六个月后的一天，贝蒂吞下两瓶安眠药，但自杀未遂。娘家人赶紧通知女婿把贝蒂领走。 第二年，二女儿康妮出世，罗勃特也在得克萨斯州找到一份建筑业的工作，于是举家迁到达拉斯东南郊的莫司奎特。在这里，布兰逊家迅速扩大，四个孩子接踵而至：1959年，三女儿雪莉，196年，四女儿斐丽，1964年，大儿子小罗勃特，昵称罗宾，1966年，小儿子波比。 这时的贝蒂才不过9岁，仍称得上面容姣好，特别是她的腰身，一点儿也看不出生育过六个孩子。贝蒂把最大的两个女儿训练成家里的小保姆，自己则越来越频繁地外出取乐。终于，在多次警告之后，1969年的一天，罗勃特·布兰逊正式提出离婚，不久便与一位年轻女人组成了新的家庭。（未完待续） 第32章 贝蒂后悔了。她反复地告诉孩子们她仍然爱着他们的父亲，并将罗勃特的照片一直保留在床头柜上。 后来她的孩子们也说，尽管贝蒂再婚多次，却再也没有像从前和罗勃特在一起时那么快乐。 二女儿康妮说：“我对母亲的美好记忆都是在父母离异之前。那时的妈妈真的是很努力地想做一位贤妻良母。每当父亲上夜班时，她都在睡觉之前重新化妆，使父亲即便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回到家里，看到的仍是一张整洁漂亮的脸。” 离婚后，六个孩子都归了贝蒂，罗勃特每月付50美元抚养费。经济拮据使得贝蒂整日忧心忡忡，但这并不妨碍她依然浓妆艳抹衣着时髦地泡酒吧、逛舞厅。不久，费怡步贝蒂的后尘，在15岁时匆匆出嫁。 几年后，贝蒂把10岁的斐丽和8岁的罗宾送到他们的父亲和继母家中，临别时，罗宾哭着说：“妈妈，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家？”贝蒂说：“很快。”谁也没想到，这个“很快”竟是10年。 贝蒂家继续解体。康妮搬到了姐姐费怡的住处，雪莉则是东家三天、西家五天地打游击。只有小儿子波比一直跟在母亲身边，他长得也酷似母亲。 1970年年初，贝蒂遇到了比她大7岁的油漆工比利·约克·朗恩，两人很快就论及婚嫁。这时候贝蒂开始发福。为了在7月份的婚礼上显得漂亮，她让医生给她开了减肥药，并超剂量服用，以为用药越多效果就会越好。殊不知，这在给她带来失眠、头痛等副作用的同时，贝蒂的脾气越来越坏，结婚没几天两口子就开始打架，比利经常揍得她鼻青脸肿。不到半年，贝蒂的第二次婚姻便告结束。 然而，她和比利之间那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并未结束。贝蒂经常在开车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见比利尾随着她，或在半夜回家时发现比利在街对面的车里等着她。同时，这对旧日夫妻之间的暴力也在升级。1971年5月，比利打破了贝蒂的鼻子。几个月后，他又一拳砸在贝蒂的左眼上，到医院缝合了好几针。尽管当时院方没有按规定报警，但医生拍下的照片却在若干年后蜚声全国。 贝蒂和比利还继续去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那家夜总会，故意当着对方的面和别人亲热。197年1月17日，贝蒂挑了一个比利不喜欢的男人跳舞。比利妒火中烧，冲上前去要贝蒂马上离开，否则就杀了她。贝蒂在回家的路上拦下一辆警车，她对巡警说：“我的前夫正在跟踪我。如果你们看到一辆1957年的白色福特车，那就是他。” 次日凌晨1点45分，达拉斯地区警署接到贝蒂的报警电话。赶到现场的警方人员在贝蒂公寓的后门找到比利，他身中两枪后又滚下了三级台阶。 贝蒂对警察说，她从夜总会回到家里，二女儿康妮告诉她比利来过好几次电话，后来比利又打电话说要过来收拾她。贝蒂吓坏了，她告诉康妮千万不要开门，然后到卧室里找出手枪。十分钟后，比利果然来了，他从前门敲到后门，威胁说再不开门他就要砸门了。贝蒂一面让康妮报警，一面打开房门。比利冲进来一把将她推到厨房的吧台上。贝蒂举起了枪，但比利对贝蒂的警告不以为然，仍继续朝贝蒂逼近。情急之中贝蒂扣动了扳机。她记不得自己开了多少枪，只知道一直把比利打出了门外。 警察说，既然是比利向你逼近，为什么两枪都打在背上？ 贝蒂无言以对。 警察以“故意伤害罪”拘捕了贝蒂。 康妮的证词与贝蒂一致，但是比利的女儿芭芭拉又是另一种说法。她说是贝蒂打来电话找她父亲，贝蒂在电话上哭嚷着，要比利马上过去把他的东西都拿走。比利问，你打算向我开多少枪？贝蒂说，我不会开枪。比利又问，你打算叫多少警察？贝蒂说，我不会叫警察。比利说，咱们换个地方谈，贝蒂不乐意。比利是1点10分离开的，临走时芭芭拉劝他不要去，但比利还是去了。 就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康妮和芭芭拉都说，她们在自家的另一个分机上听到了贝蒂和比利的对话。 比利被直接送到手术台上取出两颗子弹，过了一周他才能开口说话。这是警方在他的病榻旁录下的口供：贝蒂打电话要他过去谈谈，比利说，太晚了，明天再说吧。贝蒂说，你现在不来就永远不要来了。比利到了贝蒂的后门，贝蒂却要他滚开。比利想她也许改主意了，便转身离去。正在这时，贝蒂拉开门朝他连开两枪。 三个星期后比利出院了，但漫长的康复过程还在等着他——他得重新学会走路。贝蒂又回到了比利身边，每天耐心地陪着他在附近的街上学步，其情其景感动了不少邻居和路人。 贝蒂的“故意伤害案”开庭之前，比利拄着双拐赶到法院撤诉，还替她缴付了总共150美元的罚金和手续费，贝蒂也趁机向警方索回了她作为凶器的手枪。一个月后，贝蒂和比利复婚。 有人说，贝蒂以复婚换取了比利的撤诉。不管这种**是否准确，贝蒂和比利的第二次婚姻只持续了一个月。之后，为了彻底断绝比利的念想，贝蒂带着与前夫生的小儿子波比离开得克萨斯，搬到了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此时的比利已经是一位残疾人。 五年后，比利·约克·朗恩死于枪伤综合后遗症，年仅47岁。 贝蒂当上了小石城一家“7-11”店的收银员，又很快在酒吧邂逅了汽车部件推销员荣尼·斯诺科。两人同居四年后，在小石城土生土长的荣尼随贝蒂一起搬回达拉斯，因为贝蒂说她一直十分想念留在得克萨斯的孩子们。1978年月，贝蒂和荣尼在达拉斯结婚。 不少人猜测，贝蒂是在得知比利·朗恩已经去世，并确信不会再有任何麻烦后才迁回得克萨斯的。 贝蒂还在继续吃减肥药，尽管她已经很瘦了。她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多疑、多变，常常可以在顷刻之间判若两人，说翻脸就翻脸。一分钟以前还轻言细语温柔多情，一分钟以后就眼露凶光杀气逼人。贝蒂一直疑心比她小三岁、又因为推销员的工作性质而衣着整洁举止得体的荣尼在勾引她的女儿们。有一天晚上，她因看见荣尼和她的一个女儿在厨房独处而大发雷霆。一场撕裂情感的恶斗使荣尼痛下决心与贝蒂分手。 荣尼准备启程回阿肯色的那天早晨，他正在往自己的车后厢里装行李，忽然听得一声嘶鸣，但见贝蒂开着车猛踩油门，全速朝他直撞过来。已经来不及逃跑了，荣尼紧贴车身，贝蒂的车与他擦身而过…… 等荣尼·斯诺科终于开着车上路时，他庆幸自己能够活着离开达拉斯。 荣尼当时并不知道，贝蒂曾开枪打伤过她的第二位丈夫。 1979年8月，离婚后独居的贝蒂突发奇想，要去当脱衣舞女郎。她找到“查理的天使”夜总会的经理，经理让她在8月日，星期二晚上前去试台。 那天晚上客人很多。老主顾们都知道，试台是最可乐的。那些初次登台的姑娘们总会犯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小错误，令人捧腹不已。 贝蒂早早地到了，她得好好地准备。虽然瞒去了10岁的年龄，但一脸的沧桑摆在那里。她必须拿出过来人的派头，不懂也得装懂。 所以当领班小姐向她解释套在**上的金属饰物的用法时，贝蒂说她知道该怎么做。后来证明，其实她并不知道。 轮到贝蒂上场了。一开始她做得不错。当情绪高涨的观众大叫“摘掉！摘掉！”时，贝蒂反手到背后试图解开胸罩，但不知为什么挂钩被绞住了。贝蒂不愿让人看出破绽，仍然很专业地随着音乐扭动腰身。等她终于摘掉了胸罩，观众中爆发出一阵哄然大笑。贝蒂一低头才发现，**上的银色金属饰片也掉了一只。贝蒂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她以一个优美的姿势捡起金属饰片，一面把它在空中优美地舞动，一面扭到麦克风前。 贝蒂用一种深沉性感的声音说：“请问在座的有没有哪位尊敬的男士愿意替我把它戴上去？” 马上有四五个人一跃而起。最先冲上台的一名醉汉从贝蒂手中接过金属饰片，另一只手托起贝蒂的ru房，醉眼蒙地正要往上套。舞厅里一片尖叫。 突然，一位穿黑西服的人一把将醉汉推开，朝贝蒂亮出一枚警徽：“达拉斯警署。” 贝蒂大惊失色。她在观众中看到过这位黑西服，他刚才不也和大家一起喝彩起哄吗？ 贝蒂和那个名叫亚奇·飞利普斯的酒鬼被警方以“公开淫荡罪”拘捕，起诉书上指控他们在公众场合进行性接触。贝蒂被处罚款50美元，关押0天。 此前不久，贝蒂在一家加油站结识了多伊尔·韦恩·巴克。韦恩在一家屋顶装修公司工作，他是那里技术最好的屋顶装修工。韦恩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深得老板杰利·凯肯达尔的赏识和信任。凯肯达尔一家三口住在离雪松湖不远的农庄里，韦恩经常带贝蒂去老板的府上，渐渐地，贝蒂喜欢上了雪松湖。 1979年10月日，韦恩与贝蒂结为夫妻。这又是一桩充满无休止的争吵和打斗的婚姻。韦恩嗜酒，喝醉后常常寻衅闹事，结婚只三个月他们就离了。 过了一年，两个人再次走到一起。复婚后，他们带着波比搬到雪松湖畔，贝蒂用8800美元在那里买下了一块林间空地，韦恩则用自己的名字购置了一辆大型房车。每天早晨5点，贝蒂开车送韦恩到凯肯达尔农庄，从那里韦恩搭乘老板的车去公司上班，晚上下班后，杰利·凯肯达尔再送韦恩回家。 1981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三女儿雪莉来母亲家串门。那天韦恩不在，母女俩捡了林子里的树枝点起篝火。这段时间，韦恩又开始揍贝蒂，孩子们都劝贝蒂和韦恩离婚。当雪莉在篝火旁又提起这个话题时，贝蒂冷静地说：“我不能离婚。房车在他的名下。如果离了婚，我就只剩下这一片空林子了。我要杀了他。” 雪莉说：“别傻了，万一被人抓着了怎么办？” “不会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看见那边的坑了吗？”贝蒂胸有成竹。她指指后院，那里有一个煤气公司安装的煤气罐，供做饭、取暖和热水用。煤气罐的旁边是一个深约4英尺的坑，周围还堆着新鲜的泥土，“那就是他的归宿。没有人会怀疑的。” “你自己挖的？” “不是，我叫了一个开挖土机的小伙子。他们在前面修路，我付给他0美元，告诉他我想搭一个烧烤炉，他下班后就过来了。一共也就用了几分钟吧。” “那有人知道你挖坑了？” “他是一个傻小子，恐怕连二加二等于四都算不过来。” 几天后，当贝蒂把波比送到雪莉家时，雪莉真的是沮丧透了。她一直在劝阻母亲，但看起来贝蒂丝毫没有改变主意。按照她的计划，今晚波比将住在雪莉家里。 那天晚上，在雪松湖畔的那辆房车里，劳累了一天的韦恩·巴克照例早早地躺下了，贝蒂则在韦恩的鼾声中坐等到夜深人静。 房车里一片漆黑。贝蒂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支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又轻手轻脚地爬到床上。她拿过一只枕头抵在枪口上当作消声器，然后对准了韦恩的脑袋。贝蒂想让自己的双手不要颤抖，但是办不到。于是，她颤抖着扣动扳机连发三枪。贝蒂觉得那枪声惊人的响，压过了韦恩沉闷的嚎叫。贝蒂看着韦恩的躯体痛苦地扭曲、抽搐，最后一动不动。 贝蒂拧亮灯，床上一汪血泊，床头板、墙上和地下到处血迹斑斑，最糟糕的是贝蒂的睡袍，又湿又沉浸透了鲜血和汗水，更多的血还在从韦恩额头的星状伤口中涌出。贝蒂冲进卫生间，脱掉睡袍，草草地擦洗了身上的血迹，套上一件t恤衫。 贝蒂回到卧室，从衣柜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两大张塑料布盖在韦恩的尸体上，再掖到他的身子底下，又打开一条外蓝内红的睡袋铺在韦恩身边的床上，把韦恩的尸体一点一点地翻挪进去。贝蒂拉好睡袋的拉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使劲，把那一大团沉重的蓝色睡袋推到地上，然后一寸一寸地拖进已经腾空的壁橱里。等她关上壁橱门靠在墙上喘息时，才惊异地发现自己竟是那么地有劲。 贝蒂又扫了一眼满屋的狼藉，开始动手收拾“现场”。这天晚上，贝蒂家的灯亮了一宿，洗衣机、烘干机和蒸汽吸尘器等轰轰然直响到天将破晓。 早晨5点，按说是贝蒂送韦恩去凯肯达尔农庄的时候，贝蒂打电话给韦恩的老板，称前一天晚上她和韦恩又发生争执，韦恩说他出去买包香烟，但一直没有回来。 那天晚上，雪莉辗转难眠。凌晨两点左右，她分别给其他的三个姐妹打电话，发现她们谁也不知道母亲的计划。 等到天边露出了曙色，雪莉才蒙蒙地睡去。这一觉直睡到中午。雪莉醒来看见枕边男友拉瑞留下的条子说，他将在上班的路上顺便把波比送到一位朋友家里。 雪莉走进客厅时大吃一惊。贝蒂疲惫不堪地躺在沙发上，听到女儿的脚步声，她睁开眼来，面无表情地说：“完事了。” 雪莉怔了半晌：“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总得先把他弄到坑里去。” “你自己行吗？”雪莉打量着瘦小的母亲。 “可能难点，不过我可以一点一点地挪……得，甭操心了，这不是你的问题。” 母女俩相对无语。终于，雪莉费劲地挤出几个字：“妈，我帮你。”事到如今，她觉得她已别无选择。 整个下午，贝蒂就一直坐在雪莉家的客厅里。她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向雪莉讲述头天晚上在那辆房车里发生的一切。她时而叙述流畅，时而颠三倒四。她不停地说，不停地讲，仿佛有一种不吐不快的迫切，也仿佛想通过频频的回顾，使自己适应那种从未有过的、挥之不去的恐惧。 直到晚上，当她和雪莉回到雪松湖畔，贝蒂还在滔滔不绝地述说。此时，母女俩又坐在了园子里的篝火旁，因为雪莉死活不肯呆在那辆房车里。她们是在晚饭后离开雪莉家的。按照母亲的吩咐，雪莉对拉瑞说，韦恩和贝蒂吵架之后一怒出走，贝蒂担心他今晚会回来滋事，遂请雪莉过去陪伴。 夜深了，火也灭了，寒气逼人。四周已伸手不见五指。雪莉终于以豁出去了的勇气和母亲一起走进了房车。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们把睡袋推进坑里，用土填平。再把多余的土送到房车周围大大小小的花圃里。第二天，贝蒂买来灰砖在多伊尔·韦恩·巴克的葬身之地砌出一块平台，省得邻家的狗窜过来折腾。 三天后，屋顶装修公司的老板亲自来到贝蒂家。当贝蒂告诉他韦恩依然踪影全无时，杰利·凯肯达尔心里顿生疑团。韦恩的卡车不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吗，单凭两条腿他能走到哪里去？ 有疑问的还不止杰利·凯肯达尔。贝蒂的女儿女婿们都觉得奇怪，但不知何故谁也没去深究。韦恩生前没有什么朋友，他和家人及与前妻生的两个儿子来往也不是很多。久而久之，这件事竟被淡忘，贝蒂甚至没有按规定向警方报告韦恩失踪。 自从搬到雪松湖畔，贝蒂就在附近一家名叫“雪松俱乐部”的夜总会里做了女招待。别出心裁的俱乐部老板以深浅不同的灰色为酒吧的基调，连玻璃窗也是灰色的，使人即使在大白天走进去也有一种夜幕降临的感觉。这一招很灵，它改变了许多人只到晚上才喝酒的习惯。 贝蒂很中意这份工作。她天生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男人打交道，在顾客中颇有人缘。季米·唐·彼茨就是她的客人之一。 季米年轻时当过兵，现在是达拉斯第九消防站的队长。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6年，再过4年就可以退休了。众所周知，消防队的福利和退休金都是十分丰厚的。季米还在橡树峡有一幢已经买断的三居室房子和一条汽艇。橡树峡离贝蒂住的红崖环路开车约10分钟，美中不足的是房子不靠湖边，季米只能借用邻居的栈桥停靠汽艇，好在他和街坊们的关系都不错。季米手巧又热心，平日里若是有邻人要修车修船修房子什么的，季米总是很乐意帮忙。 198年8月19日，季米与贝蒂结婚之后搬进了贝蒂的房车。他特别喜欢这里靠湖，可以把游艇拴在自家的栈桥上。 贝蒂和季米很快就开始吵架，原因是季米5岁的独生子简明有吸毒的毛病。简明虽已结婚生子，但经常失业。季米为了两个小孙子而不时地接济他，现在又让简明一家住进了橡树峡的三居室。 那年年底，简明全家去丈母娘家过圣诞节。1月8日，季米正在60英里外的达拉斯值班，橡树峡的房子突然着火。等消防队闻讯赶到时，发现有人关掉了水闸。事后保险公司付给季米赔偿金860美元。 198年年初，贝蒂18岁的大儿子罗宾也搬进了红崖环路的房车。贝蒂说，现在家里住了四个人，杂物实在是太多了，想在园子里搭一间贮藏室。季米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两口子却在选址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贝蒂坚持要把贮藏室搭在后院那块灰砖平台上。季米说，平台中央已明显下陷，恐怕有地下水或其他的问题，不能作为地基。但贝蒂却固执己见，对季米的话充耳不闻。 动工那天，四女儿斐丽的丈夫威廉·科尔曼过来帮忙。他还记得季米苦笑着对他说：“凡是贝蒂想做到的，就一定要做到。”季米还说，半英亩的园子这么大，他想不通贝蒂为什么偏偏看上这一小块。 这年春天，罗宾因盗窃被捕，贝蒂和季米为他缴纳了一大笔保释金，并聘请了律师伊芮·安鲁斯。伊芮也是雪松俱乐部的常客。（未完待续） 第33章 季米有个侄女叫嘉姬·科林斯，在达拉斯的捷西潘尼保险公司工作，负责核实新客户的账号资料。这一天，嘉姬在电脑里看到了她叔叔新申请的一份人寿保险，保险额1万美元，受益者贝蒂。一切都没有问题，唯有地址让嘉姬觉得蹊跷，既不是橡树峡的老房子，又不是贝蒂在红崖环路的房车，而是莫司奎特的派克街。嘉姬实在想不明白季米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地址，打电话到消防站，季米对此事竟然一无所知，他说我已经有了一份10万美元的人寿险，受益者就是贝蒂，没必要再保。 嘉姬立即去见部门主管，主管沉吟良久，说：“可能我看了太多关于犯罪的电视节目，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非同小可。”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想谋害季米以获取保险赔偿。” “也许不至于此吧，但至少有这种可能。申请保险的肯定是和他关系密切，而又不会被他怀疑的人。 “既然那个人对他隐瞒了这单保险，他就有可能会出事。这样吧，你现在就带上这些资料去见你叔叔，如果彼茨先生不要这份保险，请他务必马上签字注销，这样我们也就算脱掉干系了。” 季米果然取消了保险。事后他想起来，莫司奎特的派克街是贝蒂大女儿费怡的地址。 季米回到家里向贝蒂问起了这件事，贝蒂倒没有否认，她说她以为那是捷西潘尼购物信用卡的付账保险。捷西潘尼公司还拥有全国性的连锁百货商场。 198年7月日，贝蒂和季米带着波比，一起回了一趟贝蒂在弗吉尼亚州的娘家探亲。罗宾因为刚在加油站找到一份工作，不便离开，独自一人留在了家里。两周后，当贝蒂一行回来时，家里家外乱七八糟。好奇心特别强的罗宾先是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季米收藏的钱币，又超速行驶撞坏了波比的摩托车，再把贝蒂的卡车开进了泥坑里，还擅自驾驶季米的汽艇。在去弗吉尼亚时，季米带走了汽艇的钥匙，但罗宾切断点火线，用一条电缆打火发动。再后来，罗宾在加油站做得不顺心，干脆辞掉工作，整天呆在家里面胡闹。贝蒂和季米都很生气，把罗宾晾了十来天，没有搭理他。 7月底的一天，罗宾看见季米在前院干活儿，便主动上前帮忙以求和解，才知道是贝蒂让季米砌一个井式花坛。花坛4英尺见方，英尺高的砖基，加英尺高的木围，顶上再搭了爬藤的架子。季米和罗宾连着忙活了三天。罗宾边干边发牢骚，说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发奇想，要在大热天里筑花坛。 那年的8月5日是个星期五，晚上9点左右，波比骑车出去了，季米也已经睡下了，第二天他还要去消防站值早班。贝蒂把罗宾叫到房车另一头的厨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她准备杀掉季米。罗宾惊问为什么，贝蒂说，因为季米有好几个保险。 贝蒂说，她这一辈子穷怕了，不想等到老了还在为钱发愁。还说，如果现在不下手，说不定哪天季米把她离了，她就只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那天早些时候，贝蒂又给雪莉去过电话，但被雪莉坚决地拒绝了。她说上次你杀的是一个虐待过你的人，那多少还能说得过去。像季米这样好脾气的人，为什么要杀他？ 罗宾与父亲和继母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刚刚回到母亲身边，说实话，他对贝蒂还不是很了解。他听说过贝蒂以往被丈夫虐待的事，但这段时间和他们朝夕相处，罗宾从未见季米对贝蒂动过手。即便是自己未经许可动了他的船，季米也没有发火，只是自己生了几天闷气。 贝蒂说，万事俱备，但需要罗宾帮忙。她要罗宾现在就出去找到波比，和弟弟一起在外面呆两个小时再回来。“我不希望你们在场。”贝蒂说。她特别叮嘱罗宾要自己一个人先回来。 房车里，两年前那血腥的一幕又在同样的背景下重演。同一间卧室，同一张床，从同一个抽屉里取出同一把手枪……连裹尸的睡袋都是同样的外蓝内红。只不过这一次，贝蒂在卧室外面的走廊里开了一盏灯，使她能清晰地看见子弹呼啸后的血溅肉飞。 罗宾一推门便听见吸尘器的声音。那只蓝色睡袋就堆放在走廊里，看上去好像季米靠墙坐在地上。母子俩连拖带拽，出门的时候，睡袋里的尸体被台阶颠得砰砰作响，罗宾觉得他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咔嚓声。到得井式花坛前，罗宾双手提起睡袋，越过4英尺高的围栏，一使劲扔了进去。 贝蒂还是把雪莉给叫来了。凌晨两点左右，雪莉的第二任丈夫乔迪·辛普森开车送她去贝蒂家。一路上雪莉情绪低落，唠唠叨叨地讲她母亲在电话里听上去有多么伤心。雪莉说，季米和贝蒂发生口角后，一赌气去了达拉斯，这自然是贝蒂编造的故事。乔迪认识季米并且关系不错，他觉得离家出走这似乎不像是季米的所为。到了贝蒂家，雪莉让他等在车里，乔迪一眼便瞅见了季米的车。这就更不合情理了，如果季米去了达拉斯，他的车为什么还停在车道上？如果季米在家，他为什么不像往常一样拎着两罐啤酒出来，在园子里和乔迪聊上一阵？ 等雪莉从房车里出来时，她似乎换了一个人，与贝蒂手挽手又说又笑。乔迪只好承认自己真的是搞不懂女人。 罗宾一宿都没睡踏实，一闭眼就看见那团蓝色的睡袋。等他终于昏昏睡去时，耳边还一直响着洗衣机烘干机的隆隆声。他觉得他也就只打了个盹，醒来时天刚蒙蒙亮，贝蒂已经在花坛前忙碌了。她的身边是几大袋从商店买来的泥炭沼花圃土，地上摆着一片红红白白的秋海棠。罗宾恍然记起几天前他曾在后院的贮藏室里见到过这些东西。 贝蒂头也不抬地说：“我必须有个不在现场的证明。我们最好把季米的失踪作得好像是游艇失事。”贝蒂要罗宾把季米的汽艇驶到几英里外的85号公路桥下，然后弃船从桥墩爬上来，贝蒂会开车去那里接他。贝蒂说，她已经把季米的渔照（钓鱼执照）、眼镜、心脏病急救药片等扔在了船舱里，罗宾只消在弃船之前将螺旋桨拆下来，再把各种工具散放在周围，这样当人们发现汽艇时，会以为季米因维修引擎而心脏病突发，不慎掉进了水里。 贝蒂此番的煞费周折，是因为季米毕竟不是韦恩，他有众多的亲朋好友，他的失踪肯定会引起轰动。 而罗宾，撇开这件事的残忍和恐怖不说，他不得不佩服母亲的心计。 贝蒂催罗宾快走，她说要等汽艇到了水里她才能报警。 星期六早上人们一般都起得比较晚。贝蒂从85号公路桥上接回罗宾时，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罗宾说他想去父亲家里住几天，贝蒂让他把波比也一块儿带去。 8月6日，星期六，上午8点，贝蒂报警。 8点0分，翰德森地区警署的强尼·马尔和当地消防队队长休·代伍德一起来到贝蒂家。他们都认识季米。贝蒂告诉他们，她最后看见季米是在前一天晚上的9点左右，季米准备去雪松湖夜渔。季米应该先到施万森家，因为汽艇的引擎最近有些问题，施万森先生答应替季米看看。贝蒂早晨醒来发现季米一夜未归，她给施万森家打电话，对方说季米没有去过那里。强尼·马尔又问了一些例行公事的问题，填好失踪人员登记表，临走时还要了一张季米的近照。 9点，贝蒂打电话给季米的父母，说如果他们见到季米，请转告他她去达拉斯买东西了，只字未提失踪和报警的事。 这天傍晚，有人在红木码头附近发现了季米的汽艇。码头的老板娘黎儿·史密斯根据季米的渔照查找到贝蒂家，她先后试了不下10次才拨通电话。晚上10点，贝蒂来到红木码头。当时在场的人们记得她衣着光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是新上的妆。贝蒂非常平静，一滴眼泪也没有。黎儿后来逢人便讲贝蒂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黎儿自己的丈夫几年前死于船祸时，她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 大规模的搜寻行动从8月7日，星期日开始，一共持续了1天。执行这项任务的主力是翰德森地区警署和得克萨斯州海岸警卫部队。达拉斯消防总队也派出了上百名志愿者，他们大多是季米的同事。每到晚上和周末，还有无数的湖区群众自发地义务参加搜寻，不少人开着自家的游艇。最多的时候，雪松湖的湖面上共有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只。翰德森警署专门为本次行动成立的临时指挥部坐镇堪博诺城，红十字会在雪松湖沿岸设立了若干免费食品供应站。除了警署和海岸卫队的直升机外，湖区的阔佬们还动用了自己的私人飞机协助搜寻。雪松湖畔的许多人家取消了预定的假期和派对，原定在湖上举行的划船、游泳、钓鱼等比赛也相继取消或推迟。 随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人们心中的疑团也越来越多。没有人相信引擎故障会难倒季米，有人说，凭季米的本事，你就是给他一堆废铁他也能造出一只引擎来。没有人相信季米会溺水身亡，有人说，凭季米的本事，他能够横游雪松湖。人们注意到，船舱里那只药瓶上的日期是两年以前。季米的渔友们说，季米从不在钓鱼的时候带药片和老花眼镜。季米的父母、儿子和前妻认为，那只空船是有人故意安排的，因为所有的细节都不符合季米的习惯。他们还一口咬定贝蒂知道季米的下落，并要求警方强迫她招供。有警方专家认为，以当时的水温，除非尸体上绑有重物，否则体内气体膨胀，尸体早该浮出水面了。特别引起人们议论和不满的是，季米的双亲每日顶着烈日在湖边以泪洗面，眼巴巴地守候，而贝蒂只在一早一晚过来看看，微笑着接受众人的问候和安慰，其平静令人难以置信。 消防总队主持这次搜查的詹姆斯·布莱克队长从一开始就觉得季米的失踪非常可疑，他曾对人说：“我敢打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找到了季米，他肯定不会是在湖里。” 搜寻结束后不久，有当地报纸报道，警方曾暗地里请过法师帮忙。一位女法师说，她看见季米满脸沙土，埋在一座城堡附近。海岸卫队于是沿湖岸找寻城堡，他们发现湖边的一所石头房子，房顶两端有城堡似的角塔，房主人允许他们进去搜查，但一无所获。多年后人们想起，其实贝蒂家的井式花坛也有城堡般的风格。 另一则报道说，季米的两个侄女，嘉姬·科林斯和戴安娜·哈奇，听说达拉斯西面的阿灵顿市有一位手段高超的法师，便开车专程前往拜访。还没等她们讲明来意，法师就说：“你们正在为一位亲戚担忧。此人失踪了，你们想找到他。”她们把法师请到雪松湖畔作法，法师说：“他不在水里。”嘉姬和戴安娜闻此言以为季米还活着，谁知法师继续作法之后说：“我看见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正在和一个女人打架。”“他就在水的附近，但我恐怕他是在坟墓里。”法师的最后一句话是：“彼茨先生要到1985年7月8日那一天才能找到。”后来证实，法师说的年和日都对，只有月份差了一个月！ 就在搜寻开始的当天，消防总队的牧师丹尼·玻里斯来到贝蒂家。他的职责是帮助安抚受害者家属。 但贝蒂似乎不需要安抚。当玻里斯牧师走进房车时，她正与几位朋友饮茶聊天。 第二天，玻里斯牧师再次登门造访。贝蒂对牧师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倘若他们找不到季米，我会得到什么样的赔偿和福利？”牧师对此毫无准备，想了想说，他应该有人寿保险和退休金。贝蒂问多少，丹尼·玻里斯只好承认自己不知道，但可以帮她查一查。 贝蒂迫不及待地迎来了牧师的第三次光临。丹尼·玻里斯告诉她，季米的保险金数额相当可观，贝蒂至少可以拿到11万美元。说“至少”，是因为季米死于意外事故，所以保险金中的某些部分还会加倍。此外，贝蒂将终生享受每月800美元左右的退休金。贝蒂又问什么时候钱可以到手，玻里斯牧师说，消防总队有关部门将开会决定退休金的发放。至于人寿保险，得克萨斯州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果没有尸体，保险公司在七年之内不予支付任何赔偿。 丹尼·玻里斯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贝蒂当时的反应可以用“大惊失色”来形容，“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用手掩住半张的嘴。” 季米的另一笔财产当然就是橡树峡的房子了。几个月前，简明·彼茨找到一份新工作后，全家人搬去了达拉斯。当大批军警及湖区居民还在雪松湖上忙碌时，贝蒂便买来两只凶恶的德国短毛猎犬看守那幢空房子。 得知贝蒂急于染指父亲的遗产，季米的儿子简明遂聘请了律师里德·康顿，但律师认为，在贝蒂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之前，他实际上什么都不能做。里德·康顿是动用私家飞机参加搜寻的当地四户大款之一。 四个月后，橡树峡的邻人们告诉简明，贝蒂在带人看房子。经里德·康顿调查，贝蒂确实已经正式聘请了房地产经纪人，将季米的房子标价4.万美元上市出售。里德·康顿马上向法院递交申请，要求在季米·彼茨失踪一案调查清楚之前，冻结季米名下的所有财产。 但贝蒂仍不死心。一年后，她伪造了一张委托授权书，以50美元卖掉了季米的汽艇。 1985年年初，橡树峡的房子再遭火灾。消防队员在现场发现了汽油桶和火柴，有邻居报告说，房子着火之前曾看见贝蒂去过那里。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把贝蒂和火灾联系起来，但纵火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保险公司据此拒付赔偿，任贝蒂反复交涉也丝毫不让步。 贝蒂想起了伊芮·安鲁斯，当年为罗宾盗窃案聘请的辩护律师。不曾想，伊芮的兴趣还不仅仅是火灾赔偿，据他多年后的陈词，伊芮主动向他的委托人问及，季米是否有保险之类的留给贝蒂，贝蒂答曰不知道。出于好心，伊芮出面为贝蒂打听到，保险金总额为15.万美元，并介绍贝蒂去了擅长民事法的泰勒市卢伯特律师事务所。 1985年月，卢伯特事务所代表贝蒂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正式确认季米·唐·彼茨死亡。如果有了法院认证的官方文件，贝蒂就可以马上拿到保险金，而不必挨过那漫长的7年。 这一次，贝蒂流泪了。她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述说季米失踪的经过，告诉法官自198年8月6日以来的18个月里，没有任何人看见或听说过季米，季米也不曾留下任何遗嘱，所以作为合法配偶的她理应继承全部遗产。贝蒂自行免去了法庭对季米财产估价的手续，因为她对所有这些数目字都已经了如指掌，也省得法院对季米的其他人寿保险提出疑问。 三个星期后，贝蒂由律师陪同回到法院。在签署了一大堆法律文件之后，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季米的死亡证书，并成为其全部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自从季米出事之后，罗宾一直心神不定，不久就离开房车，搬进了女友詹妮弗·库克的住处。1984年的一天，他回红崖环路看望母亲，贝蒂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述季米临终前的那些事。罗宾打断她说他已经听腻了，事实上，他一直非常后悔，一直为参与了母亲的谋杀计划而负有沉重的犯罪感。这时候贝蒂开口讲了一句话：“这有什么，雪莉不是和你一样吗？”罗宾不解。贝蒂说：“雪莉帮我埋了韦恩。” 至此罗宾方知，贝蒂所居住的房车竟是在一前一后两座坟墓之间。 罗宾的心情愈加烦闷压抑，他开始在每天晚上借酒浇愁。结果有一天，他糊里糊涂地向詹妮弗说出了这些事。詹妮弗吓得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大早打电话告诉了她的祖母。 贝蒂又往家里引来一个五官端正但一脸凶相的大个子男人。这位名叫雷·邦的新任男友曾多次入狱。 1977年6月，他因过失杀人罪判刑0年，服刑7年后被保释出狱。贝蒂是在雪松俱乐部遇到他的。 但雷·邦并非贝蒂在雪松俱乐部的唯一相好。还有一位有家室的房地产商基纳德·奥勃莱特，也时常在附近的旅馆开房间与贝蒂厮混。一日贝蒂酒后失言，不慎向基纳德吐露了季米被害一事。 1985年5月，一位名叫让·贝克的吸毒者被捕后，要求见警探长里克·鲁斯。贝克不时地犯点小案，鲁斯探长以前曾两次以减刑换取贝克的有关其他案子的情报。久而久之，让·贝克就成了鲁斯探长的街头眼线之一。 这一次的情报是关于季米·彼茨的。贝克说基纳德·奥勃莱特告诉他，贝蒂杀害了季米并将尸体埋在井式花坛底下。15分钟后，让·贝克被带进测谎实验室，结果证明他的口供属实。 里克·鲁斯对让·贝克说：“我知道你不希望我们公开你的举报，但是假如——仅仅是假如——最坏的情形发生，即，基纳德·奥勃莱特矢口否认他曾说过这些话，你愿意为我们出庭作证吗？” 让·贝克说愿意。他知道他的测谎过程已经被录了音。 贝蒂的小儿子波比从第一眼就讨厌雷·邦。1985年6月4日晚，两人又在园子里发生争执，忍无可忍的年轻人冲进房车抓起两把手枪，连射1弹打坏了雷·邦的卡车。 枪声引来了巡警，他们在贝蒂家里搜出长长短短一共8支枪。波比被送进少管所，雷·邦也被抓起来了，因为警方在他驾驶的卡车里也发现了一支枪。保释期持枪犯法。 6月5日，星期三，贝蒂直睡到上午9点方醒。头天晚上波比和雷·邦打架的事把她弄到了很晚。等贝蒂穿戴打扮停当，准备去上班时，才发现她车上的四个轮胎都被人用利器扎破。贝蒂只好打电话到雪松俱乐部请假。这笔额外的修车费用去了贝蒂银行账户里的最后一点钱，好在第二天消防总队就要开会，也许再过些日子，季米的退休金就到手了。 因为跟人调了班，这天晚上，贝蒂在雪松俱乐部一直做到后半夜两点夜总会打烊。开车快到家时，贝蒂忽然一阵莫名的紧张。家里的男人们都走光了，早晨那个扎轮胎的神秘的仇家会不会在黑暗中等着她？贝蒂马上拐到当地警察分署，要求派一名警员护送她回家。当两辆车一前一后刚到贝蒂家的园子时，黑暗中一道闪亮，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熊熊烈焰腾空而起，掀掉了房车的半个屋顶。 0分钟后，消防队扑灭了烈火。贝蒂被告知，火灾由汽油引发，显然是人为纵火。 在官方调查期间，贝蒂只能另寻栖身之处。贝蒂收拾了一些衣服什物，凄凄然离去。 也是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警署举报热线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女人自称是贝蒂四女儿斐丽·科尔曼的朋友，说那天她俩在一块儿泡吧，斐丽几杯烈酒下肚后醉话不断，竟说她母亲谋杀亲夫。 又是一次酒后失言！（未完待续） 第34章 第二天，6月6日，星期四，警探长里克·鲁斯一大早离开家后，先直接去了丹尼斯餐馆。据线人提供的情报，基纳德·奥勃莱特今天上班之前将在这里和一位客户共进早餐。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里克在停车场堵住了房地产商，基纳德没有否认他亲口对让·贝克讲的那些话。 里克·鲁斯把基纳德·奥勃莱特交给测谎实验室，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时还不到上班时间。桌子上放着一张条子，那是举报热线转过来的线索。鲁斯探长马上拨通了斐丽·科尔曼的电话。 里克·鲁斯对着话筒说：“昨天晚上你和一位朋友在酒吧里谈论你母亲的话，凑巧被邻桌一位客人听到了。”他想保护给举报热线打电话的斐丽的朋友。 里克听见线的另一端骂了一句脏话后说：“都是雪莉告诉我的，我根本就不相信。她说妈妈要她帮忙埋韦恩的时候，她吓得要死。” “谁是韦恩？”里克·鲁斯刚调到翰德森地区警署一年多。 “韦恩·巴克。你不是想谈这件事吗？” 里克·鲁斯这才知道，他手里有两起人命官司。 里克·鲁斯回忆起警官学校的一本教科书上讲，女人犯罪较男人更不易被察觉，因为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弱女子”概念，使人们很难去怀疑一位女人，而其中尤以“黑寡妇”为甚。这种女人瞄准了一名家庭成员，通常是毫无戒备的丈夫，然后不动声色地策划数日、数月，乃至数年。书上还说，“黑寡妇”作案的动机多半是谋财。这些话简直就像是专为贝蒂写的。 里克·鲁斯让人把贝蒂的男友雷·邦从看守所里提解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不到0分钟，雷·邦便一口应承替鲁斯探长监视贝蒂。 雷·邦在随后进行的测谎实验中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他说他不知道他的卡车里有枪，仪器显示出这不是真话。但当被问及贝蒂是否告诉过他关于季米被害的事，雷·邦诚实地回答说从未听贝蒂提起过。 获释后约两小时，雷·邦打电话给鲁斯探长，说他和贝蒂当日下午将先去达拉斯西南0英里处的曼斯菲尔德，在雷·邦的兄弟家借住一宿，再决定何去何从。 为了不引起贝蒂的怀疑，波比也被少管所释放，暂住姐姐费怡家。 里克·鲁斯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首席侦探迈可·奥伯林说：“我就从来没有办过这么顺利的案子。先是让·贝克送来情报，后来又接到举报电话，不费吹灰之力斐丽就交代出了韦恩的事，现在雷·邦也同意合作了。更巧的是那场神秘的大火，我们今天下午正好可以过去看看。人都说，不管是什么案子，你总会遇到几只拦路虎，可到现在为止，我还一只没瞧见。我们就好像童话里讲的那两个探宝的孩子，只要跟着指路的标记走就会找到宝藏，而且那些标记都会在该出现的时候自动出现。” 迈可说：“别忘了，这桩案子已经悬置了两年。既然斐丽提到了韦恩，我想不妨让人再去查查贝蒂的其他几位丈夫。” 自从让·贝克打了那个小报告，里克·鲁斯曾不止一次地开车在这座园子周围转悠。当他今天终于和迈可·奥伯林一起踏进了贝蒂的领地，大火已经将房车烧得面目全非。此时，那场火灾刚刚过去1小时，断木残垣随处可见，空气中似乎还滞留着缕缕青烟。 他们从客厅、卧室、卫生间，一间一间地查看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最后在厨房的角落里看见一大堆信件、纸张和过期的报刊杂志，最上面的已经烧成了灰烬。里克和迈可一页一页仔细翻阅，他们先是看到了一张贝蒂手书的枪支细目表，一共19支！每一支除标明品牌、型号外，后面还有注释和说明。其中有一行已经被用红笔涂抹掉，但原先的黑字依然清晰可辨。那是一支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 “警官学校的教科书上讲，”里克·鲁斯又开始引经据典，“这是一个意识与潜意识交织较量的心理过程。贝蒂有意识地列上她所拥有的全部枪支，但是她的潜意识却支配她划去了这一行，因为这把枪今后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 他们又翻出一张由季米签署的委托授权书和夹在一起的出售汽艇的字据，日期是1984年1月。里克和迈可当时并不知道这张委托授权书是伪造的，但即使是真的，在委托授权人去世或失踪后即当自行作废。而贝蒂却利用这纸已经作废的文件，在季米失踪一年后卖掉了他的汽艇。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先把她抓起来。 里克和迈可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 “贝蒂目前在什么地方？”迈可·奥伯林急切地问。 “曼斯菲尔德。”里克·鲁斯顿了顿，说，“不过，假如雷·邦欺骗了我们，他们现在也许已经跨过了两三个州。要是他们一路南行，说不定快到墨西哥边境了。”得克萨斯是美国西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四个州之一。“这可是一起双命谋杀案哪。” “还有两起谋杀未遂。”迈可·奥伯林的手下已经查到了贝蒂开枪打伤比利·朗恩和企图开车冲撞荣尼·斯诺科的案子。 事不宜迟。迈可·奥伯林马上回到办公室起草逮捕令。 达拉斯警署及消防总队联合退休基金会的月度例会定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四。6月6日下午，有关方面根据议程向会议呈交了同年月法院签署的季米·唐·彼茨死亡证书。尽管联合基金会也是警署的一部分，但翰德森地区警署尚未公开贝蒂的案子，也不曾就此案通报达拉斯警署，所以不知情的与会者们在经过短暂的讨论后，一致同意将季米·彼茨的退休金发放给其遗孀贝蒂·彼茨，包括终身性每月79美元和一次性补发1.585万美元。第一张支票将于下周一，6月10日，邮寄给贝蒂。 6月7日，星期五，早晨7点45分，里克·鲁斯接到雷·邦的电话，说他和贝蒂准备8点钟从曼斯菲尔德出发，沿87号高速公路南下。 鲁斯探长问：“贝蒂就在你身边，她能听到我们的谈话，是吗？” 雷·邦叹了一声道：“你猜对了。” 8点15分，曼斯菲尔德地区警方无线电播发了一条紧急讯息：“请阻截一辆红白两色雪佛莱家用卡车，牌照：得克萨斯kj409。该车被看见沿87南行，8点10分左右经过蓝登路口。车主贝蒂·露·彼茨涉嫌谋杀，翰德森地区警署已下达逮捕令。贝蒂可能携带枪支。” 10分钟以后，贝蒂被捕。她见到警察的第一句话是：“这和我丈夫的船祸无关，对吧？”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但在场的警员迅速作了笔录。警方在那辆雪佛莱卡车里搜出了两把手枪。 贝蒂被带到曼斯菲尔德看守所登记、拍照、按指纹。两小时后，里克·鲁斯亲赴曼斯菲尔德将贝蒂押解回翰德森地区监狱。 6月8日，星期六下午，迈可·奥伯林带着法官杰克·荷兰刚签署的搜查令来到监狱。他对贝蒂说： “我们今晚要去你家园子找季米·彼茨的尸体，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贝蒂摇摇头，面无表情。 迈可又说：“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告诉我们尸体埋在什么地方。” 贝蒂又摇摇头。 “我们还要找韦恩·巴克的尸体。你愿意一起去吗？” “我请求见我的律师。”贝蒂已经正式聘请了伊芮·安鲁斯。 “如果你愿意的话，最好和我们一起去。” “不，我要求见我的律师。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6月9日，星期日。得克萨斯州几乎所有的报刊电视等都相继报道了警方在红崖环路的行动，有关挖掘的大幅照片刊登在各报头版。不日，消息传遍全国，“得克萨斯黑寡妇”这个词也不胫而走。 但在当时，贝蒂的三女儿雪莉对这条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新闻却是一无所知。星期六晚上，她与新婚的第三任丈夫吉斯·泰格纳刚刚度完蜜月归来，第二天即以同谋杀人罪锒铛入狱。 在狱中安顿下来以后，雪莉·泰格纳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律师。她打电话给伊芮·安鲁斯，那是她所知道的唯一的律师。伊芮告诫雪莉保持沉默，不要回答警方和记者的任何提问。 这则轰动的消息自然也传到了简明·彼茨的耳朵里，兴奋之余他不免担心，这场看起来不算小的官司很可能将他父亲的遗产吞噬殆尽。所以简明在星期一早晨做的第一桩事，便是通过他的律师以季米·彼茨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再次请求法院下令冻结季米的所有财产，包括已经被贝蒂“合法继承”的部分。 此后的一周内，警方接待了若干找上门来的知情人和举报者，大多是作案人和被害人的亲属、邻居、朋友和同事。雪莉的前夫乔迪·辛普森向警方报告了季米失踪之夜，他开车送妻子去丈母娘家时的所见所闻，斐丽的丈夫威廉·科尔曼谈到彼茨夫妇因贮藏室选址而引发的争执……里克·鲁斯和迈可·奥伯林手中那张残缺的拼图开始一点点地显现出轮廓。 然而，这一切仅只是整个画面的背景或细枝末节部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词都来自第二手或第三手证人。贝蒂本人守口如瓶，她甚至拒绝做测谎实验。就所掌握的材料看，本案没有目击者，即亲眼目睹贝蒂枪杀季米和韦恩的人，而可能的第一手证人，即在现场看见过尸体的雪莉又拒绝合作。无奈，里克和迈可只得回头再去找贝蒂的四女儿斐丽·科尔曼。 第一次见到斐丽本人，里克·鲁斯惊异于她的美貌。贝蒂的六个孩子中有三个像她，费怡、斐丽和波比，漂亮但矮小。还有三个像他们的父亲，康妮、雪莉和罗宾，黝黑而高大。 “我们需要澄清一些事实。”鲁斯探长开门见山地说，“你说过雪莉和你母亲一起掩埋了韦恩，她也帮着埋了季米，是吗？” “没有。雪莉对妈妈大发脾气，不许她杀季米，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雪莉肯定没有掺和季米的事。” “那是贝蒂一个人干的了？” “不，是罗宾，她让罗宾帮的忙。” 当罗宾远远地看见身着得克萨斯特有的牛仔式警服的里克·鲁斯朝他走来时，他正在上班——在他父亲罗勃特·布兰逊的建筑队里开起重机。罗宾倒是一点儿也不惊讶，他已经听说了雪莉被捕的事。 在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里，罗宾像个吓坏了的大孩子，他细细地讲了两个多小时，自始至终低垂着头。他还向警方提供了前妻詹妮弗·库克在加利福尼亚的地址和电话，说他曾经把一切都告诉过她。与他的母亲和姐姐相反，罗宾很愿意，也顺利地通过了测谎实验。 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关于贝蒂·露·彼茨双命谋杀案的保释金听证会在位于翰德森地区首府埃瑟斯的地区法院进行。法官杰克·荷兰将保释金预定为100万美元。 本案公诉人、翰德森地区检察长比尔·班迪传唤的第一位证人是里克·鲁斯。在交叉取证中，贝蒂的律师伊芮·安鲁斯问他：“你们在上星期二先抓了雷·邦？” “对，非法持枪。” “你们当时知道他在保释期？” “是的。” “为什么又把他放了？” “只是非法持枪而已。车是朋友的，枪本来就在里面。” “在贝蒂被捕之前，据我所知，有人和雷·邦谈了什么。” “没错，我让他给我打过电话。” “他告诉了你他们的行车路线？” “是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希望贝蒂跑掉。” 伊芮·安鲁斯话锋一转：“你并未亲眼看见贝蒂杀害任何人？” “没有。” ………… 接下来，伊芮·安鲁斯传唤贝蒂。 “在被拘捕之前，你在何处做什么工作？” “雪松俱乐部酒吧女招待。” “你的收入？” “每周150至00美元，看小费的好坏。” “所以，如果没有人帮助你，你是不可能付出100万美元保释金的？” “没有人可能帮助我，我的亲友们都是穷人。” “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不承认。我没有杀过人。” “当你们在曼斯菲尔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将以谋杀罪拘捕你，是吗？” “知道。雷·邦告诉过我。” “你没有打算逃跑？” “没有。” “为什么？” “我没有什么可逃跑的。我听见雷·邦告诉鲁斯探长我们走哪条高速，车是什么颜色。” 现在由公诉人比尔·班迪交叉提问。 “你说你没有杀过人，你有没有枪击过什么人？” “……”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关于你在197年被控企图谋杀比利·约克·朗恩。” “那个案子已经撤诉了。” “我们知道季米·彼茨有几笔数额可观的人寿保险金，而你是受益人。” “我一直不知道什么人寿保险，是后来他的家人告诉我的。” “今年月，你要求法院指定你为季米·彼茨全部财产的继承人。”比尔向贝蒂出示有关的法律文件，“这是你的签字吗？” “他们给了我一大堆东西让我签，我根本不知道都是些什么。” “警方在你的住地挖出了你两位丈夫的尸体，你能解释是怎么回事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住在那里而已，而且我经常不在家。”贝蒂还说，她根本不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当听说警方在园子里找到韦恩和季米的残骸时，她很吃惊。 “在你报告季米失踪的那天早晨，你有没有在井式花坛里种花？” “没有。” “可是有邻居看见了。” “那是他们弄错了。我是在198年8月6日以前种的花。” 在作总结性陈述时，被告方称，贝蒂明知她将被指控谋杀而毫无逃跑的企图，这本身就证明了她的清白。被告方要求法庭撤销起诉，或将保释金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数额，比如，10万美元。公诉方则指出，贝蒂不仅涉嫌“预谋杀人”，在季米·彼茨命案中，她更涉嫌“谋财杀人”。最后，法官杰克·荷兰裁定，维持原定保释金100万美元，并批准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以“谋财杀人罪”对贝蒂·露·彼茨提起起诉。 一周后，应伊芮·安鲁斯的要求，由女法官凡尼塔·露丝卡主持了一次摸底性听证。被告方想搞清楚警方和公诉方到底掌握了多少，以及什么样的证据。 伊芮·安鲁斯传唤的第一位公诉方证人是迈可·奥伯林。 “你在监狱里和贝蒂谈话时，有没有说过你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你们将到她的住处挖掘尸体，或骨头，或鬼才知道的什么东西？” 当地司法界人士都知道，伊芮·安鲁斯擅长于将他的真正意图隐伏在一些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问题中，使证人摸不着头脑。而且，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他那带有浓厚得克萨斯口音的谈吐中总是有不少语法错误。 “没有。”迈可·奥伯林答道。 “她有没有告诉过你，你们想挖什么就挖去，她不会阻拦你们，因为你们什么也不会找到？” “没有。” “你敢肯定没有？” “她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告诉她我们已经拿到了搜查令，要到她的住处找两具尸体。但是我并没有威胁她。” “好。所以，你告诉她你们有法官签发的搜查令？” “对。” “贝蒂有没有说她杀过谁？” “没有，她什么也不承认。” “彼茨先生的死因是——？” “枪伤。” “这只是别人告诉你的，你并不真正知道事实。” “我们有达拉斯法医实验室的验尸报告。” “法医的报告。”伊芮点点头，“法医的报告并不能告诉你那两个人是在什么时候被杀的，什么时候被掩埋的，谁杀了他们，以及谁掩埋了他们。所以，除了你们的推测和别人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其实并不真正知道关于这两起所谓谋杀案的任何事实，对吗？” “对。” 伊芮·安鲁斯传唤的第二位证人是斐丽·科尔曼。在向法庭复述了姐姐雪莉对她讲过的那些话后，伊芮问：“你听了以后非常震惊？” “对，当时我并不相信。” “那你现在相信你母亲杀害了巴克先生吗？” “不。” “你是自愿来法庭作证的？” “是的。我要求请律师，但警方说用不着，还说如果我不在里克·鲁斯探长拟好的一张口供上签字，他们就会起诉我同谋杀人罪。我告诉他们，雪莉说那些话的时候已经喝得很醉了。” “我不是故意想让你难堪，但是请告诉我，你有没有吸过毒？” “鲁斯探长找我谈话之前，我在手臂上注射了可卡因。” “你并没有看见你母亲杀人？” “没有。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杀了人。” “所以那些证词都不是非常确实的？” “我当时吸了毒，情绪坏极了，我不记得我说了些什么。” “里克·鲁斯有没有威胁过你？”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我们知道你在现场。我们知道你看见了一切。’但是我没有。我很爱我的妈妈。我不相信她杀了人。”（未完待续） 第35章 第三位证人是贝蒂的大女儿费怡·列恩，她说在警方挖出尸体之前，她什么都不知道，她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任何人对她透露过只言片语。 最后一位是贝蒂本人。 “你知道任何与季米·唐·彼茨的死亡有关的事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任何与多伊尔·韦恩·巴克的死亡有关的事吗？” “不知道，先生。” “你知道为什么斐丽，或你的别的孩子们，会说些于你不利的话吗？” “不知道，先生。我们一直是很亲密的一家人。” “你有没有领取过你任何一位丈夫的保险金？” “我从未领取过任何人的任何保险金。” “你是否曾准备等到七年以后领取季米·彼茨的保险金？” “我从来都不曾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哪怕是一分钱。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保险金。” 1985年6月1日，季米·唐·彼茨的遗骨在西格维尔的玫瑰坪纪念公墓重新入殓下葬。死者的亲友及在达拉斯消防总队的同事们参加了这次军人规格的隆重葬礼，因为季米生前曾在美国陆军中服役。但是他们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季米的头颅其实并不在棺材里面。 7月初的一天，雪莉的父亲罗勃特·布兰逊和她的新婚丈夫吉斯·泰格纳找到里克·鲁斯和迈可·奥伯林。翁婿俩这一趟是专为雪莉的事而来。“我们是真的想帮她，但也得她自己愿意才行。”老罗勃特说。 迈可·奥伯林建议由斐丽和雪莉谈谈。斐丽一直很同情雪莉的处境，认为让她陪母亲顶罪有欠公道。 里克·鲁斯安排姐妹俩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见面了。斐丽对身着囚服的雪莉说：“我知道你只是想帮助妈妈，但是你不能听伊芮·安鲁斯的，你必须把事实的真相都讲出来，让警方知道你并没有参与杀人。你得想办法摆脱伊芮·安鲁斯，虽然妈妈和你都是他的委托人，但是他更注重妈妈，因为妈妈在这宗案子中的分量更重，对伊芮的声誉和业绩也更有影响。如果你听信了伊芮的话，为帮助妈妈打赢这场官司而缄口不语，到头来只能是毁了你自己。”当然，这番话都是从迈可·奥伯林那里听来的。 雪莉问：“所以，我得作证指控母亲杀人。” 斐丽点点头。 “我还得另请律师？” “爸爸说了，如果你同意的话，他会替你出这笔钱。” “那警方将如何处置我？” “这我就说不好了。但是我想，如果没有同谋杀人的罪名，至少你的保释金会有所减免，说不定爸爸就能把你赎出去。” 几天后，当雪莉步出牢狱时，警方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四年前贝蒂用0美元雇来的开挖土机的小伙子。 9月11日，预审开庭的第一天，伊芮·安鲁斯率领大队的记者浩浩荡荡地开进法庭。他让记者们在法庭上依次报出自己所代表的报纸杂志或电视电台，并展示当日各报在头版刊登的有关贝蒂·露·彼茨双命谋杀案的报道、评论或图片等。 伊芮·安鲁斯向法庭陈词道：“尊敬的法官大人，您都看到和听到了，本案已经牵动了如此众多的新闻媒体，而且其措词都明显带有于我的委托人不利的偏见。譬如这条标题，《贝蒂向丈夫后脑部开枪》。再请看这儿，《自制寡妇》(self-madewido)。现如今，整个翰德森地区的人们都在众口一词地谴责我的委托人谋杀亲夫。所以依我之见，本案在此地不可能获得公正裁决，因为在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之前，作为陪审团来源的公众业已认定我的委托人‘有罪’。本律师特此请求法庭考虑将本案易地审判。” 接下来，伊芮传唤了近十名“从大街上随便找来的”证人。以下是他们的部分证词： ——在这里所有的餐桌和吧台上，你都能听到关于本案的议论。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认为是贝蒂杀害了她的两个丈夫。 ——我没有时间看报纸，但从我周围朋友同事的言谈中，我断定贝蒂是有罪的。 ——我读了我能弄到手的几乎所有关于贝蒂的故事。你用不着问我她是否有罪，答案已然摆在那里了。 ——我不光和我的朋友熟人聊贝蒂的案子，理发店的师傅、超市的收银小姐、加油站的伙计……不管是谁，反正这儿人人都在谈论贝蒂。 当由公诉人比尔·班迪交叉取证时，有几位证人承认，他们与伊芮·安鲁斯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 比尔拿过一位记者手中的报纸，说：“这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这说明贝蒂·彼茨双命谋杀案不仅仅在翰德森地区，也不仅仅在得克萨斯州，而且在全美国都引起了轰动。没有哪一个地方不知道这宗案子，也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们不在议论这宗案子，所以安鲁斯先生关于改变本案审判地点的提议是毫无意义的。贝蒂·彼茨应该在这里、在案发之地，由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组成的陪审团裁决她的命运。” 法官杰克·荷兰驳回了被告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易地审判的动议。当杰克击槌休庭时，伊芮还在于心不甘地喋喋不休：“但是，法官大人，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在盼望着进入陪审团，盼望着亲自为贝蒂定罪呢……” 身在狱中的贝蒂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自贝蒂·彼茨双命谋杀案曝光以来，每天都有寄自全国各地的来信，经典狱长审阅之后再转交给贝蒂。这封匿名信是这样写的：  亲爱的彼茨夫人：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读到、看到或听到这封信。此信与你的案子有重大关系。我是唯一能够帮助你的人，所以请务必照我的话去做。 告诉你的看守，你的牢房里不止你一个人，还有好多其他的人也住在里面。告诉她你总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耳边说话。或者在牢房里来回踱步转圈，就好像你疯了似的。 如果狱方带你去看医生，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只是摸摸他桌上的东西，或是倒在地上扭曲你的身体。如果他们用手碰你，你就停下来，装作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会以为你患了精神分裂症。 当你见到你的律师时，千万不要对他提起这件事。他会带你去见法官，然后送你去精神病院。有的时候你要装作你又清醒了，告诉别人你什么都不记得。如此你便能够免于死刑，因为他们不能起诉一名精神病患者。 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去做，你将必死无疑。阅后请将此信销毁。我写这封信只是因为我乐于助人。 审核挑选陪审员的工作于是年9月日如期进行，经过五天的评议，组成了四男八女共1名清一色白人的陪审团。 1985年10月7日，星期一，人们期盼已久的季米·唐·彼茨谋杀案的审判在埃瑟斯正式开庭。 法庭大楼外的街道两旁停满了各大小媒体的面包车。人们天不亮就开始排队，以求在旁听席上获得一席之地。晚到者，还有那些从达拉斯赶来的消防队员和他们的妻子们，则只能挤在走道上或门外的楼道里了。不少人带着装有午餐的棕色牛皮纸袋和饮料。 贝蒂由她的律师伊芮·安鲁斯陪同，被一名警察押送到庭。她依然穿着整洁，打扮入时，精心做过的头发，精心化的妆。贝蒂不时举起戴着镣铐的双手，向围观的人群示意，或对着摄像机镜头频频微笑。 当天将要传唤的所有证人被集中在一间会议室里。为节省时间，法庭官员在这里带领他们集体宣誓，并提醒他们，从此时此刻开始，不得与任何人讨论有关本案的事宜。 在陪审团进入之前，法官杰克·荷兰将双方律师召集到法官席前。他警告公诉方不得在法庭辩论中提及多伊尔·韦恩·巴克谋杀案和比利·约克·朗恩枪击案，除非被告方首先提起，因为此次审理的只是季米·彼茨的案子。杰克·荷兰要求比尔·班迪务必向他的证人们讲明这一点。 待陪审员们入席坐定，比尔·班迪致开场发言后，公诉方的第一位证人出庭。翰德森地区警署警员强尼·马尔根据当时的记录，向法庭陈述了接到贝蒂的报警电话后，他与消防队队长休·代伍德一起到贝蒂家了解情况的过程。 在交叉取证时，伊芮·安鲁斯问：“你敢肯定你是在8月6日那天向贝蒂了解这些情况的？” “我都作了笔录。” “你是在贝蒂家当场记下的，还是后来补记的？” “我一边和彼茨夫人谈话一边记。” “如果我告诉你，贝蒂·彼茨在8月6日那天去了达拉斯，你会觉得惊奇吗？” “我是在星期六早晨接到她的报警电话后，立刻就去的。” 伊芮停了一下，又问：“你不是在告诉他们，”他指指陪审席，“你看见谁杀了谁，或谁埋了谁吧？” “不是。” 第二位证人是得克萨斯州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物署的巡警麦克·沃伦，他是在季米的空船被发现后，第一位到场查看的警方人员。 伊芮·安鲁斯在交叉取证时问道：“在他们发现那只船的地方，水有多深？” “我不是很清楚。” “现在请你闭上眼睛，回忆一下那个地方，然后告诉我，一个不会游泳的女人能否从空船所在之处，涉水走到最近的岸边，尔后逃离现场？” “不能。” 公诉方传唤的下一位证人是达拉斯消防总队主持搜寻打捞行动的队长詹姆斯·布莱克。比尔·班迪问： “彼茨夫人当时看上去怎么样？” “非常非常平静，毫无伤心悲痛之态。” 伊芮·安鲁斯马上起身抗议道：“法官大人，这是让证人作结论性的回答。” 杰克·荷兰否决了他的抗议。 公诉方继续取证：“你曾经看见过很多悲伤的人们。我们知道，悲伤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你是否以为彼茨夫人当时的状态也是一种悲伤？” “不，我根本就没有在她的脸上看出一丝一毫的伤痛。当时我和她接触过很多次，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看见她有过任何伤心，或悲哀，或难受，或压抑的意思。” 轮到被告方交叉提问：“请问布莱克先生家居何处？” 这个问题出人意料，但布莱克队长还是回答了。伊芮·安鲁斯马上堆起一脸他乡遇故知的笑容：“我也曾在那条街上住过。”伊芮·安鲁斯与证人和陪审团成员套近乎的本事是出了名的。 詹姆斯·布莱克点点头。这与本案有关联吗？ 伊芮·安鲁斯继续道：“所以，你们大家都是自愿到雪松湖帮忙搜寻你们的朋友？” “对。” “你知道这位女士被控何罪？”伊芮指指贝蒂。 “知道，先生。” “当时你并没有怀疑她是在装傻吧？” “没有。”布莱克队长又补充一句，“当时没有。” 接下来是消防总队的牧师丹尼·玻里斯，他在回答公诉方的问题时也表示了和詹姆斯·布莱克同样的看法：贝蒂在丈夫失踪后从未表现出任何的悲哀。 公诉人比尔·班迪走到陪审席旁，他要玻里斯牧师面向陪审团回答他的下一个问题。 “她有没有问到保险？” “有，我告诉她我得回去查一查。” “所以，你第三天还要再去她家。你查的结果如何？” “至少11万美元的保险和每月800美元左右的退休金。” “受益人是……” “贝蒂·彼茨。” 伊芮·安鲁斯交叉提问：“所以，你去那里是为了谈保险。你知不知道，贝蒂·彼茨从未领取过任何保险金。” “知道。” “你知不知道，贝蒂·彼茨被起诉的罪名是‘谋财杀人’，这就意味着，她曾经领取过保险金？” “不，先生，我不知道。” 比尔·班迪猛地站起来，差点儿带翻了椅子。他大声抗议道：“这是对法律的肆意曲解，法官大人！” 杰克·荷兰法官平静地说：“我相信陪审员们会记得起诉书上是怎么说的。” 伊芮·安鲁斯继续向玻里斯牧师提问：“你第一次去的时候，贝蒂有没有向你提到保险金的事？” “没有。” 丹尼·玻里斯在前面曾讲过，星期天早晨他第一次去贝蒂家时，贝蒂正与几位朋友饮茶聊天。玻里斯牧师稍事停留即告辞离去。 开庭第一天的最后一名证人是贝蒂的大儿子罗宾·布兰逊，他在证人席上自始至终没敢朝母亲张望一眼。公诉人比尔·班迪耐心地引导着他，一点一点地向法庭陈述了那个被罗宾称为“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夜”及次日早晨所发生的一切。 现在，伊芮·安鲁斯起身作交叉取证。他踱到证人席前，用审视罪犯般的目光紧盯着罗宾。 “你可曾向别人谈起过这个所谓的枪杀事件？” “我告诉过我的前妻。这件事搞得我心神不定，我想我应该告诉她。” “你心神不定，”伊芮又朝罗宾逼近一步，“你心神不定是因为，你才是真正的凶手，你才是向季米·彼茨开枪的人！” 语惊四座。罗宾如挨了当头一棒，半晌才迸出一声喊：“不是——！” “你的母亲和继父度假去了，而你一直与季米不和。” “不对，先生，我们相处得很好。” “你难道没有未经允许私自驾驶他的汽艇吗？” “有的，先生。”罗宾的声音低下去了。 “他难道没有为此事而气急败坏吗？” “有的，先生。不过我们并没有争吵。” “但是他非常生气，对吗？你还撞坏了一辆摩托车。” “是的，先生。” “好，现在请你再次把我们带回到198年8月5日那个夜晚。你说你的母亲告诉你，她准备杀了季米。当时你们在什么地方？” “厨房。” “你母亲说她要杀了季米，而你们刚好在厨房。你说什么呢？‘给我弄点吃的’？” “不是，先生。”（未完待续） 第36章 “但你一直等到今天，过去了差不多两年，才良心发现？”这也是伊芮·安鲁斯的拿手好戏。突然转换话题，抛出一个和上下文全无关系的提问，让证人猝不及防。 “我想是吧。” “警方相信了你的说辞。他们给你许下了什么样的诺言，让你到这里来讲你的故事？” “没有许诺。” “你在这里指控你的母亲，以求能使自己逍遥法外。” “不是的，先生。” “你根本不在乎她将为此而遭什么样的罪。你根本不在乎她将为此而被送上断头台。” “不是的，先生。” “你知道你的母亲从未杀过人，你知道你自己才是本案的真凶，你知道你的母亲正在代你受过。而你呢，竟然跑到这里来说，她已经48岁了，让她去死吧。” 伊芮一边说一边朝罗宾步步逼近，此刻，他已经近得快碰到罗宾的鼻子尖了。比尔·班迪再次起身抗议，说伊芮靠得太近，有骚扰证人之嫌。 “得，我也累了，正想坐下。”伊芮就坡下驴。他回到座位上继续说，“你还记得吗，罗宾，你打电话到监狱，你母亲问你，是不是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警方？” “记得。” “但是你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警方。你没有告诉他们是你杀了季米。” “我没这么说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杀季米。”罗宾的声音充满委屈。 “你没有杀他？你甚至没有和他争吵？你对检察长说，”伊芮·安鲁斯用手指朝比尔·班迪的方向晃了晃，“是你的母亲杀了季米，他们于是不再追究，放你一马。而你呢，也可以自由自在，照常过你的日子。这就是他们许下的诺言？” “不是的，先生，他们没有许下任何诺言。” “你从未去探过监，你完完全全地抛弃了你的母亲。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将如此重大的秘密保守了两年？” “因为我想保护我的母亲。” “不对吧，是你的母亲在保护你。请你告诉我，哪一次你遇到麻烦她没有帮助过你？譬如，在你因盗窃被拘捕……” 比尔·班迪跳将起来：“我抗议！法官大人，此事与本案无关！” “布兰逊先生的犯罪记录和可信度不可能与本案无关！”伊芮·安鲁斯反驳道。 法官否决了公诉人的抗议，比尔·班迪一肚子的不服气。伊芮自己的可信度才是值得怀疑的。他当年曾是罗宾盗窃案的辩护律师，对罗宾的情况了如指掌，但这一切都应受到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协议的约束，他怎么可以随意将此公诸于众，并且用来攻击他的前委托人？ 伊芮又朝证人席走去：“栽赃他人是最容易的，尤其是栽赃你的母亲。她一直对你很好，是吗？” “在此之前，是的。” “那她现在又怎么你了？” “她说谎。明明是她杀了季米，非要说是我。” “如果有朝一日，她也站在这证人席上作证，你觉得如何？” 罗宾无语。 “事实上，是你和季米发生了争执，是你向他的后脑勺开了枪，是你把他埋在了井式花坛底下，然后你又跑到这里来诬陷你的母亲。告诉我，罗宾，你能不能找到任何一位证人，证明你没有做过这些事？” “找不到，先生，那天晚上没有任何其他目击者在场，除非她自己坦白。” “放心吧，小伙子，她就是目击者。我保证她会把一切都从实供出的。” 第二天，贝蒂的三女儿雪莉·泰格纳作为公诉方的证人出庭。她在证人席上讲述了她所知道的季米被害的前后，从案发前数日，她在电话上拒绝贝蒂让她帮忙的要求，到案发当晚，她的前夫乔迪·辛普森开车送她去贝蒂家，每一个细节都与她弟弟罗宾的证词相互印证。 然后，伊芮·安鲁斯又开始了他的交叉提问：“你不喜欢季米·彼茨，对吧？” “不对，我们都和他相处得很好，他是我们所有继父中最好的一个。” “刚才你说，你和你的母亲同谋杀人，对吧？” “不对。我是说，我母亲和我谈起她要杀季米，我告诉她我不想参与，请她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 “你吸毒相当厉害，有时候神志不清，有时候失去记忆，是吗？” “曾经是。我已经戒毒戒酒了，现在我只喝百威啤酒。” “你被控同谋杀人罪，保释金高达100万美元，有这回事吗？” “有的。” “你是如何出狱的？” “本来我被起诉双命谋杀罪，后来季米的案子撤诉，保释金降到5000美元。” “才5000美元！他们是不是对你说，只要你提供如此这般的证词，就可以减免你的保释金？” “没有，是我自己决定出庭作证的。” “我听说吸毒的人经常产生幻觉。” “我说过，我已经戒毒了。” 下一位证人叫乔纪·契尼，笔迹专家，曾就职于联邦经济情报局，现在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工作。经过仔细地对照鉴定，乔纪·契尼认为，捷西潘尼人寿保险申请表上和贝蒂在出售汽艇时所使用的委托授权书上的季米的签字，皆贝蒂所为。 轮到伊芮·安鲁斯交叉取证：“你说你曾就职于中央情报局？” “不，是联邦经济情报局。” “他们花了多少钱雇你来这儿作证？” “500美元。但那并不是我们价目表上的数额。我们的收费通常比这要高。” “500美元。所以你是为钱而来的？” 乔纪·契尼皱皱眉。 “在你鉴定过的笔迹中，你从来没有出过错？” “至少我自己并不知道。” “你真的从不出错？” “就算有，也没人告诉过我。” “你经常出庭作证？” “大约60多次。” “你曾经在中央情报局里干过，你是从大城市达拉斯请来的，你从未出过差错。很好！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彼茨夫人根本就无意否认她曾在这些文件上签署了她丈夫的名字，所以，也就根本用不着你大驾光临，在这里作什么证，你会怎么想？” 伊芮·安鲁斯是在暗示，公诉方聘请了一位不必要的证人，这同时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证人的侮辱。 比尔·班迪当即提出抗议，法官杰克·荷兰要求伊芮·安鲁斯马上道歉。 这天早晨开庭之前，一位来自达拉斯的证人手捧一只棕色纸箱走进法庭大楼，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和猜测。很快便有传言说，此人乃达拉斯警署首席法医乔思·派狄博士，那只箱子里装的是季米·彼茨的头颅。 确实如此，为防万一照片上的细节不够清楚，乔思·派狄带来了季米的颅骨。 待派狄博士向陪审员们讲述了他如何利用x光、牙医病历等资料确定死者的身份后，公诉人比尔·班迪问道：“所以，你就是为季米·彼茨验尸的法医？” “如果你一定要管那叫做验尸的话。实际上，他们交给我的只是一堆骨头。”派狄博士拿起几张放大的残骸照片，指点出四处粉碎性骨裂：胸部、两只眼睛的上方和后脑部。前三处皆为明显的弹孔，即，呈比较规则的圆形，但后脑部的伤口却并非如此。 伊芮·安鲁斯交叉提问：“你能否从那堆骨头推断出是谁杀害了季米？” “当然不能。” “后脑部骨裂有无可能不是枪伤，而是与另一个人打斗所致？” “有可能。” 法庭上一片窃窃私语。若果真如此，那整个案情就完全改变了。 公诉方决定重新取证：“派狄博士，那处后脑部骨裂可不可能是在挖掘的时候被金属工具碰击而成？” “不可能。骨裂是在受害者死亡时造成的，而非尸体腐烂以后才有的。” “有没有可能子弹从前额射入，穿过整个头部，再从后脑出来？” “从伤口遭受打击的方向看，不可能。” 比尔·班迪的脑子飞快地转动，他猛然忆起那辆房车门口的台阶。“派狄博士，这会不会是在尸体被拖下台阶时造成的？” “非常可能。” 比尔倒在自己的座椅上。他想，其实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季米显而易见是死于枪伤。 亚伦·琼斯是警官学校的枪械学教官。他在证人席上告诉法庭，从两具尸体埋葬处找到的子弹都同是列明顿公司出品的一种特殊型号点三八口径半壳空尖弹。根据弹壳表面的纹路分析，发射出这些子弹的枪管内应有六道沟槽，而且子弹出膛时向左旋转。琼斯教官拿出一张从贝蒂家中搜到的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的照片，向陪审员们解释说，用该枪进行试验射击的结果表明，试验子弹弹壳上的螺旋纹与现场发现的子弹一致。 “所以你认为，致季米死命的那些子弹都是出自这把枪的枪膛？”比尔·班迪问。 “完全可能。但是由于长期埋在地底下，金属表面已被严重氧化，所以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说‘是’。” 伊芮·安鲁斯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在交叉提问时藉此大作文章：“你不能断言这些子弹一定是从那把手枪里射出的？” “不能。” “所以事实上，根据你的经验，你对你前面所讲的一切，没有一样可以下肯定性的结论？” “没有。” 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贝蒂所拥有的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是本案的凶器或作案工具。 公诉方还传唤了里克·鲁斯、迈可·奥伯林、斐丽·科尔曼等等，他们的最后一名证人是来自迦兰的希拉莉·本顿。她说1984年1月4日，她从这位女士——希拉莉指指被告席上的贝蒂——手里买下了一艘19英尺格拉斯特朗汽艇。 “你当时是否知道彼茨先生已经失踪？”比尔·班迪问。 “不知道。” “你带着这张船契去公证处作了公证？” “是的，因为她有委托授权书。” “你是否知道，当授权人死亡或失踪后，委托授权书自行作废？” “不知道。” “所以你假定，整个手续都是合法的？” “我没有细看那些文件。这笔买卖很划算，她只要了市价的一半，又有委托授权书和其他法律文件，我当时以为是合法的。” 开庭以来第一次，伊芮·安鲁斯没有作交叉提问。 轮到被告方的证人出场了。第一位，费怡·列恩，贝蒂的大女儿。和那次摸底性听证时一样，费怡声称她对所有的一切都不知情。 “你是否知道有关保险金的事？”伊芮·安鲁斯问道。 “我知道季米有一些保险金，受益人是我母亲，但她从来就没有打算要那些钱。” “你与季米关系如何？” “我很喜欢他，虽然我们只接触过五六次。他对我的母亲很好。他们从不争吵打架。” “公诉人班迪先生找你谈过话吗？” “没有。只有里克·鲁斯和迈可·奥伯林找过我。” “你认为你的弟弟罗宾·布兰逊有没有可能杀人？” 比尔·班迪起身抗议。伊芮换了一种问法：“你认为罗宾对你很诚实吗？” “我一直都很信任他，但他没有跟我讲起过任何与本案有关的事。” “那你的妹妹雪莉·泰格纳呢？她患有失忆症吗？” “只有在她喝醉酒的时候。” “她吸毒吗？” “她已经戒掉了。” “你每周两次去监狱探望你的母亲？” “是的。” 看来费怡决不会说出于贝蒂不利的话，比尔·班迪放弃了交叉取证。 在征得罗勃特·布兰逊先生的同意后，他和贝蒂的小儿子波比被带到证人席上。在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1岁以下属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必须有监护人的许可。 伊芮·安鲁斯开始询问一些贝蒂和季米从弗吉尼亚老家回来以后发生的事。波比说：“罗宾弄坏了摩托车和其他东西，私自驾驶季米的汽艇和妈妈的卡车，还辞掉了加油站的工作……” “彼茨先生很生气，是吗？” “是的。” “罗宾呢？” “有一点点。” “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 “是的。” 比尔·班迪交叉取证：“罗宾与季米关系如何？” “挺好的，但有时候吵架。” “你和季米吵架吗？” “不。但我有时也和罗宾吵。罗宾的个头儿很高，有时候他会对我动手。” “他跟季米动过手吗？” “没有。” 伊芮·安鲁斯的下一位证人着实让陪审团大开眼界。与其他人保守、正式、整洁而略带拘谨的衣着相反，雷·邦穿一件皱巴巴的衬衫，长统靴上沾满污泥，牛仔裤又显得太紧绷。后来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形容他，“像是刚从马背上摔下来。” 伊芮·安鲁斯问：“你认识彼茨夫人？” “对。” “你们同居过？” “一年。” “你因何罪被判刑？” “杀人。” “你还记得你来过我的办公室吗？” “我去过好几次。” “我是说，关于彼茨夫人的案子。” “哦，那一次。我告诉你她的孩子们跟我讲过的事，我说这个女人决不会杀人。”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和她处了一年，她对我很好，就凭这一点。其余的我都不知道。” “你曾经和她的一个儿子发生冲突，讲讲怎么回事。” “波比跟他的朋友在园子里比赛骑摩托车，我叫他们滚到外面去骑，我说他妈妈回来知道了准会发火的。” “他们听吗？” “根本就不理我。我说下次他们要是看见我的卡车停在这里，最好躲开，因为那说明我在这里。大概他的朋友听了这话不乐意，好家伙，掏出枪来就打。过一会儿，波比也双手提着枪从房车里冲出来。” “于是你就躲到林子里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保释期间不能动枪，但我也不至于傻等在那里挨枪子儿吧。” “他朝你开了几枪？” “闹不清楚。他打瘪了三只轮胎，车身上还有七八个枪眼。我不知道一共开了几枪。” “后来呢？” “警察过来把我带到阿灵顿一个朋友家里。” 伊芮点点头：“你因为那位朋友卡车里的一支枪而被捕，告诉我们怎么回事。” “我在阿灵顿被捕，后来鲁斯探长过去把我带回到这里。” “你在牢里蹲了两天，然后你是怎么出来的？” “基纳德·奥勃莱特替我交了保释金。我们有40多年的交情。” “那以后，你有没有和里克·鲁斯说过什么？” “我从曼斯菲尔德一家小杂货铺里给他打过电话。” “当时彼茨夫人和你在一起？” “是的。” “里克·鲁斯想知道什么？” “他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走哪条路。” “你有没有告诉他你们开的什么样的车？” “用不着，他知道。” “你给里克·鲁斯打过几次电话？” “记不得了。” “三次还是四次？”（未完待续） 第37章 “我不知道。”雷·邦已经不耐烦了，他的嗓门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对律师的话有时候答非所问，有时候又自己冷不丁儿冒出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比如现在，“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基纳德家里，给他留了一个号码，说是要我打电话去监狱。” “你记错了。”伊芮摇摇头。 “我怎么会记错？” “如果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纳德的地址和电话，你会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伊芮。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基纳德是做房地产的，他的电话号码总是登在报纸的广告栏里。” 伊芮无心跟雷·邦纠缠，便以进为退，抛出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季米的事吗？” “没听说过。我读了报纸才知道他被杀了。” “得，我们再回到曼斯菲尔德。里克·鲁斯想知道你们的行踪，对吗？” “他想知道贝蒂的行踪。” “你挂掉电话后多久彼茨夫人被捕？” 雷·邦想了一阵：“半个钟头。” “当他们逮捕彼茨夫人时，是否也逮捕了你？” “他们先铐了我，后来又放了。” “彼茨夫人入狱后，你打过电话给她？” “对。”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这跟你没关系。” “我恐怕这跟法院和陪审团有关系。” “我们谈了这个案子。”雷·邦很不情愿地说。 两个人又吵起来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问。不得已，法官杰克·荷兰只得出面干涉。 “你在监狱里关押过多久？”伊芮·安鲁斯的最后一个问题。 “七八年。”雷·邦回答。 伊芮疲惫地挥挥手，把证人移交给公诉方。 比尔·班迪拿起几张照片：“你知道这些地方吗？” 雷·邦一一看过：“井式花坛……贮藏室……房车……” “请告诉我，谁侍弄井式花坛的花草？” “贝蒂。” “她也自己剪草坪吗？” “她从来不让人家动她的园子。” “你住在那里的时候，知道园子里埋了两个人吗？” “不知道。” 伊芮·安鲁斯终于恢复过来了。他问雷·邦：“你当时是否知道，或彼茨夫人是否告诉过你，罗宾·布兰逊杀害了季米·彼茨？” “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 “她也没有告诉过你她曾经杀了什么人？” “没有。” 正如伊芮·安鲁斯对罗宾许下的诺言，贝蒂·彼茨在星期三下午走上了证人席。坐定之后，贝蒂以她惯常的神态对伊芮·安鲁斯羞涩地笑了笑，又朝陪审团点点头。 伊芮关照贝蒂道：“请你讲话时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 “好的。”贝蒂柔声地说。 “你以前有没有触犯过法律？” “从来没有过。” “你恐怕应该稍微讲一讲那桩被撤诉的案子，关于你的一位丈夫。”伊芮提醒一句。 “好的。我的第二位丈夫叫比利·约克·朗恩。他亲口对法官说，我用枪打伤他都是他的过错，所以法庭改判我‘行为不端’，罚款100美元，外加50美元手续费。” 伊芮引导贝蒂重复了一遍他们去弗吉尼亚及回来以后发生的事。 伊芮问：“如果我说季米·彼茨在雪松湖失踪，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错的。” “为什么？” 贝蒂细细地讲述了季米在198年8月5日晚的行踪，他去了什么地方、跟谁说过些什么话等等。“我们驾船去加油站加油。季米对我说，这条汽艇他一直保养得非常好，现在被罗宾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就回家看电视，然后就准备睡觉。” “你们是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吗？” “是的。但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成觉。” “为什么？” “季米躺下后，我出去把狗牵回厨房。我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这样做。等我回到客厅，罗宾从外面骑自行车回来了。” “你是说你的大儿子？” “对。季米听见他回来了。季米那天喝了一天的酒，他醉得很厉害，而且很生气。” “罗宾进屋以后，季米做了些什么？” “季米起身来到客厅，说罗宾，你是不是把工作辞掉了。罗宾说是的。季米就开始数落罗宾开了他的汽艇，把摩托车撞坏了，还有我的卡车，四个轮胎全瘪了，车上到处都是泥。家里也乱七八糟的，季米珍藏的钱币被扔得到处都是。我劝季米安静一下，等明天再说。季米回到卧室，罗宾去了卫生间。等罗宾出来时，我听见他俩打起来了。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在卧室里打起来了，声音很大。”伊芮大声重复一遍，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他们在相互叫骂。我正准备往卧室走，就听见了一声枪响。”贝蒂开始抹眼泪，很响地擤鼻涕，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巾。 “你听见一声还是几声枪响？” “我就记得听见一声。” “后来呢？” “我到了卧室，看见季米躺在地上，罗宾站在门口。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季米身旁。” “罗宾的手里有枪吗？” “没有，但是后来我找到一支。” “是像这样的吗？”伊芮拿起物证台上那张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的照片。“你们是不是有两支像这样的手枪？” “我们一共有三支。” “季米躺在地上是什么姿势？比方说，脸朝下吗？” “他是侧身躺着，头上在流血，还有好多好多的血从嘴里冒出来。我抓过一条床单，我不太记得什么睡袋，只记得抓起一条床单。我坐在季米身边的地上。罗宾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要我帮助他。” “你有没有和季米说过什么？” “我紧紧地搂着季米，告诉他我打算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相信如果季米现在在这里，如果季米现在能看见我，他一定会说他理解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帮助罗宾。” “你为什么没有别的选择？” “我一直觉得欠了罗宾。记得罗宾八岁那年，我送他去他父亲和继母家，他眼巴巴地望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说很快。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长到了18岁才又回到我的身边。” 贝蒂以下的证词和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相差无几——她让罗宾出去找波比，又打电话给雪莉等等。贝蒂只是巧妙地将细节重新编排，使之符合她的故事。 伊芮说：“咱们还没说完卧室里的事。你把床单盖在了彼茨先生身上？” “我把床单盖在季米身上。当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时，发现了那把枪。我捡起枪放进了床头柜里。” “当罗宾回来的时候，季米的尸体在哪里？” “还在卧室里。” 接下来，伊芮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问：“罗宾看到了季米的尸体吗？”倘若是罗宾杀了季米，他一定看见过季米的尸体。 更绝的是贝蒂的回答，她居然说：“没有。”贝蒂指控罗宾杀人，又称罗宾没有看见过被害者的尸体，这样的自相矛盾岂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贝蒂说，是她帮着罗宾，而不是罗宾帮着她，掩埋了季米。她也不承认事前已经准备好了泥炭沼秋海棠等物，而说成是第二天早上才去买来的。 “你买泥炭沼时开的支票日期是8月6日吗？”伊芮问。 贝蒂说是的，但是支票已经找不着了。 “你知道季米的人寿保险金额吗？” “不知道。” “那退休金呢？” “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退休金。” “前几天你听见那位捷西潘尼的女士作证说，人寿保险申请表上季米的名字是你签的？” “是的。季米生前从不反对我签他的名字。出售汽艇的字据也是我签的。” “季米的尸体就埋在你的院子里，你感觉如何？” “我一直觉得心中不安，特别是晚上，我都不敢离开客厅，也不敢到园子里去。” 比尔·班迪交叉取证：“还记得今年6月14日，你在保释金听证时说，你不知道季米埋在花坛下面？” “记得。” “你是那时候在撒谎，还是现在在撒谎？” “那时候在撒谎。” “你刚才说，以前你曾被捕过一次，因为你朝你的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的背后开了两枪。” “不是背后，是腹部和侧面。” 比尔懒得和她纠缠细节，他继续道：“1979年8月日，你是否曾因‘公开淫荡罪’在达拉斯的‘查理的天使’夜总会第二次被捕？” “没这回事。” “你还记得那个叫亚奇·飞利普斯的醉汉吗？” “不记得。” “你还记得你为此而被监禁0天，罚款50美元吗？” “是的，我承认。” “今年1月，季米在橡树峡的房子着火后，你曾两次向保险公司索取赔偿金，是吗？” “只有一次，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付钱。” “因为保险公司怀疑有人纵火。前几天，有好几位证人出庭作证，关于季米的人寿保险和退休金。季米一共有三单人寿保险，各为8.6万美元、.4万美元和4.4万美元，合计15.4万美元。另外，他还有退休金。这些证词你都听见了吧？” “是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数字。” “还记得消防总队的丹尼·玻里斯牧师去你家吗？” “是的。” “你们讨论了保险金，是吗？” “不记得了。” “你听见了他的证词？” “是的。但是我们从未讨论过保险金。” “你还记得，198年8月6日，星期六，翰德森警署的强尼·马尔向你了解季米失踪的情况吗？” “我从来就没有跟这个强尼·马尔说过什么季米的事。” “你是说，他弄错了？” “我是说，他讲的不是事实。那天早上我去买了泥炭沼，然后和两个儿子一起去了达拉斯。” 贝蒂基本上对警方掌握的所有情况都矢口否认。当比尔·班迪向她出示包裹季米尸体的蓝色睡袋的照片时，她说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条睡袋。 比尔·班迪问：“当年罗宾因偷窃被捕，你们为他聘请了一个律师，对吗？” “对，伊芮·安鲁斯。” “就是在这所法庭上指控罗宾杀人的伊芮·安鲁斯吗？”比尔·班迪高声道。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贝蒂调整着她的助听器。 比尔·班迪不再追问。他根本就不需要贝蒂的答复，这话是说给伊芮·安鲁斯听的。 在结束当天的取证时，比尔·班迪问：“在6月14日的保释金听证时，你为什么闭口不提是罗宾杀害了季米？” “不知道。” 贝蒂作证的第二天，伊芮·安鲁斯试图就昨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作一些补救。“彼茨夫人，你和罗宾有没有讨论过，万一季米的尸体被人发现，你们将如何应付？” “我告诉他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 “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出事实的真相？” “因为你对我说，如果不讲实话就另请高明。” “你最初也没有告诉我，对吗？”伊芮·安鲁斯启发说。 “没有。” 比尔·班迪就此话题展开了他的第二轮交叉取证：“既然你让罗宾把一切都推到你身上，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承认他参与了搬运和掩埋尸体？” “我想是鲁斯探长给他施加了压力。” “你说你不想要季米的保险，那为什么今年月，你要求法庭出具季米的死亡证明，并指定你为季米遗产的继承人？” “是律师劝我这样做的。” “是律师劝你做的，还是你主动找律师做的？” “我去找伊芮只是为了火灾保险。” 由于听力的缘故，贝蒂在证人席上常常东拉西扯、答非所问（也有记者认为她是装聋作哑）。笔者已将那些无意义的对话尽数删去，单留以下一段以飨读者。 伊芮·安鲁斯说：“所以，你已经交代了你在整个季米命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吗？” “你是说谁先给我打的电话？” “不对。你好好听我说，你已经承认了你帮助掩埋季米的尸体。” “对。” “把他埋在了花坛底下，是不是？” “是。” “你刚才听见公诉人传唤了当地消防队队长休·代伍德先生。他说在你报警之后，他和翰德森警署的强尼·马尔是最先找你谈话的人。” “是海岸卫队，我敢打赌。不过我也认识马尔先生。” “你还是没听懂我的问题，哪儿又冒出来一个什么海岸卫队，你看见公诉人传唤海岸卫队了吗？”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红木码头的老板娘黎儿是后来才打电话来的，但是海岸卫队肯定是最先打电话的。” 伊芮·安鲁斯只好放弃，把贝蒂交给了比尔·班迪，心想，“让她跟他去折腾一阵吧，我真得歇歇了。” 其实比尔·班迪也是很费劲地想从贝蒂的谈吐中理出一点头绪。在贝蒂再次否认强尼·马尔和休·代伍德曾向她询问过季米失踪的情况后，比尔问：“在波比和雷·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夜总会女招待。那天晚上雷·邦来找过我，但那是在他们打架以前。” 伊芮·安鲁斯接过话茬儿：“我明白班迪先生的意思。贝蒂，请你告诉陪审团，你从前是在一家夜总会工作。” “是的。” “那家夜总会出售啤酒和鸡尾酒等等。” “是的。” “贝蒂，请你告诉陪审团，你是否因为你靠在夜总会的工作挣钱养家而感到羞耻？” “不。” “你即使在那样的地方也努力地维持了一种良家妇女的形象，是吗？” “是的。” 现在该比尔·班迪接话了：“当年你在‘查理的天使’夜总会因‘公开淫荡罪’被捕时，也算是良家妇女吗？” “我并没有在那里工作。那天晚上只是试台。” “什么样的舞蹈？” “脱衣舞。” “我的问题问完了，法官大人。” “公开淫荡罪”和脱衣舞，这恐怕才是真实的贝蒂·彼茨。比尔·班迪想，以此结束整个法庭辩论真是妙不可言。 1985年10月11日，本案庭审的最后一天。法官杰克·荷兰首先向陪审团解释了贝蒂·彼茨被起诉的罪名，指出裁决的结果可以是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按照所代表罪行的从重到轻，依次为：谋财杀人罪、预谋杀人罪或无罪。 比尔·班迪在陪审席前站定，直等到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了他的身上，方才开始代表公诉方作总结性发言： “公诉方向法庭提交的每一项证据都确凿地证明了，贝蒂·彼茨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 “同时也证明了，她杀人的目的是图谋财产：保险金、退休金、房地产，等等。” ………… “根据罗宾·布兰逊的陈述，198年8月5日晚上，他母亲让他出去找波比。你们知道，贝蒂是一位个性极强、独裁决断的女人。但现在她却反咬一口，指罗宾为凶手。罗宾曾犯有盗窃罪，他和一个朋友在邻居家里偷了几把古剑。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律师伊芮·安鲁斯，当年他曾成功地替罗宾的盗窃罪辩护，现在却掉过头来，用同样的罗宾个人资料指控他谋杀。” ………… “根据贝蒂的陈述，罗宾和季米发生了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她听见了一声枪响。请注意，只有一声。众所周知，季米身上有三处枪伤，井式花坛底下一共找到了三发子弹。如果有人在那辆房车里开了三枪，你不可能只听到一声。 “按照贝蒂自己的说法，现在季米躺在地上流血。她试图为季米做过什么吗？比如叫急救车，或至少找人看看季米还有没有救。没有，她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把这个‘我深爱的人’装进睡袋、扔进花坛了事。 “红木码头的黎儿·史密斯说，贝蒂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不对，她是一只冷血动物。看看这张井式花坛的照片，这是在今年6月8日拍摄的。看看贝蒂把园子里的花草侍弄得多么周到。可她居然说，不知道季米就埋在花坛底下。 “在得克萨斯州的堪博诺城，在数十万信奉上帝的翰德森居民中，发生如此惊人的惨案是可悲的、可怕的，更是骇人听闻的。现在，案犯在这里，证据也在这里。我恳请诸位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裁决贝蒂·彼茨谋财杀人罪。” 在比尔·班迪发言时，伊芮·安鲁斯一直低头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此刻他缓缓地站起来，走到陪审席前，像见到老熟人一样友好地微笑着，十指交叉放在栏杆上，作祈祷状： “比尔·班迪先生刚才所说的一切是要你们相信，罗宾·布兰逊和雪莉·泰格纳都是无辜的，他们的手上一滴血也没有。班迪先生曾说他有95位证人，但他实际上只传唤了不到0人，还有75位证人到哪里去了？” ………… “还记得乔思·派狄博士吗？还记得季米颅骨后脑部的伤口吗？我问他有无可能为拳头所致，他说可能，而当班迪先生问有无可能是枪伤时，他说不可能。请你们在审议时务必不要忘了这一点。 “罗宾在证人席上不停地重复着谎言，那个如何帮助他母亲的谎言。他把一切都推到了母亲身上，再抛下她不闻不问，然后走出法庭，向人们微笑，朝记者招手。你们都在报纸上看见罗宾的那张照片了吧，他才是真正的冷血动物。 “公诉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贝蒂杀害了季米。她有过逃跑的机会，但是她没有跑，而是来到法庭上把真相告诉你们。你们听见班迪先生问她为什么不哭，为什么在保释金听证时隐瞒了事实，她说她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一个母亲在保护她的孩子。而她代之受过的那个说谎的人，那个真正的冷血动物，却根本不在乎他们将把她关进监狱，甚至送上死刑台，再在她的手臂上插入一支致命的针管。” …………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们，你们将作出贝蒂无罪的裁决。 “这一点，本人深信不疑。” 午后点，1名陪审员进入审议室。那天是星期五，几乎没有人在漫长的等待中离开法院所在的埃瑟斯市中心。陪审团于当晚8点半作出裁决： 本陪审团裁定，被告人贝蒂·露·彼茨被指控之谋财杀人罪成立。 据报道，在陪审长宣读裁决时，贝蒂面无表情。她应该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那天到庭的贝蒂的四个孩子费怡、康妮、斐丽和波比，也全都跟麻木了似的，竟没有一个人流泪。 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判刑应该在陪审团裁决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为了使陪审员们不致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或他人观点的影响，杰克·荷兰法官让他们全体住进了假日饭店。他们在整个周末均不得看电视报纸，或与家人朋友通电话，但有关部门为陪审员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其他娱乐活动。 1985年10月14日，星期一，杰克·荷兰再次披上黑袍，正襟危坐于法官席上。他指示陪审团在量刑时务必考虑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被告人被裁决之谋财杀人罪，是否所有的疑点都仅存在于合理的范围之内？第二，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在将来重犯类似之罪，并从而对社会或他人安全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这里需要就第一个问题作一些解释。对一个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决，就好比从事一项科学实验。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只要其误差不超过某个被科学家们认为是合理的范围，该结果便被认可。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也会有误差，即疑点。或者说，公诉方有证据，被告方也可能拿出反证据。但只要这些疑点不超出人们常识所承认或允许的合理范围，则所裁决的罪行成立。不过，科学实验与定罪量刑又有不同之处。前者可以提供具体的尺度来判断误差，如通常人们所说的“误差不超过多少多少”，后者则完全是人为的标准。 按照惯例，仍由公诉人比尔·班迪首先发言：“你们都看到了季米·彼茨的遗骨所提供的证据：三处枪伤。贝蒂曾明确地告诉过她的两个孩子，罗宾和雪莉，她准备杀了季米。深思熟虑，精心部署，然后冷静地、冷酷地付诸实施。”比尔历数了贝蒂作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步骤，从构筑花坛到丢弃汽艇。 关于第二个问题，比尔·班迪说：“在短短的11年里，贝蒂曾先后向她的三个丈夫开枪，结果是两死一伤。如果用‘杀人成性’来形容这个女人，恐怕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只要有机会，贝蒂还会故伎重演。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责任杜绝贝蒂·彼茨的下一次作案机会。请对两个问题都给出肯定的回答。” 被告方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在他的陈词中说：“星期五下午，你们在审议室里呆了六个半小时。为什么？你们犹豫、彷徨、举棋不定，是因为你们心中的疑点还没有澄清，心中的疑团还没有解开。但是你们必须作出决定，尽管你们自己对那个决定也不十分满意。星期天，我在无意之中听见你们中的一位说：‘让我们去教堂吧。’是的，你们应该去教堂，那也许会使你们感觉轻松一点。今天，你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当你们为贝蒂量刑时，你们可以弥补上星期五的过失，同时减轻你们内心的负担。谁也不愿意在精神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度过自己的后半辈子，谁也不愿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回首往事时说，我曾经杀了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给贝蒂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也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在此恳请你们，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不’。” 陪审团只用了45分钟就送回了他们的答复，但不是伊芮·安鲁斯所祈望的答复。法官杰克·荷兰念完陪审团回答的两个“是”后，平静地对贝蒂说：“陪审团在量刑时再次裁决你犯有谋财杀人罪，所以你将被处以死刑。” 贝蒂终于沉不住气了，她厉声叫道：“不，我没有杀人！”随即痛哭失声。 由于贝蒂·彼茨因季米·彼茨命案被判处极刑，韦恩·巴克谋杀案的审理便依法予以取消。 贝蒂·彼茨在死囚牢中并没有消极地苦度余生。此后的十来年里，她利用各种机会多次上诉，将案子递交到各级法院重新审查，死刑的执行日期也一再推迟。贝蒂不再否认杀害韦恩·巴克和季米·彼茨的事实，只是反复强调她的所有五位丈夫，包括罗勃特·布兰逊和季米·彼茨，都曾对她施暴施虐，她是被逼无奈而不得不走向极端。贝蒂频频出现于报端。由于大女儿费怡的多方奔走和努力，1971年她被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殴打后医生拍摄的照片被送上了全国性的电视网。贝蒂的眼泪和诉说换得了众多的同情与支持，不少人权组织反死刑组织及受虐妇女团体成为了她强有力的后盾，甚至出资为她另聘律师。以下文字摘自反死刑组织“大赦国际”的一篇内部通讯： 在向联邦法庭的上诉中，有证据证明，贝蒂·彼茨当年的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在处理本案时的利益冲突和不道德行径导致了她的死刑判决。这些证据表明，贝蒂是在其丈夫被害后一年多，当她为火灾保险而聘请伊芮·安鲁斯时，才知道季米·彼茨的人寿保险和退休金的。 贝蒂·彼茨被捕之后，伊芮·安鲁斯同意出任她的辩护律师。但如此一来，他便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以证明贝蒂原先根本不知道保险和退休金，而且也无意领取这些遗产。 不仅如此，在得知季米·彼茨的财产被冻结之后，伊芮·安鲁斯让贝蒂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同意将其媒体版权全部转让给安鲁斯先生以支付律师费用。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如果被告方在这场官司中败诉，特别是，如果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其媒体版权的价值将会更高。1991年，一位联邦法庭法官裁定，伊芮·安鲁斯的所作所为侵犯了贝蒂·彼茨应有的权利，并下令重新审理此案。得克萨斯州不服，上诉的结果是维持原判。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得克萨斯州提交的上诉书中不仅阐述了季米·彼茨谋杀案，而且以大量篇幅分析了韦恩·巴克一案。上诉书的观点是，即使没有季米·彼茨的案子，法庭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贝蒂·彼茨为霸占房产而谋杀韦恩·巴克。 还有一则中央新闻网络（cnn）的报道，称贝蒂·彼茨“没有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因为她的律师没有向陪审团陈述她被虐待的事实。贝蒂的女儿们曾交给伊芮·安鲁斯贝蒂被丈夫毒打后的照片，但他从未在法庭上出示过”。 关于这一点，伊芮·安鲁斯倒是有他的理由。他说贝蒂当时根本就没有向他承认过她杀了人，所以辩护的立足点顺理成章地放在了“是否杀人”，而非“为何杀人”。 000年月4日，贝蒂·彼茨被送上死刑台，实施“注射死刑”。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晚的报道： 今天，6岁的贝蒂·露·彼茨成为自1976年联邦最高法院批准恢复死刑以来在美国处死的第四名妇女。这位“黑寡妇”拒绝了最后的晚餐和最后的忏悔。贝蒂的家人没有出席死刑。 ………… 在场观看的季米·唐·彼茨的儿子简明对记者说，贝蒂临刑时神态自若，毫无悔恨或恐惧之意。多伊尔·韦恩·巴克的儿子洛德尼则告诉记者：“我感觉终于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 贝蒂是自小乔治·布什就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以来，该州被处决的第10名死刑犯。在执行死刑前一小时，小布什表示：“在认真审阅本案的所有证据之后，我完全赞同陪审团的裁决，完全赞同得克萨斯州赦免及保释委员会的建议，不予批准该犯缓刑0天的请求。” 一些反家庭暴力组织和人权组织曾写信要求小布什赦免贝蒂·彼茨的死罪，理由是，贝蒂的一生中曾遭到来自其父和所有五位丈夫的虐待，并且在本案庭审期间未得到应得的法律辩护。 在贝蒂·彼茨之前，得克萨斯州曾于1998年月日处死了8岁的卡拉·塔克，她在198年的一次抢劫中用斧子劈死了一男一女。卡拉·塔克是该州自186年南北战争以来被处以极刑的第一位女性。 从198年恢复死刑以来，得克萨斯州一共处决了07人，为全美之首。贝蒂·彼茨是其中年龄最长者。她也是该州在世纪之年被送上死刑台的第九人。计划还有1人将被陆续处决。 贝蒂·彼茨临刑时离她的6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贝蒂·彼茨在她的身后留下了六个子女、九个孙辈和六个重孙辈。 07被亵渎的母爱 1994年10月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与南卡罗来纳州联盟镇的任何一个深秋之夜没有什么两样。 雪莉·麦克劳斜靠在客厅的沙发上，信手翻阅着当天的《联盟每日时报》。电视开着，躺在另一张沙发上的雪莉的丈夫瑞柯·麦克劳似睡非睡。麦克劳家在镇子的郊外，距约翰·d·隆湖约四分之一英里。一条斜贯东北与西南的49号高速公路从这里通往联盟镇。 雪莉在等着看9点档的节目。她抬眼看了看座钟，9点0分。雪莉正准备叫瑞柯把遥控器递给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夫妻俩起身拧亮室外门廊的顶灯，透过窗户看见灯光下一位从上到下几乎一身白的年轻女子——白色t恤外套一件胸前印有橘红色“奥本”字样的白色运动绒衫，白色网球鞋，白色袜子和一条浅蓝泛白的牛仔裤，戴金边眼镜，浅棕色的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巴。女子看上去0岁出头，惊慌失措，满脸泪痕。雪莉打开门，年轻女子泣不成声：“请帮帮我！”“他抢走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开走了我的车。”雪莉将她让进屋，女子继续道：“一个黑人抢走了我的孩子和车。” 瑞柯让他们的儿子小瑞柯赶紧拨打911报警电话。据警方记录，他们接到电话的时间是9点1分。 “有一个女士跑到我们家，她……有人跳进车里……在一个等红灯的路口，她的车里还有两个孩子。那人把车开走了，她被推下车来……现在在我们家里。”小瑞柯一边听着年轻女子的解释，一边对着话筒说。 “他劫走了两个孩子？”值班警员问。 “是的，还有车。我不……她非常歇斯底里。我想我应该报警，让他们赶快派人来……” 小瑞柯刚放下话筒，他的父亲一把抓起车钥匙：“走，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们。”他们希望那个劫匪还没走远，或者把孩子们扔在了附近什么地方。父子俩在外面，特别是在约翰·d·隆湖周围转了一个多小时，空手而归。 麦克劳家的客厅里，年轻女子终于平静下来。她告诉雪莉她名叫苏珊·史密斯，家住联盟镇。雪莉请她把事情的经过再讲一遍。 “我正在莫那科磨坊的路口等红灯，一个黑人跳上车来，命令我开车。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闭嘴，开车，否则我就杀了你。”苏珊说，她的车当时停在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通往49号高速公路的主干道上，四周一辆车也没有。苏珊无奈，只得按照劫车者的吩咐驶离联盟镇，沿49号公路朝东北方向开了约摸4英里，直到“经过了那块路牌，他让我停车”。 “是那块到约翰·d·隆湖的路牌吗？”雪莉·麦克劳插问道。约翰·d·隆湖的牌子就在麦克劳家门前几百米。 “对。他要我下车。车停在路的中段，周围看不见一个人或一辆车。我问他：‘我为什么不可以带走孩子们？’他说：‘我没有时间。’”苏珊接着说，那人如何用枪逼着她，把她推下车。“等他终于把我推出了车门，他说：‘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孩子们。’” 苏珊·史密斯说，她坐在地上，听见两个孩子哭着喊着要妈妈，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人带着她的孩子们消失在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苏珊开始奔跑，直到她停在麦克劳家的门口。 苏珊问雪莉·麦克劳她可不可以用他们的卫生间，可不可以给她的母亲打电话。苏珊的手抖得厉害，是雪莉替她拨的号。苏珊的母亲琳达·卢索不在家，苏珊又打电话给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还有她的丈夫戴维·史密斯。戴维当时正在联盟镇中心的超级市场温-狄克斯上班，他是那里的夜班经理。（未完待续） 第38章 就在苏珊和戴维通话时，联盟地区警署警官豪德·韦尔士赶到麦克劳家。他是第二个抵达“现场”的警方人员。韦尔士警官和苏珊·史密斯并不陌生，不光因为联盟是一个人口不足万的小镇，“everybodyknoseverybody（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人）”，而且韦尔士夫妇与苏珊的兄嫂司各特和婉蒂·沃恩私交甚笃。现在的苏珊看上去和平时大不一样，她面带潮红，略显浮肿，两只神经质的手放在并拢的膝盖上。豪德·韦尔士例行公事地请苏珊复述了一遍她的故事，他一面听一面作正式笔录，不时插进一些有关细节的问题。苏珊告诉韦尔士警官，在被劫持时，史密斯家的两个儿子，一岁零两个月的亚历克思穿的是红底白条的外套，三岁的迈可穿了一套白色的衣裤。被劫匪开走的车是1990年的酒红色四门马自达·普鲁泰靳。 其实警方已经从911电话里掌握了这些情况，大规模搜寻的行动命令也已下达，正在联盟地区各警署值班的头批搜寻人员已经出发，更多的人正在从家里赶到。警方很快意识到，因为劫匪驾车潜逃，他可能的位置与案发地点的距离随时间的推移而迅速扩大，以联盟地区的人力物力根本就无法实施如此大面积的搜寻。于是，南卡罗来纳州警署和公路巡警部在午夜之前加入了这次行动。不久，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也闻讯赶到。 就在豪德·韦尔士警官驱车前往麦克劳家的同时，49号高速公路上至少有十辆车也在朝同一个方向行驶。苏珊的家人们陆续赶到了。她的好友冬娜·格宁和父母也来了。当戴维·史密斯跨进门时，苏珊急切地迎上前去，扑倒在丈夫怀里失声痛哭。在韦尔士警官看来，这不过是一对夫妻在此情此景的惯常举动。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两位年轻人已分居多日。 苏珊·史密斯出生于1971年9月6日，在娘家时的名字叫苏珊·丽·沃恩，她是在联盟镇上土生土长大的。 联盟镇乃联盟地区首府，二者皆因位于镇西莫那科磨坊的那座联盟教堂而得名。联盟镇不大，镇中心除了各政府机构外，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联盟分校的校园，一个购物中心，和一些其他商店，包括全国性的连锁店沃玛特和几家超市，联盟地区人口万，近70%是祖籍东欧的高加索人，还有不到0%的黑人。该地区南部的大片区域属桑密特国家森林，几乎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在北面的联盟镇及附近的几个小镇。这些镇子周围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传统型工业企业，就业人数1.万左右。 苏珊的生父叫哈里·瑞·沃恩，原先是一名消防队员，后来在一家纺织厂工作。1960年，当0岁的哈里与17岁的琳达结婚时，琳达已经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沃恩夫妇一起抚养了琳达的儿子迈可，和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司各特和苏珊。 在苏珊儿时的记忆中，尽管母亲闲居在家，但家里总是乱糟糟的，父母总是在吵架，而且父亲经常对母亲拳脚相向，还不时扬言要杀了母亲和他自己。哈里·沃恩的暴力行为源自他的酗酒，以及怀疑琳达对他不忠。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苏珊和她的小哥哥司各特一直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总觉得不定什么时候家里就会出事。1975年，苏珊的同母异父哥哥迈可企图上吊自杀未遂，后来被辗转送往公爵大学医学中心等处住院，接受心理及精神病治疗。这种不安定的家庭生活造就了苏珊忧郁的个性。一位小伙伴的妈妈形容幼年时的苏珊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小姑娘”，“经常呆呆地坐在那里，仿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在沃恩家人中，苏珊与她的父亲最亲近。只要有哈里在身边，小姑娘就会显得特别开心。1977年，琳达向丈夫提出离婚，那时苏珊刚过完6岁生日。在离婚判决书正式下达后两星期，琳达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巴威利·卢索。又过了三星期，1978年1月15日，哈里·瑞·沃恩自杀身亡。 据警方当时的报告，哈里在离婚后更趋郁闷，常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自杀的当天，他砸破窗户翻入琳达的住处。这对旧日夫妻从恶语相向到大打出手，琳达只得报警。当警察闻讯赶到时，哈里还在不停地揍他的前妻。哈里说他知道不应该打人，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请求警察把他关进监狱，以免再伤害别人。哈里后来把一支枪夹在两腿之间，对准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那致命的一枪并没有让他即刻丧生，哈里还能挣扎着拨打911。急救车把哈里·沃恩直接送上了手术台，但到底没能挽回他的性命。 父亲的自杀在小苏珊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苏珊童年时期珍藏的两件宝贝，一是哈里生前收集的硬币，一是一盒录有父亲教她说话的录音带。后来有心理大夫认为，苏珊成年后对异性的过分依赖，也和她从小失去父爱不无关系。 司各特和苏珊跟着改嫁的母亲从沃恩家郊外的平民住房搬进了继父在联盟镇上等住宅区弗侬山庄的大房子。巴威利·卢索在联盟镇中心开了一家电器行。他先前也曾结过婚，和原配生养了几个女儿。此人还热衷于政治，早年跟过一阵民主党，后来又倒戈加入了共和党，再后来居然混上了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的执行委员。 其实苏珊是一个老实听话、学习认真的孩子。她害怕孤独，渴望被人疼爱，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都很勤奋努力。高中时，她是学校贝塔俱乐部的成员，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条件是各科成绩都必须在b(良)以上。她还参加了数学俱乐部、西班牙语俱乐部和红十字会。苏珊曾当选为学生义务工作者协会的会长，经常在社区医院、养老院和当地为残疾人举办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做义工。 就是在高中的这段时间，苏珊开始有意地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者说形象。一反以往的怯生生和郁郁寡欢，苏珊在同龄人面前表现出有些不由衷的轻松愉快和故作的开朗大方。***年，念高三的时候，苏珊被同学们评选为“最友好的女生”，她在大家的记忆里是一个“快乐而脚踏实地”的少女。这时，苏珊的体形因为成熟而日渐丰满，她审时度势，收起了紧身衣裤，很用心地用宽松的休闲衫和超短裙把自己打扮得依然亭亭玉立。 1988年夏天，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苏珊在温-狄克斯超级市场找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联盟镇不大，只有一个温-狄克斯。按说苏珊在这里干得不错，六个月后便升到了收银员领班，后来又当上了店里的簿记秘书。 就是在这里，苏珊接触到了社会上真正的“男人”，那种赤裸裸地追求生理满足，对所谓浪漫或情趣不屑一顾，和学校里那些故作矜持的“男生”们全然不同的男人。恐怕苏珊自己都没想到，她很快就身不由己地成了这些男人们的俘虏。暑假快结束时，苏珊开始偷偷地和一个比她大得多的已婚男子鬼混并有了身孕。在她做完人工流产后不久，那位有妇之夫发现苏珊同时又在和另一个男同事秘密约会，便断然拒绝与她继续来往。痴情的苏珊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失恋，1988年11月7日，她吞下了超剂量的阿斯匹林和泰诺试图自杀，后被送往0英里外的施巴坦堡地区医学中心住院治疗一周。 住院期间，医生们了解到，这并非苏珊的第一次自杀企图。1岁那年，她一次服用过差不多同样剂量的阿斯匹林。 出院后，苏珊遵照医生的建议在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一个月后她回到温-狄克斯上班，从此开始了与戴维·史密斯的交往。 戴维·史密斯是史密斯家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他于1970年7月7日生于密执安州的罗雅奥克，两岁时随父母搬迁到距联盟镇西北5英里的普特南。戴维的父亲查尔斯·戴维·史密斯是海军退伍兵，60年代曾两度赴越战前线，他先在联盟镇中心一家服装厂工作，后来当上了当地沃玛特连锁百货商店的经理。母亲芭芭拉半工半读，一面念护士学校，一面同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一家诊所打零工。戴维有一个哥哥丹尼和一个妹妹贝奇，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大哥哥比利。 史密斯家也少有宁日，皆因芭芭拉是一名虔诚的，甚至狂热的耶和华教徒，不但她自己，还要求全家人都遵守极严厉的教规。该教将所有形式的娱乐和奢侈都视为对上帝的不忠和亵渎，史密斯家里也因此而从不举行任何派对，从不给孩子们过生日或买礼物，也从没有过年过节一说。戴维记得他的母亲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学校的娱乐活动和同学家的派对。戴维17岁时离开了父母，搬到离史密斯家不远的曾祖母嫫娜家里，那时他的哥哥丹尼也已经住在那里了。 戴维从16岁开始在温-狄克斯打工。他在学校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成绩平平。但他性情随和，很容易与人相处。他和苏珊算是联盟中学的校友，她比他低一个年级。 当苏珊经过了那一系列的流产、失恋、自杀未遂，再回到温-狄克斯时，突然发现貌不惊人的戴维原来是一个很不错的谈话伙伴，他耐心、细致、善解人意，常常使不断地被孤独感困扰的苏珊感到一种亲切和温暖。戴维当时已经是店里的一个小头目，他诚实可靠，办事认真，深得老板的信任。苏珊特别喜欢戴维偶尔在工作中不经意地给她某些照顾的感觉，尤其是在其他女伴们面前。其实那时候戴维已经和女友克莉丝蒂·詹宁斯订了婚，他一开始对和苏珊的关系并不是太认真，只是作为一般的好朋友。但经不住天长日久苏珊每天在眼前晃悠，戴维竟鬼使神差地和苏珊发生了性关系。 1991年月，苏珊发现她怀孕了。像所有遇到这种不测事件的年轻人一样，戴维和苏珊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为好，他们私下里商量了好几次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个人都不愿意把孩子拿掉。戴维决定负起父亲的责任。他充满内疚，甚至不敢当面告诉克莉丝蒂·詹宁斯，只能通过电话请女友宽恕。对苏珊而言，虽然结婚可以为她提供精神上的依赖和感情上的寄托，却意味着她至少在近期内不可能上大学。苏珊一直想做一名大学生，尽管她还没有选定学校和专业。但是现在，节外生枝地怀孕，又要匆匆忙忙地出嫁，弄不好她的大学梦就会被无限期地耽搁掉了。 不光是两个当事人，苏珊的母亲和继父也不欢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琳达摆出一副冰冷的面孔，她对未来的女婿真真是一点也看不上眼，戴维不但没有琳达要求的大学文凭，而且还门不当户不对。住在联盟镇上的“城里人”本来就瞧不起周围的“乡下人”。 1991年月4日，戴维的哥哥丹尼因科朗综合症病逝。科朗症（crohn‘sdisease）是一种极痛苦的肠道炎症。丹尼在头年冬天住进施巴坦堡地区医学中心，手术后伤口严重感染，岁便撒手人世。戴维自小与哥哥亲密无间，丹尼之死使他和他的全家久久不能从悲痛中自拔。琳达可不管这些，仍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婚事。她坚持要求婚礼如期举行，因为她不愿意看到苏珊在婚礼上挺着一个显山露水的肚子，惹客人们笑话。 11天以后，1991年月15日，戴维和苏珊在联合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举行婚礼。戴维0岁，苏珊19岁且怀孕两月。几天前，也是在这同一座教堂里，史密斯家刚刚送走了丹尼。戴维事后对一位朋友说，当他从教堂出来经过旁边的公墓时，默默地在心里请求哥哥原谅。毕竟丹尼还尸骨未寒啊。 自从戴维搬进曾祖母的家里，嫫娜给了他一座史密斯家族的旧房子。房子虽然长期无人居住而且年久失修，但基础还算牢固。到底是砖房，比起现今都市里那些雨后春笋般的木质新居来不知要结实多少倍。戴维是个有心人，无论酷暑严寒，一有空闲便猫在房子里修修补补，还往里贴进了不少的钱。几年下来，虽然说不上焕然一新，那房子也算是像模像样，令老邻居们另眼相看。戴维原本是打算和克莉丝蒂·詹宁斯在这里居家过日子，克莉丝蒂对这个“窝”也很倾心，还偶尔过来搭把手帮忙。当戴维带着苏珊来到他的小房子，告诉她今后他们将在这里生儿育女时，苏珊并没有表示反对。但琳达和巴威利·卢索可相不中这个简易工棚似的陋所。他们的女儿生来就是要住大房子的。于是苏珊也跟着翻了脸，死活不要住“寒碜的小棚子”。最后新婚夫妻各让一步，暂时挤在曾祖母嫫娜的家里将就一段时日。这一“将就”就是两年多。 同年5月，戴维的父母又因为什么事情怄了气，事后查尔斯一直闷闷不乐。这天戴维从班上打电话给父亲，但到处都找不着人。他忽然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不祥之感，赶快让苏珊上父亲家看看。苏珊起先觉得史密斯家里空无一人，她用手机拨通了丈夫的号码，让戴维在电话上指示她到房子各处搜寻。当苏珊按照戴维的吩咐查看卧室时，戴维听见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声惊叹——奄奄一息的查尔斯·史密斯躺在床后狭窄的地板上，他服了一大堆药片想要自杀。 老史密斯夫妇僵持了0多年的婚姻终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离婚后芭芭拉去了00多英里开外麦尔托海滩附近的花园城。查尔斯因治疗忧郁症在医院里住了很久。在那里，他邂逅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素。出院后，他们双双离开南卡罗来纳，西迁加利福尼亚。 尽管有这许多的磕磕绊绊，两位年轻人一开始的婚姻生活还是满和睦的。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世的那段日子里，夫妻俩对未来都充满了憧憬。联盟镇上的人们还记得，苏珊挺着大肚子，一脸心满意足的幸福表情。 苏珊在温-狄克斯一直工作到临产。迈可·丹尼·史密斯于1991年10月10日在施巴坦堡的玛丽·布来克医院降生。孩子的第一个名字“迈可”取自苏珊的同母异父哥哥，第二个名字“丹尼”则是戴维刚过世的兄长。迈可满月后，苏珊回到温-狄克斯做半工，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联盟分校选了两门课。 儿子出世所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如过眼烟云般很快飘逝了，奶瓶尿布等杂事所引起的烦恼却久久驱之不散。许多其实早已潜伏在这对年轻夫妻间的矛盾也渐露端倪。 第一个问题是钱。按理说这本不该是问题的。戴维年薪.万美元，苏珊1.7万美元。联盟镇地处内陆，相对偏僻，这里没有在美国其他地方欣欣向荣的高科技产业，只有一些中国叫做乡镇企业的传统型小厂。0世纪90年代，联盟镇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中等家庭年收入为.5万美元左右。无论照哪个标准，史密斯夫妇都称得上是进项不菲。据戴维讲，苏珊特别追求物质享受，又不懂得节俭，有一千花一万，总是不自量力地超额消费。最让戴维不能容忍的是，苏珊经常开口向她的母亲要钱。 与之牵连的另一个问题是戴维与丈母娘的关系。琳达在人前人后从不掩饰对女婿的不满。在她看来简直就是戴维毁了苏珊的前途，不然苏珊十拿九稳会顺顺当当地上大学。另一方面，戴维从他与苏珊刚论及婚嫁起就发现，妻子对丈母娘言听计从，处处按琳达的旨意行事，任由琳达当了他们一半的家。其实在一般人的眼里，琳达并不是一个十分霸道的人。她对女儿女婿的颐指气使，是因为苏珊总问她要钱，有求于她，而戴维又是那种蔫蔫的脾性，这就助长了琳达的骄横。琳达经常不打招呼就到女婿家串门，就跟那里是她自己的家似的。她还对小两口的家务事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带孩子，如何处理他们婚姻中的矛盾，当然她也少不了把自己对戴维的反感灌输给女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戴维和苏珊同在温-狄克斯工作。在家里是夫妻，一上班就成了上下级。温-狄克斯的员工们还记得，有一次，等候付款的顾客排起了长队，戴维通知所有的收银员都上前台，却发现苏珊拉着一位收银员在休息室里聊天。戴维刚说了她们几句，苏珊便勃然大怒，事后还觉得委屈，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她后来承认戴维讲得有道理，她只是受不了他的态度。 苏珊有一个毛病，她喜欢向丈夫炫耀她在戴维之前与别的男人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戴维知道了卢索家的一个秘密。 那是在1987年，苏珊还不满16岁。有一天，巴威利·卢索的一个女儿来了，苏珊让出了她的房间，自己把被褥等搬到起居室的沙发上。当苏珊准备睡觉时，她的继父走过来坐在沙发的另一端，苏珊非但没叫他离开，反而像小孩子一样爬过去，把头枕在巴威利的大腿上睡着了。苏珊慢慢醒过来，感到巴威利正用手抚摸她的肩和双乳，又拿过她的手放在他的生殖器上。苏珊闭着眼睛继续装睡。她后来告诉琳达，她之所以没有制止继父的性骚扰是“想看看他到底会干什么”。 苏珊没有告诉戴维后来发生的事。她把性骚扰事件告到了有关部门，南卡罗来纳州民政部和联盟地区警署联合调查的结果，认为苏珊明显地勾引和怂恿巴威利·卢索，也有“行为不端”之嫌。调查人员要求苏珊、琳达和巴威利参加家庭心理咨询，并责令巴威利暂时搬出去住。他们一起去咨询了四五次，没多久，巴威利搬回家来。于是，卢索家又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性骚扰也照常发生。 这件事无疑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戴维和岳丈家的关系愈加恶化。 199年月，在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前夕，这对夫妻第一次正式分居。实际上在这之前，苏珊已经好几次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就在这次分居期间，苏珊又和她从前在温-狄克斯的相好重温旧情，而且她达到了目的——戴维妒火中烧，不久两人便重归于好。 但是好景不长。同年夏天，戴维和苏珊再度分居，苏珊和迈可又搬回到卢索家里。戴维思子心切，也确实不想就此与苏珊了断，便三天两头地往卢索家跑。他们的关系反反复复，结果在这一年的11月，苏珊又怀孕了。1月，两位年轻人决定为了孩子们再试一次，夫妻俩又住到了一块儿。苏珊说，他们夫妻和好的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房子，这一点戴维也心知肚明。不过钱呢？家里几乎没什么储蓄。苏珊的意思当然是手背向下问琳达要。虽然戴维一百个不乐意，但为了将这个家维持下去，他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随妻子去了。不久，他们用巴威利和琳达的6000美元头款，买下了托尼路407号的一座平房。（未完待续） 第39章 苏珊的第二次怀孕就不像第一次那样充满幸福感了。她不断地抱怨自己变得“又胖又丑”，而且脾气见长，老是毫无由来地发火。苏珊原先特别爱跟丈夫述说小迈可的种种趣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懒得再说了。她以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常常几天不和戴维搭一句腔。 这次轮到戴维有外遇了。由于苦闷与孤独，由于迫切想向人倾诉，戴维开始和温-狄克斯的收银员蒂凡妮·摩尔约会，并于199年6月搬回到曾祖母嫫娜家里。苏珊和蒂凡妮在联盟中学是同届，她们相互认识，但不是很熟悉。事实上苏珊在担任学生义工会会长届满离任时，曾提名由蒂凡妮接任。如今时过境迁，苏珊已不是当年的苏珊。她听人说蒂凡妮有时在戴维那里过夜，便怒气冲冲地闯到温-狄克斯，当众辱骂戴维和蒂凡妮。 苏珊在199年8月5日剖腹产下史密斯家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给孩子取名亚历克山大·泰勒，昵称亚历克思。为了这个刚出世的新生命，也为了帮助苏珊的术后恢复，夫妻俩暂弃前嫌，又住在了同一个屋檐底下。蒂凡妮·摩尔虽然能理解戴维的苦衷，却实在难以忍受。她嫉妒、冲动、不知如何是好，经常下班后开着车在史密斯家周围兜圈子，或者把车停在马路对面等着戴维出来，还有一次深更半夜冲着史密斯家按喇叭。三个星期后，戴维再次和苏珊分手。这一次两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 说句公道话，尽管这对夫妻之间有这许多的疙疙瘩瘩，戴维和苏珊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算得上是称职的父母。按苏珊的表姐玛丽·赫克盛的说法：“不管他俩闹得多厉害，在事关孩子们的问题上总是一致的。那是他们唯一没有矛盾的地方。”即使在他们分居期间，苏珊也每周三四次带着孩子们到温-狄克斯去看父亲。只要两个儿子有什么事，比如上医院等，戴维总是随叫随到，邻居们至今还记得，苏珊让小兄弟俩坐在红色的拖斗车里，拉着他们在自家的前院来回奔跑。给迈可和亚历克思理发的师傅记得，孩子们害怕剃头，苏珊每次总在旁边握着他们的小手。托儿所的阿姨们也记得，苏珊经常跪在地板上，和两个儿子一玩就是好半天。 苏珊是不愿意再回到温-狄克斯了。出了月子后，她在一家叫做康硕产业的公司里找到一份簿记秘书的工作。 康硕原是一家当地小厂。1986年，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夏罗底市的会计师j·卡瑞·费利和几位投资者合伙买下了这个濒于破产的手工装饰品厂。他们原先的计划是以最短的时间将厂子扭亏为盈，然后再高价出手。但后来j·卡瑞·费利发现装饰品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当，便于1988年买断了其他贸易伙伴的股权，将公司更名康硕产业，并在联盟镇南7英里的地方购置了一处有几幢房子的大片庄园，把全家都搬到了这里。事实证明卡瑞·费利确实有远见卓识，199年11月，康硕产业成了联盟地区第一家股票上市的企业，同年1月，在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开设了分公司。 苏珊很快从簿记秘书升到了老板兼总裁j·卡瑞·费利的办公室秘书，她非常喜欢她在康硕产业的工作。苏珊的职责包括替外地客户预订旅馆、机票，为公司订购每周和大型活动用的鲜花，及安排卡瑞·费利的出差事宜等。苏珊由此而接触到了一个她所陌生的豪华世界。 苏珊热衷于康硕产业的另一个原因是汤姆·费利，j·卡瑞·费利三个儿子中的一个。7岁的汤姆生长于亚拉巴马州大都市伯明翰的郊区，1990年从奥本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康硕产业担任设计部主任，分管广告、包装和产品说明书等的设计。论模样，汤姆长得并不起眼，毛发稀疏，五官轮廓也不甚分明。但因为他是联盟地区最大企业的少东家，年轻、富有，所以备受联盟镇年轻女子们的青睐，被认为是当地最富魅力的单身贵族之一。认真理论起来，在苏珊和汤姆的关系中，汤姆·费利是始作俑者，是他首先邀请苏珊外出约会的。 苏珊还在康硕产业结识了一大批新朋友，常和他们一起出入于山核桃酒吧，那是199年夏季刚开张的联盟镇上唯一的酒吧。 因为两个儿子的缘故，苏珊与戴维在分居期间仍时有往来。199年1月，苏珊要戴维陪她参加康硕产业为职工们举办的盛大圣诞节舞会，她很神秘地告诉戴维她要介绍他认识一个人。苏珊和戴维跳完两圈舞后，便主动走过去邀请汤姆·费利，她一边与汤姆跳舞一边示意戴维，这就是她提到的那个人。苏珊当着戴维的面紧紧地搂着汤姆，后来还索性把头靠在了汤姆的肩上。一曲下来，戴维不知去向。原来他冲出会场，跑到附近一家小饭馆把自己灌得烂醉，又回到康硕产业滋事，结果在舞会门口被人揍了一顿。 1994年1月起，苏珊和汤姆·费利频繁约会。他们经常在一起吃午饭，看电影，苏珊去费利庄园参加过汤姆的派对，还单独去过汤姆的住所。 自从那次圣诞舞会以后，戴维找苏珊谈过几次，希望恢复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相信两个孩子不仅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苏珊终于同意再试一试。1994年春，戴维搬回到托尼路407号。但实际上苏珊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汤姆·费利。7月底，她告诉戴维她想要离婚。当时两人商定好说好散，不在离婚的过程中追究计较对方的过失。 戴维在离托尼路的房子两英里的地方租下一套两居室。他买来了新家具，在其中一间卧室里为迈可和亚历克思各安放了一张儿童床，一张婴儿床和许多新玩具。 苏珊继续与汤姆·费利约会，梦想着有一天会嫁到那座费利庄园里去。问题是，汤姆是个公子哥儿，他虽然喜欢苏珊，却从没想过要娶她。当苏珊明确表示她急于想成为费利夫人时，汤姆开始疏远她。 9月1日，戴维下班回家。他泊好车刚走到公寓楼门口，早已在街对面一辆车里等候的苏珊的律师走过来，交给他苏珊向法院提交的离婚起诉书副本。起诉书中说：“被告在结婚期间一直与其情fu通奸。由于被告的这一不轨行径及其他分歧，原告与被告长期分居。”戴维看完后非常生气，因为苏珊背信弃义，以戴维和蒂凡妮·摩尔的婚外情作为她提出离婚的理由。1994年10月1日，苏珊的离婚起诉书正式在联盟地区法院登记入档。 出事的当天，10月5日，夜已经很深了。参与搜寻史密斯兄弟和酒红色马自达的警方人员越来越多。州警署出动了一架配备红外线温差探测仪的直升机搜查约翰·d·隆湖周围和桑密特国家森林。这种温差探测仪十分灵敏，可以检测出森林中任何温度高于外界气温的物体，如人、动物或正在腐烂的尸体等。 11点过后，豪德·韦尔士警官建议苏珊及家人朋友们离开麦克劳家，找一个更方便舒适的地方等候消息和搜查结果。苏珊想去弗侬山庄她母亲和继父家里。等坐进戴维的车，她说她还要先回一趟托尼路取隐形眼镜。《联盟每日时报》已有一位年轻摄影记者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通过扫描器从警方无线电上听到了这起劫车绑架案，小伙子立刻赶到麦克劳家了解情况，又到约翰·d·隆湖拍摄警方搜寻的镜头。苏珊知道媒体马上就会有所行动，她不愿意戴着眼镜出现在报纸或电视上。她还提醒戴维说，汤姆·费利会打电话来，请他不要因为嫉妒而做出什么愚蠢的举动。戴维·史密斯后来在他的《我与苏珊》一书中写道：“我当时心里只有迈可和亚历克思，天知道她怎么还会冒出这些无聊的念头。” 尽管戴维一千个不情愿，为顾全大局，他还是陪着苏珊留在了卢索家，并任由苏珊扑在他身上哭泣，或在她需要的时候吻她拥抱她。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又像夫妻一样出双入对，一起接受记者采访，一起在电视镜头前祈求孩子们平安归来。戴维心里明白，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还是夫妻，只因为他们是两个受害者的父母。 戴维的父亲查尔斯·史密斯和妻子素从加利福尼亚飞回联盟镇，戴维从未谋面的伯父道格拉斯·史密斯也与他的妻子一起驱车从密执安州赶到。联盟镇上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送来了各式食品，附近一家商店运来大量免费饮料。卢索家人来人往，亲戚、朋友、邻居、熟人及教堂的牧师济济一堂，而苏珊便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在她的一生中，还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对她嘘寒问暖，关心备至。了解她的人都看得出来，苏珊对这一切觉得非常的受用。戴维却恰恰相反，他更愿意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众亲友们也很知趣地尽量不去打扰他。 苏珊一直在等汤姆·费利的电话，却迟迟不见动静，倒是蒂凡妮·摩尔三天两头地打电话来找戴维。苏珊直言不讳地对戴维说这不公平，她要戴维告诉他的女朋友停止往卢索家挂电话，戴维照做了，他后来只敢用手机在后院里和蒂凡妮通话。 过了两三天，汤姆·费利的电话终于来了。当琳达告诉苏珊汤姆找她时，在戴维看来，苏珊以一种夸张的口气和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要琳达把电话接到她的房间里去。戴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时间，并注意到苏珊很经意地关上了卧室的房门。不到三分钟，苏珊就从房间里出来了。那是汤姆·费利打来的唯一一次电话。汤姆后来告诉警方，他只是在电话上向苏珊表达了他对迈可和亚历克思的深切的关心和同情。当苏珊把话题转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汤姆告诉她现在不要去想那么多，应该把精力都集中在两个孩子身上。 汤姆·费利一直没有来看望过苏珊，即便在康硕产业的员工们集体探视时也没露面。有一次，市场部经理淑·布朗和其他同事一起来到卢索家，苏珊把淑叫到一旁，悄悄地问她汤姆打算什么时候来。 事后人们猜测，除了苏珊以外，汤姆·费利恐怕是第一个明白在1994年10月5日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人。 迈可和亚历克思被劫持的消息果然在第二天一早便上了当地的电台和《联盟每日时报》。联盟镇及附近的居民，特别是温-狄克斯和康硕产业的员工们，闻讯后纷纷利用工余时间自愿参加了为期数日的徒步搜寻。同时，南卡罗来纳州警署也派遣数名潜水员搜查湖底，但在他们潜入的约翰·d·隆湖区域并没有发现孩子和车。有记者形容这次的搜寻是水底、地面、空中，海陆空三方的立体联合行动。 一天之内，联盟镇的家家户户，以及商店、学校、公司等，都在自家的门口和附近的树干上系满了象征着祈求平安归来的黄丝带。温-狄克斯和康硕产业分别决定，在本案调查期间戴维和苏珊的工资照发。 豪德·韦尔士在10月6日办的第一件事是请警方艺术家根据苏珊的描述绘制劫匪的模拟画像。不久，人们便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黑人男子，头戴深色毛线帽，身穿深色衬衫、牛仔裤和方格花呢夹克。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全国性的非赢利团体，亚当·维尔希中心，也很快加入到了搜寻的行列中。亚当·维尔希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家住佛罗里达州的好莱坞市。1981年某日，他随母亲到一家瑟尔丝商店，维尔希夫人要去退一件货。当经过家电部时，小亚当想玩电子游戏。母亲一开始没有同意，但亚当保证说他不会到处乱走。维尔希夫人前后也就离开了不到分钟，等她回到家电部，小亚当已不见踪影。当地军警民众连续大规模地搜寻了10天，最后在好莱坞南面150英里的地方找到孩子的尸体。杀害亚当·维尔希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在1981年，警方没有标准的搜寻失踪儿童的行动程序，没有骚扰儿童嫌疑犯的电脑数据库，也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提供失踪儿童的情况。为了纪念他们的爱子，亚当的父母奋斗多年，于1984年敦促国会通过了失踪儿童法案，并根据此法案成立了在全国范围内电脑联网的亚当·维尔希中心。亚当的父亲就是福克斯公司收视率极高的星期六晚间电视专题节目《全美通缉令》(america’smostwanted）的著名主持人约翰·维尔希。 亚当·维尔希中心在全美设立了四个分中心，其中之一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府科伦比亚，联盟镇以南70英里。10月6日上午，该分中心执行主席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女士打电话给苏珊的嫂子婉蒂·沃恩，说中心将为史密斯夫妇提供若干服务，请婉蒂转告苏珊或戴维给她回电。后来是巴威利打电话给玛格丽特，告诉她到卢索家怎么走。在离开科伦比亚之前，弗莱尔逊女士和她的助手夏绿蒂·福斯特通过南卡罗来纳州警署获得了迈可和亚历克思的照片，并以此制作了大量招贴画。 当天下午，亚当·维尔希分中心的两位女士来到卢索家，史密斯夫妇、卢索夫妇和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一起参加了会晤。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向他们解释了该中心的宗旨，中心为失踪儿童的父母及亲属提供的各项服务。她说中心可以作为他们和媒体之间的协调者，替他们安排记者采访，在电视上播发史密斯兄弟的照片，及有关案情的资料等。会晤进行到约40分钟时，苏珊和戴维一起退出，他们已约好了要去联盟地区警署与办案人员面谈。弗莱尔逊女士开着自己的车跟史密斯夫妇一起到了那里。当豪德·韦尔士警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和苏珊单独谈话时，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和州警署的埃迪·哈里斯同戴维商量，让史密斯夫妇在全国性的电视媒体上发表一番祈求孩子们平安归来的讲话。戴维一开始很紧张，怕自己讲不好。玛格丽特和埃迪告诉他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 就在联盟地区警署门前的台阶上，苏珊和戴维并肩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戴维说： 不管是谁带走了我们的两个儿子，我们在此向你恳求，千万不要伤害他们，放他们回家。我们非常疼爱他们……我们请求那位先生，千万千万，让我们的孩子们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身边。不管我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玩具和像片。他们都是很听话很可爱的好孩子。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我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他们。 人们在电视上看到，苏珊仍穿着那件印有橘红色“奥本”字样的白色绒衫。后来的几天里，她也多次穿着“奥本”绒衫接受记者采访。 那一天，联盟地区警署和南卡罗来纳州警署的数位办案人员轮流分别与苏珊谈话，前后共长达6个多小时。这些不同的人反反复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有关案情细节的问题。那天晚上，等苏珊和戴维离开警署后，韦尔士警官打电话给在科伦比亚的州警署法医学实验室主任大卫·a·卡卓尔，请他亲赴联盟镇与苏珊面谈，因为警方对苏珊的故事有不少疑点，特别是，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连接49号高速公路主干道的交通灯总是绿的，除非与之垂直的西北-东南方向有车辆在路口停下。而苏珊的故事里说当时四周一辆车也没有。 10月7日，星期四，来自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官员们为苏珊和戴维做了测谎实验。事前，史密斯夫妇分别签署了各自的《蒙然达权利书》： 你有权保持沉默。因为你所讲的话可能而且将会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在与我们谈话之前，你有权征求律师的意见，亦有权请律师和你一起参加谈话。如果你无钱支付律师费用，法庭将根据你的意愿免费为你指派律师。如果你决定谈话时不需要律师在场，你仍然有权在任何时候停止谈话。你亦有权暂时中断谈话以征求律师的意见。 戴维顺利地通过了测谎实验。结果表明，他对他的两个儿子被劫持或失踪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特别是他不知道孩子们现在何处。这是戴维唯一的一次测谎实验。 苏珊的情形就比较复杂了。当被问及：“你知道你的孩子们在哪儿吗？”仪器显示的结果表明她没有讲真话。苏珊从警署出来后对戴维说，她恐怕没有通过测谎实验，她觉得警方在开始怀疑她了。戴维安慰她说，这可能是她太紧张，或睡眠不足的缘故，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苏珊，下次再做这种实验时要闭上眼睛，使心情放松，尽量地让自己去想象一些美丽平静的景色，比如开满鲜花的原野，或林间淌过的小溪，等等。他们不知道，这对苏珊才仅仅是个开头。从此以后，每次办案人员和苏珊谈话，都要让她做一次测谎实验。 当时警方的怀疑只是苏珊可能把孩子们藏到了什么地方，因为据民事法庭说，史密斯夫妇将在离婚诉讼中争夺迈可和亚历克思的抚养权。 同一天，来自科伦比亚的大卫·a·卡卓尔先后找苏珊谈了三次话。头两次，他要苏珊详细地讲述10月5日，星期二那天，从她早晨睁眼醒来，到晚上在麦克劳家见到韦尔士警官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苏珊告诉卡卓尔主任，那天早起她送走了两个孩子后，直接去康硕产业上班。至于在公司的那段时间嘛，你知道，反正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机械、呆板、日复一日、千篇一律，没什么好讲的。下班回到家以后，她先给母亲挂了个电话，问可不可以去她那里，琳达说她有事先出去一趟，要晚上8点以后才在家。苏珊给两个孩子做了晚饭，但他们吵吵嚷嚷地不肯吃，把人弄得怪烦的。在她做晚饭的时候，戴维给她来过一个电话。后来戴维对警方说，他确实从电话的背景声中听到孩子们好像在吵闹。苏珊说，大约7点半左右，迈可闹着要去沃玛特商店。当大卫·卡卓尔反复追问时，苏珊又说是她想去沃玛特。从沃玛特出来，苏珊带着两个孩子开车到了弗士特公园，但他们并没有下车，因为亚历克思的奶瓶掉到地上了，苏珊只好又返回到沃玛特的停车场，想借助那里明亮的灯光找奶瓶。他们离开弗士特公园的时间是8点40分。然后迈可又说要去米奇·圣克勒家里。米奇·圣克勒是苏珊的好友冬娜·格宁的未婚夫，他家在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的北面不到1英里。苏珊就是在莫那科磨坊的路口等红灯时遇上了劫匪。 大卫·a·卡卓尔告诉苏珊，警方已经问过了米奇·圣克勒，米奇说他根本不知道星期二晚上苏珊和孩子们要来，而且9点左右他也不在家。卡卓尔主任还说，办案人员也去了沃玛特，找5日上晚班的员工们逐一查问，并走访了许多那天晚上8点至9点去过沃玛特的顾客，但是没有一个人记得看见过苏珊或她的两个孩子。苏珊于是改口说她没有去沃玛特，而是开着车漫无目的地转了半天。她之所以不敢告诉办案人员，是怕他们觉得她行踪可疑。（未完待续） 第40章 警方盘查史密斯夫妇的另一个焦点是他们正在办理的离婚。这天上午，当卡卓尔和苏珊谈话时，几位州警署侦探也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向戴维问话。戴维说，苏珊和他本来已经讲定，不在离婚过程中提及双方有外遇的事，但苏珊后来却在离婚起诉书上指责戴维和蒂凡妮·摩尔有“不轨行径”。一气之下，戴维也打算收集苏珊这方面的证据呈交法庭。 就在孩子们失踪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月0日，戴维下班后去了托尼路的房子，他手里还有那里的钥匙。当时苏珊和孩子们都不在，戴维等了好一会儿，苏珊才带着小哥儿俩回来了。她又和她在康硕产业的朋友们一起去了山核桃酒家，刚从邻居一对老夫妻那里把迈可和亚历克思接出来。苏珊说她很困，要戴维帮她伺弄两个孩子睡觉。等戴维把孩子们哄睡着了，苏珊也已酣然入睡。苏珊的手提包就放在门口的桌子上，戴维在包里发现了一封信，是汤姆·费利写的，更确切地说，是汤姆·费利用文字处理软件在电脑上打的，信的日期是1994年10月17日。匆匆看过一遍之后，戴维知道这正是他要找的“证据”。他拿着信悄悄地溜了出来。当时已是夜深人静，所有有复印机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戴维打电话给蒂凡妮·摩尔，要她帮忙想主意。蒂凡妮的母亲刚好掌管着一家教堂的钥匙，那里有一台复印机。 现在，那封信的复印件就摆在办案人员的面前。  亲爱的苏珊：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在打字的时候头脑比较清醒，所以我就用电脑给你写这封信。 对我来说，下决心写这封信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了解你对我的感情。而且我想让你知道，你对我的印象如此之好真让我感到惭愧。苏珊，我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你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我可以向之倾诉一切的人之一。你聪明、漂亮、敏感、善解人意，你还具备了许多其他的，令我和别的男人们欣赏的特点。毫无疑问，你将成为某位有福气的男人的理想的伴侣。可惜，这个人不是我。 虽然你认为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们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天壤之别。我俩是在完完全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完全不同。我并不是说，我就比你优越，或你就比我优越。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背景完全不一样。 ………… 苏珊，我真的很欣赏你。你有那么多的优点，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但是，就像我曾经告诉过你的，你的某些方面对我不合适，你猜对了，我指的是你的孩子们。我相信他们肯定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但我将要说的和他们是否可爱毫无关系。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想要孩子。我的这种想法也许某一天会改变，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现今的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那么多疯狂的，莫名其妙的怪事，我着实不想再给这个世界带来另一个新的生命。我也不想对别的什么人的孩子们承担责任。感谢天底下还有那么多像你一样无私的人们，勇于担负起生养繁衍后代的重任。如果大家的想法都和我似的，人类迟早有一天会灭绝。 然而，我们之间的差异比关于孩子的争议要大得多。我们整个儿是两个不同的人，而这种不同最终会导致我们分道扬镳。请你相信我的话，因为我特别了解我自己。不过你不要灰心，你的另一半肯定还在什么地方等着你。你或者还不认识他，或者认识但还不了解他。无论是哪种情况，在你最后决定以身相许之前，你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苏珊，你那么年轻就怀孕结婚了，几乎没有闲暇享受青春。我是说，一分钟以前你自己还是个孩子，一分钟以后你就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我长大成人的生活圈子里，人人都向往着上大学，也有钱上大学，说实话，我简直都不能理解怎么可以中学毕业就生孩子。总之，我对你的忠告是，不要急于开始你的第二次婚姻，给自己一点时间，多等等，多挑挑。我能感觉到这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你是个“男孩发烧友(boycrazy)”，但正如俗话所说的，只有耐心等待者才能获得最好的。我的意思并非你不能约会。实际上，我认为你应该多结交一些朋友，尽情享受青春的乐趣。只是不要对任何人太过于认真。你得先做完你应该做的事情，为自己的一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苏珊，关于上个周末发生的事，我并没有生你的气。说心里话，我还真得感激你。我说过，我暂时还不能适应让我们的关系比朋友更进一步的想法。亲眼目睹你与另一个男人接吻，更让我确信我必须和你保持距离……我们可以永远做朋友，但我们的关系绝对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至于你和b·布朗的关系，那当然应该由你自己作出决定，不过你得记住，你也应该自己承担后果。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我确实不愿意你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如果你希望有朝一日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的好男人，你自己首先得是一个好女孩。你知道，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和已婚男子睡觉的。而且，我希望你能保持自己的自尊心，我担心如果你和b·布朗，或别的有妇之夫睡觉，你迟早有一天会瞧不起你自己的。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傻事。所以，请你遇事务必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很关心你，也关心淑·布朗，我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淑也许会说她不在乎她的老公有外遇，但你我都知道，那不是真心话。 总之，就像我对你说过的，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你都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完全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这要靠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不要只图一时的痛快，你应该为你自己挣得一份最完美的生活。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从心底里为你重新回到学校进修大学课程而由衷地感到骄傲。我这个人特别迷信高等教育，一旦获得了学位，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要把自己的前途葬送在那些愚蠢的联盟镇男孩的手里。等你毕业以后，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如果你想在夏罗底市找一份事，我父亲肯定会帮助你。他认识夏罗底商界所有的头面人物。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需要我帮忙，请一定来找我，千万别不好意思。 好了，这封信该结束了。现在是夜里11点50分，我已经困得不行了。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在我俩的关系中，一直是你在作出努力，我想我应该回报你的友谊。非常感谢你不时地送给我的那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字条、贺卡和圣诞节礼物，现在该轮到我为我们的关系作出一些努力了。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我曾经琢磨了许久该给你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买，因为我不知道你收到礼物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在此为这件事向你致歉，并保证将在圣诞节送你一份厚礼。但你千万不要给我买东西。一张小小的友好的圣诞卡就足够了。那将比任何商店里买来的礼物更让我开心。 我再说一遍，我们将永远是朋友。而且我将会非常非常珍惜你的友谊。 汤姆 又及，太晚了，请不要介意我的拼写和语法。 信中提到的“上个周末发生的事”，是指汤姆·费利在费利庄园他自己的住所开的一个“露天温池派对”上，半裸的苏珊与同事淑的丈夫b·布朗当着众人的面接吻、打闹、相互挑逗，还戏言要一起zuo爱等，弄得很不成体统，令在场的宾主十分难堪。事后苏珊专门给汤姆写过一张条子道歉，说她那天喝太多了。据警方后来的调查，苏珊其实从未与b·布朗发生过性关系。 但和苏珊发生过性关系的还确实不止汤姆·费利。戴维告诉警方，他和蒂凡妮·摩尔复印了汤姆的信后，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托尼路，趁苏珊不备将信放回原处。他先把两个儿子送到了托儿所，又回来替苏珊清洗车里的地毯。当他们坐下来喝咖啡时，戴维开始对苏珊发难。他开门见山地质问道，既然你自己也不清不白，为什么要在离婚起诉书上指责我和蒂凡妮？苏珊反问道，你是什么意思？戴维说，我知道你和康硕产业的什么人有那档子事。出乎戴维的意料，苏珊想都没想便脱口讲出了j·卡瑞·费利的名字，说他们是在她和戴维分居后才开始的。 当时戴维并不理解警方向他询问这些情况是何居心。他几次冲着办案人员叫道，你们应该出去找我的儿子们，而不是坐在这里打探苏珊的这些破事儿。 大卫·a·卡卓尔又回过头去找苏珊谈话，这一次，苏珊很不情愿地在她原先的故事中补充进了关于汤姆·费利的部分。后来警方又根据其他证人，包括汤姆·费利本人和若干苏珊在康硕产业的同事们的证词而合成了如下的版本： 汤姆·费利在10月18日早晨上班之前把信放在苏珊的办公桌上。苏珊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但她仍在电话上哽咽着言不由衷地对汤姆·费利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亲切最友好的信。我真的很感谢你。”这反倒让汤姆过意不去。那天晚上他请苏珊看了一场电影。 就在那前后，苏珊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办公室告假。她感到孤独，沮丧，压抑，烦乱，不知所措，常常独自一人喝闷酒，和以前的苏珊判若两人。 10月日，星期天，苏珊开车到费利庄园找汤姆“谈谈”。作为挽回他们关系的最后尝试，苏珊对汤姆·费利讲了继父巴威利·卢索在她少女时代对她的性骚扰。与苏珊预期的相反，非但没有引起汤姆的同情或嫉妒，反倒让他感觉震惊和不快。 1994年10月5日，星期二。对苏珊而言，那天有一个和往日一样的平平常常的开端。苏珊起床后，给迈可和亚历克思穿好衣服，吃过早饭，开车送小哥儿俩上托儿所，再到康硕产业的总裁办公室上班。她是和好多同事们一道在巴菲罗一家“安第”餐馆吃的午饭，汤姆·费利也在其中。九个人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和以往一样，汤姆和苏珊的座位挨着。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唯有苏珊闷声不语。饭后苏珊用一张50美元的公司支票付账单，给了服务生8美元小费。 下午点半，苏珊打电话到汤姆·费利的办公室，约他到办公楼外面谈一谈。苏珊对汤姆说，她的丈夫戴维威胁她，要乘他们的离婚案庭审之际，将苏珊的一些丑事公诸于众。汤姆让她解释是什么样的丑事，苏珊说：“偷税漏税和与你父亲通奸。”汤姆·费利大吃一惊。等他终于缓过神来，汤姆对苏珊说，他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必须马上停止，而且永远停止。 点0分左右，苏珊问她的顶头上司，总裁办公室主任珊娣·威廉斯，她可否早点离开。珊娣·威廉斯见苏珊眼里含着泪，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苏珊说：“我爱上了一个人，但那人并不爱我。”珊娣问那个人是谁，苏珊说：“汤姆·费利。但如果我没有两个孩子，情形就会大不一样。”珊娣·威廉斯同意苏珊早点回家，但苏珊并没有走，仍继续留在了办公室。 4点0分，苏珊再次到康硕产业的摄影棚找汤姆·费利，说要把她以前向汤姆借的白色“奥本”绒衫还给他。汤姆坚决不要。 下班后，苏珊先上托儿所接迈可和亚历克思，然后带着小兄弟俩去了山核桃酒吧。他们在停车场泊车的时候看见淑·布朗。苏珊央求淑陪她回康硕产业，她说她想向汤姆·费利道歉，她不该对汤姆谎称她和他父亲睡过觉，她胡乱编出这个故事只是想试探一下汤姆的反应。 5点0分左右，苏珊开车带着淑·布朗和两个孩子一起回到公司。苏珊让淑帮她看着迈可和亚历克思，自己进去找汤姆·费利。苏珊很快就出来了。她对淑说，汤姆好像很不高兴，苏珊刚进去没多久就要她离开办公室。苏珊说，她和汤姆谈过话后反而更不开心了，她想她“也许应该结束这一切”。 正好这时珊娣·威廉斯下班离开康硕产业，在停车场看见苏珊和淑·布朗说话。珊娣当时心里老大不痛快，她以为苏珊又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天下午苏珊在办公室里一直说她非常不舒服，要提前回家。 苏珊先把淑·布朗送回山核桃酒吧，再和两个孩子一起开车回家，那时大约是6点钟。后来晚些时候，淑·布朗正和康硕产业的同事们在山核桃酒吧吃晚饭，汤姆·费利也在那里，一位男招待给她送过来一只无线电话。那是苏珊打来的。她在电话上问淑，汤姆·费利有没有提起过她，淑说没有。 到此为止，办案人员心里已有了六七分谱。如果苏珊确实和史密斯兄弟失踪的事件有关系，汤姆·费利的拒绝恐怕就是她的动机了。 大卫·a·卡卓尔则更进一步，一天盘查下来，他已认定作案者是苏珊无疑。他也想试试苏珊的反应。 在谈到汤姆·费利和她的关系时，他问苏珊：“这件事与孩子们的失踪有任何关系吗？”苏珊答曰：“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伤害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的生命。”大卫·卡卓尔认为，苏珊的回答中所用的“伤害”和“生命”等字眼，意味着她知道两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当苏珊讲到迈可和亚历克思吵吵嚷嚷不要吃饭，把她弄得很烦时，卡卓尔主任冷不丁又问一句：“这就是你杀了他们的原因吗？”苏珊一反常态，勃然大怒，她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你个狗娘养……”“你居然敢那么想！”苏珊站起身来，推门冲到过道里大喊：“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认为是我干的！” 说苏珊一反常态，是因为在与警方人员交谈的过程中，她一向温顺，安静，略带神经质，总在不停地祈祷：“上帝呵，请您好好照顾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顷刻之间变成一只母兽，着实令众人吃惊不小。看来苏珊不只是一个心痛欲裂的母亲，也是一个很难制服的对手，要她老老实实地讲出事情的真相恐非易事。 大卫·卡卓尔注意到，苏珊在谈话过程中虽然经常抽泣，但有时候并没有眼泪。有类似观察的另一个人是给苏珊做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他在记录中写道：苏珊不时发出“假装的哭声，但眼里一滴泪也没有”。 其实在他俩以前，第一个对苏珊产生怀疑的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人像绘画艺术家洛易·帕夏尔。当他为绘制劫匪的模拟画像找苏珊了解情况时，感觉苏珊对罪犯的描述非常模糊，似乎在她的心目中并没有此人的清晰明确的总体形象。但画像的初稿出来以后，苏珊却对不少细枝末节之处指指点点。凭他多年的经验，洛易·帕夏尔认为苏珊十有八九是在编瞎话。 调查越深入，围绕苏珊的疑问就越多。豪德·韦尔士警官和州警署参与本案的特派员毕特·罗根与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行为学专家们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谋杀亲生孩子的母亲的性格行为心理等特征。以下是专家们对这类罪犯共有特征的分析，不光指本案而言： 0岁至0岁，自幼生活比较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曾遭受肉体虐待或***，或二者兼具。不知道如何向社会有关组织或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患忧郁症，有自杀倾向。通常在犯罪或作案前夕曾遭到异性的拒绝，或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她们通常不清楚自己与孩子之间的界线，觉得孩子成了她们的障碍，从而把受挫的原因归结为孩子的拖累，而不能面对自己的弱点，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孤独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类母亲一般都曾经非常想要孩子，对孩子特别溺爱，或寄予很高的期望。她们大都饱尝过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使她们和孩子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但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关系又反过来加深了她们与外界社会的隔绝，进而加深了她们忧郁孤僻的性格弱点。在犯罪或作案的过程中，这类母亲通常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延伸或附加部分，而不是另一个独立的人。她们因此而认为或觉得，杀害孩子只不过是她们自杀行为中的一部分。 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及其他办案人员认为，这一分析结果与苏珊的情况非常吻合，但这还不是苏珊性格的全部。根据大卫·a·卡卓尔的观察和汤姆·费利所反映的，当他明确告诉苏珊准备与她断绝来往后，苏珊对汤姆无休止的纠缠，可以看出，苏珊也是一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女人。大卫·a·卡卓尔认为，苏珊还是一位工于心计，能很好地伪装自己，从而颇具欺骗性的聪明人。 10月8日，星期五，豪德·韦尔士警官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早间新闻节目《今天》，和中央新闻网络节目主持人拉瑞·肯的电视采访。他告诉媒体，警方的情报热线收到了上千个电话，但至今案情仍无突破性的进展。 这天一大早，州与地区两级警署人员会同50多名自愿参加的消防队员搜查了约翰·d·隆湖附近49号高速公路南北两侧的大片区域，结果一无所获。 同日下午，豪德·韦尔士警官答记者问说，他们目前还不能排除任何嫌疑人，包括苏珊和戴维。他还告诉记者，警方发现苏珊的证词中有几处与事实不符，但拒绝提供详情。然而第二天，星期六的《联盟每日时报》在头版登出一篇文章，说苏珊的证词中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是，一、米奇·圣克勒说案发当晚他根本不知道苏珊要去他家；二、那天晚上沃玛特的顾客和员工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苏珊和她的两个孩子。文章还说，苏珊告诉警方，在被劫持之前她开车在大街上转了一两个小时。 文章登出后，联盟镇的人们，特别是黑人社区的居民才说，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怀疑上了。试想，警方的搜寻如此严密，一个黑人带着两个白人孩子怎么可能蒙混过关？从此，苏珊开始远离媒体，她尽量避免记者的采访，特别是提问，也尽可能少地在任何形式的公开场合发表谈话，她甚至不愿意与前来为他们提供帮助的社会团体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触。不知就里的戴维也和她一起退避三舍。 10月1日，星期一，联盟地区警署接到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署的来电，称在他们的辖区里发现了一个生理特征与亚历克思相近的十四个月的男孩，孩子被人独自扔在西雅图郊区的一个汽车旅馆里。据旅馆工作人员讲，带孩子投宿的男人驾驶一辆有南卡罗来纳州牌照的车。这条消息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至少史密斯兄弟中的一个有下落了。联盟警署赶紧将有关材料发送到西雅图，不久，对方回电说，经查证，那个孩子不是亚历克思·史密斯。 11月1日，星期二，迈可和亚历克思被劫持或失踪后一星期，豪德·韦尔士警官、大卫·a·卡卓尔主任、南卡罗来纳州警署署长罗泊特·斯杜尔，及几位参与本案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分别得出了各自独立的结论，并综合为他们的集体结论：苏珊·史密斯就其涉嫌史密斯兄弟失踪一案向执法机关提供了伪证。警方下一步的行动将是证明这一结论，分内外两个部分进行。（未完待续） 第41章 外部行动简单地讲还是搜查，但范围将大大地缩小，强度则将增大。经过了一周大规模的搜寻，苏珊的那辆酒红色马自达轿车还是不见踪影。按说要藏个把人可能不难，但要藏起一辆车来却绝非易事。案发后苏珊徒步走到了麦克劳家，如果她是单独作案，那辆车也应该在可以步行到麦克劳家的范围以内。办案人员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深邃不见底的约翰·d·隆湖。然而，指导州警署潜水员搜查湖底的专家们在此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如果想要把车藏在湖里，作案人应该让车在入水之前高速行驶，这样才可能使车尽量远离湖岸，而且扎得更深。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模拟实验，并让潜水员们按照实验结果在圈定的湖岸附近水域进行搜查。警方同时也加强了地面上的行动，区域为距约翰·d·隆湖和麦克劳家半径两英里的范围。 至于内部工作，还是找苏珊谈话，但是侧重点将放在如何诱导她坦白招供。办案人员们通宵达旦地研究对策，大卫·a·卡卓尔甚至逐条逐款地设计并写下了提问的台词。他们还反复讨论和排练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等等，连谈话者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都考虑到了。他们的目的，既要一层一层地攻破苏珊的心理防线，使她最终讲出事实的真相，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苏珊的情形十分不稳定，施加过多过重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她从此缄口不语，以沉默封闭自己，甚至自杀。 大家一致认为，大卫·a·卡卓尔所扮演的“坏警察”的使命已经圆满结束，接下来应该由“好警察”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上场。毕特·罗根在司法界干了5年，其中有7年供职于联邦调查局。他与苏珊谈话，或“聊天”时，轻言细语，和风细雨，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者。豪德·韦尔士则以兄长和朋友的身份，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两位“好警察”逐渐“骗取”了苏珊的信任。 他们还将谈话的地点移出警署，这样既能使苏珊“放松”，又可避开媒体的耳目。 11月日，星期四，迈可和亚历克思失踪后的第九天。史密斯夫妇从一大早就忙碌开了，他们要接受全美三大电视台早间新闻的连轴采访。苏珊和戴维坐在卢索家客厅的沙发上，肩并着肩，手握着手，这正是广大电视观众所希望看到的在患难之中相互支撑的夫妻形象。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今晨》节目中，记者问苏珊是否与她孩子们的失踪有什么关系，苏珊答曰：“我和我两个儿子被劫持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谁干下的这桩恶事，那人一定是有病而且神经不正常。”虽然史密斯夫妇正在办理离婚，当记者问戴维是否相信苏珊的故事时，戴维说：“是的，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妻子。” 午饭后，1点0分，苏珊告诉戴维她出去寄几封信。戴维记得她临走时穿着带帽子的绒衫和牛仔裤。 实际上，是办案人员再次找苏珊谈话。苏珊随身带去了一份警方文书根据她头天的谈话内容整理的证词，和往常一样，苏珊可以带回家来阅读修改，第二天再交还给警方。这一次，苏珊只改了一个词，将她等红灯遭劫持的地点由“莫那科磨坊”改为另一个通往黑人社区的十字路口“卡里梭”。 毕特·罗根当着苏珊面念了一遍她带来的证词，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修改的地方，苏珊说没有。 1点4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与苏珊一起来到和联盟地区法院大楼坐落于同一条街的第一基督教浸礼会教堂，在教堂家庭中心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对面地坐下。 韦尔士警官开始慢条斯理地说，他看了苏珊修改后的证词，苏珊把“莫那科磨坊”改为“卡里梭”是因为警方告诉她，莫那科路口的其他方向如果没有车，她不可能在那里等红灯。但是卡里梭也不能使苏珊自圆其说，因为10月5日前后，联盟地区警署为侦破一起毒品案而在那个路口安插了一个全天候的监视岗哨。豪德·韦尔士刚才再次查阅了当时的值班记录，并与值班警员核对过，那天晚上卡里梭路口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 韦尔士警官又说，他知道苏珊讲的黑人劫车者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由此而引起的黑人社区与联盟镇官方及其他居民的紧张关系却日甚一日。警方正在考虑将苏珊证词中的不实之处向媒体公布。 苏珊沉默半晌，然后对韦尔士警官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 “愿意。” “你愿意念祷告词吗？”苏珊握住韦尔士警官的双手。 豪德·韦尔士在祈祷中告诉上帝，这九天来，无论是当事人及其家人，警方，还是其他与本案有任何关系的人，大家都像是生活在一场噩梦之中。人们急切地想知道迈可和亚历克思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否平安无事。韦尔士警官的最后一句祷告词是：“上帝呵，我们知道，时候一到，所有的真相都将***。阿门。” 他抬眼看着苏珊，很诚恳地说：“苏珊，是时候了。” 苏珊垂下头，她开始哭泣：“我说不出口，我没脸再见人了。”苏珊要韦尔士警官把他的枪给她，她想结果了自己。韦尔士警官问为什么，苏珊哽咽着说：“你不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 豪德·韦尔士耐心地等待着下文。 1994年10月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与南卡罗来纳州联盟镇的任何一个深秋之夜没有什么两样。 苏珊开着车，她已经在大街上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力图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先是准备去琳达那里，但她不愿意让母亲看到自己一脸的泪痕。她又开车到了卡里梭，打算从那里的宽河桥上跳下去。最后不知怎么的，苏珊来到了莫那科磨坊。她沿着49号高速公路，按照路牌所指示的方向驶到约翰·d·隆湖。这是她第一次来这儿。平时如果迈可想要喂鸭子，苏珊总是带上一袋面包渣，领着小哥儿俩去弗士特公园的池塘，那儿离家很近。 车道的尽头是一段通往湖水的倾斜砾石路面。周末到约翰·d·隆湖玩游艇的人们会把拖挂着游艇的车小心翼翼地顺着斜坡倒到水边，等游艇进到了湖里，再松开挂钩。斜坡长75英尺，约合米。苏珊把车停在斜坡的顶端，她静静地坐在黑暗里，聆听着两个孩子的呼吸声。迈可和亚历克思正在他们的婴儿车座里酣睡。 苏珊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她觉得她的生活就像眼前的约翰·d·隆湖，孤独而黑暗，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暗。 她在想自杀。她不愿意让迈可和亚历克思遭罪，只要想一想让他们和一个不知什么样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或被民政部门送到陌生人家里，苏珊心里就刀绞似地难受。她相信让两个孩子和自己一起去死，这对他们娘儿仨都是最好的结局。 她在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在想自己生活中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还有那些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梦——关于上大学的，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关于家庭与孩子的。本来提出和戴维离婚是为了赢得汤姆·费利，孰料汤姆又拒绝了自己，往后一个单身母亲的日子可怎么熬？刚刚岁，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就被搅和得如此的乱七八糟，支离破碎？ 她在想她生活中的那些男人们，巴威利·卢索，温-狄克斯的那位有妇之夫，戴维·史密斯，汤姆·费利，等等，等等。她在想她为那些男人所做过和经受过的一切，包括流产、怀孕、生孩子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直到现在她才悲哀地发现，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爱过自己。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死去比活着更轻松，更容易。 苏珊把操纵杆从泊车换到中挡，她能感觉到马自达在缓缓地下滑，下滑，朝着阴森而神秘的约翰·d·隆湖。突然，苏珊全身一哆嗦，打了一个寒噤，她开始害怕了。她想象自己在水里挣扎，扑腾，透不过气来，想象自己像老人们说起过的水鬼一样，全身被泡得肿胀泛白。不不不，这种死法太可怕了。活着固然不易，没想到死亡却更加恐怖。苏珊踩刹车将车停住，又拉起紧急制动手闸，马自达不再动了。苏珊望着黑暗中的湖水，望着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死亡，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情愿在修道院里了此一生，为什么有的人情愿苟且活在世上。苏珊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然后压下手闸，轻轻地关上车门。 苏珊双手紧紧地捂住耳朵，朝湖岸上跑去。在她的身后，马自达亮着车灯，缓缓地滑下倾斜的砾石路面，缓缓地滑进黑黝黝的约翰·d·隆湖。森森的湖水漫过了车轮，漫过了车门，漫过了车窗。湖面平静地冒起一串串的泡，那是湖水挤过紧闭的门窗渗到了车里。良久，森森的湖水漫过了马自达的车顶。 苏珊朝着视野中唯一的光亮——后来她才知道那是麦克劳家——继续奔跑。此刻她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活下去。于是，她开始编造她的故事。 豪德·韦尔士警官对苏珊说他出去一下。 “苏珊招了。”他告诉毕特·罗根。“我需要另一个人听到她的供词，我没有录音，也没有作笔录。你跟我一起进去让她再讲一遍。” 两个人进去时苏珊正坐在地板上。她抬起头望着韦尔士警官，泪流满面，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 豪德·韦尔士说：“苏珊，把你刚才告诉我的话再对罗根特派员讲一遍。” 等苏珊说完，豪德·韦尔士找来联邦调查局的卡萝·爱丽森，要她和毕特·罗根一起好好看住苏珊。 他反复强调苏珊一刻也不能离人，因为她很可能会自杀。 点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驱车前往约翰·d·隆湖。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警方需要证实苏珊的供词。 从州警署闻讯赶来的头两位潜水员是柯第斯·杰克逊和麦可·高特。他俩划着一只小船离开苏珊所说的斜坡湖岸。柯第斯·杰克逊第一次潜入湖底时什么都没有发现，他和麦可·高特讨论了一阵，又根据豪德·韦尔士所交代的苏珊的供词调整了一下方位。第二次，柯第斯在18英尺(约5.5米)的水下找到了那辆底朝天的酒红色马自达，该水域的可见度只有1英寸，约合0厘米。 马自达被发现的位置距湖岸将近100英尺，合0米，比专家们按车辆高速冲入水中的模拟实验所圈定的水域离湖岸更远。事实上，车辆撞击水面时的速度越快，溅起的水花越多，激起的波浪越大，造成的阻力也越大。此外，因为速度很快，车辆便可能一头扎进到湖底的淤泥之中，陷在那里停滞不前。苏珊的车是缓慢滑入水中的，这种运动所引起的阻力要小得多，使马自达能够较长久地保持车自身的重力大于湖水和淤泥阻力的状态，因而能够较长久地沿着倾斜的湖底一直下滑。 另外两名随后到达的潜水员史蒂汶·莫若和弗兰西斯·米丘梅凭借着强力照明头灯的光亮仔细观察了马自达在水下的状况。马自达的四个门和所有窗户仍然关闭。史蒂汶·莫若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首先看到：“一只小手扒在窗户玻璃上。”“我们必须把身子紧贴湖底的淤泥才能看到车的里面……他们头朝下倒挂在婴儿车座里。”“我从马自达两侧的窗户分别看到了迈可和亚历克思。” 豪德·韦尔士警官登上州警署的直升机，从约翰·d·隆湖直达弗侬山庄。聚集在卢索家里的苏珊家人，史密斯家人，及诸多亲友们已经从合众社一位记者那里听到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苏珊向警方承认她杀害了两个孩子。韦尔士警官在卢索家逗留了约0分钟，他告诉大家迈可和亚历克思已经找到了。他还向他们讲述了苏珊招供的内容，并说警方已经以两项预谋杀人罪依法逮捕了苏珊·史密斯。 此时，各式各样大道小道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整个联盟镇。当苏珊被警方递解去约克地区监狱，在联盟警署门前上车时，围观者上千。不少人高声叫骂：“刽子手！”“杀人犯！”“溺婴凶手！” 下午5点整，豪德·韦尔士警官主持召开联盟地区警署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正式向媒体宣布了苏珊·史密斯被捕的消息，但他拒绝就其作案动机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很快，联盟镇上随处可见的黄丝带被蓝白二色所取代。浅蓝色在美国是小男孩的特征色，白色丝带则代表无辜——指史密斯小兄弟，而不是他们的母亲。 当天晚上，苏珊的车被拖出了约翰·d·隆湖。操作人员花了大约45分钟才把车顶朝下的马自达从湖底的淤泥中拔出来。当车被拖到浅水区时，操作人员把它翻了过来。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车内注满的湖底冷水挤碎了车窗玻璃，喷涌而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残骸连同他们的婴儿车座一起，被现场人员小心翼翼地捧进急救车，连夜送到00英里外位于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大都市查尔斯顿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验尸结果表明，当苏珊把他们连同马自达轿车一起送入约翰·d·隆湖时，小兄弟俩还活着。他们是被束缚在婴儿车座里，在阴森冰冷的湖水中活活淹死的。 苏珊被捕的第二天，各大报纸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重大案情进展的同时，就苏珊在其编造的谎言中诬陷黑人一事发表了若干评论。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侦破期间，联盟地区有不少黑人被警方怀疑、盘问和调查，两人被带到警署。11月4日，星期五下午，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代表苏珊及全家宣读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在此诚恳地向联盟及所有其他地区的黑人公民们致以最深刻的歉意，希望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关于这是一起种族歧视事件的谣言。” 苏珊在她被捕的当天晚上，给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写了一封信，除了一连串的“对不起”“我丢尽了脸面”“我不配再活在人世”外，苏珊还在信中抱怨，现在大家都转而去哀悼迈可和亚历克思，没有人再理会她心中的苦闷和挫败感，也没有人再关心她所经历的悲伤和痛楚，使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绝望之中，觉得自己再次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云云。 同一天，j·卡瑞·费利在康硕产业内部发布了一道禁令： 凡对媒体谈及苏珊·史密斯和汤姆·费利者，开除。 禁令就张贴在公司大厅里。j·卡瑞·费利还雇了临时保安人员把守公司大门和费利庄园。费利家的律师专门为汤姆·费利起草了一封公开信： 这场悲剧使我的心情异常沉痛。自上周以来，就苏珊·史密斯的孩子们失踪一案，我一直在与司法部门合作。我此时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唯一原因是，外界流传了一些关于我与史密斯夫人关系的不实报道。 我与史密斯夫人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关系。我于10月17日写信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终止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并当即交给她一份信的副本。我已在本案调查的早期将这封信呈交给有关当局。信中说，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原因之一是，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的重大责任。 然而，这绝对不是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向史密斯夫人表示过，她的两个孩子是我们关系的唯一障碍。 我对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及原因一无所知。 我将继续就本案与司法部门合作。我也和这个社区的所有人一样，为失去两个孩子而深感悲痛。我将不再就此发表任何形式的评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葬礼定于11月6日，星期天，在巴菲罗的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举行。这是卢索家常去的教堂。孩子们的父亲戴维·史密斯不愿意用两个小棺材把兄弟俩分开，于是众亲友们为他们选购了一个白色金边的大号成人棺材。 自两个孩子的尸骨和马自达一起被打捞起来后，戴维一直要求看一看他的两个儿子，但每次都被人们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入殓之前，戴维再次表示要最后看一眼小哥儿俩，伯父道格拉斯把他拉到一旁，轻言道：“你知道，戴维，他们在水里浸了九天。”但戴维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决不放弃。道格拉斯和教堂的主持商量后，把戴维带到一间侧室里，指着棺材旁两个白布小包说：“他们都在这里了。”主持解释道，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送来时就是这样。 葬礼的前一天，11月5日，星期六晚上，来自全美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参加了史密斯兄弟的遗体告别仪式。虽说是向遗体告别，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看到的只是合上盖的棺材。告别仪式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据戴维后来回忆说，他和他的家人们站在教堂里和前来悼念的人们依次握手达六个多小时。 星期天的葬礼之后，迈可和亚历克思的合葬棺被送往联合卫理公会基督教堂的公墓，掩埋在他们的伯父、戴维的哥哥丹尼·史密斯身边。三年前，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戴维和苏珊举行了婚礼。孩子们的墓碑上镌刻着迈可充满稚气的话： 他是我的弟弟。我爱他。 墓碑是一位素不相识的石匠赠送的，上面镶嵌着小哥儿俩的合影。 卢索夫妇几乎完全没有时间让自己沉浸于悲痛之中，或使身心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就在苏珊被捕的当天晚上，琳达和巴威利·卢索为苏珊聘请了科伦比亚著名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时年46岁的达韦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75年从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云游北美大陆，遍访美国加拿大各地，最后又回到家乡。达韦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绝大多数被判死刑者皆为黑人，达韦德·布卢克认为，这些人被处以极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只是因为他们无钱聘请一个好律师。在接手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前，达韦德·布卢克办理过50多桩极刑案，只有名委托人被判处死刑。他的不少委托人已经是死刑犯人，经达韦德据理力争，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审理，并改判为有期或无期徒刑，其中一人最后被无罪释放。达韦德·布卢克的这些赫赫业绩不光在科伦比亚，而且在整个南卡罗来纳州的都是有口皆碑的。 达韦德·布卢克特地从华盛顿州请来了女律师茱迪·克拉克做他的助手。茱迪·克拉克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极刑案专家，也是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公设辩护人。公设辩护人属政府官员，其职责是替无钱聘请律师的被告人作辩护。茱迪必须向有关部门请假并被批准后才能参加苏珊的辩护小组。在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后，1997年，茱迪·克拉克曾任轰动一时的系列爆炸案案犯泰德·卡任斯基的辩护律师。 为了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卢索夫妇抵押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巴威利·卢索还卖掉了他的一栋办公楼。（未完待续） 第42章 苏珊一案的公诉人是联盟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托马斯·波普，岁，当时南卡罗来纳州最年轻的公诉人。和苏珊一样，托马斯是在联盟镇上土生土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官。托马斯·波普先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念完本科，又继续上了该校的法学院。在加盟检察官办公室之前，曾当了几年南卡罗来纳州警署毒品处的卧底——冒充毒品贩子。苏珊·史密斯双命案是托马斯·波普经手的第二起谋杀案。这样的阅历自然不可与两名被告方律师同日而语，但托马斯·波普的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和在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辩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等候审判正式开庭的八个月里，苏珊被关押在位于科伦比亚的州女子监狱，那里的狱医为她进行了例行的体格检查和心理会诊。苏珊住进了一间特殊的6乘14英尺见方的单人牢房，并被置于全天候“防自杀监控”之下。她的房间里装备有闭路摄像系统，4小时不得熄灯，每隔15分钟有专人查看。苏珊被允许带进其单人牢房的物品只有三件：一本《圣经》，一条线毯和她的眼镜。连她身上穿的都是一种特制的纸质囚服。 戴维对苏珊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当他读了苏珊的供词和她在入狱第一晚写给他的信后，戴维觉得他好像被人欺骗了，这个苏珊·史密斯绝对不是曾与他共同生活，一起生儿育女的那个女人。戴维反复地问自己，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在11月15日，当戴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专题节目《日界线》主持人凯蒂·卡尔蕊克的电视采访时，他对凯蒂说：“苏珊，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她是一个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母亲。两个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样。”戴维甚至还向苏珊的家人表示，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带着苏珊远走高飞，躲避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1994年的圣诞节前夕，苏珊带话希望戴维去女子监狱探视。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苏珊反反复复地为她的行为道歉，但当戴维问她为什么时，她却无言以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戴维离开监狱时，心里充满了对苏珊的同情。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戴维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苏珊和汤姆·费利的故事，他越来越相信苏珊是为了让汤姆·费利回心转意才对两个无辜的孩子下了毒手。 1995年月，琳达和巴威利·卢索分居，巴威利搬出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不久，他从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执行委员的位置上辞职。巴威利·卢索在辞呈中说，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不宜再干下去了。 5月，法院下达了戴维和苏珊·史密斯的正式离婚判决书。在离婚庭审期间，苏珊弃权未出庭，汤姆·费利就他与苏珊的关系到庭作证。根据离婚判决书，迈可和亚历克思的玩具和衣物等在戴维和苏珊之间一分为二。法院还将那辆1990年的酒红色马自达轿车判给了戴维，但作为公诉方的物证，这辆车一直被扣在警方手里。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的审判结束后，戴维将此车销毁。 6月，狱中的苏珊收到前继父巴威利·卢索的来信。巴威利在信中写道：“我为自己曾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和羞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并非这场悲剧中唯一有罪的人。”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6月18日，父亲节。 被告方和公诉方分别请来了心理专家为苏珊·史密斯诊断。1995年月至6月，以南卡罗来纳大学精神病学及法学教授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与苏珊进行了4次共15小时的接触，包括观察、谈话和测试等。豪勒博士的结论是，苏珊患有严重的“依赖性性格失调”：“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不能独立生活”，“总是需要有人陪伴，老担心某一天会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豪勒博士认为，苏珊并无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在有人关心她的时候，苏珊的心情几乎总是处于正常状态，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压抑，而且也只是在感到压抑时才会想到自杀。豪勒博士的小组仔细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发现其家人和近亲中有不少人或患忧郁症，或酗酒，或自杀。专家们相信，苏珊的家族有这方面的遗传。苏珊从小便多愁善感，她的依赖性和忧郁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主持本案的法官威廉·霍尔于1995年1月底颁发了“禁口令(gagorder)”。“gag”的原意是指放在拳击运动员或牲口嘴里的口衔或塞口器。“禁口令”即禁止公诉方、被告方和警方向公众或外界透露即将提交法庭的证据和证词。所以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正式开庭之前，尽管人们知道双方都聘请了心理专家，但没有人清楚诊断的具体内容。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他司法界人士和记者们在报刊上各抒己见。当时所发表的预测本案庭审的文章和评论认为，公诉方将根据苏珊编造并坚持了九天之久的谎言，把她说成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段、操纵他人、颇有心计的预谋杀人犯。而被告方则将以其心理失调为理由，证明苏珊在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她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的母亲琳达就到处对人说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她异常苦闷、烦躁和失落的时候： 我感到我仍然置身于这个世界，却又仿佛在另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我不断地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好像我就要消失，就要化为乌有。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浓雾环绕在我的四周，把我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我知道巴威利就躺在我的身旁，但他却又不存在。我处于一种完完全全的，实实在在的孤独之中。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低声叫道，“所有的一切全都不对。”我知道我是在跟巴威利说话，奇怪的是，他并不在那里。他离我那么、那么遥远。 ………… 我想抓住什么，不管什么，只要能使我不再坠入疯狂。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我明白我的孩子们不能没有我。我觉得只要我一撒手，我就会丧失理智。 琳达相信，1994年10月5日晚上，苏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对于联盟镇的许多居民而言，苏珊似乎在她过去年的生命历程里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她对某些人表现出其性格的这一面，对另一些人则展示出另外的一面。她时而温顺，听话，楚楚可怜，时而凶残，狡诈，处心积虑。难道就是她性格的这一面促使苏珊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推进了深不见底的湖水，仅仅为了讨取情人的欢心？ 琳达曾带领全家专程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叩见托马斯·波普，他们想摸一摸公诉方的底。托马斯·波普倒是非常配合，他不遮不掩地亮出底牌：“我以为，对苏珊·史密斯最合理的处置就是，打入死牢，锁上牢门，再扔掉钥匙。”因为，托马斯·波普解释道，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案犯如果在作案时杀害了一个人以上，或者被害者是11岁以下的儿童，该犯即应被处以极刑。就苏珊·史密斯犯下的罪行，判两次死刑都富余。她手里有两条人命呵！而且还是孩子，而且还是她的亲生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一个连亲生孩子都不放过的人，她可能还有一点人性吗？ 所以，当公诉方断然拒绝被告方所提出的以苏珊主动承认有罪，来换取0年有期徒刑，并永远不许上诉时，没有任何人觉得惊讶。 在苏珊一案正式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威廉·霍尔主持召开了两天预审听证会，由公诉方和被告方律师论证，就苏珊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而言，她是否能够出庭受审，包括她能否遵循有关法律程序、能否理解对她的起诉和其他法律文件等。公诉方聘请的心理医生唐纳德·摩根博士曾在同年的4、5、6三个月对苏珊进行观察诊断，前后共计10多个小时，他认为苏珊感情强烈，易冲动，又很难调节、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情绪。摩根博士在预审听证会上分析了苏珊的忧郁症及自杀倾向，他指出，如果苏珊本人走上证人席作证，她很可能会故意诋毁自己以求一死。被告方的赛摩尔·豪勒博士则告诉法庭，苏珊必须依靠抗压抑类药物的帮助才能出席旷日持久的审判。尽管如此，霍尔法官最后裁决庭审按预定的日程进行。 小插曲之一：联盟地区财政部官员戴尔·鲁宾逊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联盟属美国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政府税收也不高，每年用于公诉方聘请专家证人的拨款只有6万美元。而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曝光率的案子，苏珊·史密斯的审判费用总计将在5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戴尔·鲁宾逊担心地区财政支撑不了这个案子。不久，联盟地区财政部开始收到了汇自全国各地的面额不等的支票，其中一张70美元的支票寄自“一个关心你们的小镇”，那是蒙大拿州波士沃兹镇的居民们集资寄来的。后来戴尔·鲁宾逊和托马斯·波普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告诉人们不要再寄钱了。 为了节约经费，法官威廉·霍尔安排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开庭六天，陪审团的候补陪审员也从六名减到了两名。 1995年7月10日，星期一，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在联盟地区法院正式开庭。这座由著名建筑家洛博特·米尔士设计的法院大楼建于191年。洛博特·米尔士也是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纪念碑的设计师。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在法庭的二楼，旁听席共有1排座位，是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审判室之一。前排靠两侧的座位分别划给苏珊家人和史密斯家人。本案审理期间，法庭内座无虚席。但由于年代久远，设备欠佳，法官、律师和证人发言时必须靠话筒很近，否则旁听席就听不见。楼板也吱嘎作响，以至于霍尔法官不得不作出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人在审理进行时擅自离座走动。 挑选陪审团成员的工作一共花了六天。先从50名候选人中筛选出55人，再由双方律师逐一审议。许多候选人明确表示他们对死刑持否定态度。最后选定的1人中大部分为蓝领阶层，也有少数店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几乎所有7名白人陪审员——五男二女——全都认识被告或其家人朋友，或某位证人，但他们表示将不为感情或友情所左右，不带任何偏见，只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 1名陪审团成员中只有位妇女。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曾就此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组成不能代表该司法辖区的人口比例，但被法官驳回。被告方希望有更多的女性进入陪审团是因为他们认为，女人们更能理解同情苏珊的境遇。 小插曲之二：审理正式开始的7月17日，星期一，警方接到举报说，有人在霍尔法官的审判室安放了炸弹。这当然只是虚惊一场。谎报“军情”者很快被拘捕。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的助手凯茨·盖斯代表公诉方致开场白：“在1994年秋季的那段长达九天的日子里，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各族人民撒下了弥天大谎。”“她在电视上祈求上帝让她的两个孩子平安归来，其实她明明知道迈可和亚历克思就躺在约翰·d·隆湖冰冷黑暗的湖底。”“孩子们成了苏珊·史密斯赢回汤姆·费利的绊脚石，苏珊·史密斯便从她的生活中毫不犹豫地搬掉了他们。”凯茨·盖斯最后指出：“这桩案子的中心点就是两个字——自私！一切都是围绕着我，我，我，和自己，自己，自己。”“苏珊·史密斯是一个自私的，处心积虑地编织谎言的，善于欺人耳目的杀人犯，她为了得到一个富家子弟的爱情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亲生儿子。” 被告方由茱迪·克拉克发言。她请陪审员们“透过自己的心去看苏珊·史密斯，那是一个像迷路的孩子一样，彷徨、迷惘、失落、对生活对男人不知所措的、苦苦挣扎的灵魂”。苏珊·史密斯自幼便忧郁、苦闷，对自己对生活都没有信心。这种挫败感来自童年时期她父亲的自杀，后来她自己的自杀，和少女时期继父的性骚扰。“所有这些因素一点一点地将她推到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推到了夜色下的约翰·d·隆湖，在那里，她打算和两个心爱的孩子一起了结自己的一生。”“只是在最后的一瞬间，求生的本能制止了她走向死亡的脚步，她活下来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却没能幸免于难。”茱迪·克拉克告诉陪审团：“我们在这里向你们述说苏珊·史密斯的故事，并不是要博取你们的同情，只是想得到你们的理解。”“苏珊说谎是不对的，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说谎。但是，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更像一个孩子气的谎言，一个非常希望能取悦于父母的孩子，为逃避惩罚和父母的愤怒而撒的谎？” 由于药物的作用，苏珊自始至终像个乖孩子一样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或者读信，或者玩弄手里的随便什么小物件。在牢里关了八个多月，很少运动，又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苏珊明显地增加了体重，而且脸色苍白憔悴。加之无心于自己的容颜，不事装扮，尽管她的辩护律师们竭力想把她说成是一个小女孩，苏珊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许多。苏珊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和她没有关系。只有当人们提到她的两个孩子的时候，她才会轻声地，小心翼翼地哭上一小会儿。 公诉方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雪莉·麦克劳。她记得那天晚上，当她和苏珊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待警察时，苏珊问她有没有孩子。“我有一个儿子。”雪莉指了指小瑞柯的房间。苏珊点点头，又转眼看着桌子上镜框里一张女孩的照片，雪莉说那是小瑞柯的女朋友。苏珊说她认识一位姓麦克劳的人，不知是不是雪莉家的亲戚。雪莉说不是，但她知道苏珊讲的那个人是谁。后来雪莉曾对丈夫说：“如果是我的孩子丢了，我绝对不会有这份闲心聊天。”雪莉·麦克劳还告诉法庭，琳达·卢索一到她家就冲着苏珊大喊大叫，责备她为什么不锁好车门。有一阵子，琳达离开众人，独自在外面的门廊站了好久。 继麦克劳太太之后出庭的是若干警方办案人员。豪德·韦尔士警官承认，他为了套出苏珊的供词而说了假话。警方并没有在卡里梭路口安排什么全天候的监视岗哨，也不存在什么毒品走私案和值班记录。他还承认，他当时说的为了平息黑人社区与其他居民的矛盾，他们正在考虑将苏珊的不实之词向媒体公布也是临时编的。豪德·韦尔士警官说，虽然警方一直怀疑苏珊，但却无足够的证据逮捕她。 小插曲之三：开始传唤证人的第二天，陪审团中唯一的黑人女性伽儿·冰被拘捕，原因是她在填写陪审员登记表时，没有如实向法庭陈述她曾因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而被起诉。伽儿对威廉·霍尔法官承认说她没有按照法庭要求亲自填写登记表，而是由她女儿代填的。伽儿·冰后来被判刑6个月，罚款1万美元。两名候补陪审员之一被增补进入陪审团。 来自州警署的毕特·罗根在证人席上说，苏珊·史密斯告诉他，去年10月1日，双命案发生前四天，苏珊曾与已分居的丈夫戴维zuo爱。就在那一次，苏珊得知戴维在她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并取得了她与j·卡瑞·费利，即汤姆·费利的父亲通奸的证据。 其他办案人员和某些记者作证说，在史密斯兄弟失踪的日子里，苏珊·史密斯似乎更关心她在电视屏幕和新闻照片上的形象，而不是两个孩子的命运。她甚至谈到去海滨度假以逃避警方和媒体。 为苏珊做过多次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向法庭展示了所有的实验记录和图谱。每当被问及：“你是否知道孩子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或类似的问题时，仪器记录的结果总是表明苏珊在撒谎。 潜水员史蒂汶·莫若告诉陪审团，在从约翰·d·隆湖里打捞起的马自达轿车里，和迈可和亚历克思的遗骸一起，他们还发现了汤姆·费利在1994年10月17日写给苏珊的那封信。 汤姆·费利也走上了证人席。他是公诉方的关键性证人。汤姆通过他的证词成功地帮助公诉方确立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但他同时也告诉陪审团，他觉得苏珊是一个“温柔可亲的人”，而不是公诉人所形容的铁石心肠的刽子手。在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的交叉取证中，汤姆·费利说，苏珊如同一只小鸟依人，“她在zuo爱时所感受到的欢娱并非来自肉体的刺激，而是在与人亲近和被人爱抚中的陶醉。”汤姆·费利还提到，大约一年前，在苏珊和戴维分居的一段日子里，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苏珊，戴维藏在壁橱里偷听。后来戴维由于嫉妒而跳出壁橱，从苏珊手中夺过话筒，冲着汤姆·费利说，如果他再与苏珊来往自己就会揍他，等等。 三名苏珊在康硕产业的同事作证说，苏珊曾多次提到，如果她不是这么早就结婚生子，她的生活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公诉方最后一名证人来自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她就是替迈可和亚历克思验尸的医生珊卓·康拉狄博士。因为威廉·霍尔法官不允许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两个孩子残骸的照片，也不允许康拉狄博士陈述其遗体腐烂的情形，珊卓·康拉狄作证的时间非常短，只有15分钟。 苏珊承认她亲手结束了两个孩子的生命，被告方律师在这一点上已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他们曾经考虑过以下两种方案： 一、以苏珊患有神经病为由，为她作“无罪”辩护。这就需要证明苏珊在作案之时完全丧失意识，毫无是非概念，分不清对与错。而其科学依据必须是该行为人患有妄想症，或精神分裂，或精神错乱。以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诊断的结果否认了这种可能。 二、承认苏珊“有罪”，但因其神经功能失调，虽然能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违法的，可是在案发之时丧失理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专家小组认为苏珊的情况也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于是，被告方辩护律师只得再退一步，证明苏珊·史密斯的双命谋杀案，实际上是一次“自杀未遂”。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反驳公诉方的“作案动机”，即被告人为了满足情人的要求而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1995年7月0日，星期四，被告方开始传唤他们的证人。首先出庭的是毕特·罗根和卡萝·爱丽森，两位曾为公诉方作证的办案人员。因为他们俩都非常同情苏珊的境遇，达韦德·布卢克着重请他们谈了苏珊所表示的悔恨和自责。 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尔琳·安佐斯博士是被告方所聘请的心理专家小组中的一员。她认真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她告诉法庭沃恩家族中曾有多人患忧郁症，并详细讲述了发生在苏珊亲戚中的数起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案例。（未完待续） 第43章 被告方最重要的证人当属赛摩尔·豪勒博士。他说在1994年10月5日的约翰·d·隆湖双命案发生前数月，苏珊·史密斯已经有了明显的忧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为了排解其孤独感，苏珊开始酗酒，并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性关系网中。在案发前的六个星期内，苏珊同时和几个男人之间有性行为，包括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她当时的男朋友汤姆·费利，汤姆·费利的父亲、康硕产业的总裁及苏珊的老板j·卡瑞·费利，还有她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史密斯。赛摩尔·豪勒博士认为，苏珊的性行为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她压抑的心情，接踵而至的罪恶感反倒使她跌进了更深的压抑之中。赛摩尔·豪勒博士印证了汤姆·费利的说法，他告诉法庭：“她的性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为了自身生理的满足。”就像她小时候勤奋学习以讨好家长和老师一样，在与男人zuo爱时，“苏珊更关心的是取悦于他人，让他们都喜欢她。”赛摩尔·豪勒博士进一步指出，苏珊与汤姆·费利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珊“和许多男人都有强烈的、长期的性关系，很难说汤姆·费利就一定是她最钟情者。”所以公诉方关于苏珊·史密斯为赢得情人而谋杀两个孩子的所谓作案动机的推论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当谈到双命案发生的夜晚时，达韦德·布卢克向赛摩尔·豪勒博士提出了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苏珊·史密斯最终没有走进湖水里？”豪勒博士答曰：“出于人人皆有的求生的本能。尽管在她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之前，苏珊已经决定了要和孩子们一起葬身约翰·d·隆湖，但在最后的一刻，她害怕了。”赛摩尔·豪勒博士告诉法庭，当苏珊·史密斯压下紧急制动手闸，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使她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的存在。豪勒博士分析了苏珊离开湖岸到麦克劳家的路上，开始编造谎言时的心理过程，指出苏珊并非公诉方所描述的处心积虑的谎言家，她这样做只是生怕别人把她想成一个坏女人。赛摩尔·豪勒博士最后说，如果苏珊的压抑症和自杀企图能及早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稍加治疗，这桩震惊全国的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被告方还传唤苏珊的朋友，熟人，邻居等，这些了解苏珊，甚至看着她从小长大的人们告诉陪审团，苏珊自幼便是一个听话的，但心思很重的孩子，她从十岁起就出现了自杀倾向。他们还作证说苏珊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戴维的妹妹贝奇·史密斯说，在本案发生以前，她一直把苏珊当作一位为孩子鞠躬尽瘁的母亲的典范。 7月日，星期六，总结性发言。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声情并茂地向陪审团勾画出史密斯兄弟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被困在车座里，哭泣，叫喊，要妈妈。而那个把他们放进车里的女人却站在高高的湖岸上，用双手堵住了耳朵。”托马斯·波普再次强调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她以那只紧急制动手闸作为武器，结束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她所倾心的情人汤姆·费利一起生活的机会。” 被告方的茱迪·克拉克的发言则不那么富于戏剧性，她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次机会争取人们对苏珊的同情。她强调苏珊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们的无条件的爱”，指出她：“并没有蓄意要加害于迈可和亚历克思，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谋杀。”“被告人并不是邪恶的化身，而只是一个被生活所扭曲的绝望痛苦的灵魂。”“苏珊确实是自己作出了选择，一个有悖情理的悲剧性的选择。”“她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真正导致这一行为的，却是她的郁闷，压抑和孤独无助。” 法官威廉·霍尔显然也是同情苏珊的，他在向陪审团作指示时告诉他们，除了公诉方所起诉的谋杀罪外，他们在审议时也可以考虑较轻的如过失杀人罪。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失杀人罪只判至10年有期徒刑。 陪审团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于当晚7点55分作出了裁决。陪审员一致认同公诉方对案情的陈述和分析，认为当苏珊·史密斯在约翰·d·隆湖畔压下马自达轿车的紧急制动手闸时，她完全清楚她在做什么。他们也支持公诉方关于被告人作案动机的观点，指出苏珊·史密斯之所以谋杀迈可和亚历克思，是因为她那位花花公子男朋友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孩子。当陪审长在法庭上宣布，陪审团裁决被告苏珊·史密斯两项预谋杀人罪成立时，苏珊以手掩面，浑身颤栗，泪水从指缝间流出。 只过了一个星期天，7月4日，1名陪审员又回到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为被告苏珊·史密斯量刑。在南卡罗来纳州，对谋杀罪的量刑可以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判刑与审理的法律程序基本相同。 公诉方仍由凯茨·盖斯作开场发言。他再次强调苏珊·史密斯的“九天欺骗和九天诡诈”。 达韦德·布卢克代表被告方致开场白。已经有了陪审团的裁决，被告辩护律师必须对自己的立足点作相应的调整。达韦德·布卢克在发言中接受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指出她是一个在生活中陷入深深的困境的、心灵脆弱的女人，为了爱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达韦德·布卢克说：“实际上，对苏珊·史密斯的最高惩罚是终身监禁，而非死刑。”在本案审理期间，不少证人，包括为公诉方出庭的心理专家唐纳德·摩根博士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公诉人托马斯·波普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几组录影带。人们又看到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眼含热泪，祈求上苍惩罚劫匪，让她的孩子们平安归来。 亚当·维尔希中心的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女士第一个出庭。她说案发之后，苏珊·史密斯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不像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 苏珊的表嫂玛嘉莉·格利高里则告诉陪审团，苏珊·史密斯如何在每次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编造谎言杜撰案情，蒙骗警方及公众达九天之久。玛嘉莉·格利高里就职于南卡罗来纳州里齐兰地区警署公共信息办公室。案发后琳达·卢索特地请她来代表苏珊家人处理与媒体的诸多事宜。 公诉方最后一个，也是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证人，是苏珊的前夫戴维·史密斯。他身着白衬衣，系一条孩子气的迪斯尼米老鼠领带，那是儿子迈可生前最喜欢的领带。戴维在证人席上声泪俱下地告诉法庭，自从1994年10月5日的那个悲惨的夜晚，“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梦想，我一辈子的计划和打算全都破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再也没有可能与迈可和亚历克思共度我的后半生。”戴维·史密斯泣不成声，陪审员中至少有三个人和他一同掬泪，旁听席上也传来阵阵呜咽。法官威廉·霍尔几次击槌“肃静！”无效，只得宣布暂时休庭。当苏珊被法警带过戴维身边时，苏珊哭喊道：“对不起，戴维！”戴维无动于衷。 出人意料的是，被告方没有对戴维交叉取证。在审理期间，被告律师们曾一再追究戴维的言行。可以肯定，作为被害者的父亲和被告人的丈夫，戴维对这场家庭悲剧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预言，当戴维出庭时，达韦德·布卢克绝对不会放过他。公诉方也为此作了相应的准备，在移交证人之前，托马斯·波普已事先请戴维在法庭上澄清了几个被告方可能会纠缠的问题。 事后人们纷纷猜测，也许因为戴维·史密斯已经在证人席上打动了陪审团，赢得了众人的同情，被告方再怎么对他穷追猛打亦无济于事。过了很久达韦德·布卢克才露出了口风说，是他的委托人苏珊·史密斯请求他不要为难戴维。苏珊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人们当中，她最对不起的就是戴维。 因为公诉方业已赢得了陪审团的裁决，法官终于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出示部分迈可和亚历克思的遗骸照片，但仅限于胳膊和腿部。 公诉方最后在法庭上播放了技术专家们模拟酒红色马自达从斜坡滑入约翰·d·隆湖水的实验录像。因为引擎等机械部分都在轿车的前部，案发时车后厢基本是空的，湖水开始渗入车内不久，马自达的后部翘出水面，头部扎进水中。公诉方律师凯茨·盖斯在电视屏幕旁作同步解释说，这时候迈可和亚历克思已经被冰凉的湖水激醒。当马自达开始翻转时，两个孩子脸朝下对着湖水，就像被人把头强摁入水中一样。实验表明，因为门窗紧闭，需要整整六分钟才使湖水灌满马自达。可以想象，小哥儿俩在这六分钟里是如何惨不忍睹地挣扎、哭喊、扑腾……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阿尔琳·安佐斯博士再次为被告方出庭。她这次作证的着重点是史密斯夫妻关系中的不和谐之处对被告人心理和精神的影响。安佐斯博士以大量的事实说明，1994年8月，史密斯夫妇最后一次分居之后，苏珊的精神状态开始急剧恶化。特别在苏珊以戴维和蒂凡妮·摩尔的婚外恋为由提起离婚上诉之后，戴维做了一系列有损于被告人形象，侵犯被告人隐私权的事，诸如窃听电话，私自搜查被告人的提包，并让蒂凡妮·摩尔跟踪被告人等。10月1日，戴维得知了苏珊与j·卡瑞·费利的奸情，当场威胁被告人说，要把这件事张扬给费利夫人。阿尔琳·安佐斯指出：“苏珊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女人，她的绝望和自杀企图就是在这时形成的。”四天后，苏珊把马自达连同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一起送进了约翰·d·隆湖。 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戴维·史密斯事后评论说，不和的夫妻比比皆是，但只有像苏珊·史密斯这样的邪恶女人才会对孩子们下毒手。 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代表被告人家属走上证人席。与其说是作证，他更像是在向人们乞求妹妹的性命：“我们已经失去了迈可和亚历克思，如果这出悲剧还要被利用来把苏珊送上电椅，那岂不是残忍和荒唐吗？”“苏珊并不在乎死亡，她真正害怕的是活着的煎熬。”“还有什么惩罚能比失去两个孩子更让苏珊感到痛苦？！” 最后出庭的是苏珊的继父巴威利·卢索。他承认自苏珊还是少女之时，他就开始了对她的性骚扰，而且后来从未间断过。他们之间的性行为基本都发生在卢索家，只有一次是在苏珊和戴维的托尼路的房子里，还有一次在施巴坦堡的旅馆房间里。巴威利·卢索说，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指责，他自认对史密斯兄弟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巴威利·卢索在法庭上念了他在父亲节写给苏珊的信，并告诉陪审团：“苏珊深爱她的孩子们，但她有病。正是这种病态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太可怕了！” 在接下来的双方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敦促陪审团判处被告人苏珊·史密斯死刑。他说构成这出悲剧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苏珊自己的决定——“苏珊·史密斯决定开车去约翰·d·隆湖。”“她决定让迈可和亚历克思从斜坡滑进湖水里。”“最可恨的是，为了掩盖她的罪行，她决定撒谎。”托马斯指出，苏珊·史密斯现在所表现出的痛悔和自责无非和她那九天的谎言一样，只是为了蒙骗公众，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又善于精心部署策划，为了情人而不惜毁掉两个孩子的冷血凶手。 被告辩护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手捧一本《圣经》开始了他最后的发言。他追述了苏珊·史密斯不幸的家族史和她本人坎坷的生活经历，他承认是苏珊自己的决定导致了这场悲剧，他相信陪审团的决定应该比苏珊的明智，那就是判处被告人苏珊·史密斯无期徒刑。达韦德·布卢克打开手里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中的某一页，那个故事讲的是一位通奸的妇人被抓住后，按照当时当地的俗规，她将被众人用石头活活砸死。耶稣基督赶来了，他对众人说——达韦德·布卢克在法庭上高声念道——“你们中如果有谁觉得自己没有罪，就请他先砸下第一块石头吧。”众人闻言纷纷放下手中的石头，相继离去。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罪孽。达韦德·布卢克最后说，苏珊·史密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仅此一点，她只要在这世上活一天，她就一天不得安宁。 陪审团离庭审议之前，威廉·霍尔法官问被告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讲，苏珊·史密斯痴痴地摇摇头。 陪审团又用了两个半小时，于1995年7月7日，星期四，下午4点8分，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决定。正如被告方所希望的，陪审团判处苏珊·史密斯无期徒刑。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在监禁期满0年后即有权申请假释，届时将是05年，苏珊·史密斯已年满5岁。 陪审团成员们后来对记者表示，他们在为苏珊·史密斯量刑时，除了被告方律师陈述的种种理由外，还考虑了豪德·韦尔士警官所说的，苏珊自己的坦白交代，有助于警方的破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戴维·史密斯直言道，他尊重陪审团的决定，但并不同意。他认为苏珊·史密斯应该被处以极刑。戴维说，0年以后，他将出席苏珊·史密斯的每一次假释听证会，他将尽自己所能阻止这个女人活着走出监狱。 琳达·卢索曾对不少人说起，苏珊生性懦弱温顺，她担心女儿熬不过那人间地狱般的牢狱生涯。 苏珊·史密斯双命案过去了三年后，大约是1998年，笔者有一次在超级市场无意间瞥见一张小报，头版是一幅苏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照片。和照片一起配发的消息说，苏珊在狱中经常挨揍，因为她无端栽赃黑人，更因为她亵渎了人类最神圣最无私的情感——母爱。 08谎言织就的梦 1998年的独立节正好是星期六，节日加周末使平日繁华而繁忙的曼哈顿变得安宁而清静。纽约市警署的侦探们谁也没想到，两桩大案正在等着他们。 这天下午，隶属于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署的逃犯缉捕特别行动组的十几名侦探，被从各自家中的独立节烧烤野餐上紧急召回到位于曼哈顿的总部。联邦调查局特派员戴维·司托在会上告诉大家，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警署来电，要求纽约方面协助抓捕两名涉嫌诈骗和谋杀的通缉犯——娴泰·凯梅斯，女，64岁，肯尼·凯梅斯，男，岁。 三个多月前的月14日，一位捡破烂的流浪汉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垃圾箱里发现一具尸体。尸体装在一只大型超厚的黑色垃圾袋里，外面再用电缆胶布捆绑。死者名叫达威·卡兹丁，男，6岁，头颈及胸部多处中弹。从在其体内取出的子弹及其他线索查出，凶器是一把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枪主名叫思坦利·帕得逊，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筑工程师。6月7日，当洛杉矶警署主持此案的警官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拉斯维加斯辗转找到思坦利·帕得逊时，方知案发之前，手枪已经转到了名叫嫒伦和肯尼的母子手中。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访谈中了解到，1997年，工作了19年之久的思坦利·帕得逊被公司炒了鱿鱼。迫于生计，55岁的他只好从报纸广告栏里找一些零工。1998年1月，思坦利受雇于一位名叫嫒伦的女人。报纸上的广告登的是房屋维修和搬家，但嫒伦只要思坦利帮忙把家搬到洛杉矶。嫒伦的儿子肯尼得知思坦利收集各种枪支，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母子俩专程到思坦利家参观他的收藏，并表示愿意买下几支枪，思坦利由于经济拮据也正打算变卖一些家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日并未成交。 一个月以后，1998年月，肯尼从洛杉矶打电话给思坦利，让他再次将他们存放在家用仓库里的家具等物从拉斯维加斯运到洛杉矶，并请他顺便带去两支点二二简宁式手枪。肯尼最后在电话上问思坦利：“你能告诉我如何消声吗？” “你为什么要消声？”思坦利问。 “我想在后院练习射击，但不好影响邻居们。” “找一个土豆，用刀挖一个孔套在枪管上，和正规的消声器效果差不多。” “就那么简单？！” 到了洛杉矶，肯尼拿走了两支枪说是“试试火”，不久就送回来一支，并告诉思坦利另一支他要了。 但直到思坦利离开洛杉矶，肯尼既未付钱，也未办理枪支过户手续。思坦利心里嘀咕嘴上却不好说什么，因为嫒伦讲还会给他更多的工作，还要买更多的枪。 现在，思坦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又询问了若干细节，并记下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地址电话。他们明确地告诉思坦利必须与当局合作，否则将以同谋问罪。 此时，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住处已是人去楼空。不过警方很快查出，这对母子姓凯梅斯，儿子叫肯尼不假，母亲的真名叫娴泰，此外她还有个别名或假名，或曾用名，包括一个“龙女士”的自封号。这位职业骗子的犯罪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截至1998年，她已先后十余次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偷窃、抢劫、奴役、伪造证件等等。肯尼则是在成年之后做了娴泰的帮凶。 被害人达威·卡兹丁曾经是肯尼已过世的父亲肯·凯梅斯的生意合作人，他俩的交情非同一般，所以当肯·凯梅斯为某些无法言说的目的而转移和隐瞒财产时，达威同意将肯在拉斯维加斯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放在自己的名下。达威后来经营一处复印机行，被害之前他正准备退休。 严格地讲，洛杉矶警署尚无确凿证据逮捕凯梅斯母子，但犹他州却有一纸通缉令。娴泰和肯尼曾于当年月在该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车行，用一张非法支票骗购了一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 很快，思坦利·帕得逊接到了“嫒伦”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时间是7月日早晨7点15分。“嫒伦”要他去纽约接管一幢叫做苏尔曼大厦的豪华公寓楼。她详细地指示思坦利首先要把所有房客都赶走，等整幢公寓内外装修完毕后再重新招租，然后思坦利就是公寓楼的经理兼维修工程师。“嫒伦”特别关照思坦利再带去一些他的“玩具”——枪支。思坦利说他需要考虑一下，挂断电话后马上拨通了洛杉矶警署。 后来“嫒伦”又给思坦利来过几次电话。直到独立节的头一天，7月日晚上，他们终于讲定思坦利在7月5日早晨飞抵纽约，下榻希尔顿饭店，从那里再与“嫒伦”的手机联系。 7月5日，星期天早晨，思坦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按照事先与警方的约定，他从头到脚一身牛仔装扮，两位联邦调查局官员迎上前去。 “请问您是德韦特先生吗？” “今天不是，”思坦利用暗号对答，“我中间的名字叫德韦特。” 思坦利被直接带到联邦调查局大楼8层的逃犯缉捕别动组总部。经过一小时的盘查后，他和戴维·司托率领的十几名侦探一起来到位于6街与西54道交叉处的希尔顿饭店。上午11点0分，思坦利开始拨打“嫒伦”——娴泰的手机，连续几次都无人接听，每次他都留言说他已到达希尔顿饭店。11点6分，娴泰终于回电，说他们正在新泽西州的花园州大道上，车出了点故障，要两小时以后才能与思坦利见面。此后近三个小时娴泰的手机关机。（未完待续） 第44章 下午点4分，思坦利再次与娴泰通上话，她说车还是有点问题，但她将尽量争取在半小时之内赶到希尔顿饭店。一直等到5点左右，娴泰才姗姗而来。她对思坦利说肯尼送车去修车铺了，要过一会儿才能到。她带着思坦利先去酒吧喝饮料，又到餐厅吃了点小吃，说是要等肯尼来了再大家一起找一家高级餐馆大撮一顿。晚上7点过后，娴泰和思坦利回到6街，一位黑头发的年轻人与他们相遇。思坦利摘掉牛仔帽暗示警方肯尼已到，埋伏在四周的侦探一拥而上，将三个人全铐了。待两辆警车分别载着娴泰和肯尼消失在路口，戴维·司托打开思坦利的手铐，又招来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送他去机场。 警方从肯尼身上搜出好几张麦克司·休尔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此人是佛罗里达州的退休律师，还有一张墨尼·盖林的佛罗里达身份证，一张伊琳·苏尔曼的美国特快信用卡，两串用红色指甲油做了各种记号的钥匙，和一张在6街与西44道相交处的地下停车场的交费收据，停车时间是当日下午6点40分。戴维·司托带着一名警员驾车赶到那里，正是那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上面还挂着犹他州的临时牌照。 当娴泰被捕时，警察马上收缴了她随身所带的一只异常沉重的黑色手提包，包内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现金，整整1万美元，此外还有一只手机和若干伊琳·苏尔曼的证件和文件，包括护照、支票本等等。 “谁是伊琳·苏尔曼？” “一个朋友，芭蕾舞演员。她有时候托我替她保管这些文件。”娴泰说。 同一天下午5点多钟，在曼哈顿的另一端，位于街和东67道的第19区警察分署接到一位名叫杰夫·费格的房地产管理商的报警电话，称他的委托人，位于5街和东65道的豪华公寓苏尔曼大厦的业主，8岁高龄的富孀伊琳·苏尔曼失踪。杰夫·费格说他下午5点购物后回到家里，收到一位朋友，也是伊琳·苏尔曼的朋友——卡珞·翰莘的电话留言，说是在苏尔曼大厦里到处都找不着老太太。苏尔曼夫人因年事已高，近十几年来从未独自出过门。杰夫·费格当即给卡珞·翰莘回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他又往公寓楼打电话，伊琳的周末工作人员阿兰赛丽·列微拉的声音听上去紧张而焦虑，半天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只在电话上反反复复地要求费格赶快去苏尔曼大厦。 值班警员建议费格先去公寓楼找找看。 杰夫·费格赶到苏尔曼大厦，阿兰赛丽告诉他，大部分房客都在这个节日周末离开了纽约，还留在公寓里的只有两位，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制作人，和1b房间的墨尼·盖林，服装设计师。彼得·雅各逊一如往常，下午1点从健身房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到点0分左右，然后出门去中心公园，一般要在晚上8点以后才回来。墨尼·盖林一贯行踪不定。 费格和阿兰赛丽上上下下反复两次搜遍了公寓的五个楼层和六楼的屋顶花园，用通用钥匙打开了所有的房门，只有一楼的1b房间无法打开，但还是不见伊琳·苏尔曼的踪影。在一楼1a房间苏尔曼夫人的办公套房里，费格注意到，通往里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卧室里的壁橱也敞开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这都不是伊琳的习惯。伊琳通常放在壁橱顶层的1万美元现金也不翼而飞。 杰夫·费格再次报警。很快，一辆警车停在了苏尔曼大厦门口。不久，19分署的三名值班侦探和紧急行动小组也相继到达。费格告诉警察，伊琳·苏尔曼个儿不高，红棕色头发，棕栗色的眼睛，戴一副红框眼镜。经公寓总管罗蒙·卡沙尔同意，警察强行打开了1b房间的门，粗粗搜查下来，里面除了两卷黑色电缆胶布外，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发现。 警方一面扩大搜查的范围，一面开始向伊琳·苏尔曼周围的人们调查访谈。他们得知伊琳生于1916年，她的母亲来自希腊，父亲是意大利后裔。伊琳自幼家境贫寒，在嗜赌又嗜酒的父亲弃妻抛女之后，母亲带着她从新奥尔良来到纽约。母亲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很快便在芭蕾舞团找到一份做服装的工作，并使女儿有机会学习芭蕾舞。伊琳从17岁开始登台演出，4岁时被观众中一位房地产商人沙缪尔·苏尔曼相中，次年便出嫁了。1945年，9岁的伊琳·苏尔曼告别舞台后随丈夫周游世界，并很快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女商人。1980年，沙缪尔·苏尔曼去世时，给伊琳留下了上千万的财产。除了这幢价值数百万美元、年进项十几万的苏尔曼大厦，她在夏威夷的产业价值88万美元，年进项7万左右，在新泽西州的房产约8万，此外她还有好几万的存款和100多万美元的各种证券。 苏尔曼大厦共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其房客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除前面提到的那位电视制作人外，还有医生、服装设计师、歌唱演员、室内乐队指挥及外国银行家等。 1998年4月初，一位自称艾娃的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正在为她的老板、服装设计师墨尼·盖林物色一处公寓，并说她是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鲁迪·瓦卡的老朋友。伊琳·苏尔曼把电话转给主管招租事宜的凡列莉·麦勒奥。凡列莉告诉艾娃目前没有她想要的一室一厅套房，并问艾娃的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联系。艾娃说：“我没有固定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在墨西哥，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艾娃果然频频来电，每次都称是在不同的地方。5月底，当一位客人搬出后，艾娃终于如愿以偿地定下了一室一厅的1b房间。凡列莉告诉她月租6000美元，艾娃一口应承道钱不是问题，并讲定墨尼·盖林将于6月14日迁入。 6月的上半月，艾娃又先后三次来电话，打听大厦内有多少员工，各司何职，及其他房客的情况。 从墨尼·盖林搬进1b的第一天起，他诡秘的行踪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他不允许工作人员到他的房间打扫、浇花，当他进出大厦时，总是蹑手蹑脚蹭着墙走，以躲开保安摄像探头。人们还不时发现他轻轻打开一条门缝，贴身站在那里似乎在偷听或监视。 伊琳·苏尔曼从不掩饰她对这位新房客的反感，碎嘴的老太太逢人便讲墨尼·盖林“贼头鼠脑地像只耗子”、“身上有一股监狱的气味”，是“不上档次的痞子”，甚至说“总感到墨尼在跟踪她”。警方后来在伊琳办公室的书桌上找到了她的日记，其中有几页是专写墨尼·盖林的。也许这位精明的苏尔曼夫人感觉到了什么，她用草图简单地勾勒出墨尼的轮廓，重点着墨于他向后梳的背头和有些变形的鼻子，并猜测他的年龄、身高和体重。在她的记述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他6月14日搬入以来，有一男一女总来找他，有时还在这里过夜。那女的比他矮一头，但我只在摄像屏上见过她。” 伊琳·苏尔曼不止一次地向她的房地产管理人杰夫·费格谈起墨尼·盖林。7月4日，她失踪的前一天下午，伊琳和费格详细地讨论了如何起草一份正式逐客令，并在7月6日星期一那天，交给这位不受欢迎的房客。 7月4日，独立节晚上，伊琳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派对，客人中有她的好朋友、画家兼记者卡珞·翰莘，服装设计师爱尔华·希克莱俐等。派对直到午夜1点以后才散。 7月5日星期天，伊琳·苏尔曼在上午11点半打电话给她一位生病的朋友海伦·潘多拉基，11点40分在卡珞·翰莘的电话里留了言，11点45分左右吩咐阿兰赛丽洗衣服和到屋顶花园遛狗，这是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伊琳·苏尔曼活着。 从1点到下午点，阿兰赛丽先在地下室的洗衣房里洗衣服，然后去顶楼花园遛狗、喂猫，再回到地下室的厨房。她先打电话回家听家里的电话留言，又给朋友们打了几个私人电话，然后一边听音乐，一边给自己做了两个热狗当午餐。 下午点1分，卡珞·翰莘从教堂回家后听到了电话留言，马上给伊琳回电话，是阿兰赛丽接的。卡珞想伊琳大概在睡午觉。 4点40分左右，阿兰赛丽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在线的另一端说“不许和税务官说话”和“好好照顾她的狗”等等。阿兰赛丽赶紧打电话告诉卡珞·翰莘，卡珞说：“快去叫醒伊琳，别挂电话，我在这儿等着你。把乔治带上。”乔治是伊琳的狗的名字。 阿兰赛丽回来说她叫不醒伊琳。卡珞让她再去伊琳的1a房间，使劲拍门，大声嚷嚷。阿兰赛丽照着做了，但还是没有人应声。卡珞·翰莘立刻拨通了杰夫·费格的号码，在他的电话里留了言。 第二天，伊琳·苏尔曼失踪的消息出现在报纸头版和电视电台。大批军警搜遍了曼哈顿的中心公园，以及医院、停尸房、垃圾箱等所有可能藏匿或丢弃尸体的地方。老太太还没找到，当晚的新闻里又报道了另一则失踪案——刚搬入苏尔曼大厦1b房间不过三周的房客墨尼·盖林不知去向。如果说伊琳的日记和大厦工作人员的证词还不足以让警方把墨尼列为嫌疑对象，那这种差不多同时失踪的巧合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了。警方根据有关证人的描述为墨尼·盖林画了模拟像，并随晚间新闻一起在电视上播出。 7月7日，星期二，凌晨5点，曼哈顿东区的19警察分署接到来自曼哈顿西区的逃犯缉捕别动组的电话：“我想我们有你们正在寻找的人。” 至此，独立节期间的两桩大案合并而为一桩巨案。纽约警署正式通知洛杉矶警署和犹他警署，暂时不予引渡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 公众哗然，舆论哗然。有人形容当时的纽约传媒界就如同一群蚂蚁碰到一顿盛宴大餐，不知先吃什么好。太多的新闻要跟踪，太多的历史要挖掘。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各家的报道，甚至同一家的不同记者的报道，甚至同一记者的前后报道，全都有不一致的说法。就像娴泰·凯梅斯有个名字一样，她有四个不同年月日的生日，她的母亲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她与肯尼的父亲肯·凯梅斯有三个不同的结婚日期，有人说她有两个孩子，另一些人说是三个……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娴泰本人在不同场合，或不同心境下，或为不同的目的而编造的不同故事。 194年7月4日，娴泰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的一户农家。有趣的是，来自印度的父亲和来自爱尔兰（或荷兰）的母亲给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起了一个西班牙名字。在她生命的最初十年里，她叫娴泰·露易丝·圣格尔。 娴泰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到洛杉矶投亲靠友。不久，母亲便开始酗酒并沦为娼妓。孩子们没有像样的衣服穿，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娴泰小小年纪便终日在大街上乞讨、游逛、偷东西。10岁那年，她因为偷了一块奶酪而被店主报警。几十年后的今天，达威·卡兹丁的尸体就是在那一片街区发现的。 娴泰家附近有一家咖啡店，店主是一对和善的夫妻，他们允许娴泰冬天在店里御寒，还不时给她一些吃的。奶酪事件发生后不久，店主夫妇征得娴泰母亲的同意，将她送到400多英里开外的内华达州首府卡桑城、老板娘的姐姐家里。这家的男主人爱德汶·恰勃是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军官，妻子玛莉曾是好莱坞的剧作家。这对40多岁的富裕夫妻没有自己的骨肉，在娴泰之前他们已经收养了一个比娴泰小四岁的男孩。和娴泰家一样，恰勃夫妇最早也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 娴泰在她的新家里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和曾经求之而不得的温饱。唯一让她伤脑筋的是，学校里不时有同学打趣她的印度姓氏和西班牙名字。于是在她11岁那年，恰勃夫妇办完正式领养手续以后，娴泰为自己更名为姗娣·恰勃。姗娣是娴泰的英文念法，拼写几乎完全一样。后来她又引申出了姗提、姗卓等与姗娣相近的名字。 应该说姗娣的新生活是幸福的，她是学校拉拉队、合唱团和各种俱乐部的成员，曾参加竞选学生联合会部长一职，平均成绩b，每个周日和全家人一起去教堂。但她偶尔也旧病复发。16岁时，姗娣因在一家商店偷唇膏而被送进警署，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这期间，她的生母曾专程从洛杉矶来看她，希望能接她回去，姗娣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多年后，她曾指责养父爱德汶·恰勃对她性骚扰，但因为是姗娣讲的话，可信度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姗娣成年后很少与养父母来往，恰勃夫妇去世时她都没有露面。 姗娣在中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叫璐丝·坦尼，她俩毕业后曾一起进修秘书课程，并结伴去加利福尼亚找工作。后来尽管分道扬镳，但仍时有联系。璐丝不知道的是，娴泰后来曾多次使用璐丝·坦尼这个名字伪造支票和房地契、开设海外账户，甚至注册空头公司。 娴泰曾对人讲，她于196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新闻系学习两年。后来又对另一些人说，她是在50年代中期在该校就读四年并获得一个学位。但是在桑塔芭芭拉分校的学生档案里查不到任何关于娴泰或是姗娣，或是姗卓，或是她用过的其他名字的记录。 没有多少人知道姗娣·恰勃的第一次婚姻。那是在195年中学毕业后不久，她的同学李·波尔斯加入了美军。娴泰后来说，是那一身军服吸引了她，于是她谎称怀孕，催着李匆匆娶了她。这场骗局似的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草草收场。 姗娣又回过头去找她中学时期的旧情人埃迪·沃尔克，他们于1957年11月，埃迪大学毕业之际结婚，然后双双迁居加利福尼亚州首府沙加缅多。婚后姗娣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姗卓·露易丝·沃尔克，并开始做一些产品营销方面的工作。据埃迪·沃尔克后来回忆说，她干得非常好。埃迪最早和他的父亲一起做房屋装修，但姗卓觉得这还不够，她逼着埃迪拿了一个建筑学学位。后来埃迪成了一个不错的建筑师。 这期间，姗卓开始显出了她的坏脾气以及对排场、奢侈和豪华生活的追求。1960年圣诞节，她花去1.万美元买礼物，这差不多是当时埃迪一年的收入。更令埃迪不解的是1961年月1日发生的事。那天是星期天，夫妻俩走进一个购物中心没多久姗卓就不见了。埃迪后来找到中心经理才知道，姗卓因试图偷一把头发吹风机被警察带走了。埃迪赶到警署把妻子保释出来，说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买100个吹风机，你为什么要偷呢？姗卓说我想省钱。三天后，姗卓出庭受审并被罚款11.5美元。这是她的第一次犯罪记录。 1961年的下半年，埃迪·沃尔克从百万富翁、房地产发展商伊万雷特·瓦格纳处承包建造三所房子，姗卓趁机进入瓦格纳的公司做了簿记秘书。第二年，埃迪因其工程款项经常短缺迟迟不到位而对瓦格纳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耽误的工期。这时他发现姗卓竟与比她大0多岁的伊万雷特·瓦格纳有了私情，而且在其他承包商中有谣言流传说姗卓截留了工程款项。 196年9月7日，他们的儿子肯特·沃尔克出世。当埃迪赶到医院时，发现瓦格纳也在妻子的病房里。后来在一次夫妻争吵中，姗卓说肯特是瓦格纳的儿子，事后又抵赖说她没有说过这句话。 不久，伊万雷特·瓦格纳的妻子提出离婚，指责丈夫与姗卓通奸。这件事披露在当地报端，一时炒得沸沸扬扬，竟酿成一桩丑闻。沃尔克全家不得不离开沙加缅多，迁回姗卓儿时的流浪之地洛杉矶。 1965年，埃迪·沃尔克帮助姗卓用她的原名注册了一家“娴泰建筑咨询公司”，当然实际上很多具体的业务都是由埃迪在工作之余替她做的。然而，埃迪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其后一年多，他的业务账户三次透支，到银行查对时才知道，原来是姗卓伪造签名用支票提款。1965年1月9日，埃迪下班后发现妻子不知去向，家里只有保姆带着小肯特。等到很晚姗卓终于打电话回来了，说她因为非法使用10张别人的信用卡而被洛杉矶警方逮捕。第二天，1965年1月0日，洛杉矶郊区的纽瓦克警署找上门来，指控姗卓盗车。四天后，1966年1月日，纽瓦克又送来另一张拘捕令，这次姗卓的罪名是，非法盗用他人账号购买大量物品，如衣服、鞋帽等。在前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竟有连续三次犯罪记录，这种情形真是非常罕见。以下是当时一位律师对记者讲的一段话： “我给你讲讲盗车的事吧。姗卓走进巴维列山庄一家卡迪莱克车行，说她看中了一辆白色敞篷车。和销售经理一起上路试开回来后，她把车停在办公楼前，告诉那位经理先进去准备有关文件，她去找地方泊车，然后就堂而皇之地把车开走了。她开了三四个月，就好像那车是她自己的似的。等警方抓到她时，她竟然一脸无辜地说：‘他们让我试开，我这不正在试开吗？’” 1966年年底，不甘寂寞的姗卓又与一个叫温莱德的男人混上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埃迪·沃尔克毅然离开了她们母子，搬到距洛杉矶东南100多英里处的棕榈泉。这当然不是姗卓希望的结局。她几次三番不辞辛苦往返数百英里，跑到埃迪的住处撒野捣乱，对埃迪软硬兼施。有一天，埃迪正在客厅看电视，忽听得卧室里传来玻璃碎裂之声，奔进去一看，原来是姗卓用石头砸破窗户翻墙入室。万般无奈，埃迪只得迁回到内华达州老家卡桑城。1967年5月1日，沃尔克夫妻正式分居。11月的一天，姗卓打电话给埃迪，说肯特被蛇咬伤危在旦夕。等埃迪搭乘头班飞机风风火火地赶到洛杉矶，姗卓在机场交给他一纸离婚书和若干页“协议”，要求埃迪每月付给她1400美元的赡养费。更令埃迪瞠目结舌的是，所有这些文件上都已经有了埃迪的签字。不难想象，一场法庭恶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9年1月8日，姗卓与埃迪持续了1年之久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离婚后，姗卓把自己的名字又改回到娴泰，但她仍然不愿意从埃迪的生活中退出。这年圣诞节，娴泰和温莱德到埃迪家接肯特，生性善良的埃迪提议大家一起去餐馆吃顿饭。娴泰和温莱德带着肯特开车前行，埃迪驾着自己的车尾随，行至一僻静处，前面的车突然停下。埃迪以为是他们的车出了故障，于是下车准备帮忙。孰料此时娴泰抓着一把枪从车里跳出来，对着埃迪就射。三响之后埃迪才反应过来，那枪里其实根本没装子弹。又是一出拙劣可笑的恶作剧。 娴泰在离婚期间继续犯罪。据警方档案记载，1968年11月15日和11月5日，她曾两次在洛杉矶附近的格林达尔和利维赛被捕。至此，娴泰已经有了大大小小一共六起犯罪记录。（未完待续） 第45章 不知是由于她的诈骗之术高人一筹，还是因为她的如簧巧舌能说善辩，没有背景，没有学历，却有一大堆犯罪记录的娴泰，居然在70年代初期被南加州一家叫做“健康管理组织（hmo）”的医疗保险公司聘为国会说客，即专攻参众两院的公关人员。在美国，各大财团公司都聘有国会说客，比如早年有烟草公司的说客告诉议员们吸烟是安全的，也有酿造业的说客试图让议员们立法降低青少年被允许饮酒的年龄。娴泰所代表的那家保险公司这次想要做的是让议员们相信，应该由他们，而不是医生，决定什么时候对病人施行手术。这种半是雄辩半是欺骗、既要口若悬河又需交际应酬的事，对娴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被派驻首都华盛顿特区，每日出入于参众两院，周旋于杯盏之间，使她与生俱来的才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游刃有余。她逢人便递名片，逮着机会就吹嘘她与《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兼出版商凯瑟琳·格兰姆是至交，联合国印度籍的副秘书长西伟·那拉森翰是她儿子的教父，对另一些人又讲肯特的教父是著名律师，是后来在卡特总统组阁时担任文教卫生部长的约瑟夫·加利凡诺，她还说她和内华达州参议员保罗·拉萨尔特早年在老家就认识，与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亚伦·克兰斯顿曾是上下级，等等，等等。多年后，有好事的记者找到这些名人逐一查对，他们无一例外地否认这些说法，不少人根本就没听说过娴泰。 将近0年后的1998年，当娴泰和她的儿子在纽约被捕时，莫妮卡·莱温斯基与总统的丑闻正被媒体暴炒。不止一位记者拿当年的娴泰和当时的莫妮卡作比较。她俩都来自加利福尼亚，都是冲着华府的权与势而来，她俩都年轻漂亮妩媚轻佻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甚至连她俩那瀑布般的黑发和略显肥胖的腰身都是那么地相似。 娴泰和肯·凯梅斯是如何相遇相识的？有人说，是娴泰从一本《百万富翁》杂志上选中了独身的肯·凯梅斯作为她下一个涉猎的目标，也有人说，是凯梅斯想利用娴泰的关系混入华盛顿上流社会。总之，这两个趣味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 凯梅斯有几种不同的拼写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日耳曼姓氏。和娴泰一样，肯·凯梅斯也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只不过早了18年，与伊琳·苏尔曼同岁。他的全名叫肯尼思·卡瑟·凯梅斯，每一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k。这三个k并非碰巧凑到一起的，据说肯的父亲生前曾是恶名昭著的种族恐怖组织三k党的崇拜者，甚至极有可能是其中的一员。在娴泰出生的那一年，凯梅斯举家西迁到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圣奥昆峡谷区。肯·凯梅斯于二战期间加入美军，战争结束后，与比他小11岁的得克萨斯姑娘夏绿蒂相遇并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琳达，生于1946年；安德鲁，生于1949年。 肯与夏绿蒂夫妻俩省吃俭用白手起家，用干建筑工挣来的辛苦钱买下了第一块地皮。那时美国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地兴建高速公路网。他们顺利地获得银行贷款，在那块靠近高速公路的地皮上建起了加利福尼亚乃至全美国最早的汽车旅馆之一。一举成功使他们一发不可收拾，到1960年初期，他们已拥有0多座沿加利福尼亚太平洋海岸的汽车旅馆及其他产业。 “男人有钱就变坏”。当肯再也不需要夏绿蒂像早年一样与他形影相随肩并肩地装修房屋时，他也不希望她参与他的各种应酬交际饭局派对。他总能找到什么理由把夏绿蒂留在家里，而自己却借口跑工程在外面一呆数月寻花问柳。而且吝啬小气财迷心窍的肯从不允许妻子过问凯梅斯家的财产，连零花钱都是按月发放。终于，196年6月19日，夏绿蒂正式提出离婚。其实肯也早有此意，之所以迟迟未开口，是因为他转移隐瞒财产的计划迟迟未完成。这场离婚官司打了整整两年。工于心计又视钱如命的老肯在重金聘请的律师的策划下，一面口称不愿意离婚以拖延时间，继续在财产上做手脚，一面以重新装修房屋为借口，把自己的母亲和姨妈都弄到家里来与夏绿蒂同住。本来就脾气禀性不合的婆媳之间关系愈发紧张，而二对一的阵势更迫使夏绿蒂退步抽身离家出走，以至于到了1965年9月1日，当离婚判决正式下达时，夏绿蒂因为不住在家里，而没有得到她为之辛勤付出奋斗多年的凯梅斯房地产王国的一片瓦一寸地甚至一件家具。她只被允许开走那辆她已驾驶了四年的卡迪莱克，和总共7.8万美元的赡养费。就是这点钱肯也不愿意一次付清，而是每月付给夏绿蒂650美元，这在他们当时居住的洛杉矶根本就不够打发日子。夏绿蒂只好搬进新港海滩一间小小的公寓，又在附近一家家具店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她成了那里的室内设计师。 自从肯·凯梅斯遇到娴泰后，他的生意模式就改变了。当时美国正在准备纪念合众国独立00周年，国会成立了00周年特别委员会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娴泰说服肯制作一幅有美国50州州旗图案的招贴画，成本不到1美元，售价10美元。他们雄心勃勃地扬言要让美国所有的邮局和中小学教室都挂上这幅画，并专门为此注册了一个叫做“人民网”的公司。娴泰认为，要靠一幅一幅地卖画并不能赚大钱，最好的方法是说服一些大财团设立的慈善机构，如洛克菲勒中心、福特基金会等等，出资赞助这项“爱国主义”活动，然后免费向中小学赠送。娴泰四处奔走为肯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以二战退伍兵兼百万富翁的身份，在各种场合发表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的促销演说。肯自称是官方认可的“美国00周年荣誉大使”，是国会00周年特别委员会不拿薪水的雇员，并将自费周游世界各国，代表该委员会邀请政府首脑来美参加00周年庆典。有一次，娴泰和肯找借口来到特别委员会办公室，趁着肯与别人交谈的时候，娴泰用办公室的电话向外四处拨打，以图使对方相信他们确实是该委员会成员，直到被工作人员发现后予以制止。临走前，娴泰顺手偷走了印有特别委员会标记的信笺信封，其中一张有委员会主任签过名的废纸，后来被娴泰和肯多次复印伪造。 1974年月6日，两位不速之客出现在福特副总统在布莱尔宫举行的外交宴会上。布莱尔宫位于白宫对面，是由总统邀请的国宾下榻处。谁也不知道没有请柬的娴泰和肯是如何躲过保安混入宴会的。那天娴泰身着一袭19世纪的白色晚礼服，头戴一顶白色无檐貂皮帽，右耳镶一颗硕大的莱茵石——一种用水晶仿制的钻石。这一身酷似大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装扮，以及肯的那一头不合时宜的灌木丛般的长发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娴泰告诉一位客人，右耳镶钻石是她父亲的祖国印度的风俗；又对一位外交官夫人说，她的祖上是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当另一位客人直言他认识与会的所有其他人，但从未见过娴泰和肯时，娴泰堆出一脸灿烂的笑容说：“多好啊，我们又多了一位新朋友。”娴泰和肯甚至得以和宴会的主人，当时的副总统后来的总统福特夫妇交谈拍照，但最终还是被总统侍卫队礼貌地“请”出了大门。 两人又来到与布莱尔宫相邻的史密桑尼亚学院任尼克画馆，这里正在为该学院院长任职10周年举行晚宴。娴泰和肯若无其事地试图往里闯，被工作人员制止。 第二天，华盛顿特区几家报纸登出了两个骗子擅闯国宴的报道。娴泰对此早有准备，在接受采访时她对记者说，他们本来是要去任尼克画馆送招贴画样品的，但遇上一位英文不好的出租车司机，怎么也听不明白他们要去的地方，娴泰只得对他说是在布莱尔宫附近。结果出租车把他们带到了布莱尔宫，他们却误认为那儿是任尼克画馆，随着赴宴的人流进到了里面。等后来匆匆赶到任尼克画馆时，他们才发现把招贴画样品忘在布莱尔宫了。 没过几天，娴泰和肯又闯进西德大使馆为新任保加尼亚驻美大使接风的鸡尾酒会。几分钟后，当他们正端着酒杯与客人谈笑风生时，西德大使夫人走上前来，问他们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老练的娴泰反问大使夫人这里是不是比利时大使馆。大使夫人以为他们真的是弄错了，立刻派司机用使馆的豪华礼宾车送娴泰和肯去比利时使馆。 比利时大使馆一片漆黑，但娴泰仍然镇定自若地按响了门铃。她对开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是应邀来参加晚宴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晚宴在大使家中举行，娴泰和肯又让西德司机送他们去比利时大使家。 比利时大使为他们开了门，以为他们是大使夫人邀请的客人。不一会儿，大使得知他们不过是两位不速之客，便非常客气地对他们说：“对不起，这是私人晚宴。不过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再呆几分钟。”等到撤除第一道菜时，娴泰请求在他们离去之前，允许肯就合众国00周年庆典和招贴画发表一则短短的讲话。这一次大使拒绝了她。 事后娴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是00周年特别委员会的主任助理告诉他们，应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外交活动，特别是如果肯·凯梅斯打算去各国邀请政府首脑的话，并建议他们从比利时大使馆开始。那位主任助理则称他只与娴泰打过一次交道，就是制止她使用办公室的电话。 两位“闯宴客”很快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00周年特别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照会娴泰和肯立即停止使用该会标记及有关物品，否则将诉诸法律。这场“荣誉大使”的闹剧在华盛顿媒体的一片抨击声中匆匆结束。“人民网”公司制作的招贴画只卖掉5000幅，还有00万幅堆放在仓库里。 按说娴泰傍上了肯·凯梅斯这样一位大款，过上了百万富翁的奢侈日子，应该金盆洗手，不再干那些鸡鸣狗盗坑蒙拐骗的勾当。其实不然。197年4月6日、8月10日和1974年9月7日，她先后三次在洛杉矶附近的桑坦纳、棕榈泉和新港海滩因偷窃和使用他人信用卡而被拘捕。 肯知道这些吗？他的家人说：“他当然知道。他和娴泰一样，只要遇到有顺手牵羊白占便宜的机会，便会情不自禁地手心发痒。在这一点上，他俩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975年月4日，年逾40的娴泰为肯生下了一个儿子。她也给孩子起了一个三k党式的名字，小肯尼思·卡林·凯梅斯，昵称肯尼。中间的卡林是娴泰哥哥的名字。娴泰在第一次婚姻破裂后与好友璐丝·坦尼初闯加利福尼亚时，曾说起她夜里多次梦到父亲和哥哥。她告诉璐丝，在她的梦里，父亲是一位东印度王子。后来娴泰专程去犹他州找卡林，当看见哥哥一身油腻地在一个加油站工作时，娴泰大失所望。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卡林，从此她几乎不再提起他。 据娴泰自己说，八年后，198年，她又生下了肯的另一个儿子，这个名叫肯尼安的孩子在墨西哥被送给别人领养了。至于原因，多年后娴泰对一位法庭指定为她作诊断的心理医生说：“我的丈夫已67岁了，受不了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成天在身边吵闹，以及刷奶瓶换尿布之类的琐事。”但凯梅斯家人却不以为然。肯的女儿琳达·凯梅斯说：“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他绝对不会放弃他的亲生骨肉。那个孩子不是我父亲的，是娴泰跟别的男人生的。” 肯尼出世以后，娴泰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娴泰·凯梅斯，但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凯梅斯夫人？据说娴泰一直不依不饶地缠着肯要嫁给他。尽管肯有过不少女人，但他总是与她们中间的每一位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都不愿意外人染指凯梅斯家族的财产，对娴泰也不例外。但娴泰可不管这些，她到处跟人讲她与肯已结为夫妻。娴泰先是说他们于1971年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结婚，对另一些人又说是在墨西哥的提瓦纳。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婚期变成了1981年4月5日，地点是赌城拉斯维加斯。后来在她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娴泰又称她和肯是在1984年结的婚。娴泰确实有一张日期为1981年4月5日，她与肯在拉斯维加斯的结婚证书。经肯的女儿琳达聘请的笔迹专家鉴定，结婚证书上肯·凯梅斯的签名纯属伪造。至于肯的态度，尽管步入暮年后娴泰能在许多事情上左右他，但她始终无法说服或强迫肯与她结婚。肯曾经对夏威夷一位经营房地产的朋友说：“我永远不会娶那个女人。她想从我的身上把每一分钱都榨干，但是我要把财产留给孩子们。” 正是因为这一点，娴泰一开始就把肯与夏绿蒂所生的两个孩子视为眼中钉，而肯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女儿琳达也一直不接受娴泰。两个女人如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是省油的灯。娴泰曾状告琳达在她的车里放进一条毒蛇企图置她于死地，琳达则认定娴泰在肯的食物里下安眠药和慢性毒药。有一次琳达丢了工作，她怀疑是娴泰背地里捣的鬼，因为她听同事说娴泰到过她工作的公司，于是她想找娴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听说娴泰去了一家酒吧，琳达一路寻去。进得酒吧门，琳达看见娴泰与一男子坐在角落处的“火车厢”里，娴泰的手正在那男子的大腿上摩挲。琳达开口刚要说明来意，娴泰突然尖声怪叫道：“她要杀我！她要杀我！”一面冲出“火车厢”满酒吧乱窜。保安只好请琳达出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娴泰与琳达及凯梅斯家族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愈加恶化。数年后，年迈的肯差不多完全被娴泰隔断了他与家人的联系。 1980年月，在那一系列闯宴事件后的第六年，肯与娴泰带着5岁的肯尼重返华盛顿特区，同行的还有保姆及男女佣人各一名。他们下榻康涅狄格大街的五月花豪华酒店，这里离白宫只需步行5分钟。 月日晚，二人在离五月花几个街区外的一家旅馆的餐厅里，顺手偷走了一件价值00美元的深色纯毛西装上衣。衣服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约翰·布兹的商人。他把上衣搭在座椅的靠背上，等他从洗手间出来衣服就没影儿了。 两天后，肯与娴泰来到五月花酒店一楼一间名为“乡间小镇”的钢琴酒吧。凑巧的是，在肯拥有的0多家汽车旅馆中也有一处叫“乡间小镇”。那天晚上，罗伯特和凯瑟琳·肯沃夫妇正在酒吧里与几位朋友聚会。肯沃夫人漫不经心地将她价值一万美元的深棕色貂皮大衣放在身后的椅子上。他们的邻桌，是从加州来华盛顿出差的惠普公司高级主管查尔斯·科兰，和他在五月花邂逅的来自俄勒冈州的任娜·卡恩玛。任娜一进酒吧就注意到了娴泰，因为，任娜后来回忆说：“很明显，她不光衣着打扮，而且言谈举止处处摹仿大影星伊丽莎白·泰勒。” 接下来发生的事令查尔斯和任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见娴泰和肯不动声色地换坐到肯沃夫妇身后的桌子，当肯四处张望注意其他客人时，娴泰走过去旁若无人地拿起肯沃夫人的貂皮大衣披在身上，再把自己的白色貂皮大衣披在深棕色大衣的外面。那天很冷，气温低达19华氏度，即摄氏零下7度。娴泰披着两件大衣很快与肯离开了酒吧。几分钟后他俩又重新出现时，娴泰身上一件大衣也没有了。娴泰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踱到邻桌与肯沃夫妇寒暄了几句，然后才与肯双双再次离开酒吧。 肯沃夫人直到和朋友们道别时才发现貂皮大衣失踪。他们立刻叫来了酒店保安。查尔斯和任娜讲述了他们所看到的整个经过，最后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及时告诉肯沃夫妇，是因为这一切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不久，特区警方闻讯赶到，根据查尔斯和任娜所描述的“一个胖胖的伊丽莎白·泰勒”，酒店工作人员马上查找到娴泰和肯在四楼的套房。警察在他们的房间里搜到约翰·布兹的纯毛西装上衣，和三件只剩下毛皮的毛皮大衣，包括一件纯白色狐皮大衣和一件香槟色貂皮大衣，大衣的内衬和品牌标签等都已用剪子胡乱剪去，以至于警方明知这些都是盗来之物，却无法确认失主。 警方查遍整间套房，但始终找不到肯沃夫人的深棕色貂皮大衣。这时，一名侦探注意到一扇窗户半开着。出于好奇，他推开窗户探出头去，在强力手电的照射下，发现地上有一团布样的东西，正是那件貂皮大衣的缎子衬里。几天后，一位保洁工在套房近旁的一台制冰机后面找到被揉成一团的貂皮。 这件事无疑又引起华府新闻界的一阵热闹。记者们倒腾出六年前的老账，戏称这桩案子为“minkybusiness(貂皮事件)”，与英文中的monkeybusiness(胡闹、欺骗、恶作剧)，听上去发音非常接近。和六年前一样，娴泰也有自己的说法： “是我的貂皮大衣丢了。我一共带来了四件毛皮大衣，因为华盛顿比加利福尼亚冷得多。头天我们在一楼饭厅用餐时，我把一件貂皮大衣忘在那儿了。第二天我找到饭厅经理，他拿出一件来，那质量跟我的那件简直没法比。我们正准备报警……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堂堂一个百万富翁的老婆会偷一件貂皮大衣？！” 不管怎么样，娴泰和肯双双被拘捕，被控的罪名分别是偷窃价值1万美元和00美元的物品。第二天，他们的律师为他们分别缴纳了保释金后，两个人一起飞回夏威夷候审。同年8月，法院通知肯出庭，肯的律师以其身体欠佳为由要求延期，后来又一延再延，直至原告约翰·布兹去世而撤诉。 娴泰的案子也同样以所谓健康的理由而一再拖延。在娴泰交给法院的证明材料中，至少有两封医生签署的关于娴泰刚好要在开庭期间动手术的信，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和15次延期后，貂皮盗窃案终于在1985年7月11日正式开庭。六天的审理过程中，娴泰天天穿着伊丽莎白·泰勒风格的晚礼服在被告席上就座，脸上是她惯有的无辜表情，就好像小学生坐在大学课堂上似的，一副不懂又努力想弄懂的样子。7月18日上午审理结束，陪审团进入审议室。下午点半，当陪审团通知法官他们已作出裁决时，娴泰却不知去向，连她的律师也找不着她。经过1小时的等待，法官决定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宣布裁决。不出众人所料，娴泰被裁决有罪。法官当即签发逮捕令并设定保释罚金5万美元。 天后，7月1日，娴泰给法官和她的律师各发了一封电报，称她在7月18日午饭时遭遇车祸，人事不省地被人送到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一所医院的急诊室。混乱中她丢掉了装有身份证明的手提包，所以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是何人。等数小时后伤势稳定，她马上飞回加利福尼亚找自己的医生继续治疗。 娴泰当时不知道，加利福尼亚也有一张逮捕令正在等着她，这次她被指控的是在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极为稀罕的奴役罪。 肯·凯梅斯吝啬而节俭，他和夏绿蒂当年只在洛杉矶附近的桑坦纳有一栋住宅。自从娴泰进入他的生活后，肯按照娴泰的想法购置了5处遍布美国国内外的房产，分别在洛杉矶的新港海滩、夏威夷的檀香山、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以及巴哈马群岛的新普罗维登岛和墨西哥的加勒比海岸。 70年代，娴泰特别喜欢住在墨西哥，因为那里的人工与美国相比极为便宜。她和肯在加勒比海岸的住宅里有一大批佣人、管家、厨子、司机、保姆、花匠、清洁工等等，令她有一种帝王般的感觉。后来她开始把其中部分佣人带回美国，再后来她专门在墨西哥城走街串巷找寻十几岁的贫穷姑娘，许以高薪外带食宿，然后瞒过移民局将她们偷运过海关带进美国，安置在各处住宅里。有几次，娴泰甚至以1500美元的收费专门替人偷带墨西哥非法移民入境。（未完待续） 第46章 这些女孩子大多是文盲而且不通英文。娴泰威胁她们不能逃跑，否则移民局抓着会被递解出境。她们被迫每周工作七天，每天从早晨5点一直干到半夜。她们得不到一分钱薪水而且经常挨打受骂。 1985年7月，娴泰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名女佣阿美丽娅·俄索里奥翻墙逃到邻居家中。她含着眼泪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请求邻人替她报警。 差不多同时，另一位在檀香山住宅的墨西哥女佣也请求邻居芭微莉·斯通帮助她逃跑。“她每天当牛做马奴隶般地干活儿，但凯梅斯家从未付她一分钱。她的身上有烫伤。”芭微莉告诉警方。 那时候娴泰和肯在加利福尼亚的拉荷纳租住了一套公寓。8月初的一天，他们在那里的一位女佣莫莉亚·维斯卡兹用对方付款方式打电话给她在桑坦纳的亲戚，诉说她在凯梅斯家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请求为她报警。这位不懂英文的姑娘甚至不知道她身在何处，警方只得靠那个电话查找她所在的城市和地址。莫莉亚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娴泰在美国本土聘用的女佣。她于当年6月1日在圣地亚哥一个求职中心接受了这份工作，从那以后两个月，她的亲戚和家人一直没有她的音讯，直到她打来这个电话。 1985年8月日，娴泰从华盛顿逃回加州后不足周，她与肯在拉荷纳再次双双被拘捕，尔后押解到圣地亚哥。奴役罪实在是太罕见了，以至于他们在聘请律师时颇费周折，有的律师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罪名。他们最后终于聘到的一位律师坦承他从未接手过这类案子，只得现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自1977年以来，全美共有过15起奴役案。在加利福尼亚，上一桩奴役案发生于198年，6名偷渡入境的印度尼西亚人被蛇头以每人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巴维列山庄的大户人家当佣人。 根据情节的轻重，法官为肯·凯梅斯设定10万美元保释金。于是在圣地亚哥监狱度过了三星期后，肯交款出狱候审。但法官拒绝保释娴泰。经华盛顿、拉斯维加斯和圣地亚哥三方法庭协商，娴泰最后被引渡到著名的赌城受审。鉴于上次华盛顿的教训，拉斯维加斯警方对娴泰镣铐加身严密看守。 1985年圣诞节前夕，娴泰开始向监狱当局称病，诉说的症状包括：头痛、晕眩、肠痉挛、高血压、视力减退、皮肤干燥、双腿浮肿、**瘙痒、面部麻木、口臭、牙痛、脚趾脱臼等等。圣诞节的第二天，狱方派看守押送她到内华达纪念医院就诊，三天后，娴泰再次逃跑。 为三州协调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很快查寻到娴泰的行踪。娴泰逃跑的当天晚上借宿在一位名叫西娜·彼肖普的酒吧女郎的公寓里，她告诉西娜她是被释放出狱的。后来她又打电话给她的中学好友璐丝·坦尼，说是要去看她。璐丝家当时住在雷诺城，离拉斯维加斯约400英里。西娜·彼肖普同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几天后，当娴泰再次与西娜电话联系时，西娜把娴泰约到她工作的酒吧。这一次轮到娴泰上当了。她还没来得及踏进酒吧的门槛，就在停车场被缉拿归案。 押解娴泰去医院的女警员因涉嫌受贿7000美元协助犯人逃跑而被解除公职。 娴泰奴役案的开庭成了当地两家报纸的头条新闻，连全国三大电视网也播发了消息。对大多数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在现代社会拥有奴隶简直是天方夜谭，是只可能出现在小说里的故事。 近10名曾经在娴泰手下当女佣的姑娘走上证人席，在翻译的帮助下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她们中的每一位到了凯梅斯家以后，都被迫在一张英文写成的契约文书上签字，契约的一开头是这样一句话：“你在我们这里最好是开心一点，因为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永远不得离开这里。”姑娘们众口一词地谴责娴泰拒付曾许诺给她们的工资和每周两天的休息日，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不允许她们与家人联系，不允许使用电话，动辄对她们打骂体罚，甚至不允许她们辞工。好几位姑娘向法庭出示了她们身上被娴泰烫伤的伤痕。以下是部分女佣的证词： 玛丽雅·沙迦多—— 每次娴泰外出时，都把家里唯一的电话拆成两半，分别藏在抽屉和衣橱里。有一次娴泰一拳打在她的脸上。玛丽雅后来砸开窗户翻墙逃走。 安娜·索利亚罗—— 到凯梅斯家的第一天，娴泰从她的手提包里搜走了所有的证件。 有一次安娜给家里写信，娴泰主动提出替她去寄，结果把信给扣下了。安娜后来和玛丽雅一起跳窗逃跑。 多洛莉丝·维斯卡兹—— 娴泰曾持枪威胁她，还骂她是蠢猪。有一次多洛莉丝因烤焦了面包而挨打。还有一次她生病不能干活，娴泰趁她洗澡的时候用烫水浇她。 蒙丽贝尔·兰米利兹—— 娴泰曾经用熨斗烙她，还把她锁在壁橱里关了一个通宵。 凯梅斯家的家庭教师梅珞蒂·科茨告诉法庭，她亲眼看见娴泰阿美丽娅·俄索里奥的耳光，还抓掉了她的头发。梅珞蒂说，有一次娴泰派她去墨西哥物色女佣，告诉她要挑老实听话不懂英语的姑娘以便于管教，还教她如何带着那些墨西哥女孩子从圣地亚哥的海边溜过来，以避开移民局和海关的检查。 被告方传唤的证人都是娴泰的亲朋好友。他们说凯梅斯家里确实经常门窗紧闭戒备森严，但那并不是为了对付女佣们，而是防范其他的人。比如肯·凯梅斯的家人就一直企图加害于娴泰和她的儿子肯尼。这些证人们在法庭上又讲述了一遍娴泰在车里发现毒蛇的故事，以及某夜有人进入娴泰的办公室，用血在墙上写下威胁恐吓的话，还画了一幅一个人上吊的图。据这些证人讲，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凯梅斯家的女佣被限制行动自由，女佣们完全有机会向别人诉说她们的遭遇，也有机会离开凯梅斯家，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联合起来告上法庭，显然是想在百万富翁身上狠狠地敲诈一笔。 于是，公诉方又请出另一位证人——凯梅斯家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克利斯·卡拉莫洛。他说有一次，娴泰的一位女佣逃到他那里，用西班牙语向他求救。他听了她的悲惨遭遇决定帮助她。当克利斯去凯梅斯家取姑娘的物品时，娴泰声称姑娘签有合同不得随便离开。直到克利斯威胁要报警，娴泰的口气才软了下来。后来克利斯送姑娘到机场，替她买了去圣地亚哥的机票。 经过11天的审理，陪审团在1986年月的最后一天作出裁决，娴泰被起诉的16项罪名中有14项成立，包括奴役、虐待、非法拥有奴隶，偷运非法移民入境，以及在关押期间逃跑等等。另外两项因所涉及的女佣在凯梅斯家工作不到5天而撤诉。4月中旬，娴泰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同时，法院要求娴泰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肯·凯梅斯因健康原因缺席审判。他被陪审团裁决有罪，罚款7万美元，免除刑事处分。 据肯尼儿时的伙伴们回忆，娴泰蹲监狱的那段时间被肯尼称为他的“黄金时代”。在肯尼小的时候，娴泰一方面把他交给保姆、佣人和家庭教师，自己对儿子却撒手不管，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又独断专行地将肯尼与世隔绝，不准他上幼儿园，去学校，甚至不许他与别的孩子玩耍。自从1985年秋天，娴泰进了“联邦俱乐部”——肯·凯梅斯这样对儿子解释母亲的去向——肯尼终于能够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到拉斯维加斯的圣维亚小学念书。同学们很喜欢去肯尼家在吉隆尼摩路的那座大宅子里玩耍。孩子们至今还记得，肯尼的父亲看上去很老，跟别的孩子的祖父差不多。老肯一反平日的小气财迷，对儿子的朋友们宽容大度。他经常领他们去麦当劳或必胜客，有一次还带着几个孩子坐飞机到洛杉矶，住进豪华宾馆，在全美首富的巴维列山庄为孩子们买了几千美元的东西。 此时已经年逾古稀的肯·凯梅斯趁着娴泰不在跟前，将占自己财富近一半的大量现金偷偷转移到美国境外，存入巴哈马群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上的一些银行里。这些银行和瑞士银行一样，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 ***年年初，娴泰被提前释放出狱。年迈的肯几乎无法、也无力拒绝娴泰再次踏进凯梅斯家的大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果然，父子俩平静和谐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娴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14岁的肯尼从毕休浦·戈曼中学退学，由娴泰重新为他聘请家庭教师。第二件事是搬家，理由是，她无颜以刑满释放犯的身份与旧邻相处，需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底细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些改变当然都少不了频繁而剧烈的争吵，为了退学的事，肯尼甚至和母亲动了手。还有一次，据肯尼讲，娴泰和肯都喝了不少酒，娴泰用一只威士忌瓶子砸破了肯的头，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但肯尼说，更多的争吵是为了给肯特的钱。娴泰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肯特·沃尔克不断地问她要钱，娴泰于是不断地向肯施加压力。有一次肯特拿走了10万美元，不到半年又要0万。肯问他：“上次给的那10万元呢？”肯特无言以对。多年后，肯特·沃尔克在他口述的《诈骗犯之子》一书中称，继父肯·凯梅斯对他很好，不但出资供他上了大学，而且帮他在拉斯维加斯建立了自己的吸尘器销售公司。 1990年7月，娴泰为凯梅斯家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房子向楚波保险公司投保一百万美元。填写保险申请书时，她自称名叫卡娅塔·凯梅斯，是娴泰和肯·凯梅斯的女儿。换句话说，她自称是自己的女儿。 与此同时，她雇了一位律师兼朋友埃尔蒙·荷迩格林。娴泰与埃尔蒙早在1978年就认识了，当时也是这栋檀香山的房子被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烧去了一角。埃尔蒙是保险公司主管赔偿的部门经理，由于他的努力，公司全额赔付了凯梅斯家的损失。现年59岁的埃尔蒙早已是今非昔比，因为离婚和几次投资失误而债台高筑。 1990年9月初的劳动节长周末期间，有人看见老肯开着租来的货车搬运家具。9月16日深夜，那座价值百万的豪宅被一把无名火烧成灰烬。娴泰马上向楚波保险公司索赔火灾损失，以及据娴泰称，火灾之前在一场抢劫案中丢失的家具等物。 几周后，埃尔蒙酒后失言，向朋友泄漏了娴泰以000美元雇他纵火的事。次年1月，美国的另一执法机构，烟酒枪支管理局，取得了埃尔蒙的口供，并要求他秘密录下娴泰关于纵火案的谈话作为证据。但埃尔蒙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开始对朋友们讲，他可能被联邦调查局列入证人保护计划。 1991年1月底，埃尔蒙告诉烟酒枪支管理局，娴泰和肯·凯梅斯邀请他一起去哥斯达黎加看几块地皮。临行前他曾给儿子打了电话，此后埃尔蒙便失踪了，再没有任何人看到或听到他，巨宅纵火案也从此断了线索。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娴泰和肯一直是埃尔蒙·荷迩格林失踪案的首要嫌疑人，但由于证据不足，警方无法采取行动。 楚波保险公司因为1978年那场疑问犹存的火灾，以及娴泰和肯的若干犯罪记录而拒付赔偿。娴泰在几次交涉无效后，气急败坏地从夏威夷直奔楚波总部所在的新泽西州华伦市，跑到办公室和总裁丁·奥赫的住处捣乱。一次，她以姗卓·恰勃的名字谎称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要求到奥赫家的豪华住宅里拍摄一集电视连续剧。另一次，她亲自登门给奥赫家送上一大束象征死亡的白色百合花，吓得奥赫夫人赶紧雇保镖日夜看护。不几日，保镖在半夜点左右看见有人在附近鬼鬼祟祟地转悠。第二天一早，奥赫夫人在她的车旁发现一只巨大的死乌鸦。不久，娴泰得知丁·奥赫外出开会，便一路跟踪到了旧金山，从凌晨4点开始不停地往丁住的旅馆房间里打电话。终于有一天，娴泰混进了楚波保险公司的总裁办公室，她对丁·奥赫编造了一个荒诞离奇的夏威夷黑社会的故事，说她如何被黑帮追逐，那伙人如何到她家里抢劫，如何烧掉了她的房子。又说这伙黑帮曾经杀害了她一位朋友17岁的儿子后碎尸数段，并取其中一段寄给孩子的父亲。还说她另一位朋友1岁的儿子如何神秘失踪死不见尸。奥赫夫妇的两个儿子当时正好是17岁和1岁。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娴泰走到丁·奥赫跟前，逼视着他的眼睛说：“谁要是敢和夏威夷黑帮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几天后，丁·奥赫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娴泰骚扰罪。娴泰被迫停止要求赔偿，以换取丁撤诉。 娴泰很快就知道了肯把现金转移到了海外，她也知道早在1961年肯就立下遗嘱，将毕生财富尽数留给琳达和安德鲁，这也是肯与夏绿蒂离婚协议中的一部分。在肯与娴泰相处的0多年里，他从未打算过更改遗嘱，但为了满足娴泰购置多处住宅的要求，以及支付接二连三的官司，肯不得不一座接一座地卖掉他的汽车旅馆。即使如此，肯此时的身价也仍在1000万美元以上。肯还在加利福尼亚许多不错的地段拥有一些地皮，其中最值钱的要数位于桑塔芭芭拉的“桑塔马利亚产业”。1959年，肯与他的生意搭档乔恩·缪勒合伙买下了这片原名“韦特庄园”的地皮。10年后，肯从乔恩手中买断“韦特庄园”，并更名为“桑塔马利亚产业”。这块地处桑塔芭芭拉富豪区的黄金地段可规划建造170余座私人豪宅，在未开发时也价值00万美元以上，为不少发展商看好，也成了娴泰试图掠取的目标。 离开拉斯维加斯后，娴泰和肯父子搬到了桑塔芭芭拉。娴泰对人说，她此次搬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肯尼进入她曾经就读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二是要处理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事宜。 肯尼进大学时父母为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四轮驱动吉普。不像其他有具体目标，或为将来生计打算的学生一进大学便选定专业那样，富家子弟肯尼·凯梅斯只是随心所欲地挑了几门课，包括他所喜欢的电脑。不过与他同住在学生宿舍的其他年轻人觉得他学习认真，人也还算老实，没有太多的纨绔习性。 1994年月8日中午时分，娴泰让肯和大儿子肯特·沃尔克等在车里，自己走进一家威尔士马车银行。待她办完事出来，77岁的肯·凯梅斯已停止了呼吸。娴泰母子马上叫来救护车把肯送进医院，但医生宣布肯已经死亡。事后娴泰曾扬言要状告救护车公司未及时赶到而耽误了抢救。 肯·凯梅斯的一生令人叹息。有人说，如果当初他对结发妻子夏绿蒂不是那么苛刻，也许他的后半生会过得好些。肯曾经是二战老兵，更是靠自己奋斗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但自从和娴泰厮混在一起之后，不仅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还有在那场耗时两年的离婚官司中锱铢必较地从夏绿蒂手里夺过来的家产，被娴泰挥霍掉了许多，而且还背上了犯罪的黑锅。虽不说身败名裂，也毁了前半生的英名。肯·凯梅斯去世以后，娴泰的阴影仍然驱之不散，继续笼罩着他。 老肯的过世意味着遗嘱生效，对娴泰和肯尼母子俩而言，则意味着与凯梅斯家族的财产绝缘。于是，娴泰便利用肯的死亡证书大做文章。她谎称肯曾上过4年大学，把肯的父亲的名字查尔斯写成卡瑟，把肯的母亲的名字neoma拼成naomi。在死者的生前地址一栏，她填写上拉斯维加斯的一只邮政信箱。更离奇的是，她把洛杉矶一位与肯·凯梅斯同名同姓、但仍然健在的大活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相当于中国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填写到肯的死亡证书上。 这一招瞒天过海果然有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肯的家人、亲朋好友、甚至律师都不知道肯已经不在人世。如果有人打电话或见面时问起，娴泰早就编好了一大堆理由，“他住在巴哈马群岛”，“他去日本跑工程了”，实在搪塞不过就来一句“他病得很重，医生不让打扰”。娴泰亟需这段时间在肯的财产上做手脚。她甚至感到人手不够，于是再次让肯尼退学。她也很需要肯尼的电脑技能。 娴泰把自己用差不多毕生的时间学来的诈骗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她教他如何伪造房地产文件，如何应付和欺骗保险公司，如何用不属于自己的产业骗取银行贷款，再把债务转移到第三者头上，如何模仿冒充他人，等等，等等。娴泰还物色了一位拉斯维加斯的朋友娜萘蒂·维柯斯基，出钱让她考取了公证人的执照，并帮她开设了公证业务，每月还付给她50美元。从此，娜萘蒂成了娴泰的私人公证员，为娴泰伪造的许多文件盖了公证图章。 娴泰和肯尼首先在老肯的业务档案中寻找有关银行账户的资料，一旦有了账号，他们就可以在提款单上伪造肯的签名提取现金，或通过电子转账把大笔的款项转移到别的户头。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些资金直接转到自己的名下，否则一旦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琳达和安德鲁得知父亲已经过世，清查遗产时很容易发现这些纰漏。为了洗钱，娴泰和肯尼专程到南美几个国家，用假名秘密设立了若干银行账户。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了将近两年，1996年年初，位于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市的海湾联合银行觉察到了肯·凯梅斯在该行的三个账户的这种异常资金往来。其母公司、位于科曼岛的第一科曼银行，遂派主管审计的副总裁、阿拉伯裔的海外银行法专家赛德·彼拉尔·阿穆德前往调查。为了笼络收买赛德，娴泰母子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加勒比互联网业务”的公司，让赛德以“最惠贸易合作者”的身份加盟。 1996年9月4日，赛德再次飞赴拿骚与娴泰二人会晤。他下榻的芮迪森宾馆离娴泰和肯尼的住处不到00码，约合180多米。事前他曾告诉过海湾联合银行的两位同事，当晚要与娴泰母子在附近的安佐西雅牛排海鲜馆共进晚餐。根据芮迪森宾馆电子钥匙卡使用记录提供的情况，赛德的507号房间在9月4日傍晚6点分开过一次门，第二天早晨7点4分又开过一次门。上午8点47分，保洁工进屋打扫时发现有些异常。宾馆保安在10点4分打开房门查看，赛德的行李一件不剩，整个房间就跟没人住过似的，而电脑记录显示赛德根本就没有退房。 赛德·彼拉尔·阿穆德就这样连同行李一块儿失踪了。有人在9月4日晚看见赛德到过娴泰的住处，安佐西雅的员工们也证实他们在一起吃过晚饭。芮迪森宾馆前台的一位接待员后来从警方出示的照片上认出了肯尼，说此人曾冒名赛德，谎称钥匙丢了，向这位接待员要备用钥匙。接待员当时拒绝了肯尼的要求，因为他认识赛德。根据若干证人提供的情况，巴哈马警方立刻将二位凯梅斯列为本失踪案的首要嫌疑人全岛通缉，但此时娴泰、肯尼也已踪影全无，并从此再未踏上过巴哈马的土壤。 其实他们并没有走远，只是回到了美国本土，落脚在离巴哈马最近的、仅50海里之遥的佛罗里达州。 1997年年初，娴泰拿走了女佣唐娜·劳逊的各种证件，然后在珞地达尔堡用唐娜·劳逊的名字和虚构的地址办了一张身份证。她还给了自己一个新的生日，194年7月11日。只有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娴泰本人。（未完待续） 第47章 5月的一天，便衣侦探荷塞·阿尔方索在一家商店看见娴泰偷偷地把几只莱芙蓉唇膏塞进手提包里。当荷塞亮出警徽时，娴泰尖声大叫，说荷塞非礼她。肯尼闻声赶到抓过提包与荷塞扭打成一团，娴泰趁机夺门而逃，肯尼也随后脱身逃跑。荷塞紧追不舍，在路人的指点下，终将携带提包的肯尼擒获。 肯尼被指控结伙抢劫、妨碍公务、拒捕、殴打执法人员及协助其他罪犯逃跑等多项罪名。他先是以沉默相对抗，后用一张伪造的身份证骗过警方。不久，一位律师赶到警署，用1万美元保释金赎出了肯尼。 当警方根据手提包里的身份证件通缉“唐娜·劳逊”时，发现这同一个女人还与一起盗车案有关。同年月日，“唐娜·劳逊”在黛坦纳一家租车公司签了两天的租车合同，把车开走后就连人带车再也找不着了，因为身份证上的地址、年龄和社会安全号全是假的。 6月1日下午，一名自称唐娜·劳逊的妇女来到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的护照办公室，说是要办护照去巴哈马群岛。工作人员先是觉得这个要求挺奇怪，因为美国公民去巴哈马是不需要护照的，就和在美国国内旅行一样，继而发现她的名字在通缉犯之列。等工作人员把通缉令打印出来，却怎么看怎么不像。眼前这位“劳动大姐”和荷塞·阿尔方索所描述的那个“模仿伊丽莎白·泰勒”的女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经仔细盘查方知，来者是娴泰的女佣，真正的唐娜·劳逊。娴泰这次是要派她去拿骚“打扫凯梅斯家在那里的房子”。 警方直到现在才把涉嫌赛德·阿穆德失踪案的娴泰，与抢劫及盗车案里的“唐娜”联系起来，并为错失良机而扼腕不已。等他们根据唐娜·劳逊提供的地址火速赶到娴泰二人租住的公寓时，只见敞开的旅行箱中散乱着衣裤杂物，桌子上摊放着各种空白表格，厨房的盘子里是吃剩了一半的午餐，水槽里堆满了用过的锅碗瓢盆，还有几顶假发扔在地上。房东太太告诉警方，在他们到达前10分钟左右，娴泰和肯尼已经从后门溜走了。 荷塞·阿尔方索后来说：“我当初就直觉地感到这不仅仅是偷盗，肯定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情况。那几只莱芙蓉唇膏总共才值19美元，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而保持沉默拒绝回答问题的。” 过了大约半年后，娴泰和肯尼又回到佛罗里达。1997年1月的一天，两人走进位于西棕榈海滩的敖克温金融公司，冒名达威·卡兹丁，用凯梅斯家在拉斯维加斯的房产作抵押，获取贷款8万美元。 多年前，老肯·凯梅斯因为他的富有而无端招来许多是非，于是决定转移和隐瞒一些财产。他请求把这处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暂时”放到达威名下。肯曾经照顾过达威的生意，达威碍于这笔人情债同意了肯的要求。肯在世时从未因这所房子给达威带来过任何麻烦。过了一段时间，达威要求把他的名字从房契上去掉，肯答应说他会办的。达威一向信任老肯，所以也没再多问，久而久之，他差不多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1998年1月日，他收到敖克温金融公司寄来的第一年1个月的分期付款账单，才知道他的名字还在房契上。8万美元贷款，9.7%的利息，0年分期付款，每月要支付近000美元。达威一头雾水，打电话到银行查询，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娴泰经手办的，而且娴泰已经提走了十几万现金，贷款的另一半转到娜萘蒂·维柯斯基名下的账户。娴泰把现金存入位于加勒比海安提瓜岛的安提瓜银行，后来这笔钱都用来支付了纽约的律师费。 在一次晚餐上，达威·卡兹丁向一位做保险的朋友谈起这件事。这位朋友也和娴泰打过交道，他对达威直言忠告道：“达威，你最好不要追查这件事，否则她可能会杀了你。” 达威不相信，他觉得这太危言耸听了。他还是给娴泰打了电话，告诉她如果不把他的名字从房契和贷款文件上去掉，他就要报警。达威和娴泰在电话上吵了将近一个小时。事后达威对他的律师斐尔·伊顿说：“这个女人简直是神经病。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在达威·卡兹丁收到贷款账单之前的1月中旬，娴泰用他的名字向“消防队员基金会”保险公司为这栋房子投保了最高额度的火灾险。接到达威的电话后，娴泰遂将房契和保险单上的名字改为弗兰克·麦卡林。此人本是拉斯维加斯的流浪汉，娴泰在慈善机构“救世军”做义工时，把他和其他无家可归者从收容所领到家中做仆人。1月下旬，失业的建筑工程师思坦利·帕得逊应聘为娴泰搬家，娴泰让他先把所有的家什拉到附近一个租来的家用贮藏仓库里，然后再分四次运往洛杉矶。 1月1日，吉隆尼摩路那栋有14间卧室的大宅，和七年前夏威夷的房子一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消防队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嗅出每一间屋子都被泼洒过汽油。保险公司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房子刚刚易主为弗兰克·麦卡林，但贷款合同上的名字仍是达威·卡兹丁。当保险公司要求与达威面谈时，娴泰和肯尼让弗兰克冒充达威赴约。后来，保险公司以纵火为由拒付赔偿。娴泰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她也不是十分在乎，因为这栋房子即使不烧掉，迟早也会归到琳达和安德鲁名下。 月的一天，娴泰带着她的私人公证员娜萘蒂·维柯斯基来到洛杉矶附近的圣佛南多谷，达威·卡兹丁就住在这里的格林纳达山庄。她们在街口停下车，娴泰自己躲在车里，让娜萘蒂过去摁达威家的门铃。等达威应声开门，娜萘蒂警告他说：“你必须得缴付那笔贷款。别痴心妄想以为你会赖掉这笔账。” 几天后，当思坦利·帕得逊再次从拉斯维加斯给他们往洛杉矶运家具时，肯尼吩咐他带来了两支点二二简宁式手枪。 1998年月中旬，娴泰打电话向犹他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车行订购了一辆林肯高级轿车。已过世的肯·凯梅斯是派克威的老主顾，他曾经从那里买过两辆车。车行老板詹姆·布来科仑也见过娴泰，那是在199年，詹姆到拉斯维加斯的吉隆尼摩路给肯送第二辆车——银色林肯。这次娴泰要了一辆97年的墨绿色林肯，这是一辆所谓的“回收车”。顾客买回新车后发现有一点小毛病，厂家福特汽车公司把车收回去调好再重新出售，价钱比同类型的新车便宜，而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派克威车行要价万美元，娴泰杀到.8万，再把那辆9年的银色林肯折旧换新，差价是1497.50美元。娴泰要车行把车送到贝列尔，那是洛杉矶的一处高级住宅区。月初，娴泰和肯尼分别用姗娣和墨尼·盖林的化名刚在那里租下了半幢房子，房子的另一半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意大利摄影师丹妮娜·斯卡拉蒙莎。 詹姆·布来科仑不知道肯已过世四年，他觉得有必要亲自和肯谈谈这笔交易。娴泰说：“他在洗澡，没法听电话。”詹姆还是觉得不踏实，过了约摸半小时，他又打电话找肯，娴泰说：“你晚了一步，他刚去机场，要到日本盖一座新宾馆。”詹姆向娴泰要她的地址，娴泰推说这个地方不好找，等车到了洛杉矶再联系，到时候她会详细地告诉司机怎么走。 月7日，派克威的司机到了洛杉矶后，娴泰让他把车开到巴维列山庄的维尔希饭店与她碰头，她在那里订下了一桌500美元的酒席。席间娴泰交给司机一张威尔士马车银行的1497.50美元的支票，还有100美元的现金作为司机的小费。 没几天，詹姆·布来科仑打来电话告诉娴泰支票跳票，娴泰轻松地说：“甭着急，我这就给你寄一张好的来。那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喝得太多，写错支票了。哎，对了，你有没有黑色的卡迪莱克，我儿子想要一辆……” 如此来回好几次，到后来娴泰竟然翻脸耍赖，说林肯车漏油等等，派克威车行只好告到法院。所幸的是，他们知道娴泰的真名实姓。 丹妮娜·斯卡拉蒙莎觉得她的两位新邻居怪怪的。比如他们那辆崭新的林肯从来不进自家车库，总是泊在邻居的车道上。再比如那个叫“姗娣”的女人说过，他们的男管家弗兰克·麦卡林是个聋哑人，但后来丹妮娜明明看见他和“墨尼·盖林”说话。有一天，丹妮娜趁四周无人，在一个角落堵住了弗兰克，问他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弗兰克警告她说娴泰和肯尼都是“坏人”，他们在丹妮娜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还说：“别再和我说话，他们知道了饶不了我。” 月8日，乘两位凯梅斯开车回拉斯维加斯之机，丹妮娜和她的一位“骑摩托的剽悍女友”姬尔·加伦潜入娴泰的卧室，在空调通风口后面安装了一只微型摄像机。 第二天，娴泰和肯尼从拉斯维加斯带回来一个叫肖·利托的汉子，他也是娴泰从流浪汉收容所里找到的。当天晚上，三个人就在娴泰的卧室里拷打弗兰克，逼问他都向丹妮娜说了些什么。丹妮娜后来在录像带上看见，肯尼用双手掐住弗兰克的脖子，娴泰对他拳打脚踢，还指示肖·利托抽他的耳光。肯尼挥舞着手枪威胁说，要一枪崩掉弗兰克的脑袋。娴泰则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刀，说如果弗兰克再和外人讲话就割掉他的舌头，等等。 月1日，星期五。早起肯尼对肖·利托说，今天要带他去达威·卡兹丁家“串串门”，因为“他把妈妈惹火了”。他俩各自带了一套干净的衣裤，肯尼又在林肯车的后厢里放了一箱大号的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电缆胶布和两双黑色耐克牌手套。 到了达威家门口，肯尼让肖等在车里，他自己先进去。肖听见几声枪响，不一会儿肯尼跑出来，叫肖把车后厢里的东西都拿进去。 肖·利托走进屋里，看见达威的尸体蜷缩在地板上，血从后颈项的伤口往外涌。肯尼戴上一双手套，又扔给肖一双，告诉他仔细擦干净所有可能有指纹的地方，收掉一切可能为警方留下线索的东西，然后两个人一起把尸体装进一只垃圾袋里，又在外面套上三只，再用电缆胶布裹牢。最后他俩擦掉地上的血迹，换上干净衣服。 肯尼到底还是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他们把尸体装进达威的美洲豹轿车的后厢时，肯尼试图用脚把后厢盖踹严实。他当时穿了一双黑橘色相间的道格马丁鞋。四个月后的独立节周末，当他们在纽约被捕时，肯尼穿的也是同一双鞋。后来，这双鞋和美洲豹后厢盖上的脚印成了本案的关键证据。 离开达威家，肖·利托驾驶着美洲豹，和肯尼的林肯一前一后，沿着405号高速公路向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方向开去。他们从赛普维达大道的出口下来后，先在附近兜了几个圈子，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扔掉一袋衣服杂物，再在机场后面的一条小胡同里把达威的尸体扔进了垃圾箱。第二天上午10点5分，一位捡易拉罐的流浪汉发现了这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 月日，娴泰两人从电话上窃听到，丹妮娜向警方报告，说他们举止怪异行踪可疑，要把他们赶走。娴泰和肯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上路，计划先回一趟拉斯维加斯，再取道路易斯安那州到佛罗里达。一行人尚未离开洛杉矶，弗兰克·麦卡林寻机逃跑，并向警方报告了1月1日吉隆尼摩路的纵火案，后来又协助警方抓到了肖·利托。 “姗娣”和“墨尼·盖林”离开后，丹妮娜·斯卡拉蒙莎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了达威·卡兹丁的驾驶执照、护照等私人证件和文件，还有笔记本和几大张练习签名的纸等等。数月后，娴泰和肯尼的照片随新闻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丹妮娜认出了他们，遂将所有这些“物证”连同那卷录像带一起交给了警方。 娴泰们到了拉斯维加斯后，又从思坦利·帕得逊那里买了几支枪。途经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时，他们又用在犹他州骗车的方法弄到了一辆大型露营车，但很快便被车行追回。4月上旬，二人抵达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附近的威灵顿，在一处叫做“马球俱乐部”的富豪区租住了一套公寓。在此地逗留的两个月里，娴泰和肯尼偷走了几位邻居的身份证件，并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娴泰深知，她和肯尼都无权继承凯梅斯家的产业，但转移房地产却不像转移银行资金那么容易，第一步要做的，是把肯·凯梅斯的名字从契约上去掉。 在老肯尚未离开人世之前，娴泰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有关房地产的法律，其间得到过许多知情或不知情者的帮助和指点。娴泰很快学会了如何起草各种用于房地产转让、抵押和出售的法律文件，她通过熟人从产权鉴定公司弄来空白表格，同时在美国境外的巴哈马、百慕大、瑞士和古巴等地的银行，用假名或第三者的名字开设用于财产转移的投资账户。 娴泰想要弄到手的，仍然是那块让她魂牵梦系的“桑塔马利亚产业”。1994年4月18日，肯去世后三周，娴泰到桑塔芭芭拉市政厅注册存档了一份由肯·凯梅斯签署的转让契约，将桑塔马利亚产业“为了爱与感激”而转让给娴泰。肯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日期是199年1月日，即他去世前个月。不巧的是，契约上的不动产税务编号被写成了117-0-40，而桑塔马利亚产业的编号是117-0-60。 1994年5月4日，大概是娴泰发现了这个错误，她又重新注册存档了一份完全相同的契约，只不过桑塔马利亚产业的税务编号已改正为117-0-60。 当然，把这块地皮放在娴泰的名下是不明智的，一旦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得知老头子已归西，很容易查出其中有诈。为了把水搅混，娴泰在不同的地方注册成立了若干空壳公司，又起草了许多复杂的房地产文件，将桑塔马利亚产业在这些公司之间转来转去。尽管这些公司都是由娴泰一手操纵的，她却非常谨慎地不让任何人看出自己与这些公司的联系。在市政厅登记存档时，这些公司的总裁或董事长使用的都是第三者的名字，而且通常未经本人同意。 后来在娴泰被捕之后，警方、律师和媒体都非常惊讶，一个从没进过法学院，也没有房地产经营执照的人，是如何把这场骗局维持了这么多年的。一位法庭指定的心理学家在为娴泰诊断后得出结论：“此人绝顶聪明，但心理功能紊乱。” 就在她注册第二张伪造契约的同一天，娴泰自己签署了一份贷款合同书，以桑塔马利亚产业作抵押，从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贷款480万美元。实际上这里面不但没有贷款，当时连阿迦·罕这家公司也没有。一周之后，1994年5月11日，娴泰才用查尔斯·嘉勒格的名字注册了这个空壳公司。查尔斯是老肯和娴泰认识多年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娴泰这次用他的名字倒是征得他同意的。娴泰告诉他此举是为了防止肯的亲属“盗窃”她的财产。查尔斯被任命为该公司的总裁、董事长及财务总监。等到后来查尔斯要求将他“除名”时，娴泰又用过好几个名字，包括璐丝·坦尼，她的中学好友，詹姆斯·索罗非，她在巴哈马的按摩师，以及达威·卡兹丁，但娴泰故意给了达威一个巴哈马的地址，还把他姓中的i换成e，所以读出来就成了达威·卡兹登。另外还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凯文·普雷科特。 不久，娴泰为“偿还贷款”而将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了阿迦·罕公司。用大白话说，就是还不起钱而让债主把地皮收走顶债。值得注意的是，娴泰这次签署的不是正常的“抵押契约”，而是“弃权契约”。两者的差异在于，正常的房地产交易，如转让、抵押和出售，都要由买方或接受方请产权鉴定公司出面，调查卖方或出让、抵押方是否真的百分之百地拥有该产业的产权。如果是，则产权鉴定公司会出具一张“产权保证书”，以担保今后买方或接受方不会遇到产权方面的麻烦。有了这纸产权保证书就可以做正常的转让、抵押和出售契约。不过如果买卖双方相互知根知底，则可以做弃权契约，因为弃权契约不需要产权保证书，所以手续简便快捷，省却了诸多的麻烦和费用。但这也容易被某些人钻空子。比如有的房地产本来就有产权纠纷，或是共同产权，或是像娴泰这样用伪造的文件“偷”来的，在出手的时候不希望买方或接受方调查产权，就会使用弃权契约。一般的买主在房地产市场上是不敢接受弃权契约的，因为没有产权保证书，就如同买一件也许是盗来之物，一旦真正的主人找上门来，买方可能血本无归。在娴泰的这笔交易中，所谓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实际就是她自己，而且她当然不愿意产权鉴定公司调查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所以顺理成章地用了弃权契约。 办完这笔交易后两天，娴泰又做了第二份贷款合同书。这次是由那位虚构的人物凯文·普雷科特代表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签字，将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西伟·那拉森翰，以获取40万美元的贷款。西伟·那拉森翰即娴泰早年曾对人说起的肯特的教父、印度籍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娴泰被捕之后，桑塔芭芭拉法院受理了由琳达·凯梅斯提出的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诉讼。法院曾专为此案去信西伟·那拉森翰。在回信中，西伟·那拉森翰作了如下的说明和答复：他与肯·凯梅斯第一次见面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肯·凯梅斯正在向联合国兜售印有各会员国国旗的招贴画。后来肯曾介绍娴泰与他认识，他们又见过两次面。有一次，一家保险公司打电话给他说，凯梅斯夫妇在一桩可疑的古董被盗案中使用了他的名字，从此西伟便断绝了与凯梅斯们的来往。西伟·那拉森翰在信中称他从未做过肯特的教父，也从不知道桑塔马利亚产业，或40万美元的贷款，或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 娴泰的下一步自然就是由阿迦·罕公司把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西伟·那拉森翰以偿付贷款。然后，在1997年1月15日，娴泰做的第三份贷款合同书上，西伟·那拉森翰又用桑塔马利亚产业向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抵押贷款50万美元。1998年月4日的第三张弃权契约再把该产业从西伟·那拉森翰的手里转到娴泰在安提瓜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 其实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在1996年就已经知道他们父亲去世的消息，但直到1998年娴泰和肯尼被捕之前，这两位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都没有搞清楚桑塔马利亚产业的这笔糊涂账。 同时，娴泰也明白自己来日无多，她一直都在想办法把这块地皮出手，只有换成现金存入她的海外账户才是最安全的，但苦于找不到愿意接受弃权契约、又不坚持要求产权鉴定的买主。而且地产不是房产，娴泰不可能故伎重演，向保险公司投保之后再付之一炬。万般无奈，娴泰和肯尼只得使出最后一招，用桑塔马利亚产业和另一处容易出手的产业“交换”。他们瞄上了纽约曼哈顿的苏尔曼大厦，因为其业主是一位年迈体弱的独居老太太伊琳·苏尔曼。娴泰冒名“艾娃”从马球俱乐部的公寓打电话订下了苏尔曼大厦的房间。6月初，娴泰和肯尼驾驶着那辆墨绿色的林肯，带着他们刚从佛罗里达的收容所里找来的另一名流浪汉、只会讲西班牙语的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沿着95号州际高速公路北上纽约。（未完待续） 第48章 行至新泽西州一片荒郊沼泽地，肯尼让赫舍停车，他兴奋地和娴泰叽里呱啦地讲了一阵，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对赫舍说：“在这儿扔尸体倒挺不错的。” 到了纽约，他们先住进离苏尔曼大厦不远的圣雷金斯酒店。附近的居民和店主们还记得，总看见肯尼一天到晚在周围的街区转悠，还看见他和娴泰经常出入于高级餐馆。 6月14日，肯尼用墨尼·盖林的名字搬入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伊琳·苏尔曼的感觉没错，他一直在监视跟踪老太太，还在笔记中详细记下伊琳每天的生活规律，何时起床，何时午睡，何时到何地散步，和什么人通过电话，特别是，和谁提到过他，等等。 6月0日，肯尼化名安东尼·温，打电话给会计师兼公证员唐·奥其，说他需要公证一份文件，想出高价请唐跟他走一趟。还说是一位旅馆经理向他推荐的唐，约唐先到那家旅馆的前厅碰头。肯尼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先观察一下，看唐·奥其是不是一个人赴约。肯尼从旅馆把唐带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唐看见一位红棕色头发的老妇人坐在床上，她穿戴着睡衣睡帽，鼻梁上架一副红框眼镜。肯尼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本楼的业主苏尔曼夫人。唐觉得她看上去比文件上写的8岁要年轻得多。 要公证的文件是一份房产转让契约。业主伊琳·苏尔曼将这栋至少值400万美元的公寓楼作价9万转让给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这是娴泰“交换”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娴泰接下来应该再起草一份弃权契约，由大西洋集团公司将桑塔马利亚产业转让给伊琳·苏尔曼。9万美元实际上是两者的差价。 转让契约上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唐·奥其要娴泰装扮的“伊琳”重新签字，他解释说他必须亲眼目睹签字方可盖章。娴泰犹豫了，说她还得再考虑一下。唐·奥其后来告诉警方：“她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她说她的驾驶执照和护照都丢了。”唐无法确认乔装打扮的“伊琳”是否就是娴泰，但他肯定肯尼就是那位“温先生”。 第二天，娴泰冒名伊琳·苏尔曼打电话给另一位公证员诺莉·斯韦尼，请她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做公证。诺莉一进门就被那些精美的家具摆设和豪华的气派所吸引，她后来承认，她并没有注意到“伊琳”是否真的签了字。但是她记得那位拥着绒毯坐在床上的老太太的眼睛是黑色的，和娴泰一样。而真正的伊琳·苏尔曼却有一双棕栗色的眼睛。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娴泰一边打电话让思坦利·帕得逊来纽约，一边给肯尼开了一张购物单，其中列有注射器、医用手套、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绳子、一条浴室用塑料布帘等等。 和许多犯罪分子偏爱节假日一样，娴泰和肯尼把作案时间也挑在独立节后的星期天。只是万没想到，他们也在这一天阴差阳错地永远失去了自由。 1998年7月5日，娴泰和肯尼在纽约被捕时，警方只向他们出示了犹他州的通缉令。不过两位凯梅斯的律师们却不以为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这次规模不算小的联合行动，仅是为了一张1万多美元的支票。娴泰估计自己大概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但肯尼唯一的前科，就是一年前在佛罗里达的那宗结伙抢劫案。于是在被收监的第一个晚上，娴泰用她在狱中能找到的唯一的纸——卫生卷纸——给肯尼写了一张字条。她将条子随身带着，伺机交给儿子。 自从7月7日凌晨那通电话把两起各牵涉到一条人命的案子合二为一后，警方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试图从娴泰和肯尼的嘴里掏出伊琳·苏尔曼的下落。初次交锋使老辣的侦探们明白了这对母子有多难对付，无论他们如何软硬兼施都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娴泰对几乎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或“我现在无法提供答案”。警方估计伊琳也许还活着，只是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想方设法企图打动娴泰、肯尼的恻隐之心，帮助救出老太太，没想到这两个铁石心肠的家伙根本就无动于衷。 那天办案人员唯一的收获，就是截获了娴泰准备交给肯尼的那张手纸条。其实这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收获，因为条子上那些密码式的缩写和暗语使警方根本不知其所云。办案人员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那段短信息“破译”出来。比如is(意即“是”)这个最简单常用的英语单词之一，在娴泰和肯尼之间代表伊琳·苏尔曼(irenesilverman)两个词头字母的组合，即缩写。娴泰以为肯尼很快就会出狱，她在字条上关照儿子说，切不可泄漏有关苏尔曼大厦的天机；林肯车里的棕色提箱里有万美元的现金，把东西取走后再向警方报警说车被偷了；要提防被人跟踪；重要的文件要收藏好或交律师保管等等。和手纸条夹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palaza480”。 娴泰没有想到的是，林肯车已经到了警方手中。当天下午，法院的搜查令一经签发，犯罪现场处的警官埃德·瓦拉斯就开始彻底搜查林肯。他前后花了整整小时，其工作之细致，连车里的一只死蛾子都列上了报告的清单。堆放在车后座的重要物品有：一只装电子枪的空匣子，一张4月下旬在佛罗里达购买电子枪的发票，一瓶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一支未启封的注射器，一盒乳胶手套，15本笔记本，一台电脑，一副塑料手铐，一瓶防身喷雾剂，一台小型录音机及若干磁带，一套精密监听装置，若干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车辆牌照，一瓶烈酒，一只棕色提箱，内有万多美元现金，一支9毫米格拉克手枪，几副练习射击用的耳塞，一匣子弹，若干首饰，几张空白的社会安全卡、委托授权书表格和房地产过户表格，一张有伊琳·苏尔曼签字的苏尔曼大厦月租收据，以及和收据夹在一起的几大张练习伊琳签字的纸，一份有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名的委托授权书，两张向纽约市财政局缴纳苏尔曼大厦过户手续费和预付财产税的支票，支票日期为1998年7月日，金额分别为1500美元和5600美元，一张在拉斯维加斯雇佣裸体女佣的合同，此外还有十几顶假发套，其中一顶红棕色的，与伊琳的头发颜色和发型相仿，还有与伊琳物品相似的红框眼镜和睡袍睡帽。 车的后厢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条两米多长的黑色行李袋。埃德·瓦拉斯一米八的个头，他可以毫不费劲地把自己装进去。值得注意的是，本来放在后厢的备用轮胎和车用千斤顶被挪到了车厢里的司机座和后座之间。看过描写黑手党的著名影片《哥德斐纳》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有人打算往后厢里塞尸体。 埃德·瓦拉斯还细心地刷下林肯车轮胎上的泥土，以便通过泥土鉴定分析来确定两位凯梅斯曾去过何处。后来，警方搜寻了所有可能的泥土来源地，试图找到伊琳·苏尔曼或她的尸骨，但一无所获。 7月8日，纽约警署成立了以黑人警长、首席侦探约瑟夫·雷兹尼克为首的50余人的专案组。地区检察官指定了以康妮·佛南达为首席公诉人的7人小组。被告方的阵容也十分可观，在最多的时候，娴泰和肯尼共聘请了5位律师和名私人侦探。 当警方把娴泰和肯尼·凯梅斯的名字输入全国联网的犯罪资料数据库后，美国国内有4个州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不算这次的苏尔曼夫人失踪案，其犯罪活动牵扯到00余人，其中至少有两人失踪、一人死亡。在以后的一年多里，纽约警署为此案派出了上百人次，走访了分布在40多个州和近10个国家的上千位相关人士，他们中最远的到了欧洲。侦破调查工作量之巨大实为罕见。 娴泰很知道如何与律师们打交道。他们的律师聘了又炒，炒了又聘，最短的一位只为他们工作了48小时。据娴泰的大儿子肯特·沃尔克回忆，当年在内华达州时，娴泰“几乎找遍了拉斯维加斯所有的律师。不少律师因为她满嘴谎言而不与她合作。她总能编造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师费，还逼迫一些人为她干不正当的事。没有几个律师到最后是与她好说好散的。然后她又打开电话黄页，按字母顺序打电话给下一位律师”。难怪娴泰在纽约的律师霍赛·慕尼茨对新近加入被告辩护组的马休·威士曼说：“你要当心，别忘了我们是在跟魔鬼周旋。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而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 娴泰毕竟是初闯纽约，对这里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她只好请同监的女犯替她推荐律师。霍赛·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请的两位律师之一。娴泰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警方没有理由把我们扣在这里。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过是一起民事纠纷。那辆林肯车漏油，车行要是不给解决我们当然不能付钱。”另一位律师两天后被娴泰“炒”掉，霍赛于是替她另请了民事辩护律师马休·威士曼。 几天后，马休与娴泰、肯尼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大楼一间律师-委托人会晤室里见面时，二位凯梅斯要马休替他们买一只小型窃听器。肯尼曾经在一本间谍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装置，其有效窃听距离为半径一英里以内。肯尼凭着记忆画了一张窃听器的草图。娴泰向马休·威士曼解释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马休事先偷偷地把窃听器安装在这张桌子底下，等下次会晤时，他们假装“无意”发现了它，然后控告当局企图窃听他们的谈话，使整个案子因“执法不公”而流产(撤销)。马休·威士曼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非法要求。 后来在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请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纠纷时，娴泰又要马休·威士曼替她伪造一张肯·凯梅斯的委托授权书。“你只管把文件打印好，其余的由我负责。”娴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文件上伪造肯·凯梅斯的签字。这种要求简直太过分了，马休不仅当场退出会谈，而且拒绝继续为娴泰两人工作。一个月以后，经娴泰反复要求，再三保证不再干这些违法的勾当，马休才又重新回到辩护律师小组。 当案情的进展从民事变为刑事后，娴泰担心马休没有足够的经验处理刑事案件，于7月14日又请来了第三位律师迈尔·沙其。一年后，1999年7月日，随着麦可·哈迪和埃里克·索夫特的加盟，娴泰、肯尼的辩护小组扩展到了五人。 7月9日，警方录下了两位公证人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的证词。 7月10日一大早，约瑟夫·雷兹尼克把专案组全体成员和七位公诉人召集到会议室，从林肯车和苏尔曼大厦1b房间收集到的证据占去了这里的半间屋子。所有的物证都需要一一过目，最耗时的是娴泰写下的十几本笔记，办案人员往往要读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才能悟出内中的含义。笔记中提到的1000余人，警方后来都逐一查对过，或电话联系，或派专人访谈。其中有些人还不止一次。 笔记本上和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列在一起的，还有0多位年老独居的女富翁的姓名、电话、地址、房地产资料和银行资料简略，甚至社会安全号码等。娴泰在伊琳的条目下写着：“伊琳的背景？”“社会安全号？”“电子枪”等字样。最令办案人员惊异的是，笔记本上竟然记有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的直拨电话，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后来的国务卿柯林·鲍尔的家庭电话号码。 等法院签发了允许他们为电脑和手机解密的特别搜查令后，专案组从娴泰和肯尼的电脑里打印出了两英尺厚的资料，其中有两位凯梅斯贮存的若干姓名、电话、地址等，以及他们事先替自己编造好的各种版本的不在现场的说辞。电脑中还存有男性同性恋se情录像。 两位来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手机专家告诉警方，娴泰在7月5日上午11点到11点8分之间一共有过三次通话，地点都是在苏尔曼大厦附近，而不是像她当时在电话上对思坦利·帕得逊说的，在新泽西的花园州大道上。 洛杉矶方面，警方奉命搜查了娴泰租用的贮藏仓库，在那里又找到0多本笔记。纽约方面，寻找伊琳·苏尔曼的工作在更大规模地进行。警方搜查了纽约的三个机场及附近区域，全市所有的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三州交界处的家用贮藏仓库，花园州大道和帕里沙芷大道沿途，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塔畔大桥。联邦调查局协助用红外监测器扫描了新泽西州北部的几处沼泽地。警方还向各垃圾公司打听垃圾被运送到的终极地点，然后带着警犬分赴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康涅狄格、新泽西和纽约各州。 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苏尔曼夫人——无论活着或是死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除非警方能够获得足够有力的人证物证，否则很难以谋杀罪起诉娴泰母子。此时，进展相对顺利的洛杉矶警署已有些急不可待，声称他们有尸体，有目击者——肖·利托，有现场证据——美洲豹轿车上肯尼的脚印等等，要告倒两名罪犯，甚至判他们的死刑都是毫无问题的。但纽约方面仍不愿善罢甘休，以至洛杉矶警署几次三番要求引渡人犯的企图都未能实现。 可以说，案情突破的契机是娴泰自己提供的。 警方后来终于悟出，专案组在7月7日和手纸条一起截获的那张小纸片上所写的“palaza”，是被娴泰误拼的“plaza”，即普拉撒大酒店。但480这个号码却让办案人员颇费周折。 娴泰被捕后第一次与律师会面时，霍赛·慕尼茨就提醒过她，不得在被当局监控的狱中电话上讨论任何与案情有关的事。但一贯我行我素的娴泰却把这一警告置之脑后，她用狱中电话告诉她聘请的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要他替她取“7月5日存放在普拉撒大酒店的提包”。当他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时，尽管律师们一再追问，娴泰坚持说：“包里真的没有什么，就是些个人物品和两副鬼脸面具。” 事后霍赛说：“她很聪明。她知道如果提到‘手枪’二字，我们就不会替她取。” 娴泰后来居然又愚蠢至极地再次打电话，催问拉瑞打算何时取包。7月日，拉瑞·弗洛斯特从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只黑色提包后，回到办公室打开一一查看。除了娴泰所说的鬼脸外，里面还有一只旅行用化妆箱，一瓶伏特加，两本笔记，一台微型录音机，一副塑料手铐，若干法律文件，包括那张警方一直在寻找的苏尔曼大厦转让契约原件，上面有娴泰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字和诺莉·斯韦尼盖上的公证图章。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丝帕包着的，是那把杀害了达威·卡兹丁的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拉瑞赶紧拨通了霍赛·慕尼茨的手机，几位律师当时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尔利尼餐馆。拉瑞还没来得及说出转让契约和手枪的事，专案组的警探们已经堵在了他的门口。 “霍赛，我这里来了些警察，他们要拿走黑包。”拉瑞对着话筒说。 “他们有没有传票？”律师问。 “没有。” 这不成问题。警探们马上打电话给公诉小组。0分钟后，一位法庭工作人员把传票送到了伏尔利尼餐馆。 娴泰经常对肯尼讲：“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脑子，我们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这世上没几个人能玩得过我们。”这次她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跟斗栽大了。 黑提包里的两本笔记是娴泰所有笔记中的最后两本，日期为1998年5月至7月，最后一款记录的日期是7月日。里面记载了许多与伊琳·苏尔曼有关的事，但可惜仍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找到伊琳的线索。 从这两本笔记中办案人员终于知道了，出现在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第三个人叫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是5月中旬肖·利托逃跑后，娴泰和肯尼找来替代他的。肖·利托告诉洛杉矶警方，他害怕娴泰、肯尼会加害于自己，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特别是关于谋杀达威·卡兹丁一案。 根据笔记本中所记载的赫舍父亲家的电话号码，办案人员来到佛罗里达州贝尔格拉附近一个古巴移民集居的房车区。赫舍的父亲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不过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会与警方联系。 几个月后，老人果然把儿子带到了当地警署。赫舍说他是6月18日逃跑的，因为娴泰母子拿他当奴隶使唤，还不付他工钱。在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赫舍的岗位是在门口。他们要他从猫眼监视楼道的动静，详细记录何人何时出入苏尔曼大厦，哪位员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特别是苏尔曼夫人的行踪。在肯尼搬入1b房间后的第四天，赫舍趁娴泰、肯尼外出办事时离开了他们。 赫舍把警方带到肯尼认为“扔尸体倒挺不错”的那片沼泽地，但仍然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骨。 可以想象，由于人手相对比较少，被告方的五位律师和三名私人侦探比警方和公诉方更忙。特别令他们大伤脑筋的是，由于娴泰的满嘴谎言，他们的调查结果常常与预期的大相径庭，有的最后甚至成了公诉方的证据。更不用说娴泰经常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证人，不但浪费了他们的精力，更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这个律师-侦探八人小组一致认为，娴泰的脑子出了问题，她好像是生活在幻觉和想象之中。她不但编谎话，而且重复几遍之后，便对自己编的谎话深信不疑。律师们曾建议她向法庭承认患有大脑功能紊乱或心理障碍，以换取法官准许设定保释金，或按精神病患者从轻处理，但均被娴泰愤怒地断然拒绝，声称这是对她的侮辱，就像醉酒的人不承认自己喝醉了似的。比如在谈到伊琳·苏尔曼时，娴泰说：“我们没有杀她。我们和她认识，是朋友。但这个老太太有神经病。她的所谓公寓楼实际上是妓院，那些工作人员都是妓女，房客都是嫖客。她失踪的头天晚上在楼里开了一个有妓女和嫖客参加的疯狂派对。肯定是其中的某个人把她干掉的。”又说：“伊琳的一个朋友要我来接管这个妓院，因为他认为伊琳不称职。你知道，我干过这一行，0多岁在洛杉矶的时候，为生活所迫。”当问及那位“伊琳的朋友”时，娴泰说：“他是黑道上的人，只用公用电话给我下指示，从没露过面。”（未完待续） 第49章 三名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莱思·莱文和西西·马克奈尔的主要任务是，找到7月5日那天见过娴泰、肯尼的人，以提供在伊琳·苏尔曼失踪的时间段里，两位凯梅斯不在现场的证据。娴泰列了一张长长的名单，让侦探们去曼哈顿地区的旅馆、餐厅和酒吧逐一查对。侦探们认为，不能用警方通缉令或报纸上的照片请人辨认，否则可能会把人搞糊涂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于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有时候女侦探西西穿戴得如同娴泰，和打扮得近似肯尼的拉瑞一起行动。有时候西西假称她的姑姑7月5日星期天在这里吃过饭，后来发现丢了一件什么东西让她回来找，问有没有人在那天看见过如此这般打扮的一位60岁左右的妇人和一位0多岁的年轻人。 西西·马克奈尔为此案工作了两年多，每次与娴泰见面她都会得到一张新的名单。西西后来形容这段经历是：“娴泰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死胡同。为她寻找证人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关键是，那海里根本就没有针。” 比如娴泰说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有一位俄罗斯女招待在7月5日那天午饭时接待了他们。“她肯定记得我们，”娴泰一口咬定，“因为我们夸奖了她的发式使她很开心，后来又给了她超额的小费。”结果餐厅经理说他们在7月份根本没有俄罗斯小姐，他甚至还拿出了工资名单作证。当侦探们将这个消息告诉娴泰时，她不假思索地说：“警察捣了鬼。他们不让她和你们见面。” 再比如有一位咖啡店的墨西哥小姐叫露依莎，“我们每次去都是她接待。7月5日那天我们要了咖啡和苹果派。她肯定记得，她认识我们。”没错，是有露依莎这么一个人，她也记得娴泰和肯尼。“但星期天我们从来不开门，从来不！”咖啡店经理为露依莎作证道。 如此折腾了一年之久，竟找不到一个证人来为1998年7月5日那天娴泰和肯尼的行踪作证。莱思·莱文说，直到此时他才相信，娴泰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1999年1月，预审开庭前几天，突然有个自称是皇宫大酒店的调酒师找上门来，说他在头年7月5日下午看见过娴泰和肯尼。律师们当场为他录了像，但后来并没有提交法庭，因为此人的证词纰漏太多。他对18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所提供的一些非常详尽的细节，不免令人对其超常的记忆力产生怀疑。更令人生疑的是，就在这位证人露面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曾经找到律师们的办公室，交给他们一张娴泰亲笔写的条子，要他们付给来人00美元。律师们就此事追问娴泰时，她东拉西扯，颠三倒四，末了也没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娴泰的律师们甚至不愿意让公诉方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位“证人”如果出庭，肯定会在交叉取证时露出马脚，使被告方弄巧成拙。 娴泰和肯尼还写下一长串“熟人和朋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说他们也能在某些问题上为娴泰两人作证。但等到律师和侦探们照着号码拨过去时，好多人一听是关于娴泰的事，马上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娴泰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女人，她总是希望她周围的人都围着她团团转。她可以一天给律师打十几次电话，每次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以至引起监狱中其他犯人的不满，狱方只得禁止她使用电话数日，以示惩罚。她也从不分白天黑夜，节日周末，如果哪天晚上她失眠，那她的律师们就活该倒霉。后来律师们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重新和她约法三章。 娴泰也是一个主观武断自作聪明却毫无自知之明的人，她一贯的作派就是要别人都听她的，对她的辩护小组也不例外。她经常驳回律师们的种种建议，有几次连肯尼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但只要是娴泰认准的事，谁也休想改变她。 一般来讲，在一场官司中，委托人只需要对以下的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否承认“有罪”；二、是让陪审团裁决，还是免去陪审团，由法官一人断案；三、是否出庭作证，并且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其他策略性的问题和辩护技巧等等则应留给律师。 随着开庭日期越来越近，而被告方仍未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再三劝阻，一定要向新闻界讲她的“故事”。理由是，如果她不站出来说话，人们知道的就只是警方的一面之词。律师们已经听了太多娴泰的“故事”，知道她会说些什么，也知道最后将是什么结果。后来双方总算达成协议，如果娴泰一定要对公众“亮相”，每次采访都必须有她的律师或侦探在场，以防止娴泰过分地胡说八道，或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一些记者提出的带有圈套的问题，而被公诉方抓了辫子去。 比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娴泰为什么有几个不同的生日时，在场的侦探莱思·莱文马上替娴泰回答说：“有的人有不止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罪犯。”主持人又对二位凯梅斯说：“看来你们俩的麻烦不小呵。”肯尼回答道：“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主持人马上追问：“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的呢？”律师们立即指示娴泰和肯尼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主持人对肯尼说：“我看了你在大学里的成绩，别的科目都差不多是b和c，倒是戏剧表演得了一个a。”一位律师忙叫道：“打住，打住，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英国国际电视网络公司独家采访娴泰母子后付给他们7000美元。娴泰请节目制作人用这笔钱为她和肯尼买了几套衣服。她特别关照在订购衣服之后，让店方把她衣服上标明尺寸的“16号”标签统统换成“1号”。后来娴泰和肯尼就是穿着这些衣服上《60分钟》节目和出庭的。 娴泰特别腻味被捕后警方为她拍的照片，她希望在开庭之前重新照一张。狱方派人为她做了头发，还根据她“不要看上去像监狱”的要求，特地将摄影师请到1层的图书馆。摄影师带去了化妆品、梳子、眼镜、围巾、手套及一些小的道具装饰品。临走时，娴泰旧病复发，企图顺手偷走化妆品和围巾，被狱方发现后记大过一次。 1999年1月8日，本案预审在位于纽约唐人街中心圣特雷路100号的刑事法庭大楼开庭，讨论被告方提出的一项动议，关于不予在法庭辩论中引用娴泰和肯尼在刚被捕时说的某些“言不由衷”的话。可能是监狱的饭菜不合口味，娴泰看上去瘦了一大圈。七天的听证共有18位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最后，法官同意从记录中删除娴泰对警方说的几段话，例如，她曾经做过助理律师，她懂得她的权利；再如，假如允许她事先征求律师的意见，她也许可以向警方提供有关伊琳·苏尔曼的线索；以及肯尼对办案人员否认他有车等言论。这就是说，在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这些证人出庭时，他们不可以引用娴泰和肯尼说过的这些话，公诉方也不可以利用这些言论攻击被告。 000年1月7日，开始审查挑选陪审团成员。首先从近1000名候选人中用小组筛选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进行评议。被告方请来了资深犯罪心理学家亚瑟·威德博士作为顾问，他建议被告方尽可能挑选蓝领阶层，如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和门卫等，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娴泰则希望最好是清一色的黑人和南美族裔，“他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辩护律师中，麦可·哈迪和霍赛·慕尼茨就分别是黑人和南美人。 法官冉娜·乌维勒首先对诸位候选人解释了娴泰与肯尼被指控的罪名，讲述了伊琳·苏尔曼的失踪，然后指出，本案没有尸体、没有dna、没有血迹、没有目击者、没有现场证据，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间接证据或旁证上的案子。 “旁证并不比直接证据好，也不比直接证据差。没有尸体并不意味着没有谋杀。只要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即使没有尸体，你们也可以裁定谋杀罪……如果你坚持认为只有尸体才能证明谋杀，没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进入这个陪审团。” 乌维勒法官没有提到的是，在此之前，纽约州有过两起，全美国已有十几起没有尸体，但被告最后被判谋杀罪的案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西方国家司法界的传统观念，没有尸体则不能证明被害人已经死亡，这样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踪处理。 陪审团候选人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认识任何一位被告、律师或可能出庭的证人；在此之前他们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本案的了解，是否会影响他们能否仅仅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是否有语言或理解上的障碍，等等。 经过两个星期的筛选评定，组成了八女四男共1人的陪审团，其中有：公立学校助理厨师、电话公司技术员、图书管理员、股票经纪人、民政部工作人员、教师、律师事务所秘书、建筑工人、推销员、两名邮递员，和一位有经济学学位的妇女。按照惯例，第一位入选陪审团的成员为陪审长。此外还有六名候补陪审员。 000年月14日，对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的审判正式开庭。首席公诉人康妮·佛南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她长达小时的发言。 “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两名被贪婪和狂妄泯灭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从加利福尼亚到拉斯维加斯，从佛罗里达到纽约，警方循着他们邪恶的踪迹一直追到苏尔曼大厦，在那里，他们杀害了伊琳·苏尔曼。等你们看到和听到我们即将呈交给法庭的证据和证词，你们将会得出唯一而简单的结论：伊琳·苏尔曼已经不在人世，是这两名被告杀害了她，因为她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们找不到她的尸体，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掠夺盗窃她的财产——那座价值数百万的苏尔曼大厦。” 康妮接下去告诉陪审团，早在杀人藏尸之前很久，娴泰和肯尼就已开始精心策划如何把苏尔曼大厦据为己有。康妮提到娴泰用过的0多个别名和化名，她打给产权鉴定公司查询苏尔曼大厦有关资料的电话，以及乔装成苏尔曼夫人以骗取公证员在一张伪造的契约上盖章，那张契约将苏尔曼大厦转让给娴泰控制下的一家海外公司。康妮还提到，娴泰、肯尼如何利用苏尔曼大厦的月租收据练习伪造伊琳的签名，并试图用谎言从一位苏尔曼大厦的工作人员凡列莉·麦勒奥那里获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康妮指出，根据娴泰的笔记，二位凯梅斯已经知道了苏尔曼夫人准备将他们赶走。康妮说，伊琳·苏尔曼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曾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数十载的精明的女商人，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她周围的人和事。当她得知肯尼在苏尔曼大厦里四处查看，发现肯尼在经过保安摄像探头时总是把头扭开或以手掩面，她就对他产生了怀疑。康妮提醒陪审团成员不要忘了，当肯尼被捕时，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了两大串苏尔曼夫人的钥匙。 “伊琳·苏尔曼绝对不可能把苏尔曼大厦的钥匙交给一个外人，特别是一个她认为可疑的人。肯尼要得到这些钥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从苏尔曼夫人身上强行夺取。” 康妮还提醒大家一个事实，在过去的15年里，伊琳·苏尔曼从未在苏尔曼大厦外度过一夜。当康妮列举出十几位将要出庭的证人时，肯尼的脸色变白了，总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的娴泰也停下了笔，而且神色凝重。 被告方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首先致开场白。他强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谋杀的假说……公诉方有很多的推断和猜测，但他们找不到一个证人来证明那些强加在娴泰母子头上的罪名。没有尸体就是没有尸体。”麦可说，无力破案的警方把娴泰和肯尼抓来当替罪羊，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这场审判就如同古代条顿族实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进沸腾的油锅里由神裁决，如果那双手仍然完好无损则定为无罪。” 代表肯尼的迈尔·沙其接着说，这桩案子就好比是筑室于沙上，因为没有牢固的基础——尸体，房子再漂亮最后也还是会被推倒的。 两位被告律师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证据：化名、手枪、电子枪、假发、装在伊琳·苏尔曼电话上的窃听器、伪造的契约、伊琳已故丈夫沙缪尔·苏尔曼的护照、伊琳·苏尔曼的护照和社会安全卡、苏尔曼大厦的钥匙，等等，等等。 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4天里，公诉方向法庭展示了45件物证，包括上千页各类原始文件和一万多页复印件，传唤了一共19名证人。 伊琳·苏尔曼的副手蒙奇·梅乐斯连续三天出庭。他证明苏尔曼夫人从不独自离开苏尔曼大厦，而且从不把钥匙交给任何人，包括大厦工作人员。伊琳所有的衣服上都有特制的大口袋，装着她的老花镜、手绢和钥匙，这三件东西从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因为眼神不济，她的钥匙上都用红色指甲油做了记号，找起来比较方便。 罗蒙·卡沙尔，苏尔曼大厦0多年的总管作证说，当苏尔曼夫人失踪以后，她的钥匙和红框老花镜也不翼而飞。 静·勃格是娴泰在佛罗里达的朋友。她告诉法庭，1998年5月，她和丈夫准备到巴哈马度假之前，娴泰托她去那里一位药剂师的药房“为一位8岁的老太太”买药。据娴泰讲，这种药在美国买不到。后来勃格夫妇因故取消了那趟旅游，娴泰说没关系，她自己会给那位药剂师打电话订购。那瓶药就是警方在林肯车里搜到的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娴泰也曾经在同一家药房给肯·凯梅斯买过几种不同的安眠药。 纽约警署紧急行动处警官兼电子枪技术员在证人席上说，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购买的电子枪的电压为0万伏特，如果与人体接触5秒钟便会造成头痛、晕眩、昏迷及大脑损伤。如果长于5秒钟则会使人虚脱。他还说，警方曾使用过的同类产品的电压是5万伏特。 为公诉方出庭的其他证人有： 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娴泰和肯尼的司机兼清洁工。 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被娴泰和肯尼请到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两位公证人。 思坦利·帕得逊，卖给娴泰和肯尼枪支的原拉斯维加斯建筑工程师。 娜萘蒂·维柯斯基，娴泰一手栽培的私人公证员。 弗兰克·麦卡林，拉斯维加斯流浪汉，娴泰用他的名字为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投保后两周即发生火灾。 爱尔华·希克莱俐，伊琳·苏尔曼的朋友，服装设计师。 桑妮娅·芭普蒂丝，巴哈马群岛一家海外投资银行的业务助理，娴泰在该行开设过投资账户。 海伦·潘多拉基，伊琳·苏尔曼的朋友，1998年独立节期间正在生病，伊琳失踪那天上午曾打电话问候她的病情。 杰夫·费格，伊琳·苏尔曼的房地产管理人。 麦克司·休尔、朱迪·海曼和真正的墨尼·盖林，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马球俱乐部”公寓的邻居。二位凯梅斯盗窃了他们的信用卡、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并非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行骗。 凡列莉·麦勒奥，苏尔曼大厦主管，娴泰和肯尼曾试图向她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 蔡章，伊琳·苏尔曼的朋友，马来西亚裔服装设计师。 阿兰赛丽·列微拉，伊琳·苏尔曼失踪之日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工作人员。 卡珞·翰莘，伊琳·苏尔曼的朋友，画家兼记者。 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1998年独立节期间，除“墨尼·盖林”——肯尼外，留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房客。 鲁迪·瓦卡，伊琳·苏尔曼的朋友，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 公诉方传唤的证人还有，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办案人员、参与本案的其他执法人员、笔迹和文件鉴定专家、毒品学家、心理医生、苏尔曼大厦的其他员工和房客、伊琳·苏尔曼的医生和其他朋友、娴泰和肯尼的朋友、肯尼的前女友，以及来自产权鉴定公司、房地产估价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保险公司、银行、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社会安全卡管理局、税务局、宾馆、餐厅、停车场等等的证人。 娴泰的笔记本，特别是有关伊琳·苏尔曼的最后两本，于本案至关重要。在解释了笔记中的缩写和暗语后，公诉方向陪审团选读了其中部分内容，包括娴泰写下的她和肯尼准备要购买的武器：电棒、匕首、喷雾器等，要看的录影带：《死亡的耳语》等，要读的书：《伪造文件和其他犯罪》《如何制作消声器》等。在1998年6月14日肯尼搬进苏尔曼大厦那天，娴泰写下：“换锁/产权/随时准备打包离开。”尔后她又写下了诸如：“伊琳的作息时间？”“楼内有无其他出口？”以及纽约市房产税要点、大厦内的各员工及其日常工作安排、给思坦利·帕得逊的指示等等。 以下是笔记中的一段： 她的房间有无报警器？安全装置？bp机？弄张空白支票？我是谁？问：“我能与你合影吗？”谁是沙缪尔·苏尔曼？谁是她的朋友？她爱喝酒吗？把收据上的每月6000美元改为每6个月6000美元/查看各个房间/问她能否兑现支票/想法到各家串门/弄到钥匙/地下室？阁楼/紧急出口/设法弄到一张支票/我们和她相隔一墙吗？设法弄到她的签名/“能写下你的名字吗？”/所有的东西都装进林肯/到新泽西的路线？/彩色复印社会安全卡/买垃圾袋/卷纸巾/塑料淋浴帘/消毒剂/手套/笤帚和拖把/我们的信转到？？？/复印社会安全号一览表/开杰夫·费格账户/练习签字/打印契约/钥匙/拿走护照/拿走社会安全卡，复印/调查科比基金会/谁是律师？官员？/她有什么病吗？/她的房间有无其他出口？/爱看电影吗？/最喜欢什么？/何时睡觉？/起床？/有无朋友住在这里？/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最喜欢的花？/委托授权书/担保书/诺莉·斯韦尼——8∶0先在宾馆见面/签字/复印/轮式旅行箱/有人不喜欢她吗？谁？/她对谁不好？/物色一名亲信，在她进我房间以前给我通风报信？/把收据改成16000美元/改租房合同/林肯停在附近（未完待续） 第50章 最令人难忘的是：陪审团听到伊琳·苏尔曼本人的声音。第44号物证是娴泰和肯尼偷录的一段电话录音。在给伊琳打这通电话之前，娴泰事先在笔记本上草拟了要说的话。她冒充拉斯维加斯某赌场的业务代表，试图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 “您坐稳当了，我要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娴泰的声音。 “我坐得很稳当。”伊琳·苏尔曼说。 “您赢了一个完全免费的到拉斯维加斯的四天假期，包括往返机票、星级宾馆、免费饮食和1000美元赌资……” “告诉我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骗局。” “绝对不是骗局。这是我们新近推出的一项促销活动，完全靠抽签来决定赢家。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光临，但您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您不能在两个月内安排这次假期，就算您自动放弃……现在请允许我再耽误您两分钟的时间问几个小问题。您开车吗？” “不开。” “那您的社会安全号码是……？” “我不记得。你把资料都寄给我，如果我觉得不错，再给你社会安全号。” 000年5月4日，公诉方宣布听证结束。 被告方的听证只用了一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证人——笔迹鉴定专家马克·丹彼克斯。他的证词，总的来说，只是反驳公诉方证人、笔迹鉴定专家约翰·奥斯波恩的某些观点。马克认为，笔迹鉴定、严格地讲，并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没有确切的依据，其基本方法只是比较对照，所以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娴泰或肯尼就一定是那十几本笔记的作者。至于约翰·奥斯波恩所证明的，在转让契约和委托授权书等文件上，伊琳·苏尔曼的签名并非真迹，马克未加任何评论。 被告方律师正要起身告诉法官和陪审团听证结束，娴泰突然插言说，她要到证人席上作证。“只有我才能向陪审团证明我们的无辜和清白。”被告方请求暂时休庭，让他们与娴泰谈谈。 律师们知道娴泰准备要说什么，她已事先写好了约000字的稿子，又是一篇故事新编。说她早就与伊琳·苏尔曼相识。1997年，伊琳私下里对她说钱快花光了，想卖掉这幢公寓后躲到什么地方去隐居养老享清闲，托娴泰替她寻找买主。由于某种原因，伊琳不希望这桩买卖公开。娴泰的朋友和会计师亚伦·卢梭表示对苏尔曼大厦有兴趣，请娴泰出面帮助他调查产权等资料，并派她来纽约与伊琳秘密接洽。亚伦用朋友墨尼·盖林的名字为娴泰租下了1b房间，伊琳经常趁早晨或晚上无人之时来1b与娴泰商谈有关事宜。两位公证人在1b房间见到的确实是伊琳·苏尔曼本人。转让契约办好后，伊琳把一些东西，包括证件、钥匙等等交给了娴泰，然后携巨款隐居而去。没有人加害于她，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思坦利·帕得逊是亚伦·卢梭派来接手苏尔曼大厦的。伊琳·苏尔曼失踪后，警方破案无门便栽赃娴泰母子，所有的证据都是警方安排的，100多个证人全是假的。 被告律师与他们的委托人在一间会议室里商谈了两个多小时。娴泰固执己见，对律师们的劝告充耳不闻，坚信她那篇破绽百出的故事能够打动说服陪审团。肯尼急了，他流着眼泪恳求母亲说：“他们说的对，妈妈，如果你出庭作证我们就死定了。我们会输得很难看，我这一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这位二十几岁的毛孩子仍天真地相信，没有尸体就判不了他们的罪。但娴泰不为所动：“宝贝儿，我知道该怎么办。” 律师们只得再换一个角度。麦可·哈迪语重心长地对娴泰说：“你知道，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你就是孤军奋战，我们谁也帮不了你。你觉得你有把握自己对付公诉方那些交叉取证的问题吗？” 娴泰不语。 霍赛·慕尼茨插话道：“这是一场旁证审理，他们可以向你提任何问题。你想没想过，假如他们提到十年前那桩奴役案会是什么结果？别忘了，陪审团里只有三位白人，其他全是黑人和南美人。” 麦可继续说：“要不我们演习一下交叉取证试试。我们每个人问你一个问题。” 霍赛第一个提问。娴泰听了他的问题就傻了，嗫嚅半晌，然后转向其他律师说：“我该怎么回答？” 下午点0分，当被告一行回到法庭时，肯尼的脸上带着微笑。霍赛·慕尼茨起身道：“法官大人，我们的委托人请求讲几句话。” “她决定不再作证，是吗？”冉娜·乌维勒法官问。 “我不是很清楚。”霍赛耸耸肩。 “法官大人，我只是想……我希望我有权问一个问题。”娴泰开始说。 “你可以问，但我不一定回答。” “这是一起冤案。我请求您允许电视直播，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 “你的律师曾经提过类似的请求，但已被否决了。” “那我请求向媒体发表讲话。” “你得通过律师提出正式申请。” 娴泰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纠缠。法官冉娜制止她说：“谢谢你，凯梅斯女士，你可以坐下了。” “不！我不会坐下，我要作证。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是冤枉的。让我到证人席上作证！” “你可以作证。” “但是我害怕。害怕你，害怕这个司法系统，害怕流言蜚语，害怕媒介灌输给公众的那些谎言。”娴泰的声音越来越高。 “请你坐下！”乌维勒法官厉声道。 娴泰已变得歇斯底里。她转向挤得水泄不通的旁听席：“这是一个公正的所在吗？我们没有罪，我们是无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们吧！”她抽泣着，声音哽咽。一名法警过来将她按在座位上。 “凯梅斯女士，”法官冉娜·乌维勒正色道，“请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将把你逐出本庭。你必须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本庭的规章。所以请你听好了，如果再发生如此咆哮公堂的事件，你将会被驱逐出庭，而本案将在你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 从5月8日到1日，双方的收场白或总结性发言持续了整整一周。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在发言中重申了他的“替罪羊”理论，指责警方没有做彻底的调查，没有追查其他可能的作案人，特别是苏尔曼大厦的员工和科比基金会。科比基金会是伊琳·苏尔曼为纪念她的母亲而设立的，其宗旨是挽救和弘扬濒于绝迹的手工针线和刺绣艺术。伊琳·苏尔曼在其遗嘱中将她财产的大部分捐赠给该基金会。麦可还从被告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警方在林肯轿车、1b房间和黑色提包里收集到的物证，“无非是些日常用品”。至于枪支，麦可说，在这个国家，携带枪支的人比比皆是，但你并不能因此就指控他们是杀人犯。“我相信，你们在思坦利·帕得逊的家里会看到更多的枪支。”麦可·哈迪最后提醒陪审团成员，不可让对伊琳·苏尔曼的同情左右了本案的裁决。 迈尔·沙其则侧重于质疑某些证人的可信度。他再次提到“筑室沙上”的比喻。最后委婉地为他的委托人肯尼讲了一句话：“请对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公平一点。毕竟在他的生活中，他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由于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多次提议，一定要把肯尼与自己绑在一起作为“联合被告”受审，所以迈尔在发言中不便过多地指责娴泰，从而为肯尼争取较好的结果。 公诉方的两名女将，安娜·冬妮立和康妮·佛南达，利用这最后的机会重新浏览和回顾了所有的物证和证词，告诉陪审团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从这些如山的铁证中作出自己的裁决。最后，康妮复述了一遍警方和公诉方重组的案情经过：“他们扼住她的脖子，使她窒息而死。他们包裹好尸体，塞进林肯车的后厢，然后运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扔掉。他们夺走了如同她身体一部分的私人钥匙，洗劫了她的房间，抢走了她的个人物品。当娴泰和肯尼被捕时，这些属于伊琳·苏尔曼的东西就在他们身上，而几小时之前，有人还看见伊琳活着……不要因为没有尸体就让这两个被告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正因为没人能找到被害者的尸骨，更说明了作案人的凶险狡诈诡计多端。对他们来讲，伊琳·苏尔曼不过是件东西，一个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一块必须搬掉的绊脚石。但是对她的朋友们而言，就在她失踪的前一天，7月4日晚上，伊琳·苏尔曼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5月15日，星期一，1名陪审员逐一经过被告席走进审议室，在他们的身后大门关上了。40分钟后，陪审长送出第一张给法官的条子，陪审团成员需要一张苏尔曼大厦一楼的平面图，以确定伊琳·苏尔曼的1a办公套房和肯尼租住的1b房间的相关位置。在以后的几天里，条子源源不断地送出。陪审团还索取了伪造的契约，笔记本，以及警方在苏尔曼大厦内拍摄的照片等等。在讨论窃听罪时，两名陪审员要求法庭证明娴泰和肯尼确实拥有窃听装置，而且那些窃听磁带确实存在，尽管在法庭上播放过某些段落。陪审员们承认，有的要求只是出于好奇，“一直听人说起，所以总想看看。”他们还多次要求冉娜·乌维勒法官向他们详细解释有关法律条款，或请法庭文书重念某段证词。 就肯尼到底算不算他母亲的受害者这个问题，陪审团作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这么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他有一个非常霸道的母亲。”但另一方面，尽管并非主谋，肯尼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位年轻的陪审员指出：“我和他同龄，我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毕竟不是孩子，应该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肯尼的脸上总是一副无辜的表情。但当有人切中他们的要害时，几位陪审员注意到，肯尼会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证人。“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完全有可能杀人。”一位陪审员说。 至于1998年7月5日，从上午11点6分到下午点4分，即娴泰的手机关机的那三个小时空隙，陪审团认为，娴泰和肯尼完全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杀了伊琳·苏尔曼，收拾现场，开车到新泽西州某处扔掉尸体，再返回曼哈顿。他们还认为，如果那天阿兰赛丽·列微拉碰巧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到一楼，或被娴泰和肯尼撞见，她也有可能会惨遭毒手。这一点，与纽约警署专案组的约瑟夫·雷兹尼克在办案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 陪审团在审议开始之前一致同意，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对起诉书上列举的罪行逐项进行裁决。娴泰被指控的罪行包括：杀人罪项、非法持枪罪4项、伪造罪16项、窃听罪9项，还有抢劫罪、盗窃罪、策划阴谋罪、非法侵占巨额财产未遂罪、非法拥有盗窃物品罪和非法拥有伪造文件罪各1项，共计58款。肯尼被指控的罪行与娴泰相似，但有17项伪造罪和项非法拥有伪造文件罪，共计60款。每次表决之前总有人问：“这次是谁？”如果是娴泰，有的陪审员会高举双手，以示对她应罪加一等，加倍惩罚。 5月18日午后，陪审团终于就起诉书上对娴泰和肯尼的一共118项指控一一作出了裁决。 下午点，法庭内外已是人山人海。点45分，当两位凯梅斯被带到被告席上就座时，肯尼尚能保持镇静，娴泰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的头不时神经质地晃来晃去，焦虑但仍带凶光的眼神就像一只等待着被屠宰的惊恐万状的笼中野兽，她不停地问身边的霍赛·慕尼茨：“我们输定了，是吗？”“他们会裁决我们有罪，是吗？” 点54分，法警打开审议室的大门，1名陪审团成员鱼贯而出。一时间，法庭内所有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他们身上。众人试图从陪审员们的举止表情猜出两名被告的命运。 待他们在陪审席上坐定，法官冉娜·乌维勒关照了陪审长几句话后，法庭文书问道：“陪审长女士，请问陪审团是否已作出了裁决？” “是。” “起诉书第一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二级(故意)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起诉书第二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抢劫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起诉书第三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盗窃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窃听？”“伪造？”“非法持枪？”“非法拥有盗窃物品？”…… “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0分钟里，陪审长一连说了118个“有罪”，娴泰58个，肯尼60个。因为警方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体，公诉方不可能以一级或预谋杀人罪起诉两名罪犯。 娴泰完全吓瘫了。她双目紧闭，头靠在霍赛·慕尼茨的肩上。法警来到她身后，她竟半天站不起来。 当肯尼被法警带走时，他平静地对娴泰说：“妈妈，我爱你。别着急，这事还没完。”他是指他们还会上诉。 000年6月7日，本案的两名被告数罪并罚，娴泰·凯梅斯被判刑17年零8个月，肯尼·凯梅斯被判刑10年。 在宣布判决之前，法官冉娜·乌维勒在法庭上说：“在我多年的法官生涯中，不管被告犯的是什么样的罪，对我来讲，判刑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甚至痛苦的职责。但是今天我要说，我不感到痛苦。” 00年，娴泰和肯尼被引渡到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他们将在这里接受达威·卡兹丁谋杀案的审判。 本书收集的案例都曾在美国社会轰动一时。其中不乏犯罪学、法医学和刑侦学的经典，也有为法学界人士广为传颂的法庭辩论的精华，更有奇案、悬案和历时数载乃至数十载的疑难案。 这不是侦探小说，也不是恐怖电影，既没有作者安排的曲折，也没有读者企盼的圆满，其引人入胜之处只在于——真实。（未完待续）